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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国庆之后，张家口一带的天空，出现一架神秘的飞机盘旋。这是林彪等人乘坐的“子爵号”专机，他们在勘察地形。此时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的百万陈兵正让成立20年的新中国政府感受到空前压力。“备战”的热潮也空前高涨
多媒体幕布上闪烁着黑白老照片，下面正对的桌子中央，大红的布裹着一个骨灰盒。因为阴阳隔断了岁月——里面的逝者不到25岁，而外面的他的60多个同窗好友，都已经两鬓花白。他们或是半个世纪之前上海复兴中学和育才中学的青年学生，或是上世纪60年代清华大学的天之骄子。他们从五湖四海赶到这里，追悼这位40年前罹难的同学，以及，他们逝去的青春。
定格在花样年华
1月30日，上海市福寿园多功能悼念厅，追悼会主题是“景仲回家”。自1959年14岁以后就再没见过父亲的曹景仲，今天终于能够和爸爸曹聚仁、妈妈邓珂云葬在一起了。
200多张照片从大屏幕上翻过，每一张都是俊朗而青涩的脸庞。同学们说，他的生命定格在了24岁。
40年前的这一天，即1970年1月30日，已经是林彪下达紧急战备“一号号令”的三个多月以后了。河北省张家口市偏远的坝上沽源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遥控地雷试改装工作正在县农机一厂的澡堂里忙碌地进行着。
“一号号令”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
此时，在沽源县农机一厂执行遥控地雷试制工作的除了复转军人王庆啟、青年焊工高克文以及从铁业社借调来的鍛工张文义之外，还有24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曹景仲。曹景仲分配到沽源县农机厂有两年多时间，找了一位纯朴的牧羊人的女儿准备结婚。他已经下定决心，铆足了干劲要把自己的青春和未来安放在这个贫穷偏僻同时又是祖国需要的地方。
其实对于曹景仲而言，动手动脑的活是从来难不倒他的，更是聪颖好学的他所热衷的。制作炸弹的尝试，他甚至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育才中学的同学梅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用棉花泡了硝酸和硫酸，晒干之后塞在装香烟的锡罐子里，一引爆，还炸得很响。
据公开的史料记载，1969年3月中苏之间的对抗突然升级，苏军陈列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军队从赫鲁晓夫时期的十个师激增到40个师。不仅如此，苏军还在中苏边界不断挑起事端和冲突，甚至是流血的冲突。
关于张家口当时的形势，阎铭在回忆父亲阎仲川(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时谈到，“(1969年)国庆节总算平安地过去了，但战备工作丝毫没有放松。国庆节刚过，父亲与空军司令吴法宪、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等，陪同林彪乘‘子爵号’专机勘察了张家口一带的地形，检查了驻军的战备工作。”
其实在那以前，这个农机厂已经承担了一段时间“备战”任务了，“一号号令”发布的前后，沽源县农机厂已经在狼尾巴山上成功制造了遥控地雷、手榴弹和半自动步枪。
“这跟大炼钢铁的荒诞和浪费还并不是一码事。”曹景仲的弟弟曹景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是条件有所限制，但我哥哥他们还的确搞了些东西出来。”1947年出生的曹景行，曾任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凤凰卫视言论部总监等。
