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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力面前,伴随着感慨、反思、总结、哀婉,一个启蒙的,属于知识者的年代,惭惭消褪了。
1920年5月1日,“五四运动”周年前夕,罗家伦发表了《一年来学生运动的成功和失败》一文。在这篇长文里,罗家伦列举了五四运动的种种影响:在此之前,鼓吹文学革命、思想启蒙的刊物,“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他两三个日报”,在此之后,已经有四百余份报刊加入了启蒙的大合唱;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在此之后,各省各县的学生都有了联合会,“好几省已经组织成了什么教职工公会”,而工界联合会、同业公会、“马路联合会”、中华工会总会……也层出不穷,如同雨后春笋;在此之前,千万民众喑哑无声,在此之后,“现在各国的舆论,都是知道惹起中国国民的反感,是对于他们不利益的”……一句话,五四之前,“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之后,“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
那么,五四之后的启蒙运动、社会工作,有没有什么失败的地方呢?罗家伦认为,“老实讲,‘五四’以来,我们学生……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
罗家伦说,自从发起五四运动,一种“学生万能”、“什么事都要过问”的习气,正在学界泛滥;与此同时,学生运动也日渐形式化,不过“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正因此,工商界已对学生日渐反感;也因此,“一年以来,我们的生活都是奔走呼号,东击西应,对于新的知识一点都不能增加进去”……
又何止于此?对劳工阶层、普通民众,学生们几乎毫无了解。以罢工为例,只知道鼓吹“爱国”、“救国”,却不知道从解决平民的生计着手,“这是他们最关切不过的事”;以平民教育演讲团的街头演说为例,有一次,一名成员居然问一个长辛店工人“生活丰富不丰富”,搞得对方“瞠目结舌”、“骇而疾走”。他说,“我们穿的不是劳动者的衣服,吃的不是劳动者的饭,说的不是劳动者的话……他们既然认为同他们没有关系,又不是他们的同类,所以无怪连三句真话都不肯说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罗家伦说,“养猴子的人,必须自己变成猴子”。他为此大声疾呼,“我们有志于群众的青年呵!我们也不要怨谁,也不要恨谁……商人不知道的,我们当带着秤杆刀尺去告诉他们;工人不知道的,我们当背了斧头凿子去告诉他们;农人不知道的,我们当牵了耕牛、荷了锄头去告诉他们……去罢!去罢!时候不早了!”……
罗家伦的这篇长文,大致反映了北大学生领袖的普遍看法。他们以“新潮社”、“国民社”和“平民教育演讲团”成员为主体。那么,罗家伦能不能意识到呢?不过几个月以后,不仅他将永别他所号召的“群众运动”,而且,百余名青年也走上了各各不同的道路,从此渐行渐远、乃至反目成仇。
“到民间去”
正如罗家伦所说,“平民教育演讲团”步入厂矿、走向田野之初,不仅异常隔绝,而且笑料百出。
1920年4月上旬,在成立一周年、进行了几百场街头演讲后,演讲团的12名成员分作两组,前往丰台七里庄和长辛店厂区。后来,丰台演讲组书记李荟棠这么描述自己的一路见闻:有着五十多户人家的七里庄,有国民小学一所,“教室就是厨房,书案就是菜床,气味龌龊,鼠洞一般的黑暗”;在炕上躺的,是一名“流氓式的年轻先生”。
几经央求后,这位先生终于同意他们进行演讲。听讲的人还不少,除了三十来个孩子,还有二十多个老人,“都满身是泥,满脸是灰”。汤炳荣讲过“北大平民夜校和本村国民学校的区别”后,刘炽昌演讲起了“女子应当和男子一样的读书”。李荟棠说,“村中的老人……个个都点头称善”,然而,他们显然听不懂这一群学生在讲什么。
于是,演讲组转移到了较为富裕、有着三百多户人家的大井村。这里同样有一所国民小学,教书先生有三长,“辫子长、烟袋长、戒尺长”。与七里庄一样,这里也以旧式教育为主,先生说,“学董不叫我们学那些花草,所以我们就仍旧复了原了”。
演讲开始后,看热闹的乡人也不少。但王星汉讲起“缠足的害处”时,“有些女人都半笑半羞地……回家去了”;而郭衍盈讲到“为什么要读书”时,“一位年轻的媳妇,才要出门来听听,立刻叫一位老妇人痛骂了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这一类的话”……
如果说,丰台演讲组还多少讲了几场的话,那么,4月8日,长辛店演讲组简直就是铩羽而归。
