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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理念是对外交动力、目的、手段等根本问题的深刻思考，揭示了国际关系和外交的本质，规定了指导国家外交工作的价值原则，影响乃至决定外交战略和政策抉择。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外交理念，指导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和新中国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外交理念否定了西方现实主义学说的强权逻辑，植根于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壤沃土，构成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核心部分。
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外交理念
在民主革命后14年（1935—1949）和新中国前27年（1949—1976）的漫长时期里，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总结党和国家的外交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指导中国外交的基本观念和原则。这些观念主要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外交中的地位、处理和发展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奠定了新中国外交的思想基础。
一、“人民外交”观和民间外交理论
西方传统的外交观认为，外交是各国政府之间的交往，特别是外交使节之间的活动，与广大民众无关。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批评了这种忽视人民的外交观念，提出了重视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新理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对外交往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外交经验，特别是民间外交经验。毛泽东和周恩来深刻总结这些经验，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下，形成了人民外交观。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认为，要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必须“唤起民众”，既包括唤起广大的中国民众，也包括世界上一切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国际友人。其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区别”之上，其中包括一般地把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相区别，也包括特殊地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政府与其人民相区别。毛泽东的人民动力观和政府、人民区别观，是民间外交的理论基础。
建国初期，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不仅参与最高外交战略决策，并直接领导实施这些外交战略与政策，而且进一步总结外交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和他本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奠基的人民外交思想。1950年3月20日，他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做了《中苏缔约后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报告。他提出，我们要影响和争取美国人民，要把战争疯子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1952年4月30日，他系统阐述新中国和平政策的六大外交方针，其中包括“团结世界人民”，强调要团结和争取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周恩来对国际关系与民间关系、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外交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本质联系进行了辩证思考。他首先提出：“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接下来他分析说：“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 其次，他论述了新中国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形式与制度问题：“我们要不亢不卑，便不得不有一套统一的礼节。当然，这些都属于外交形式。为什么要照顾外交形式呢？这是因为我们要争取外国人民，某些形式和制度是必须建立的。有时，形式是起很大作用的。”最后，他精辟地指出：“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他还强调指出，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
可见，周恩来在重视政府官方外交的同时，又非常重视民间外交工作。他还从文化和经贸两方面来充实民间外交的内容。他指出：“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是我们外交的两翼。”为加强民间交流效果，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注意行业和专业对口，主张“兵对兵，将对将，各行各业要通畅”。他们认为，与尚未建交的国家交往，可先通过文化交流来增进彼此了解，通过贸易活动以满足双方需要，以此为建交创造必要条件，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实现建交目标后，仍需要以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做后盾，充实外交内容，夯实官方外交的基础，形成民间外交与官方之间的有力互补。鉴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新中国未建交国家占多数的情况，民间外交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由政府来支持民间的友好往来，以便为建交创造充分的条件。周恩来概括出以下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的辩证互动过程：“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官带民，官民并举。”这一重要方针的实施，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了统筹管理民间外交活动，1953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由王稼祥任主任委员。王稼祥在两年后主持的中央国际活动工作会议上说：民间国际活动要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第一，增强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促进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第二，直接地或间接地去影响和促进各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和进步的社会运动。“总的目的，就是争取更多的国际友人，直接间接地影响各国人民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展以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为主体的国际和平力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1]随着外事工作的全面发展，1958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代替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
周恩来关于以国际关系这种形式，以影响和争取人民为归宿，人民之间直接交往的深刻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人民观和政府、人民区别观，讲清了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的相辅相成关系，奠定了新中国全面开展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坚实理论基础，形成了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结合的外交战略布局。
二、独立自主的根本外交立场
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在一切对外交往中所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外交战略和政策无不体现独立自主精神。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制定了贯彻独立自主精神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外交战略方针。前者是为了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划清界限，后者是为了彻底清除帝国主义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各方面残余影响和势力。这两大外交战略方针，使中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树立了独立自主的崭新姿态。在实践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严格遵循独立自主原则来处理中外关系问题，既坚决反对大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领土主权的损害，也完全尊重别国的主权和利益。
三、处理和发展同世界一切其他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经受了列强带来的长期屈辱与战争灾难，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更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倡导和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成为指导中国制定和实施外交战略的一个核心价值取向。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平为出发点与归宿，中国要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与世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毛泽东1954年曾指出，和平共處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它们是讲讲就算了的。我们不是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这五项原则是适合中国情况的，我们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成功地运用到处理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去，其次又成功地运用到处理与印度、缅甸、印尼等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去，最后，还运用到处理与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去。总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全方位的普遍运用，在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生命力。
