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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从安徽到深圳，但改革已从经济转向了教育；同样还是朱清时，但副部级已变成“打工仔”……即便有“更高层领导的厚爱”，似要实现“教授治校”、“去行政化”的理想，他说，就算摸不着石头也要硬闯。
以机器人制造闻名世界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始终没能挤进正门，只能乐呵呵地倚靠着门框；数学大师、菲尔兹奖获得者齐尔曼诺夫则坐在会客厅里，等待拜访演讲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陈应天教授等人，静静地坐在观众席上，认认真真地聆听演讲。
12月18日，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招生咨询会现场，这些大人物们竟齐齐地成了配角。
下午2点，一位身穿黑色风衣的老者，在启动校区里正式宣布，筹办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将正式以“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和文凭”的方式进行教改。而这位老者，正是这所尚未获得教育部正式批复大学的校长——朱清时。
初露锋芒，四年飞升做校长
1968年12月，北京玉泉路中科大校内。
23岁的朱清时走进房间，来到两名工宣队员面前。两人间这位物理系的毕业生，是否愿意到天津塘沽盐场当工人。朱说愿意。两人又问，愿意到青海省西宁市山川机床铸造厂当工人吗?朱也说愿意。这样，朱清时“自愿”被分配到了青海。
在青海，他最初是换高炉里耐火砖的修炉工。当时，厂里聚集了100多名大学生，失望和不满的情绪弥漫，唯有朱清时显得另类：他自荐青海中科院盐湖，加入了激光分离同位素研究项目。也正由此，1979年，他有机会获得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人员的名额。此后的1991年，45岁的朱清时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也是当时新中国培养的最年轻的学部委员。
就在朱清时毕业次年，母校中科大南迁，以防可能的战争。因搬迁过程中图书、器材、教员均流失大半，这座创办于1958年并迅速跻身国内一流的大学，元气大伤，逐渐失了辉煌。
时任化学物理系主任的俞书勤，为化学系复兴想到的点子是引入院士。他将目光投向朱清时。
1994年9月，朱清时调到中科大化学系任教。同一年，刘有成院士也成功引进。俞书勤十分得意地回忆：“这样，我们一年就引进了两个院士。”
年近五十的朱清时在兜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母校。
同校后的朱清时一路“扶摇直上”，1998年6月，四年不到的时间，便被任命为中科大校长一职。
但这时的朱清时犹豫了。科研工作仍处上升期的他事后回忆，当时犹豫得非常厉害，因为心里很清楚一做行政工作，科研肯定会受到影响。不过，他内心的天平最后还是向做校长倾斜了。
让天平倾斜的理由是，他认为一流的管理者比一流人才更重要。
对垒扩招，万千宠爱集身
也正此时，恰逢中科大40周年校庆。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为中科大题词：“面向二十一世纪，建设一流大学，培育一流人才。”
这一年，新官上任的朱清时心情或许不错，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后，他正谋划着如伺好好利用高层的这般“厚爱”干一番事业，仿佛已将看到了中科大成为f些界一流大学的一线曙光。
然而紧接着的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潮，却如当头一棒砸在了他所筹划的教改方案面前。
与中国高校扩招风潮对应，高校不断开疆辟土建设新校区，并举债大兴土木，以容纳那些带来高额学费的庞大学生群。安徽省也开始了大学城计划，优先给中科大预留土地，如果中科大无力建设，还可贷款。
然而，朱清时在拒绝继续扩招的前提下，也一并拒绝了安徽省的好意，并未在合肥再建新校区，老校区也未大拆大建，校门一如多年前的简单。
这引来了中科大内部的许多反对声音，一个题为《朱清时校长的战略错误》的帖子出现在了中科大校园BBS上。
帖子批评。朱清时没有预计到自己无力抵抗第一轮的扩招风潮。来能在校舍、教学设施上扩张，使扩招后的中科大压力重重。此外，他在学科发展上也选择了收缩思路，即：集中全部资源发展理化、放弃工科。而传统工科有优势的清华、上海交大强化了理科。北大复且则强化了工科，均在走全面扩张的路线。
一位中科大人士更笑称，中国科技大学的“科”为“科学”，对应的是理科，“技”为“技术”，对应的是工科。收缩工科后的中科大不如改叫“中国科学大学”好了。
与扩招潮背道而驰的改革，损害了部分人的利益，为此树敌；强硬的作风，不肯妥协，甚至“一步登天”的升迁路径，也都引发了人们不满。