这一天是星期天,“长辛店方面,工场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逛去了,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都到福音堂做礼拜去了”。正因此,虽然邓中夏、杨钟健他们扯起了旗帜,开起了尚属稀罕之物的留声机,“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几个妇人罢了”。不仅如此,“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得没有趣味,也就渐渐引去”……
这么一来,演讲组只好转移地盘,来到赵辛店。然而,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到不了五六人,还是小孩”……后来,演讲团成员朱务善谈到,几次尝试后,“(我们)认为这样的乡村讲演不能得到多大效果……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有一个时期我们停止了农村露天演讲”。
然而,几个月以后,与新潮社罗家伦、傅斯年、冯友兰、汪敬熙等人前往美国留学几乎同时,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发生了:以李大钊为发起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高尚德、朱务善等演讲团成员,纷纷加入了这个小组;而一年多以后,作为早期中共最重要的工运领袖,在长辛店,邓中夏渐渐如鱼得水,他动员民众、组织劳工的手笔,后来被视为风起云涌的工运时代的样板。
1920年11月7日,在长辛店,邓中夏创办了《劳动音》杂志。仅仅一个多月后,这份周刊每期销售两千余册,长辛店近三千名铁路工人,几乎人手一册。随即,12月19日,他开始筹办长辛店“劳工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是铁路工人的子弟,夜班是工人……大多数是青年工人”。
为孩子们提供免费教育,使邓中夏渐渐获得了一些劳工的信任。不久以后,当厂主为限制这些学生的影响、也搞了一个劳工训练学校时,邓中夏别出心裁的“工人俱乐部”,不仅取代了长辛店原行会、帮口组织,它还很快地成为一个时代的工会代名词。几十年后,长辛店机车厂退休工人韩宝华回忆说,为了争夺劳工,厂主无极不用,“只要工头说‘现在都去学校吧’,我们就可提前下班”、“到年终,还把挂表、香烟奖给经书记得最熟的人”……正因此,厂主的学校一度吸引了七八百名工人,“而北大演讲团的学校最多只有一百个左右”(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
对此,1921年10月20日,邓中夏发起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韩宝华说,俱乐部有唱歌、有演讲、有形形色色的活动,它吸引了众多生活麻木、负担沉重的劳工。正因此,次年4月9日,当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时,不仅会员达到1500多人,“京汉铁路沿线的郑州、江岸、彰德、信阳等14个站的代表,及陇海、京绥、京丰等铁路工会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集会”(樊济贤,《长辛店》)。
“工人俱乐部”就这样相习成风,不仅在铁路劳工中,而且成为除广州外全国工会的通用名称了。而1922年8月24日,当长辛店劳工发起罢工、促使京汉路中段与南段瘫痪后,它更被誉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等深入厂矿之际,周作人、孙伏园、朱自清、叶圣陶、李小峰等“新潮社”成员,则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群体。
“为人生的文学”
这个群体就是边缘知识分子。远在1916年,李大钊就发出了这样的喟叹,“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而次年胡适在归国之初,也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胡适,《归国杂感》)。他们蜗居在各个城市的角落,不肯返回乡村;他们苦闷、彷徨,一如鲁迅笔下或真实或虚构的那些人物,范爱农、吕纬甫、魏连芟……
《新潮》杂志的创办,针对的正是这个群体,“使之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如果说,邓中夏、张国焘等人继承的是“劳工神圣”、“到民间去”的五四传统的话,那么,在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等发起人纷纷出国留洋后,《新潮》的众多成员,则继承起了启蒙传统:一方面,孙伏园、李小峰接手《新潮》,继续向边缘知识分子传播西方的种种现象、观点和思潮,另一方面,周作人、朱自清、叶圣陶等结合茅盾、郑振铎、冰心,发起了“文学研究会”。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它以“为人生的文学”为宗旨;它说,文学应“站在时代的前面,为社会改造的原动力的”,它应“有一种‘潜移默化’之功,以纯正的、博大的趣味,替代……不洁的、偏狭的趣味,使民众的感情浅滋暗长,渐渐地净化、扩充”(《文学旬刊》第27期)。一句话,它应该是“民众的文学”。