邓小平的外交理念
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冷静观察，对时代主题做出了科学的判断，据此坚定地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为路径的国家发展战略，并适时调整了外交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这些理念主要阐明了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强调外交要在全方位开放的前提下为维护、发展国家利益服务，要摆脱意识形态束缚，开展务实外交。
一、外交为国内发展服务的价值导向
邓小平认为，“发展”是时代两大主题的核心，更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中心，解决一切内政外交问题，特别是维护世界和平，都要靠“发展”。这一核心外交理念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最大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为了适应新的现代化建设伟大任务的需要，邓小平确立了中国外交包括民间外交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重大使命。他强调，现代化经济建设是解决国际国内一切问题的基础，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举措。中国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重点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因为这是中国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等的主要来源；此外，要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还要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民间外交要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为扩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做好服务工作。邓小平把中国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工作引上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正确轨道。
二、对外开放理念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对外开放理念和政策。他认为，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无论哪一个国家都很难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科学技术和资源，很难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所以，他决定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市场，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还提出了外交要为中国建设和国际经济合作服务的指导思想，促使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配合国内各经济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加强了经济调研，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三、超越意识形态的务实外交观
为了争取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曾经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主张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不计较历史的恩怨，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消除意识形态因素和冷战思维的影响，摈弃“敌我”观念，树立国际是非观念，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他强调，要解放思想，打破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束缚，使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超越意识形态。这一观念打破了僵化思想的束缚，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空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外交在指导思想上以社会制度分“敌、友”，并且“以苏划线”，与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的国家几乎没有往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提出，在考虑国家关系时，要“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2]。他主张“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这些适应新形势的深刻思想，指导中国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打破人为束缚，摆脱意识形态羁绊，迅速开创了外交工作的崭新局面。
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外交理念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动，冷战彻底结束，国际政治出现了多极化趋势，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和信息时代。冷战结束引发各国对实力认识的变化，由过去强调军事实力，转变为更加注重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还开始重视以文化、道义为核心的“软实力”，更加注重公众舆论和民意。在世界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同时，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国际地位空前提升，但又受到国际舆论的空前挑战和压力。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双边与多边外交，创造出丰富的新鲜经验。江泽民和胡锦涛等新一代领导人与时俱进，深刻总结这些新经验，从而推出了“新安全观”、“外交为民”、“和谐世界”等一系列新理念。这些新思想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当中国自身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后，如何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如何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一、新安全观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外交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主张，特别是提出了“新安全观”。旧安全观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无数事实证明，这种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无法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江泽民倡导的新安全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都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新安全观的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
他还对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深刻论述了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他強调要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主张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他还很重视文化外交和公众外交，注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更加重视影响媒体，重视与外国公众直接交流和沟通，以改变他们对中国的偏见，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二、和平发展道路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2003年开始，正式提出和宣传“和平发展道路”，向世界各国说明，中国坚决不走历史上一些国家崛起的战争道路，而要继续毫不动摇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其要旨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同时坚持实行对外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两者是统一的整体。“和平发展道路”是将内政与外交、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完全统一的中国大战略，其核心理念就是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三、和谐世界理念
胡锦涛把国内建设上的“和谐社会”主张推广到外交领域，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和谐世界”理念对毛泽东、周恩来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提出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和江泽民关于“新安全观”等主张，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方面做了继承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适应了时代的新特点新潮流，是中国面对全球治理难题提出的一种良好思路。