根据农机厂老工人高克文回忆，那时候的“土法上马”是非常艰难目冒险的，比如搞遥控用的变阻器，没有合适的材料，就买了两块银元替代；配置手榴弹导火索时，就把玻璃捣碎、研细，和硫磺搅和后制成；电雷管则是由普通手电筒的灯泡，引出两根极线，装到接收器上……在艰苦的条件下，人们凭借着卓越的创造力完成了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此时的曹景仲，已经因为研磨火药而意外受伤，左眼险些失明，刚接受治疗回来。
也正是因为条件有所限制，所以没能避免当天那一场惨烈的事故：1月30日下午4点10分左右，有人不小心碰到了雷管，爆炸当场造成了3人身亡，1人重伤，遇难者分别为曹景仲、王庆啟、张文义。
两个葬礼
“妈妈，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我们到别人那里去别大哭大闹的……”30岁的曹雷在奔丧的时候对母亲邓珂云说。
那时候，已经临近除夕。如果不发生这次事故，沽源正按部就班地迎接一个紧张而欢乐的“革命性新年”。
但是，那一声爆炸让整个县城为之惊骇。零下三四十度的腊月里，上千名老乡及驻地解放军为三位因公殉职的英雄送别。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在冰天雪地中缓缓前行，冰封三尺的硬土地是用炸药炸开来放的棺木。时年22岁的曹景行低头默默抱着哥哥的遗像，妈妈和姐姐也都十分克制。
他们还要赶着在除夕之前把事情办好离开沽源，“否则给别人添太多麻烦，别人也得过年。”曹雷说：“我们只是觉得心如刀绞的痛苦，并没有怨天尤人，因为苦难并不只是降临我们这一家，这种事情在当时实在太正常，就像现在的矿难一样。”
要把弟弟带回故乡——这是曹雷40年来一直压在心里的一桩事。年近古稀的曹雷告诉本刊记者，大弟弟非常聪明、勤奋，爱好很多，喜欢摄影、拉小提琴，他天资过人，做什么都能做到最好。
1962年，22岁的曹雷刚从戏剧学院毕业，开始了演艺人生。在《金沙江畔》的外景基地，正扮演着美丽的藏族公主珠玛。那时她接到17岁的景仲兴高采烈地打来的电报：“考上清华大学”。
曹景仲上大学之后，关注着姐姐拍的每一部电影，他告诉曹雷说：“姐姐你知道吗?我是最最关心你的人!”
1968年，曹景仲从外地带了大虾回家送给怀孕的姐姐吃，不料姐姐被单位的造反派整得流产了，他为了保护病床上的曹雷不被欺负，自己被那些造反派拖到姐姐单位里打了一顿……
这样一个可爱和懂事的弟弟在顷刻间惨死，曹雷说，这是她心里一辈子也无法恢复的伤口。
“我们去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他了，他们用处理战场上士兵遗体的方式，用纱布把他裹成了一个人形……他们说，脑子都已经炸得没有了……”曹雷用手捂着嘴，过了许久，她向前伸出双手，哽咽着说：“我就这么……摸了他一下。”
40年后的这一天，曹雷俯身在地上，用洁白的毛巾轻轻擦拭着弟弟新的墓碑。那上面印着弟弟年轻英俊的笑脸。“今天回家了啊……”她温柔地、轻声对着弟弟说。
这一次的葬礼没有喧嚣的唢呐，也没有壮观的千人队伍。除了自己的亲人外，就是60多位与他一起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师和同学，大家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支白色的玫瑰。
曹景行无法释怀哥哥曾经奉献出青春和生命的沽源县，前去几次之后，他为那个国家级贫困县感到忧心。在葬礼上，他告诉哥哥的同学们，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那里贫困的学生。
身后的颠沛流离
1956年到60年代，作为“中间人”的曹聚仁利用自己国共两党间的人脉，反复奔走于大陆与台湾之问，为两岸的统一谈判牵线搭桥。1959年之后，由于谈判进入非常敏感的阶段，他再也没有 回过家。
曹聚仁的妻子邓珂云曾经是与他一起在战火硝烟中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但这时候也只得与他长期分居。为了照顾孩子和老人，邓珂云只能退守一位家庭主妇的角色。