一位老教授回忆，1999年前后，中科大兴建一幢六层楼房，本来设计屋顶是平坡。朱清肘去上海发现，当时已经开始时兴斜坡，于是要求平改斜。基建的人不愿意添麻烦，但朱清时不肯让步，基建最后带着怨气改了。事后证明斜坡是有利于改善顶层漏水的，但“朱的工作方法有改善空间”。
“这应该跟朱校长缺乏基层行政工作经验有关，他在到中科大以前几乎没有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到中科大又很快当了校长。”这位老教授说。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院长抱怨，朱清时在5年时间里，总共才去过两次院长所在的学院，而且两次都是陪同中科院领导。他并不擅长如何去维系和下属之间的关系，即便是院长这一级。
这些不满和敌人，成了朱清时连任的绊脚石。前述老教授透露。2003年确定下一任校长前，就有人到中科院去告朱清时的状。这与1998年的情况大相径庭，当时，他评价很好、呼声很高。
然而，朱清时最终没被绊倒，他于2003年5月28日继任校长，直到2008年因年龄原因和任期要求从中科大校长位置上退下来。此时的朱清时，已经成了身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诸职于一身的副部级干部。
再战深圳，没了行政级别
更方便
从争议漩涡中退下来的朱清时，难得的过上了几天清闲日子。而另一个漩涡，也已在特区深圳暗流涌起，悄悄地等着他投身进去。
2007年底，深圳市政府就将建设南方科技大学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人均GDP全国第一的城市的目标是建立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参照模板是建校不到20年便跻身世界一流名校行列的香港科技大学。
第二年，一份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位院长在内的200多名候选人名单，摆在了校长遴选委员会主任、时任深圳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穗明面前。
“想在内地办一所这样的大学，必须找朱清时。”香港科技大学的原校长吴家玮与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作为遴选委员会的学术委员向王穗明推荐道。
猎头公司先找到赋闲在家的朱清时，被婉拒。此后，南方科大筹备办主任梁北汉、深圳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穗明上门，也遭到婉拒。朱清时说，已经替自己安排了写写书法、研究古陶瓷的闲适生活。
直至70岁的中科院院士陈国良与73岁的电子科技大学老校长刘盛纲来访。他们说：“我们追求教改這么多年，都没有好的条件去实现，深圳的条件这么好，这会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或许正是这番话打动了朱清时。2009年教师节，这位63岁的老人从时任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了聘书。
刚到深圳的朱清时不改一贯作风，上任伊始便申明了自己的建校原则，其中就包括“去行政化”与“教授治校”。在他眼里，南科大或许正是自己在中科大未尽心愿的延续：只要有一个突破口。一所大学通过打破行政绑架的形式教改成功，就会跟上一批同样希望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大学，整个教育体系就能回归。他把这称为教育界的“蛇口”，“30年前，经济要恢复活力，需要打破铁饭碗，30年后，教育要恢复活力，同样应该打破铁饭碗!”
为此，他先拿自己开刀：这个自1998年就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宫员，严肃地提醒市领导，自己从到深圳那天起就只是个打工的；去市教育局开会的时候，他会被安排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的下手，以示他没有行政级别；为了将行政力量的干预降到最小，他制订了《南方科技大学条例》，其中，学校的最高决策需由理事会决定，而理事会中，一线教授代表不少于1/4，国内外的教育专家不少于1/4。
一位行政人员透露，朱清时对行政岗位的应聘者都要亲自面试，主题大多围绕如何理解“去行政化”展开。
“做这件事的人，必须志同道合，必须有理想主义。”朱清时说。
每次面试结束，朱清时还会提醒对方做好心理准备，“在这里，我和你们都是配角，教授们才是舞台上的主角”。据说，在校园里，他决不允许出现局长、处长的称谓，行政人员一律互称老师。
为了让主角尽快出场，这个喜欢穿布鞋的老人常常要到世界各地“三顾茅庐”。
物理学家、剑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陈应天还记得，师弟朱清时打来电话时说的第一句话是：“严济慈老先生60多岁的时候还在教我们，现在我们60多岁了，也该为下一代做一些什么了!”