四、外交为民与公共外交
胡锦涛在外交理念上做出重大创新，把“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理念推广到对外关系上，提出了“外交为民”理念。2009年7月，他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强调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他还提出了外交新的四位一体的目标：努力使中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
中国特色外交理念的文化渊源
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提出的外交理念，否定了西方以国际强权政治为特征的现实主义原则，它们不仅是新中国外交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且是对中国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3]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干脆把道德从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排除出去，宣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反复强调：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西方現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指出，利益由权力所界定，并以此作为核心理念，对强权政治学说做了系统的阐述。这些强权政治原则来源于西方长期的政治哲学和文化传统，是其历史实践的提炼。中共领导人的外交理念与强权政治观划分了界线。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就是民本思想。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荀子、贾谊、范仲淹等思想家也大力倡导民本观念。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既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同时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从而提出了人民动力观和民间外交的系统理论，以及以人为本和外交为民的价值原则。
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及胡锦涛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都继承和弘扬了“和”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以“和”的形式出现的。儒家最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希望通过采用一定的制度规范，促使人们之间、国家之间出现和维持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睦融洽的理想状态。孟子也重视这一价值理念，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古代其他思想流派同样高度重视“和谐”。而道家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为了促成和维护“和谐”局面，中国古代思想家着重从伦理道德方面规定了一系列原则。儒家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以及主要道德原则，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周恩来曾开导一些小国的领导人说，我们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坚决反对外来干涉，怎么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
中国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和谐理念，是一个真正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原则，可以通过一系列具体规范和制度设计，来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国与国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只有这样做，国家之间才能够以对话求理解，以协商谈判解决争端，化解矛盾，和睦相处；才能够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度过危机；才能够以包容求和谐，获得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
和谐世界理念弘扬“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古训，在观察和处理世界复杂事物和问题时坚持系统整体观、对立统一辩证思维以及推陈出新、生生不息的科学发展观。它将中国古代朴素深刻的系统辩证思想与现代哲学原理相结合，回答了“如何看待当今世界”、“怎样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怎样逐步推动实现和谐世界目标”等基本问题，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思维原则和方法。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外交室主任）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王稼祥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417、418.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0.
[3]［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414.
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外交理念
在民主革命后14年（1935—1949）和新中国前27年（1949—1976）的漫长时期里，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总结党和国家的外交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指导中国外交的基本观念和原则。这些观念主要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外交中的地位、处理和发展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奠定了新中国外交的思想基础。
一、“人民外交”观和民间外交理论
西方传统的外交观认为，外交是各国政府之间的交往，特别是外交使节之间的活动，与广大民众无关。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批评了这种忽视人民的外交观念，提出了重视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新理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对外交往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外交经验，特别是民间外交经验。毛泽东和周恩来深刻总结这些经验，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下，形成了人民外交观。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认为，要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必须“唤起民众”，既包括唤起广大的中国民众，也包括世界上一切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国际友人。其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区别”之上，其中包括一般地把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相区别，也包括特殊地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政府与其人民相区别。毛泽东的人民动力观和政府、人民区别观，是民间外交的理论基础。
建国初期，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不仅参与最高外交战略决策，并直接领导实施这些外交战略与政策，而且进一步总结外交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和他本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奠基的人民外交思想。1950年3月20日，他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做了《中苏缔约后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报告。他提出，我们要影响和争取美国人民，要把战争疯子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1952年4月30日，他系统阐述新中国和平政策的六大外交方针，其中包括“团结世界人民”，强调要团结和争取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周恩来对国际关系与民间关系、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外交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本质联系进行了辩证思考。他首先提出：“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接下来他分析说：“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 其次，他论述了新中国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形式与制度问题：“我们要不亢不卑，便不得不有一套统一的礼节。当然，这些都属于外交形式。为什么要照顾外交形式呢？这是因为我们要争取外国人民，某些形式和制度是必须建立的。有时，形式是起很大作用的。”最后，他精辟地指出：“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他还强调指出，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
