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作者出生于芝加哥，后来随父母迁居圣地亚哥，大学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并获得新闻硕士。在大陆住了8年，决定从中华美食下手,写出她所看到中国近年崛起的风貌，以及社会百态。
　　
　　 根据中国菜的标准，烤肉风味洋芋片中那股叫人一吃上瘾的香味，一如甜、咸二味，称其为“鲜”。近年来，西方厨师采用日文中“鲜味”的说法，来形容此味。
　　 1907年，有位名叫池田菊苗的日本化学家从浸了热水的海带中，萃取出麸胺基酸，他判定麸胺基酸正是海带中能增添风味的成份，其形式最纯粹的化合物便是“鲜”。为使消费者更觉得美味，麸胺基酸中添加了钠，第二年有家名为“味之素”的日本公司开始商业生产此物。这家公司宣称味精是使得晚餐美味可口的快捷方法，向家庭主妇推销味精。味之素公司后来在欧、美取得专利权，将产品推广至海外。在忒爱鲜味的中国，这项以味之素为名的商品大为轰动。
　　 然而，日本产品销售得这么好，令不少中国人心里不是滋味。20世纪初，美、英、法、日等外国强权在中国各地设立港口，开立租界，中国人情绪高涨，也指控日本人在中国市场“倾销”味精，并号召抵制味之素，但未成功。
　　 在外国势力最明显的上海，有位姓吴名蕴初的本土化学家，开始研究味之素，解析出其成份后加以仿制，制造国产味精。他们将工厂取名为“天厨”，并将产品改名为“味精”，意节味之精华。腌渍酱菜贩开始兼售味精，推着车子走遍上海大街小巷，免费给顾客试吃味精，呼吁大家“爱用国货”。到了1929年，天厨一年生产逾14万磅的味精，不到10年，年产量提升到逾50万磅。吴蕴初和中国其它味精制造商终将味之素赶出中国大部分市场。
　　 在中国，吴蕴初因为在经济战上打败日本，而成为民族英雄。天厨的影响力亦扩及至中国以外地区，输出到东南亚的味精量节节升高。他返回大陆时，周恩来总理对他表示热烈欢迎，赞扬他是“味精大王”。
　　 1956年，中国的味精产量仅占全球的4%。在中国引进市场改革，莲花等新工厂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后，一九八0、九0年代时，味精产量逐渐增加。到了这一世纪初，中国的味精产量占全球七成以上。
　　 上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味精在美国首见争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当时刊登一位华裔医生的投书。“我来到这个国家几年以来，只要到中国餐馆用餐，特别是供应中国北方菜的馆子，就会出现奇怪的症候群。”郭浩文(译音)医师在1968年四月号的杂志上写道。这封投书的标题为“中国餐馆症候群”，不久之后，全美各地纷纷有民众开始抱怨有郭医师所描述的症状，好比颈部后方灼热、麻痹、心悸。科学家把大量的味精喂给实验室老鼠吃，数年后，宣称食味精与脑损伤有关的报告公诸于世，美国联邦政府官员根据这项报告，建议禁止婴儿食品添加味精。
　　 虽然这项措施迄今有效，但是味精始终未受进一步的规范限制。联合国在198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味精对一般大众无害，应被归入与盐、醋相同的类别。
　　 话说回来，一般对味精的观感似乎与更大的社会风气有关。根据有些历史学家的假设，味精在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之所以激起强烈反对，和当时风起云涌、要求减少食物链中化学品用量的社会运动有关，这项运动有一部分是受到瑞秋·卡森创时代的环保书籍《寂静的春天》所激发。味精被视为“外国”东西，大概也并未带来多少帮助吧。在同一时期，中国刚从饥荒中喘过气来，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味精当时在中国并未被当成毒蛇猛兽，因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用得起这项昂贵的调味品。
　　（摘自《味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