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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似乎已有定论，大凡讲述中共党史，都有明确记载党的“一大”在嘉兴南湖租船开会的事，这是王会悟的主意，也是由她去操办一切的。
但在韦韬、陈小曼著《我的父亲茅盾》一书中却有如下记载：
“由于经常为《共产党》写稿，父亲(指茅盾——作者注)与李达的交往也就日趋密切。那时父亲的一个远房姑母王会悟，(她比父亲还小两三岁)从乌镇来到上海，父亲把她介绍给了李达，不久他们就结婚了。党的一大召开时，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就是王会悟出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父亲的内弟孔另境(当时他正在嘉兴中学念书)出力联系的。”
1964年4月，我(指作者——编者注)陪同父亲回家乡乌镇时，父亲特意去了一次南湖，并指着湖边的房子说，此地我熟悉，当年我就是到这儿帮助王会悟租船的。
再早几年，大约1960年前后，父亲有两次很晚才回家，他说到嘉兴议事开会去了，为修复“一大”开会时租用过的船。我问，为什么找你?他说，我对嘉兴的游船熟悉，去介绍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包括船只内部的结构特点等。当然还请了其他熟悉情况的人。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收到南湖纪念馆寄来的两张方形照片——《南湖革命纪念船》《中共“一大”革命纪念船船舱》，说是修复船的实景，请父亲提出意见。这两张照片至今还收藏在我的资料夹里。
就此，我知道这条船和父亲有点关系，但不便信口说话。然而，此事也并非完全无人知晓。在我的日记里曾有一段记录：
1979年7月29日星期日下午去徐恭时家，他非常用功，掌握材料很多。几个月前(3月18日)他对我说，他知道“一大”南湖租船的事与我父亲和茅盾有关。我很惊奇，他怎么知道?今天又特意去问他关于南湖租船的事。回家，又问了母亲，情况大致是“一大”会议在上海兴业路开了几天，以后需要转移，想去杭州，但考虑太闹。此时李达是代表，他夫人王会悟是乌镇人，与姑妈孔德址很熟，他们商量去南湖比较好。具体借船人是父亲，这时他在嘉兴读书。茅盾也是有关人员，并且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在恢复这艘船的时候，父亲和茅盾都去看过，对这船的格局提出过意见。
徐恭时先生1961—1962年间曾是“茅盾资料编辑小组”成员，这个小组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掌握的“南湖租船人”信息，大致也源于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但是，我没能看到当年的资料记载。
那么，茅盾是否知道召开“一大”会议?他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
1920年7月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了。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我是1920年10月间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党小组的，和我同时参加共产党小组的还有邵力子。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办教育去了，我和李汉俊等都去送行……“一大”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但陈独秀当时尚在广州，并未出席“一大”。上海出席“一大”的是李汉俊和李达。
从中可知，茅盾对于召开“一大”是完全知情的。
我还注意到王会悟的几次叙述。
其一，1991年冬季和1992年8月，浙江桐乡人柏春两次赴北京录音采访了王会悟。王会悟讲述了当年的情况：
上海侦探很多，“一大”没开完就被发现了，李达也不知道下一步到底怎么样。他们都是书呆子……有人提议去西湖。我说怎么能去西湖呢，已经被巡捕房注意，即使到了杭州也是要被察觉的……，刚开始，大家讨论，后来结论是，这也不能去、那也不能去……于是，我就说，要去一个大家想不到又可以去的地方……去南湖，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董必武特别赞同。
谈到为什么提议去南湖时，王会悟解释说：
火车来来去去都通的，打听的侦探也少。我说嘉兴的情况我熟悉，要是有事的话还有我同学，我在嘉兴读过书，朋友都是有钱的，至少我的朋友不是地痞流氓，不会出卖……我还跟他们讲，桌上要放一副麻将，有情况时可以作掩护……
其二，在乌镇西栅王会悟纪念馆，题为《“一大”卫士——王会悟》的展览文字中有如下介绍：
……王会悟立即受命了解上海到嘉兴的火车班次，又先行赶往嘉兴安排一切。她先到市区张家弄鸳湖旅馆包租两间客房，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馆账房代雇了一艘中型画舫式游船，还预定了一桌酒菜。安排完这些，王会悟便到车站迎接代表们的到来。
王会悟用机智和勇敢确保了“一大”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王会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会悟在其回忆中突出了她个人的功绩，这是她应有的光荣。别人似乎不便补充和更正。父亲生前不用文字记载下来当时的有关细节，大约也出于此心。
2008年3月29日，我拨通了北京茅盾之子韦韬家的电话，向他核实情况。他肯定他在书中的记述是准确的，是其父母在世时讲述的史实。