“文学研究会”拥有两份主要刊物,以茅盾为主编的《小说月报》,由郑振铎主持的《文学旬刊》。如果说,邓中夏等人的选择,是因为科举终结、分工和专业化渐渐兴起之后,读书人丧失了传统的安心立命之所,从而视劳工为神圣、以民间为依附的话,那么,周作人、朱自清等人的选择,则是古老教化传统的延伸。在此后几年时间,朱自清写出了《光明》、《毁灭》,郑振铎写出了《家庭的故事》、《山中杂记》,庐隐则写出了《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么?》……
然而,好景不长。新潮社诸人连同“文学研究会”,很快目睹了漫天的鲜血。
1925年5月30日,在英租界南京路,英国巡捕向示威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11名青年,其中四人是学生。如果说,此前的“顾正红事件”并没有引发太多社会关注的话,那么,几名学生的惨死,则震动了整个知识界。后来,学者舒衡哲写道,“自从哲学家谭嗣同在百日维新中被杀害以后,自从秋瑾在1907年因暗杀未遂而献身以来,这次的学生被害,第一次没有被当作个人的不幸,而被视为整个阶层的不幸,全部知识分子的不幸”(《中国的启蒙运动》)。毕竟,在此之前,读书人拥有超然、为政权所尊重的地位;毕竟,即使在五四运动中,也没有一名死在枪口下的学生……
正因此,惨案次日,在瓢泼的大雨中,在昨天的游行路线上,叶圣陶这么表达自己的心情:“血总是曾经淌在这地方的,总有渗入这块土地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血灌溉着,血温润着,行见血的话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五月三十一日之急雨中》)……
而几天以后,被认为“太内向”、“太文雅”、“性情太温和”的朱自清,也似乎看到了一个惨淡的人间:
血的手!血的手!戟着指,指着他、我、你!
血的眼!血的眼!团团大,射着他、我、你!
血的口!血的口!申申詈,唾着他、我、你!
……
我们的头还在颈上!
我们的心还在腔里!
我们的血呢?我们的血呢?
起哟!起哟!(《血歌》)……
如果说,听闻惨案,已经让朱自清陷入了“我们的血呢”的自责,那么,郑振铎不仅为之痛苦,还为之尴尬:屠杀发生后,他曾急切地向路人询问惨案详情;而当对方视他为“多管闲事”时,他以“血一大堆、一大堆的都被洗去”的感慨,斥责了这些人的冷漠。然而,仅仅二十多天以后,他创办的专门报道“五卅惨案”的《公理日报》,被当局勒令停刊了;他发觉自己无能为力,比那个路人强不了多少……
对整整一代启蒙者来说,“五卅”都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象征性事件:惨案后,朱自清不再自称“学者”、“知识阶层”,他开始以“知识分子”自居,所谓“分子”,与劳工、边缘阶层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是普通人罢了;郭沫若宣布放弃“为艺术而艺术”,而转而“革命文学”,即为劳工、战斗者鼓与呼;而坚持启蒙立场的俞平伯,大着胆子为洋人们辩护几句、认为中国人杀死了更多中国人之后,他遭致了铺天盖地的骂声。
又何止于此?最能代表启蒙者看法的,或许是叶圣陶。他说,“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无意义的玄语……教育应该从革命出发”;他说,“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看有什么用”?他并且借笔下人物倪焕之的话语,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质疑:“暴露了人类兽性,剥夺了文明面具……”
到这里,以理性、科学与西方精神传播为己任的启蒙,已遭受了启蒙者的深重拷问。然而它还不够。仅仅几个月以后,另一场大屠杀,更使一大群启蒙者彻底否定了自己近十年的努力。
“我是走着衰亡向灭亡的路”
那就是“三一八惨案”。与“五四”、五卅惨案的不在现场不同,朱自清亲历了“三一八”游行。他说,枪声想起时,他还并没有什么感觉,“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经在进行”。
随即,在恐慌的人群中,他被绊倒了,又爬起来接着逃命。他说,“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即死而已,这回却求生了……我努力的结果,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我的运命才算定了局”。他表示:“现在想着死尸上越过的事,真是不寒而栗啊!”