邓珂云告诉三个孩子，爸爸做的工作，绝对不能对外讲半句，因为爸爸是在为国家工作。所以，曹雷、曹景仲和曹景行从少年时起，就知道爸爸是在做什么事，知道跟爸爸打交道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爸爸所承担的民族大义感到自豪。即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当所有人都以“有海外关系”而疏远甚至敌视三姐弟的时候，他们依然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受到逼问、受到攻击的时候也不作任何解释。用曹雷的话说，就是“忍辱负重”，因为他们相信爸爸不是间谍。
然而也正是因为有爸爸这层神秘的“海外关系”，曹景仲毕业后分配到了最艰苦、最贫困的坝上。当时沽源县没有火葬场，曹景仲的遗体就按照当地习俗入殓棺葬。
也正是因为当时复杂且严峻的社会背景，曹聚仁未能回到大陆参加儿子的葬礼。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获悉曹家的情况之后，特批邓珂云前去澳门，安抚和陪伴这位老年丧子的爱国人士。
两年后，即1972年，曹聚仁因为骨癌在澳门去世，享年72岁。
曹雷告诉本刊记者，爸爸也是经过数次迁葬，才最终安葬在上海的这座墓园里：1972年曹聚仁在澳门去世以后，尊周总理“叶落归根”之嘱，他们将骨灰带回。当时上海没有墓地，就听从在南京的叔叔的建议，将曹聚仁安葬在南京雨花台边的一个生产队的墓地里。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那块地方要建工厂，他们又只得将父亲迁葬到南京的另一处墓地。这时候，整个国家的形势开始好转了，曹雷的小弟曹景行也考上了大学。
1991年，邓珂云去世，与曹聚仁合葬。
1996年，营家突然接到政府的通知，说是那块墓地要拆了建高速公路，限定家属在月底之前将各家的骨灰拿走。无奈，曹聚仁夫妇的遗骨又被取出来，带回上海。
1998年，曹聚仁夫妇的墓碑在上海福寿园建了起来。
此后，将离家千里外的曹景仲带回家的愿望，在他们姐弟心中越来越强烈。
2009年夏天，姐弟俩终于成行，将曹景仲的遗骸从沽源县的坟墓里取出，火化后带回了上海。2010年1月30日，曹景伸逝世40周年纪念日这天，他的姐弟在福寿园为他举行了第二次葬礼。分离半个多世纪的曹聚仁，曹景仲父子，终以相伴长眠的方式团聚。
那个年代
让曹雷姐弟没有想到的是，曹景仲的这场葬礼，竟然来了这么多的同学。除了家在上海的同学以外，还有许多周学是从深圳、天津、马鞍山等地专程赶来。
清华大学冶金系68届的同学们，竟然还用“人肉搜索”的方法，将多年失去联系的景仲同学的同窗好兄弟们找来了，他们带来了许多曹雷和曹景行此前都不知道的故事和照片。上海复兴中学除了十多个同学之外。曹景仲的班主任老师也来为他送行，还有位素不相识的教师闻讯从浦东赶来。
曹景仲的老同学邱忠美、梅龙、刘芬著等人均告诉本刊记者：“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非常重情义。”相隔40年之后，那些让他们“不堪回首”的往事，又如此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在清华大学，最能与曹景仲“同病相怜”的好兄弟是李阳光。1968年，他也因为“海外关系”被分配在陕西岐山县农机厂做工人，八年后转调至缝纫机厂任技术员，直到1978年通过研究生考试，回到清华大学深造，继而留校；1983年筹建深圳大学时，受邀去了深圳，成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
梅龙也是受“海外关系”影响的同学，毕业后分配到南京一家化工厂当工人，在他“浪费了15年”青春之后，1980年去了美国纽约大学深造。2002年回国，担任美国一家公司驻华分公司的总经理。
其他没有“海外关系”的同学，受当时政治氛围的影响，也几乎全都分配到比较偏远和艰苦的地方。后来，有的人出国，有的人下海，有的人重回學界，也有的人默默地顺从于命运，从此再无大的改变。
许多同学都开始设想和讨论，如果景仲同学当时没有遇难，他会有怎样的人生。多数人的结论都是，他一定很杰出。梅龙说，按照他对景伸的理解，“他一定去考研了，1980年的时候，说不定跟我一起出国了，现在或许是享有盛名的技术人才……”
