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0日，为配合出版《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亲历记》（以下简称《申遗亲历记》）一书，我出差前往北京，采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励小捷。当搭乘的航班即将降落机场时，我的内心升腾起一股热流，这是内心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催发的一种力量，使我更加明确自己身上担负的使命和重担，作为花山儿女，我必须尽全力出色完成这项工作。回想起参与采写《申遗亲历记》那段岁月，至今依然可以深刻感受到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之路的艰辛，以及申遗成功之后各级政府对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进行保护的力度和保护性开发利用的谨慎；深切感受到申遗点所在地村民对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认识和行动上的切实改变，申遗成功给他们带来的生活变化和文化自信是如此真切。
　　我的老家在宁明县寨安乡浦邱村，距离宁明花山岩画点并不远，那时的花山岩画并不那么出名，保护工作也不像今时今日这样备受重视、科学规范、系统全面。上小学时，学校曾组织我们前往花山岩画点脚下开展春游活动，当时崖壁上那些红红的象形“小人仔”就在脑海里种下许多问号。这个问号直到2016年7月15日15时20分，第40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宣布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一刻，才真正得到解答。作为一名記者，我记录下了这一重大事件和神圣时刻。
　　2018年，在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成功两周年之际，自治区政协领导牵头召集，组织相关人员组成工作小组，负责编撰《花山文化图典》《申遗亲历记》。我是从宁明走出来的自治区党报记者，因此被选中成为《申遗亲历记》编撰小组的一员，并被赋予重任。采访励小捷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这是我为了这项任务第二次出差北京。第一次是在2018年7月，我在北京广西大厦7号会议室参加《申遗亲历记》书稿工作交流座谈会，参与人员有国家文物局、自治区政协、自治区文化厅（今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的领导共8人。座谈会上，各位主要发言者回顾了当年花山申遗的历程，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许多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这其中的诸多坎坷、矛盾、坚持、跨越、冲刺，是那么跌宕起伏，简直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比如迫在眉睫的岩画本体修复工程的规划和实施，比如申遗工作牵涉到的发改、财政、住建、国土、交通、水利、林业等18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及协作，比如在兴安灵渠和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之间“二选一”的重大抉择、从全国9个省区11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文物局2016年中国唯一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等，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进程，单独拎出来都是一项繁杂而系统的工程，没有强有力的国家、自治区层面的大力支持，没有申遗工作小组成员不达使命不罢休的决心和勇气，没有铁腕一样的领导力和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的申遗工作者，没有广大群众的全力支持，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当天的座谈会提出，要邀请国内、国外的专家一起写亲历记，亲历记内容除了技术性方面的内容，也要写在申遗过程中想法方面有什么改变，地方政府在申遗成功之后的长远发展规划及保护性开发利用措施等。这次座谈会，让《申遗亲历记》的编撰标准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高度，也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采写工作的重要性。我全程参与此次座谈会，并详尽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从2018年7月至10月（主要采访工作集中在7月），为了完成这一重任，我累计采访将近100个小时，采访人员有自治区申遗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及相关重要人员、申遗岩画点所在地（龙州、江州、扶绥、宁明）的地方政府申遗工作领导小组重要成员及申遗岩画点所在各个村的村民，来回往返自驾车采访里程超过1000千米。我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面对面采访，搜集了翔实的基础材料和采访记录，撰写了详细全面的采访文稿，力求详尽地展示他们当时参与花山申遗的付出及感受，以及在申遗成功之后他们的环境、生活、工作、情感等方面的变化，撰写相关稿件超过5万字。
　　最令人难忘的是，我在采访过程中认识了一群为花山申遗工作和花山保护工作不遗余力付出心血和智慧的专家学者、政府部门领导者、村干部等，他们负重前行的工作狠劲、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使命必达的工作精神，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当中如顾航、陆汉新、陆桂芳、朱秋平、卢忠威等，都曾让我在采访过程中当场流下热泪。多年以后，再次念及这些人的名字，我仍然感慨万千，热泪盈眶。
　　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是世界岩画的极品，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瑰宝，值得全世界人民共同珍惜和保护。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的成功，是国家的荣誉，是广西各族人民的骄傲，值得被永久铭记和留存。我很荣幸能记录其中的一些精彩故事。我采写的内容，只是《申遗亲历记》这本书精彩内容的一小部分。期待本书的出版发行，让更多人了解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了解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过程中的故事，让更多人为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而骄傲，提升文化自信，从而更加自觉地参与到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的宣传和保护工作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