可见，周恩来在重视政府官方外交的同时，又非常重视民间外交工作。他还从文化和经贸两方面来充实民间外交的内容。他指出：“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是我们外交的两翼。”为加强民间交流效果，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注意行业和专业对口，主张“兵对兵，将对将，各行各业要通畅”。他们认为，与尚未建交的国家交往，可先通过文化交流来增进彼此了解，通过贸易活动以满足双方需要，以此为建交创造必要条件，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实现建交目标后，仍需要以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做后盾，充实外交内容，夯实官方外交的基础，形成民间外交与官方之间的有力互补。鉴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新中国未建交国家占多数的情况，民间外交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由政府来支持民间的友好往来，以便为建交创造充分的条件。周恩来概括出以下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的辩证互动过程：“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官带民，官民并举。”这一重要方针的实施，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了统筹管理民间外交活动，1953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由王稼祥任主任委员。王稼祥在两年后主持的中央国际活动工作会议上说：民间国际活动要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第一，增强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促进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第二，直接地或间接地去影响和促进各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和进步的社会运动。“总的目的，就是争取更多的国际友人，直接间接地影响各国人民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展以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为主体的国际和平力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1]随着外事工作的全面发展，1958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代替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
周恩来关于以国际关系这种形式，以影响和争取人民为归宿，人民之间直接交往的深刻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人民观和政府、人民区别观，讲清了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的相辅相成关系，奠定了新中国全面开展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坚实理论基础，形成了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结合的外交战略布局。
二、独立自主的根本外交立场
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在一切对外交往中所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外交战略和政策无不体现独立自主精神。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制定了贯彻独立自主精神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外交战略方针。前者是为了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划清界限，后者是为了彻底清除帝国主义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各方面残余影响和势力。这两大外交战略方针，使中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树立了独立自主的崭新姿态。在实践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严格遵循独立自主原则来处理中外关系问题，既坚决反对大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领土主权的损害，也完全尊重别国的主权和利益。
三、处理和发展同世界一切其他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经受了列强带来的长期屈辱与战争灾难，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更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倡导和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成为指导中国制定和实施外交战略的一个核心价值取向。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平为出发点与归宿，中国要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与世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毛泽东1954年曾指出，和平共處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它们是讲讲就算了的。我们不是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这五项原则是适合中国情况的，我们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成功地运用到处理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去，其次又成功地运用到处理与印度、缅甸、印尼等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去，最后，还运用到处理与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去。总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全方位的普遍运用，在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生命力。
邓小平的外交理念
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冷静观察，对时代主题做出了科学的判断，据此坚定地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为路径的国家发展战略，并适时调整了外交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这些理念主要阐明了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强调外交要在全方位开放的前提下为维护、发展国家利益服务，要摆脱意识形态束缚，开展务实外交。
一、外交为国内发展服务的价值导向
邓小平认为，“发展”是时代两大主题的核心，更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中心，解决一切内政外交问题，特别是维护世界和平，都要靠“发展”。这一核心外交理念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最大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为了适应新的现代化建设伟大任务的需要，邓小平确立了中国外交包括民间外交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重大使命。他强调，现代化经济建设是解决国际国内一切问题的基础，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举措。中国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重点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因为这是中国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等的主要来源；此外，要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还要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民间外交要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为扩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做好服务工作。邓小平把中国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工作引上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正确轨道。
二、对外开放理念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对外开放理念和政策。他认为，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无论哪一个国家都很难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科学技术和资源，很难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所以，他决定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市场，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还提出了外交要为中国建设和国际经济合作服务的指导思想，促使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配合国内各经济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加强了经济调研，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三、超越意识形态的务实外交观
为了争取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曾经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主张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不计较历史的恩怨，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消除意识形态因素和冷战思维的影响，摈弃“敌我”观念，树立国际是非观念，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他强调，要解放思想，打破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束缚，使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超越意识形态。这一观念打破了僵化思想的束缚，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空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外交在指导思想上以社会制度分“敌、友”，并且“以苏划线”，与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的国家几乎没有往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提出，在考虑国家关系时，要“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2]。他主张“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这些适应新形势的深刻思想，指导中国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打破人为束缚，摆脱意识形态羁绊，迅速开创了外交工作的崭新局面。