更多的人是主动前来的。在2009年10月底赴南非参加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大会时，朱清时随身携带的400份南科大宣传单被在场的华人学者一抢而空。
甫一上任，朱清时便接到了李泽湘的电话。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之一，早在1986年，李泽湘就和很多同学自发编写了一份关于高校改革的建议书寄至教育部。多年后，他告诉朱清时，为了“一代人的高教改革梦”，他愿意回国做义工。
迄今为止，已决定加盟的名师还包括原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主任李晓原、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励建书、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等。除此以外，南科大还将在5年内面向全球招聘30位特聘教授及其团队。
这种理念还感动了不少志同道合者，原本是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技术总监的朱朝阳就是其中一个。如今，他成为南科大负责网站维护的工作人员，由于人手不足，他还承担起安装办公室电话的工作。面试的时候，朱清时问他，为什么要辞职降薪来南科大?他乐呵呵地说，参与了这件事，以后就可以讲故事给孩子听了。
去行政化，摸不着石头也要过河
然而与中科大一样，变革并非一帆风顺。
南科大刚刚筹建之时，深圳市政府本想通过抽调骨干的方式为南科大输血，朱清时却发现，凡是职位存副处级以上的工作人员，往往不愿意抽调到南科大。有一次在北京开会，一个老校长揶揄他：“你呀，挖了个去行政化的坑就跳进去了，结果没人愿意陪你跳啊!”
另一个难题是建校和招生。朱清时一度乐观地认为，南科大的建立会像深圳大学一样顺利。1983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指着一片空地对他说，“我们将在这里建深圳大学校园，今年秋天就可以上课。”邓小平回京后跟人说，这就是深圳速度。
但现在，用朱清时的话来说，自上任那天开始，他就被扔进了冰窟窿，每天要靠吃几种不同的安眠药才能入睡。
2009年9月10日，赴深圳上任，9月15日，中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便来到新校区施工现场，明确表示“南科大未批先建”。
另一个质疑直接针对南科大的校名，有人提出，教育部规定新建高校不允许使用“中国”“南方”等大词，南科犬应改名为深圳科技大学。
朱清时采用的对策是借助媒体，那段时间，他开始大量接受采访，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改革理念。除此之外。在2009年年底参加澳门大学新校区奠基仪式的时候，朱清时与刚刚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进行了一次“鼓舞人心的谈话”。
20天后，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温家宝问朱清时，“你最近是不是去深圳搞了个南方科技大学々”
至此，教育部内部关于校名的争议终于平息了：“总理都叫南方科技大学了，肯定也不能再叫别的名字了”。
不过，一份发布于198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卡住了教育部对南科大筹建工作的批复。根据该条例第17条规定，“设置普通高等院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其中，仅仅要满足获批筹建的条件，就需要在校生计划规模不少于5000人，图书不少于60000册，这对于首批招生计划50人的南科大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
在朱清时的再三争取下，2010年9月27日，教育部的高校设置委员会曾专门开会研究南科大的问题，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会上的专家全票通过为南科大发个“准生证”。
但问题接踵而至，根据条例，即使获准筹建，也仍要等到正式建校时才可得到招生资格。“我当了十年校长，都不知道有这么多行政规定。”朱清时感叹。
他不得不再次进京跟教育部协调，教育部给出的让步是，同意南科大与中国科技大学联合招生，但招来的学生必须是中国科技大学学籍。
这让朱清时无法接受，“改革的结果就是建一个分校，这还叫改革嗎”?
另一个障碍是，根据现行制度，南科大要从专科开始办学，升到本科，再申请硕士点、博士点要办成研究型大学，至少要30年。事宴上，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深圳大学，便长期受困于此条例，虽然建校很快，但获得第一个博士授予资格时，已是2006年。而对朱清时来说，一个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如果没有研究生将是灾难性打击。
这种现状让朱清时决定跳出现行体制，从教育部手中要回招生自主权，采用“寒假考试、春季开学”这种强行闯关的方法。
他说，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一件事是等着批复千的。“改革需要承担者，深圳精神就是敢闯，从今天起，我们要打破教育的铁饭碗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
自授学位，闯过“黄灯”搞改革
2010年12月15日，南科大的“准生证”依然没有下来，年过六旬的朱清时感到自己等不了了，自己的团队也等不了了。晚上8点，他推翻了秘书写的草稿，亲自执笔写就了1700字的《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
在信中，他明确提出：大学失去了自主权，造成高校“干校一面”。并表达了收回“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决心。
那天晚上，朱清时吃了好几种安眠药，但还是一夜未睡。
此后几天，处于舆论焦点的朱清反复谈起一个被追问了无数次的问题：“自主招生，教育部能答应吗?”