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把这件事记述下来。
但在韦韬、陈小曼著《我的父亲茅盾》一书中却有如下记载：
“由于经常为《共产党》写稿，父亲(指茅盾——作者注)与李达的交往也就日趋密切。那时父亲的一个远房姑母王会悟，(她比父亲还小两三岁)从乌镇来到上海，父亲把她介绍给了李达，不久他们就结婚了。党的一大召开时，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就是王会悟出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父亲的内弟孔另境(当时他正在嘉兴中学念书)出力联系的。”
1964年4月，我(指作者——编者注)陪同父亲回家乡乌镇时，父亲特意去了一次南湖，并指着湖边的房子说，此地我熟悉，当年我就是到这儿帮助王会悟租船的。
再早几年，大约1960年前后，父亲有两次很晚才回家，他说到嘉兴议事开会去了，为修复“一大”开会时租用过的船。我问，为什么找你?他说，我对嘉兴的游船熟悉，去介绍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包括船只内部的结构特点等。当然还请了其他熟悉情况的人。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收到南湖纪念馆寄来的两张方形照片——《南湖革命纪念船》《中共“一大”革命纪念船船舱》，说是修复船的实景，请父亲提出意见。这两张照片至今还收藏在我的资料夹里。
就此，我知道这条船和父亲有点关系，但不便信口说话。然而，此事也并非完全无人知晓。在我的日记里曾有一段记录：
1979年7月29日星期日下午去徐恭时家，他非常用功，掌握材料很多。几个月前(3月18日)他对我说，他知道“一大”南湖租船的事与我父亲和茅盾有关。我很惊奇，他怎么知道?今天又特意去问他关于南湖租船的事。回家，又问了母亲，情况大致是“一大”会议在上海兴业路开了几天，以后需要转移，想去杭州，但考虑太闹。此时李达是代表，他夫人王会悟是乌镇人，与姑妈孔德址很熟，他们商量去南湖比较好。具体借船人是父亲，这时他在嘉兴读书。茅盾也是有关人员，并且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在恢复这艘船的时候，父亲和茅盾都去看过，对这船的格局提出过意见。
徐恭时先生1961—1962年间曾是“茅盾资料编辑小组”成员，这个小组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掌握的“南湖租船人”信息，大致也源于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但是，我没能看到当年的资料记载。
那么，茅盾是否知道召开“一大”会议?他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
1920年7月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了。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我是1920年10月间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党小组的，和我同时参加共产党小组的还有邵力子。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办教育去了，我和李汉俊等都去送行……“一大”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但陈独秀当时尚在广州，并未出席“一大”。上海出席“一大”的是李汉俊和李达。
从中可知，茅盾对于召开“一大”是完全知情的。
我还注意到王会悟的几次叙述。
其一，1991年冬季和1992年8月，浙江桐乡人柏春两次赴北京录音采访了王会悟。王会悟讲述了当年的情况：
上海侦探很多，“一大”没开完就被发现了，李达也不知道下一步到底怎么样。他们都是书呆子……有人提议去西湖。我说怎么能去西湖呢，已经被巡捕房注意，即使到了杭州也是要被察觉的……，刚开始，大家讨论，后来结论是，这也不能去、那也不能去……于是，我就说，要去一个大家想不到又可以去的地方……去南湖，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董必武特别赞同。
谈到为什么提议去南湖时，王会悟解释说：
火车来来去去都通的，打听的侦探也少。我说嘉兴的情况我熟悉，要是有事的话还有我同学，我在嘉兴读过书，朋友都是有钱的，至少我的朋友不是地痞流氓，不会出卖……我还跟他们讲，桌上要放一副麻将，有情况时可以作掩护……
其二，在乌镇西栅王会悟纪念馆，题为《“一大”卫士——王会悟》的展览文字中有如下介绍：
……王会悟立即受命了解上海到嘉兴的火车班次，又先行赶往嘉兴安排一切。她先到市区张家弄鸳湖旅馆包租两间客房，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馆账房代雇了一艘中型画舫式游船，还预定了一桌酒菜。安排完这些，王会悟便到车站迎接代表们的到来。
王会悟用机智和勇敢确保了“一大”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王会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会悟在其回忆中突出了她个人的功绩，这是她应有的光荣。别人似乎不便补充和更正。父亲生前不用文字记载下来当时的有关细节，大约也出于此心。
2008年3月29日，我拨通了北京茅盾之子韦韬家的电话，向他核实情况。他肯定他在书中的记述是准确的，是其父母在世时讲述的史实。
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把这件事记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