他为此感到了深刻的、作为苟活者的自责。有这种感觉的,并不仅是他一个人。十几天以后,并没有参加游行的鲁迅,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自称为“苟活者”、“苟活到现在的我”。而在《无花的蔷薇》中,他说:“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如果说,没有亲历惨案的鲁迅,不断还原着死难的情形,“从背入,斜穿心肺”、“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那么,周作人则庆幸于自己没有目睹那样的场面。他说,“真真万幸我没有见到伤痕或血衣,我只见用衾包裹好的两个人……似乎都能安闲而庄严地沉睡着”;他同样有生者的愧疚,但从此以后,他绝口不谈启蒙,而是沉溺进自己的小天地,开始了小品文的创作。他日渐孤独、消沉,众多研究者认为,这伏笔了他后来的汉奸人生……
“笔写的,有什么相干”?这正是众多启蒙者在“三一八”之后的反思。当年秋天,在《我们的时代》一文,新潮社成员、“文学研究会”会员胡愈之悲愤地谈到,“静的革命,精神的革命,究竟是一句欺人的话”;他认为,“在革命年代,最流行的便是暴力,惟有暴力足以支配一切……至少在今日,革命事业必须破坏,必须扫除障碍;而扫除障碍,则非暴力不可”……
又何止于此?惨案发生近一年后,在《士气与学生的政治运动》中,茅盾认为,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就是作为政府的批评者,但它从来不曾是“社会的主人”。他说,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实数千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从刀剑下油锅里培养成功的”,和知识分子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几乎与此同时,当大教育家张奚若强调知识阶层是独立的、具有批判能力的思想家时,几家报纸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众多青年学者认为,知识分子根本没干过什么“增长知识”、“传播文化”的事,几个世纪以来,它始终依附于权贵,“不尽所能、取过所需”。如果说,这种说法让人想起毛泽东的“皮之不存、毛焉孚之”的话,那么,冯雪峰则认为,暴力与革命,“(使)从前的一切尊贵的、神圣的、不朽的东西,都成为失了色的死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启蒙”在暴力面前的命运。
对此,朱自清深为认同,但哀婉无限。他说,“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小资产阶级生活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离开了小资产阶级生活,我没有血与肉”;他说,“资产阶级的灭亡,是时间问题,而我们已在向灭亡的途中。……我是走着衰亡向灭亡的路,即使己身不及灭亡,我也是个落伍者。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朱自清,《哪里走?》)……
伴随着这样的感慨、反思、总结、哀婉,一个启蒙的、属于知识者的年代,渐渐消褪了。在后来的年月,不仅当权者,而且知识者自己,也认为他们只能跟着劳工队伍后面,“为劳工、公理、救国而奋斗”(冯雪峰,《革命和智识阶级》)。而在暴力面前,消失的启蒙者,又何止是这些灰色的、书斋里的、面向边缘知识分子的?1927年,在“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大屠杀中,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开始了向乡村、向暴力革命的进发。
对历史来说,一个时代是结束了。
1920年5月1日,“五四运动”周年前夕,罗家伦发表了《一年来学生运动的成功和失败》一文。在这篇长文里,罗家伦列举了五四运动的种种影响:在此之前,鼓吹文学革命、思想启蒙的刊物,“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他两三个日报”,在此之后,已经有四百余份报刊加入了启蒙的大合唱;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在此之后,各省各县的学生都有了联合会,“好几省已经组织成了什么教职工公会”,而工界联合会、同业公会、“马路联合会”、中华工会总会……也层出不穷,如同雨后春笋;在此之前,千万民众喑哑无声,在此之后,“现在各国的舆论,都是知道惹起中国国民的反感,是对于他们不利益的”……一句话,五四之前,“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之后,“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