他说，改革有时候不得不走中间状态，南方科大目前是在过“黄灯”状态，“没有绿灯、没有红灯，就是中间状态。”
“我跟袁部长私交归私交，袁部长不能完全代表教育部，我们自授学历学位，教育部的权威和垄断地位势必受到挑战，下一步，如果所有的大学都争相效仿南科大自授学历学位，那教育部还能答应吗?”朱清时比谁都明白，自己牵头的改革，早已不单是南科大一所学校的问题。
这个已经头发斑白的老人坦承，他不是没有顾虑：他担心拿不到教育部认可的学位，会影响学生未来报考研究生；他担心没有教育部的学籍，会影响学生的医保办理；他更担心的是，南科大的教育改革，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在招生咨询的时候就半路夭折。
让他欣慰的是，12月18日下午的招生咨询会上，家长与学生的热情远远超过他的想象。
一个从云南楚雄赶来的大学老师，带着自己11岁的小女儿早早来到会场。他说在他任教的大学，只靠论文数量评职称，他希望女儿未来能够上一所懂得“纯粹和纯净”的大学。
一位70岁的老人陪着自己16岁的孙女来到咨询会，这个叫崔廉的女孩儿已经拥有了14项个人专利发明，但做的练习题还远远达不到老师要求，她说，她想去一个不会强迫她做事的学校。
“我们希望中国能有一所尊重教育规律的大学。”李泽湘告诉记者，在国外，任何一所名校都是自授学位，真正的异类恰恰不是南科大。
然而到目前为止，对于深圳这个城市，南科大还只是一个新生儿，连出租车师傅都尚未熟知。某种意义上，64岁的朱时清之干这座城市，境况也恰恰相似。
在合肥时，担任中科大校长的他每到机场，都能享受省部级领导的免费一等贵宾室。但第一次到深圳时，这位已经无官无职的老人突然发现，一等的贵宾室不允许进入，二等的贵宾窒还要收取费用800元。
朱清时笑着说，那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只是个大学校长，而不是副部级官员，能做一个真正的大学校长，
“真好真好”。
以机器人制造闻名世界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始终没能挤进正门，只能乐呵呵地倚靠着门框；数学大师、菲尔兹奖获得者齐尔曼诺夫则坐在会客厅里，等待拜访演讲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陈应天教授等人，静静地坐在观众席上，认认真真地聆听演讲。
12月18日，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招生咨询会现场，这些大人物们竟齐齐地成了配角。
下午2点，一位身穿黑色风衣的老者，在启动校区里正式宣布，筹办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将正式以“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和文凭”的方式进行教改。而这位老者，正是这所尚未获得教育部正式批复大学的校长——朱清时。
初露锋芒，四年飞升做校长
1968年12月，北京玉泉路中科大校内。
23岁的朱清时走进房间，来到两名工宣队员面前。两人间这位物理系的毕业生，是否愿意到天津塘沽盐场当工人。朱说愿意。两人又问，愿意到青海省西宁市山川机床铸造厂当工人吗?朱也说愿意。这样，朱清时“自愿”被分配到了青海。
在青海，他最初是换高炉里耐火砖的修炉工。当时，厂里聚集了100多名大学生，失望和不满的情绪弥漫，唯有朱清时显得另类：他自荐青海中科院盐湖，加入了激光分离同位素研究项目。也正由此，1979年，他有机会获得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人员的名额。此后的1991年，45岁的朱清时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也是当时新中国培养的最年轻的学部委员。
就在朱清时毕业次年，母校中科大南迁，以防可能的战争。因搬迁过程中图书、器材、教员均流失大半，这座创办于1958年并迅速跻身国内一流的大学，元气大伤，逐渐失了辉煌。
时任化学物理系主任的俞书勤，为化学系复兴想到的点子是引入院士。他将目光投向朱清时。
1994年9月，朱清时调到中科大化学系任教。同一年，刘有成院士也成功引进。俞书勤十分得意地回忆：“这样，我们一年就引进了两个院士。”
年近五十的朱清时在兜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母校。
同校后的朱清时一路“扶摇直上”，1998年6月，四年不到的时间，便被任命为中科大校长一职。
但这时的朱清时犹豫了。科研工作仍处上升期的他事后回忆，当时犹豫得非常厉害，因为心里很清楚一做行政工作，科研肯定会受到影响。不过，他内心的天平最后还是向做校长倾斜了。
让天平倾斜的理由是，他认为一流的管理者比一流人才更重要。
对垒扩招，万千宠爱集身
也正此时，恰逢中科大40周年校庆。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为中科大题词：“面向二十一世纪，建设一流大学，培育一流人才。”
这一年，新官上任的朱清时心情或许不错，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后，他正谋划着如伺好好利用高层的这般“厚爱”干一番事业，仿佛已将看到了中科大成为f些界一流大学的一线曙光。