这一次葬礼，按照曹雷最初的设想，那都已经过去40年了，不要搞得悲悲戚戚的，大家都并心一点，“就算是欢迎景仲回家。”即便如此，更多的同学在谈到那段历史时，依然唏嘘不已。
多媒体幕布上闪烁着黑白老照片，下面正对的桌子中央，大红的布裹着一个骨灰盒。因为阴阳隔断了岁月——里面的逝者不到25岁，而外面的他的60多个同窗好友，都已经两鬓花白。他们或是半个世纪之前上海复兴中学和育才中学的青年学生，或是上世纪60年代清华大学的天之骄子。他们从五湖四海赶到这里，追悼这位40年前罹难的同学，以及，他们逝去的青春。
定格在花样年华
1月30日，上海市福寿园多功能悼念厅，追悼会主题是“景仲回家”。自1959年14岁以后就再没见过父亲的曹景仲，今天终于能够和爸爸曹聚仁、妈妈邓珂云葬在一起了。
200多张照片从大屏幕上翻过，每一张都是俊朗而青涩的脸庞。同学们说，他的生命定格在了24岁。
40年前的这一天，即1970年1月30日，已经是林彪下达紧急战备“一号号令”的三个多月以后了。河北省张家口市偏远的坝上沽源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遥控地雷试改装工作正在县农机一厂的澡堂里忙碌地进行着。
“一号号令”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
此时，在沽源县农机一厂执行遥控地雷试制工作的除了复转军人王庆啟、青年焊工高克文以及从铁业社借调来的鍛工张文义之外，还有24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曹景仲。曹景仲分配到沽源县农机厂有两年多时间，找了一位纯朴的牧羊人的女儿准备结婚。他已经下定决心，铆足了干劲要把自己的青春和未来安放在这个贫穷偏僻同时又是祖国需要的地方。
其实对于曹景仲而言，动手动脑的活是从来难不倒他的，更是聪颖好学的他所热衷的。制作炸弹的尝试，他甚至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育才中学的同学梅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用棉花泡了硝酸和硫酸，晒干之后塞在装香烟的锡罐子里，一引爆，还炸得很响。
据公开的史料记载，1969年3月中苏之间的对抗突然升级，苏军陈列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军队从赫鲁晓夫时期的十个师激增到40个师。不仅如此，苏军还在中苏边界不断挑起事端和冲突，甚至是流血的冲突。
关于张家口当时的形势，阎铭在回忆父亲阎仲川(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时谈到，“(1969年)国庆节总算平安地过去了，但战备工作丝毫没有放松。国庆节刚过，父亲与空军司令吴法宪、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等，陪同林彪乘‘子爵号’专机勘察了张家口一带的地形，检查了驻军的战备工作。”
其实在那以前，这个农机厂已经承担了一段时间“备战”任务了，“一号号令”发布的前后，沽源县农机厂已经在狼尾巴山上成功制造了遥控地雷、手榴弹和半自动步枪。
“这跟大炼钢铁的荒诞和浪费还并不是一码事。”曹景仲的弟弟曹景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是条件有所限制，但我哥哥他们还的确搞了些东西出来。”1947年出生的曹景行，曾任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凤凰卫视言论部总监等。
根据农机厂老工人高克文回忆，那时候的“土法上马”是非常艰难目冒险的，比如搞遥控用的变阻器，没有合适的材料，就买了两块银元替代；配置手榴弹导火索时，就把玻璃捣碎、研细，和硫磺搅和后制成；电雷管则是由普通手电筒的灯泡，引出两根极线，装到接收器上……在艰苦的条件下，人们凭借着卓越的创造力完成了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此时的曹景仲，已经因为研磨火药而意外受伤，左眼险些失明，刚接受治疗回来。