那么,五四之后的启蒙运动、社会工作,有没有什么失败的地方呢?罗家伦认为,“老实讲,‘五四’以来,我们学生……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
罗家伦说,自从发起五四运动,一种“学生万能”、“什么事都要过问”的习气,正在学界泛滥;与此同时,学生运动也日渐形式化,不过“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正因此,工商界已对学生日渐反感;也因此,“一年以来,我们的生活都是奔走呼号,东击西应,对于新的知识一点都不能增加进去”……
又何止于此?对劳工阶层、普通民众,学生们几乎毫无了解。以罢工为例,只知道鼓吹“爱国”、“救国”,却不知道从解决平民的生计着手,“这是他们最关切不过的事”;以平民教育演讲团的街头演说为例,有一次,一名成员居然问一个长辛店工人“生活丰富不丰富”,搞得对方“瞠目结舌”、“骇而疾走”。他说,“我们穿的不是劳动者的衣服,吃的不是劳动者的饭,说的不是劳动者的话……他们既然认为同他们没有关系,又不是他们的同类,所以无怪连三句真话都不肯说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罗家伦说,“养猴子的人,必须自己变成猴子”。他为此大声疾呼,“我们有志于群众的青年呵!我们也不要怨谁,也不要恨谁……商人不知道的,我们当带着秤杆刀尺去告诉他们;工人不知道的,我们当背了斧头凿子去告诉他们;农人不知道的,我们当牵了耕牛、荷了锄头去告诉他们……去罢!去罢!时候不早了!”……
罗家伦的这篇长文,大致反映了北大学生领袖的普遍看法。他们以“新潮社”、“国民社”和“平民教育演讲团”成员为主体。那么,罗家伦能不能意识到呢?不过几个月以后,不仅他将永别他所号召的“群众运动”,而且,百余名青年也走上了各各不同的道路,从此渐行渐远、乃至反目成仇。
“到民间去”
正如罗家伦所说,“平民教育演讲团”步入厂矿、走向田野之初,不仅异常隔绝,而且笑料百出。
1920年4月上旬,在成立一周年、进行了几百场街头演讲后,演讲团的12名成员分作两组,前往丰台七里庄和长辛店厂区。后来,丰台演讲组书记李荟棠这么描述自己的一路见闻:有着五十多户人家的七里庄,有国民小学一所,“教室就是厨房,书案就是菜床,气味龌龊,鼠洞一般的黑暗”;在炕上躺的,是一名“流氓式的年轻先生”。
几经央求后,这位先生终于同意他们进行演讲。听讲的人还不少,除了三十来个孩子,还有二十多个老人,“都满身是泥,满脸是灰”。汤炳荣讲过“北大平民夜校和本村国民学校的区别”后,刘炽昌演讲起了“女子应当和男子一样的读书”。李荟棠说,“村中的老人……个个都点头称善”,然而,他们显然听不懂这一群学生在讲什么。
于是,演讲组转移到了较为富裕、有着三百多户人家的大井村。这里同样有一所国民小学,教书先生有三长,“辫子长、烟袋长、戒尺长”。与七里庄一样,这里也以旧式教育为主,先生说,“学董不叫我们学那些花草,所以我们就仍旧复了原了”。
演讲开始后,看热闹的乡人也不少。但王星汉讲起“缠足的害处”时,“有些女人都半笑半羞地……回家去了”;而郭衍盈讲到“为什么要读书”时,“一位年轻的媳妇,才要出门来听听,立刻叫一位老妇人痛骂了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这一类的话”……
如果说,丰台演讲组还多少讲了几场的话,那么,4月8日,长辛店演讲组简直就是铩羽而归。
这一天是星期天,“长辛店方面,工场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逛去了,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都到福音堂做礼拜去了”。正因此,虽然邓中夏、杨钟健他们扯起了旗帜,开起了尚属稀罕之物的留声机,“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几个妇人罢了”。不仅如此,“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得没有趣味,也就渐渐引去”……