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外交理念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动，冷战彻底结束，国际政治出现了多极化趋势，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和信息时代。冷战结束引发各国对实力认识的变化，由过去强调军事实力，转变为更加注重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还开始重视以文化、道义为核心的“软实力”，更加注重公众舆论和民意。在世界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同时，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国际地位空前提升，但又受到国际舆论的空前挑战和压力。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双边与多边外交，创造出丰富的新鲜经验。江泽民和胡锦涛等新一代领导人与时俱进，深刻总结这些新经验，从而推出了“新安全观”、“外交为民”、“和谐世界”等一系列新理念。这些新思想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当中国自身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后，如何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如何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一、新安全观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外交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主张，特别是提出了“新安全观”。旧安全观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无数事实证明，这种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无法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江泽民倡导的新安全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都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新安全观的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
他还对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深刻论述了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他強调要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主张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他还很重视文化外交和公众外交，注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更加重视影响媒体，重视与外国公众直接交流和沟通，以改变他们对中国的偏见，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二、和平发展道路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2003年开始，正式提出和宣传“和平发展道路”，向世界各国说明，中国坚决不走历史上一些国家崛起的战争道路，而要继续毫不动摇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其要旨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同时坚持实行对外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两者是统一的整体。“和平发展道路”是将内政与外交、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完全统一的中国大战略，其核心理念就是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三、和谐世界理念
胡锦涛把国内建设上的“和谐社会”主张推广到外交领域，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和谐世界”理念对毛泽东、周恩来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提出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和江泽民关于“新安全观”等主张，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方面做了继承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适应了时代的新特点新潮流，是中国面对全球治理难题提出的一种良好思路。
四、外交为民与公共外交
胡锦涛在外交理念上做出重大创新，把“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理念推广到对外关系上，提出了“外交为民”理念。2009年7月，他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强调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他还提出了外交新的四位一体的目标：努力使中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
中国特色外交理念的文化渊源
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提出的外交理念，否定了西方以国际强权政治为特征的现实主义原则，它们不仅是新中国外交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且是对中国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3]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干脆把道德从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排除出去，宣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反复强调：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西方現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指出，利益由权力所界定，并以此作为核心理念，对强权政治学说做了系统的阐述。这些强权政治原则来源于西方长期的政治哲学和文化传统，是其历史实践的提炼。中共领导人的外交理念与强权政治观划分了界线。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就是民本思想。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荀子、贾谊、范仲淹等思想家也大力倡导民本观念。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既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同时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从而提出了人民动力观和民间外交的系统理论，以及以人为本和外交为民的价值原则。
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及胡锦涛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都继承和弘扬了“和”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以“和”的形式出现的。儒家最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希望通过采用一定的制度规范，促使人们之间、国家之间出现和维持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睦融洽的理想状态。孟子也重视这一价值理念，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古代其他思想流派同样高度重视“和谐”。而道家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为了促成和维护“和谐”局面，中国古代思想家着重从伦理道德方面规定了一系列原则。儒家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以及主要道德原则，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周恩来曾开导一些小国的领导人说，我们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坚决反对外来干涉，怎么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
中国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和谐理念，是一个真正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原则，可以通过一系列具体规范和制度设计，来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国与国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只有这样做，国家之间才能够以对话求理解，以协商谈判解决争端，化解矛盾，和睦相处；才能够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度过危机；才能够以包容求和谐，获得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
和谐世界理念弘扬“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古训，在观察和处理世界复杂事物和问题时坚持系统整体观、对立统一辩证思维以及推陈出新、生生不息的科学发展观。它将中国古代朴素深刻的系统辩证思想与现代哲学原理相结合，回答了“如何看待当今世界”、“怎样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怎样逐步推动实现和谐世界目标”等基本问题，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思维原则和方法。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外交室主任）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王稼祥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417、418.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0.
[3]［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