也正是因为条件有所限制，所以没能避免当天那一场惨烈的事故：1月30日下午4点10分左右，有人不小心碰到了雷管，爆炸当场造成了3人身亡，1人重伤，遇难者分别为曹景仲、王庆啟、张文义。
两个葬礼
“妈妈，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我们到别人那里去别大哭大闹的……”30岁的曹雷在奔丧的时候对母亲邓珂云说。
那时候，已经临近除夕。如果不发生这次事故，沽源正按部就班地迎接一个紧张而欢乐的“革命性新年”。
但是，那一声爆炸让整个县城为之惊骇。零下三四十度的腊月里，上千名老乡及驻地解放军为三位因公殉职的英雄送别。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在冰天雪地中缓缓前行，冰封三尺的硬土地是用炸药炸开来放的棺木。时年22岁的曹景行低头默默抱着哥哥的遗像，妈妈和姐姐也都十分克制。
他们还要赶着在除夕之前把事情办好离开沽源，“否则给别人添太多麻烦，别人也得过年。”曹雷说：“我们只是觉得心如刀绞的痛苦，并没有怨天尤人，因为苦难并不只是降临我们这一家，这种事情在当时实在太正常，就像现在的矿难一样。”
要把弟弟带回故乡——这是曹雷40年来一直压在心里的一桩事。年近古稀的曹雷告诉本刊记者，大弟弟非常聪明、勤奋，爱好很多，喜欢摄影、拉小提琴，他天资过人，做什么都能做到最好。
1962年，22岁的曹雷刚从戏剧学院毕业，开始了演艺人生。在《金沙江畔》的外景基地，正扮演着美丽的藏族公主珠玛。那时她接到17岁的景仲兴高采烈地打来的电报：“考上清华大学”。
曹景仲上大学之后，关注着姐姐拍的每一部电影，他告诉曹雷说：“姐姐你知道吗?我是最最关心你的人!”
1968年，曹景仲从外地带了大虾回家送给怀孕的姐姐吃，不料姐姐被单位的造反派整得流产了，他为了保护病床上的曹雷不被欺负，自己被那些造反派拖到姐姐单位里打了一顿……
这样一个可爱和懂事的弟弟在顷刻间惨死，曹雷说，这是她心里一辈子也无法恢复的伤口。
“我们去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他了，他们用处理战场上士兵遗体的方式，用纱布把他裹成了一个人形……他们说，脑子都已经炸得没有了……”曹雷用手捂着嘴，过了许久，她向前伸出双手，哽咽着说：“我就这么……摸了他一下。”
40年后的这一天，曹雷俯身在地上，用洁白的毛巾轻轻擦拭着弟弟新的墓碑。那上面印着弟弟年轻英俊的笑脸。“今天回家了啊……”她温柔地、轻声对着弟弟说。
这一次的葬礼没有喧嚣的唢呐，也没有壮观的千人队伍。除了自己的亲人外，就是60多位与他一起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师和同学，大家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支白色的玫瑰。
曹景行无法释怀哥哥曾经奉献出青春和生命的沽源县，前去几次之后，他为那个国家级贫困县感到忧心。在葬礼上，他告诉哥哥的同学们，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那里贫困的学生。
身后的颠沛流离
1956年到60年代，作为“中间人”的曹聚仁利用自己国共两党间的人脉，反复奔走于大陆与台湾之问，为两岸的统一谈判牵线搭桥。1959年之后，由于谈判进入非常敏感的阶段，他再也没有 回过家。
曹聚仁的妻子邓珂云曾经是与他一起在战火硝烟中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但这时候也只得与他长期分居。为了照顾孩子和老人，邓珂云只能退守一位家庭主妇的角色。
邓珂云告诉三个孩子，爸爸做的工作，绝对不能对外讲半句，因为爸爸是在为国家工作。所以，曹雷、曹景仲和曹景行从少年时起，就知道爸爸是在做什么事，知道跟爸爸打交道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爸爸所承担的民族大义感到自豪。即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当所有人都以“有海外关系”而疏远甚至敌视三姐弟的时候，他们依然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受到逼问、受到攻击的时候也不作任何解释。用曹雷的话说，就是“忍辱负重”，因为他们相信爸爸不是间谍。