这么一来,演讲组只好转移地盘,来到赵辛店。然而,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到不了五六人,还是小孩”……后来,演讲团成员朱务善谈到,几次尝试后,“(我们)认为这样的乡村讲演不能得到多大效果……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有一个时期我们停止了农村露天演讲”。
然而,几个月以后,与新潮社罗家伦、傅斯年、冯友兰、汪敬熙等人前往美国留学几乎同时,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发生了:以李大钊为发起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高尚德、朱务善等演讲团成员,纷纷加入了这个小组;而一年多以后,作为早期中共最重要的工运领袖,在长辛店,邓中夏渐渐如鱼得水,他动员民众、组织劳工的手笔,后来被视为风起云涌的工运时代的样板。
1920年11月7日,在长辛店,邓中夏创办了《劳动音》杂志。仅仅一个多月后,这份周刊每期销售两千余册,长辛店近三千名铁路工人,几乎人手一册。随即,12月19日,他开始筹办长辛店“劳工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是铁路工人的子弟,夜班是工人……大多数是青年工人”。
为孩子们提供免费教育,使邓中夏渐渐获得了一些劳工的信任。不久以后,当厂主为限制这些学生的影响、也搞了一个劳工训练学校时,邓中夏别出心裁的“工人俱乐部”,不仅取代了长辛店原行会、帮口组织,它还很快地成为一个时代的工会代名词。几十年后,长辛店机车厂退休工人韩宝华回忆说,为了争夺劳工,厂主无极不用,“只要工头说‘现在都去学校吧’,我们就可提前下班”、“到年终,还把挂表、香烟奖给经书记得最熟的人”……正因此,厂主的学校一度吸引了七八百名工人,“而北大演讲团的学校最多只有一百个左右”(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
对此,1921年10月20日,邓中夏发起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韩宝华说,俱乐部有唱歌、有演讲、有形形色色的活动,它吸引了众多生活麻木、负担沉重的劳工。正因此,次年4月9日,当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时,不仅会员达到1500多人,“京汉铁路沿线的郑州、江岸、彰德、信阳等14个站的代表,及陇海、京绥、京丰等铁路工会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集会”(樊济贤,《长辛店》)。
“工人俱乐部”就这样相习成风,不仅在铁路劳工中,而且成为除广州外全国工会的通用名称了。而1922年8月24日,当长辛店劳工发起罢工、促使京汉路中段与南段瘫痪后,它更被誉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等深入厂矿之际,周作人、孙伏园、朱自清、叶圣陶、李小峰等“新潮社”成员,则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群体。
“为人生的文学”
这个群体就是边缘知识分子。远在1916年,李大钊就发出了这样的喟叹,“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而次年胡适在归国之初,也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胡适,《归国杂感》)。他们蜗居在各个城市的角落,不肯返回乡村;他们苦闷、彷徨,一如鲁迅笔下或真实或虚构的那些人物,范爱农、吕纬甫、魏连芟……
《新潮》杂志的创办,针对的正是这个群体,“使之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如果说,邓中夏、张国焘等人继承的是“劳工神圣”、“到民间去”的五四传统的话,那么,在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等发起人纷纷出国留洋后,《新潮》的众多成员,则继承起了启蒙传统:一方面,孙伏园、李小峰接手《新潮》,继续向边缘知识分子传播西方的种种现象、观点和思潮,另一方面,周作人、朱自清、叶圣陶等结合茅盾、郑振铎、冰心,发起了“文学研究会”。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它以“为人生的文学”为宗旨;它说,文学应“站在时代的前面,为社会改造的原动力的”,它应“有一种‘潜移默化’之功,以纯正的、博大的趣味,替代……不洁的、偏狭的趣味,使民众的感情浅滋暗长,渐渐地净化、扩充”(《文学旬刊》第27期)。一句话,它应该是“民众的文学”。