然而紧接着的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潮，却如当头一棒砸在了他所筹划的教改方案面前。
与中国高校扩招风潮对应，高校不断开疆辟土建设新校区，并举债大兴土木，以容纳那些带来高额学费的庞大学生群。安徽省也开始了大学城计划，优先给中科大预留土地，如果中科大无力建设，还可贷款。
然而，朱清时在拒绝继续扩招的前提下，也一并拒绝了安徽省的好意，并未在合肥再建新校区，老校区也未大拆大建，校门一如多年前的简单。
这引来了中科大内部的许多反对声音，一个题为《朱清时校长的战略错误》的帖子出现在了中科大校园BBS上。
帖子批评。朱清时没有预计到自己无力抵抗第一轮的扩招风潮。来能在校舍、教学设施上扩张，使扩招后的中科大压力重重。此外，他在学科发展上也选择了收缩思路，即：集中全部资源发展理化、放弃工科。而传统工科有优势的清华、上海交大强化了理科。北大复且则强化了工科，均在走全面扩张的路线。
一位中科大人士更笑称，中国科技大学的“科”为“科学”，对应的是理科，“技”为“技术”，对应的是工科。收缩工科后的中科大不如改叫“中国科学大学”好了。
与扩招潮背道而驰的改革，损害了部分人的利益，为此树敌；强硬的作风，不肯妥协，甚至“一步登天”的升迁路径，也都引发了人们不满。
一位老教授回忆，1999年前后，中科大兴建一幢六层楼房，本来设计屋顶是平坡。朱清肘去上海发现，当时已经开始时兴斜坡，于是要求平改斜。基建的人不愿意添麻烦，但朱清时不肯让步，基建最后带着怨气改了。事后证明斜坡是有利于改善顶层漏水的，但“朱的工作方法有改善空间”。
“这应该跟朱校长缺乏基层行政工作经验有关，他在到中科大以前几乎没有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到中科大又很快当了校长。”这位老教授说。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院长抱怨，朱清时在5年时间里，总共才去过两次院长所在的学院，而且两次都是陪同中科院领导。他并不擅长如何去维系和下属之间的关系，即便是院长这一级。
这些不满和敌人，成了朱清时连任的绊脚石。前述老教授透露。2003年确定下一任校长前，就有人到中科院去告朱清时的状。这与1998年的情况大相径庭，当时，他评价很好、呼声很高。
然而，朱清时最终没被绊倒，他于2003年5月28日继任校长，直到2008年因年龄原因和任期要求从中科大校长位置上退下来。此时的朱清时，已经成了身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诸职于一身的副部级干部。
再战深圳，没了行政级别
更方便
从争议漩涡中退下来的朱清时，难得的过上了几天清闲日子。而另一个漩涡，也已在特区深圳暗流涌起，悄悄地等着他投身进去。
2007年底，深圳市政府就将建设南方科技大学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人均GDP全国第一的城市的目标是建立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参照模板是建校不到20年便跻身世界一流名校行列的香港科技大学。
第二年，一份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位院长在内的200多名候选人名单，摆在了校长遴选委员会主任、时任深圳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穗明面前。
“想在内地办一所这样的大学，必须找朱清时。”香港科技大学的原校长吴家玮与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作为遴选委员会的学术委员向王穗明推荐道。
猎头公司先找到赋闲在家的朱清时，被婉拒。此后，南方科大筹备办主任梁北汉、深圳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穗明上门，也遭到婉拒。朱清时说，已经替自己安排了写写书法、研究古陶瓷的闲适生活。
直至70岁的中科院院士陈国良与73岁的电子科技大学老校长刘盛纲来访。他们说：“我们追求教改這么多年，都没有好的条件去实现，深圳的条件这么好，这会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或许正是这番话打动了朱清时。2009年教师节，这位63岁的老人从时任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了聘书。
刚到深圳的朱清时不改一贯作风，上任伊始便申明了自己的建校原则，其中就包括“去行政化”与“教授治校”。在他眼里，南科大或许正是自己在中科大未尽心愿的延续：只要有一个突破口。一所大学通过打破行政绑架的形式教改成功，就会跟上一批同样希望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大学，整个教育体系就能回归。他把这称为教育界的“蛇口”，“30年前，经济要恢复活力，需要打破铁饭碗，30年后，教育要恢复活力，同样应该打破铁饭碗!”