然而也正是因为有爸爸这层神秘的“海外关系”，曹景仲毕业后分配到了最艰苦、最贫困的坝上。当时沽源县没有火葬场，曹景仲的遗体就按照当地习俗入殓棺葬。
也正是因为当时复杂且严峻的社会背景，曹聚仁未能回到大陆参加儿子的葬礼。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获悉曹家的情况之后，特批邓珂云前去澳门，安抚和陪伴这位老年丧子的爱国人士。
两年后，即1972年，曹聚仁因为骨癌在澳门去世，享年72岁。
曹雷告诉本刊记者，爸爸也是经过数次迁葬，才最终安葬在上海的这座墓园里：1972年曹聚仁在澳门去世以后，尊周总理“叶落归根”之嘱，他们将骨灰带回。当时上海没有墓地，就听从在南京的叔叔的建议，将曹聚仁安葬在南京雨花台边的一个生产队的墓地里。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那块地方要建工厂，他们又只得将父亲迁葬到南京的另一处墓地。这时候，整个国家的形势开始好转了，曹雷的小弟曹景行也考上了大学。
1991年，邓珂云去世，与曹聚仁合葬。
1996年，营家突然接到政府的通知，说是那块墓地要拆了建高速公路，限定家属在月底之前将各家的骨灰拿走。无奈，曹聚仁夫妇的遗骨又被取出来，带回上海。
1998年，曹聚仁夫妇的墓碑在上海福寿园建了起来。
此后，将离家千里外的曹景仲带回家的愿望，在他们姐弟心中越来越强烈。
2009年夏天，姐弟俩终于成行，将曹景仲的遗骸从沽源县的坟墓里取出，火化后带回了上海。2010年1月30日，曹景伸逝世40周年纪念日这天，他的姐弟在福寿园为他举行了第二次葬礼。分离半个多世纪的曹聚仁，曹景仲父子，终以相伴长眠的方式团聚。
那个年代
让曹雷姐弟没有想到的是，曹景仲的这场葬礼，竟然来了这么多的同学。除了家在上海的同学以外，还有许多周学是从深圳、天津、马鞍山等地专程赶来。
清华大学冶金系68届的同学们，竟然还用“人肉搜索”的方法，将多年失去联系的景仲同学的同窗好兄弟们找来了，他们带来了许多曹雷和曹景行此前都不知道的故事和照片。上海复兴中学除了十多个同学之外。曹景仲的班主任老师也来为他送行，还有位素不相识的教师闻讯从浦东赶来。
曹景仲的老同学邱忠美、梅龙、刘芬著等人均告诉本刊记者：“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非常重情义。”相隔40年之后，那些让他们“不堪回首”的往事，又如此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在清华大学，最能与曹景仲“同病相怜”的好兄弟是李阳光。1968年，他也因为“海外关系”被分配在陕西岐山县农机厂做工人，八年后转调至缝纫机厂任技术员，直到1978年通过研究生考试，回到清华大学深造，继而留校；1983年筹建深圳大学时，受邀去了深圳，成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
梅龙也是受“海外关系”影响的同学，毕业后分配到南京一家化工厂当工人，在他“浪费了15年”青春之后，1980年去了美国纽约大学深造。2002年回国，担任美国一家公司驻华分公司的总经理。
其他没有“海外关系”的同学，受当时政治氛围的影响，也几乎全都分配到比较偏远和艰苦的地方。后来，有的人出国，有的人下海，有的人重回學界，也有的人默默地顺从于命运，从此再无大的改变。
许多同学都开始设想和讨论，如果景仲同学当时没有遇难，他会有怎样的人生。多数人的结论都是，他一定很杰出。梅龙说，按照他对景伸的理解，“他一定去考研了，1980年的时候，说不定跟我一起出国了，现在或许是享有盛名的技术人才……”
这一次葬礼，按照曹雷最初的设想，那都已经过去40年了，不要搞得悲悲戚戚的，大家都并心一点，“就算是欢迎景仲回家。”即便如此，更多的同学在谈到那段历史时，依然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