“文学研究会”拥有两份主要刊物,以茅盾为主编的《小说月报》,由郑振铎主持的《文学旬刊》。如果说,邓中夏等人的选择,是因为科举终结、分工和专业化渐渐兴起之后,读书人丧失了传统的安心立命之所,从而视劳工为神圣、以民间为依附的话,那么,周作人、朱自清等人的选择,则是古老教化传统的延伸。在此后几年时间,朱自清写出了《光明》、《毁灭》,郑振铎写出了《家庭的故事》、《山中杂记》,庐隐则写出了《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么?》……
然而,好景不长。新潮社诸人连同“文学研究会”,很快目睹了漫天的鲜血。
1925年5月30日,在英租界南京路,英国巡捕向示威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11名青年,其中四人是学生。如果说,此前的“顾正红事件”并没有引发太多社会关注的话,那么,几名学生的惨死,则震动了整个知识界。后来,学者舒衡哲写道,“自从哲学家谭嗣同在百日维新中被杀害以后,自从秋瑾在1907年因暗杀未遂而献身以来,这次的学生被害,第一次没有被当作个人的不幸,而被视为整个阶层的不幸,全部知识分子的不幸”(《中国的启蒙运动》)。毕竟,在此之前,读书人拥有超然、为政权所尊重的地位;毕竟,即使在五四运动中,也没有一名死在枪口下的学生……
正因此,惨案次日,在瓢泼的大雨中,在昨天的游行路线上,叶圣陶这么表达自己的心情:“血总是曾经淌在这地方的,总有渗入这块土地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血灌溉着,血温润着,行见血的话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五月三十一日之急雨中》)……
而几天以后,被认为“太内向”、“太文雅”、“性情太温和”的朱自清,也似乎看到了一个惨淡的人间:
血的手!血的手!戟着指,指着他、我、你!
血的眼!血的眼!团团大,射着他、我、你!
血的口!血的口!申申詈,唾着他、我、你!
……
我们的头还在颈上!
我们的心还在腔里!
我们的血呢?我们的血呢?
起哟!起哟!(《血歌》)……
如果说,听闻惨案,已经让朱自清陷入了“我们的血呢”的自责,那么,郑振铎不仅为之痛苦,还为之尴尬:屠杀发生后,他曾急切地向路人询问惨案详情;而当对方视他为“多管闲事”时,他以“血一大堆、一大堆的都被洗去”的感慨,斥责了这些人的冷漠。然而,仅仅二十多天以后,他创办的专门报道“五卅惨案”的《公理日报》,被当局勒令停刊了;他发觉自己无能为力,比那个路人强不了多少……
对整整一代启蒙者来说,“五卅”都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象征性事件:惨案后,朱自清不再自称“学者”、“知识阶层”,他开始以“知识分子”自居,所谓“分子”,与劳工、边缘阶层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是普通人罢了;郭沫若宣布放弃“为艺术而艺术”,而转而“革命文学”,即为劳工、战斗者鼓与呼;而坚持启蒙立场的俞平伯,大着胆子为洋人们辩护几句、认为中国人杀死了更多中国人之后,他遭致了铺天盖地的骂声。
又何止于此?最能代表启蒙者看法的,或许是叶圣陶。他说,“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无意义的玄语……教育应该从革命出发”;他说,“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看有什么用”?他并且借笔下人物倪焕之的话语,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质疑:“暴露了人类兽性,剥夺了文明面具……”
到这里,以理性、科学与西方精神传播为己任的启蒙,已遭受了启蒙者的深重拷问。然而它还不够。仅仅几个月以后,另一场大屠杀,更使一大群启蒙者彻底否定了自己近十年的努力。
“我是走着衰亡向灭亡的路”
那就是“三一八惨案”。与“五四”、五卅惨案的不在现场不同,朱自清亲历了“三一八”游行。他说,枪声想起时,他还并没有什么感觉,“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经在进行”。
随即,在恐慌的人群中,他被绊倒了,又爬起来接着逃命。他说,“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即死而已,这回却求生了……我努力的结果,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我的运命才算定了局”。他表示:“现在想着死尸上越过的事,真是不寒而栗啊!”