为此，他先拿自己开刀：这个自1998年就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宫员，严肃地提醒市领导，自己从到深圳那天起就只是个打工的；去市教育局开会的时候，他会被安排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的下手，以示他没有行政级别；为了将行政力量的干预降到最小，他制订了《南方科技大学条例》，其中，学校的最高决策需由理事会决定，而理事会中，一线教授代表不少于1/4，国内外的教育专家不少于1/4。
一位行政人员透露，朱清时对行政岗位的应聘者都要亲自面试，主题大多围绕如何理解“去行政化”展开。
“做这件事的人，必须志同道合，必须有理想主义。”朱清时说。
每次面试结束，朱清时还会提醒对方做好心理准备，“在这里，我和你们都是配角，教授们才是舞台上的主角”。据说，在校园里，他决不允许出现局长、处长的称谓，行政人员一律互称老师。
为了让主角尽快出场，这个喜欢穿布鞋的老人常常要到世界各地“三顾茅庐”。
物理学家、剑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陈应天还记得，师弟朱清时打来电话时说的第一句话是：“严济慈老先生60多岁的时候还在教我们，现在我们60多岁了，也该为下一代做一些什么了!”
更多的人是主动前来的。在2009年10月底赴南非参加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大会时，朱清时随身携带的400份南科大宣传单被在场的华人学者一抢而空。
甫一上任，朱清时便接到了李泽湘的电话。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之一，早在1986年，李泽湘就和很多同学自发编写了一份关于高校改革的建议书寄至教育部。多年后，他告诉朱清时，为了“一代人的高教改革梦”，他愿意回国做义工。
迄今为止，已决定加盟的名师还包括原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主任李晓原、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励建书、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等。除此以外，南科大还将在5年内面向全球招聘30位特聘教授及其团队。
这种理念还感动了不少志同道合者，原本是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技术总监的朱朝阳就是其中一个。如今，他成为南科大负责网站维护的工作人员，由于人手不足，他还承担起安装办公室电话的工作。面试的时候，朱清时问他，为什么要辞职降薪来南科大?他乐呵呵地说，参与了这件事，以后就可以讲故事给孩子听了。
去行政化，摸不着石头也要过河
然而与中科大一样，变革并非一帆风顺。
南科大刚刚筹建之时，深圳市政府本想通过抽调骨干的方式为南科大输血，朱清时却发现，凡是职位存副处级以上的工作人员，往往不愿意抽调到南科大。有一次在北京开会，一个老校长揶揄他：“你呀，挖了个去行政化的坑就跳进去了，结果没人愿意陪你跳啊!”