他为此感到了深刻的、作为苟活者的自责。有这种感觉的,并不仅是他一个人。十几天以后,并没有参加游行的鲁迅,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自称为“苟活者”、“苟活到现在的我”。而在《无花的蔷薇》中,他说:“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如果说,没有亲历惨案的鲁迅,不断还原着死难的情形,“从背入,斜穿心肺”、“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那么,周作人则庆幸于自己没有目睹那样的场面。他说,“真真万幸我没有见到伤痕或血衣,我只见用衾包裹好的两个人……似乎都能安闲而庄严地沉睡着”;他同样有生者的愧疚,但从此以后,他绝口不谈启蒙,而是沉溺进自己的小天地,开始了小品文的创作。他日渐孤独、消沉,众多研究者认为,这伏笔了他后来的汉奸人生……
“笔写的,有什么相干”?这正是众多启蒙者在“三一八”之后的反思。当年秋天,在《我们的时代》一文,新潮社成员、“文学研究会”会员胡愈之悲愤地谈到,“静的革命,精神的革命,究竟是一句欺人的话”;他认为,“在革命年代,最流行的便是暴力,惟有暴力足以支配一切……至少在今日,革命事业必须破坏,必须扫除障碍;而扫除障碍,则非暴力不可”……
又何止于此?惨案发生近一年后,在《士气与学生的政治运动》中,茅盾认为,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就是作为政府的批评者,但它从来不曾是“社会的主人”。他说,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实数千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从刀剑下油锅里培养成功的”,和知识分子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几乎与此同时,当大教育家张奚若强调知识阶层是独立的、具有批判能力的思想家时,几家报纸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众多青年学者认为,知识分子根本没干过什么“增长知识”、“传播文化”的事,几个世纪以来,它始终依附于权贵,“不尽所能、取过所需”。如果说,这种说法让人想起毛泽东的“皮之不存、毛焉孚之”的话,那么,冯雪峰则认为,暴力与革命,“(使)从前的一切尊贵的、神圣的、不朽的东西,都成为失了色的死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启蒙”在暴力面前的命运。
对此,朱自清深为认同,但哀婉无限。他说,“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小资产阶级生活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离开了小资产阶级生活,我没有血与肉”;他说,“资产阶级的灭亡,是时间问题,而我们已在向灭亡的途中。……我是走着衰亡向灭亡的路,即使己身不及灭亡,我也是个落伍者。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朱自清,《哪里走?》)……
伴随着这样的感慨、反思、总结、哀婉,一个启蒙的、属于知识者的年代,渐渐消褪了。在后来的年月,不仅当权者,而且知识者自己,也认为他们只能跟着劳工队伍后面,“为劳工、公理、救国而奋斗”(冯雪峰,《革命和智识阶级》)。而在暴力面前,消失的启蒙者,又何止是这些灰色的、书斋里的、面向边缘知识分子的?1927年,在“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大屠杀中,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开始了向乡村、向暴力革命的进发。
对历史来说,一个时代是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