另一个难题是建校和招生。朱清时一度乐观地认为，南科大的建立会像深圳大学一样顺利。1983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指着一片空地对他说，“我们将在这里建深圳大学校园，今年秋天就可以上课。”邓小平回京后跟人说，这就是深圳速度。
但现在，用朱清时的话来说，自上任那天开始，他就被扔进了冰窟窿，每天要靠吃几种不同的安眠药才能入睡。
2009年9月10日，赴深圳上任，9月15日，中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便来到新校区施工现场，明确表示“南科大未批先建”。
另一个质疑直接针对南科大的校名，有人提出，教育部规定新建高校不允许使用“中国”“南方”等大词，南科犬应改名为深圳科技大学。
朱清时采用的对策是借助媒体，那段时间，他开始大量接受采访，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改革理念。除此之外。在2009年年底参加澳门大学新校区奠基仪式的时候，朱清时与刚刚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进行了一次“鼓舞人心的谈话”。
20天后，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温家宝问朱清时，“你最近是不是去深圳搞了个南方科技大学々”
至此，教育部内部关于校名的争议终于平息了：“总理都叫南方科技大学了，肯定也不能再叫别的名字了”。
不过，一份发布于198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卡住了教育部对南科大筹建工作的批复。根据该条例第17条规定，“设置普通高等院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其中，仅仅要满足获批筹建的条件，就需要在校生计划规模不少于5000人，图书不少于60000册，这对于首批招生计划50人的南科大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
在朱清时的再三争取下，2010年9月27日，教育部的高校设置委员会曾专门开会研究南科大的问题，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会上的专家全票通过为南科大发个“准生证”。
但问题接踵而至，根据条例，即使获准筹建，也仍要等到正式建校时才可得到招生资格。“我当了十年校长，都不知道有这么多行政规定。”朱清时感叹。
他不得不再次进京跟教育部协调，教育部给出的让步是，同意南科大与中国科技大学联合招生，但招来的学生必须是中国科技大学学籍。
这让朱清时无法接受，“改革的结果就是建一个分校，这还叫改革嗎”?
另一个障碍是，根据现行制度，南科大要从专科开始办学，升到本科，再申请硕士点、博士点要办成研究型大学，至少要30年。事宴上，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深圳大学，便长期受困于此条例，虽然建校很快，但获得第一个博士授予资格时，已是2006年。而对朱清时来说，一个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如果没有研究生将是灾难性打击。
这种现状让朱清时决定跳出现行体制，从教育部手中要回招生自主权，采用“寒假考试、春季开学”这种强行闯关的方法。
他说，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一件事是等着批复千的。“改革需要承担者，深圳精神就是敢闯，从今天起，我们要打破教育的铁饭碗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
自授学位，闯过“黄灯”搞改革
2010年12月15日，南科大的“准生证”依然没有下来，年过六旬的朱清时感到自己等不了了，自己的团队也等不了了。晚上8点，他推翻了秘书写的草稿，亲自执笔写就了1700字的《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
在信中，他明确提出：大学失去了自主权，造成高校“干校一面”。并表达了收回“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决心。
那天晚上，朱清时吃了好几种安眠药，但还是一夜未睡。
此后几天，处于舆论焦点的朱清反复谈起一个被追问了无数次的问题：“自主招生，教育部能答应吗?”
他说，改革有时候不得不走中间状态，南方科大目前是在过“黄灯”状态，“没有绿灯、没有红灯，就是中间状态。”
“我跟袁部长私交归私交，袁部长不能完全代表教育部，我们自授学历学位，教育部的权威和垄断地位势必受到挑战，下一步，如果所有的大学都争相效仿南科大自授学历学位，那教育部还能答应吗?”朱清时比谁都明白，自己牵头的改革，早已不单是南科大一所学校的问题。
这个已经头发斑白的老人坦承，他不是没有顾虑：他担心拿不到教育部认可的学位，会影响学生未来报考研究生；他担心没有教育部的学籍，会影响学生的医保办理；他更担心的是，南科大的教育改革，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在招生咨询的时候就半路夭折。
让他欣慰的是，12月18日下午的招生咨询会上，家长与学生的热情远远超过他的想象。
一个从云南楚雄赶来的大学老师，带着自己11岁的小女儿早早来到会场。他说在他任教的大学，只靠论文数量评职称，他希望女儿未来能够上一所懂得“纯粹和纯净”的大学。
一位70岁的老人陪着自己16岁的孙女来到咨询会，这个叫崔廉的女孩儿已经拥有了14项个人专利发明，但做的练习题还远远达不到老师要求，她说，她想去一个不会强迫她做事的学校。
“我们希望中国能有一所尊重教育规律的大学。”李泽湘告诉记者，在国外，任何一所名校都是自授学位，真正的异类恰恰不是南科大。
然而到目前为止，对于深圳这个城市，南科大还只是一个新生儿，连出租车师傅都尚未熟知。某种意义上，64岁的朱时清之干这座城市，境况也恰恰相似。
在合肥时，担任中科大校长的他每到机场，都能享受省部级领导的免费一等贵宾室。但第一次到深圳时，这位已经无官无职的老人突然发现，一等的贵宾室不允许进入，二等的贵宾窒还要收取费用800元。
朱清时笑着说，那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只是个大学校长，而不是副部级官员，能做一个真正的大学校长，
“真好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