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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元祐年间，党争激烈，流风所及，科举风气亦为其所浸染。元祐三年，旧党中坚苏轼知贡举，而其门生李廌则为考生。朝野士人皆以李氏为必中。然廌竟下第。故流言风起，逮及南宋，至有东坡泄题给李扁而为政敌之子章氏兄弟窃取之不经之论。故此有必要溯本求源，去伪存真，以期还历史事件以本来面目。
[关键词]苏轼；作弊；李廌；元祐三年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08．03．019
北宋元祐年间，虽新党失势，旧党执政。然新旧两党、旧党内部仍争斗不已。流风所及，国家抡才大典之科举亦为其所浸染。元祐三年(1088)正月，苏轼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权知贡举。然苏轼未人贡院，即有“先言任意取人”之传言弥漫朝野。是年，苏轼之门人李廌亦厕身于省试举子之中。李氏乃苏门之翘楚，久为东坡所知，故“其年到省诸路举子，人人欲识其面，考试官莫不欲得方叔(按，李廌字方叔)也”。李廌文名甚著，而苏轼适时知贡举。于情于理，李氏高中，亦为时人所逆知。然事与愿违，是年三月省试放榜之后，李氏非但未能高中魁首，尽榜之后，亦无其名。世事相违，每如此也!苏门高足李廌之下第，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故当时士人，每有感慨乃至惊诧之言。朝士吕大防叹日：“有司试艺，乃失此奇才耶!”朱弁《风月堂诗话》亦载：“既拆号，十名前不见方叔，众已失色，逮写尽榜，无不惊骇叹。”
李扁缘何落第?自北宋末迄南宋灭亡，每有士人揣测之。然这些揣测，得之于传闻者多，而得之于事实者少。兹以时代先后为序，分而述之，并依据相关史料，对其妄说不经有损东坡名节者，予以驳斥。
李廌参加省试，苏轼为知贡举，黄庭坚为参详官。故苏、黄与李廌本人的意见值得重视。李廌落第后苏轼曾赋诗自责：“余与李廌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黄庭坚也次苏轼诗韵，赋诗安慰李扇。苏诗曰：
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我惭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责。青袍白纻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
买羊酤酒谢玉川，为我醉倒春风前。归家但草凌云赋，我相夫子非曜仙。
苏轼之诗意可分四层：(1)以书法为喻，夸耀李文如南朝吴质之书法，笔势翩翩。(2)引《唐摭言》李程因赋《日有五色赋》而得状元之事，暗喻自己当负遗才之责。(3)直言此举参试士人太多，自己作为主考官，偶或遗贤，作为考生的李扁，当能谅解。(4)希望李廌潜心学问，并预言李扇并非池中之物，一定有科场进身的机会。
黄庭坚之诗题为《次韵子瞻送李豸》：
骥子堕地追风日，未试千里谁能识。习之实录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
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难塞责。虽然一哄有奇偶，博悬于投不在德。
君看巨浸朝百川，此岂有意潢潦前。愿为雾豹怀文隐，莫爱风蝉蜕骨仙。
黄庭坚之诗意与苏轼大同而小异，大意是将李廌比作未被伯乐识别出的千里马，其文瑰奇，可方之于唐代古文家李翱。东坡作为主考官，失取此一奇才，难塞其责。这与东坡的看法是一致的。唯一不同之点是，黄庭坚认为李之下第，原因在于运气较差，这就如同赌场射利，胜负只是凭运气而已。
李腐本人对于落第的看法，虽然掺杂了落第举子的悲怨之情，但对于落第之原因，与苏、黄并没有本质之不同。其《下第留别舍第弼》有句云：“百年能几何，三十已一世。胸中经纶策，偃蹇未获试。”《下第留别陈至》诗亦云：“余生天地间，动辄多愿违。天王十二闲，玉勒黄金鞿。奈何骥与碌，不使备六蜚。盐车初未脱，伯乐第兴悲。宁甘生刍饿，不为场藿嘶。京都足风埃，士气亦随淄……吾生三十年，二十九年非。”
李廌生于嘉祐四年(1059)，至元祐三年，正好30岁，故这两首诗必为元祐三年落第而作。揆其诗意不难看出，李廌认为自己满腹经纶，但命运不济，主试官(“伯乐”)未能看中自己的文章，故而落第。这与他的另一首诗《某顷元祐三年春礼部试不第东坡送之以诗黄鲁直诸公皆有和……乞诸公一篇以荣林泉不胜幸甚》所云有一致之处。所谓“平生功名众所料，数奇辜负师友责”，与黄庭坚“虽然一哄有奇偶，博悬于投不在德”颇有相通互证之处。
苏、黄二人送李廌的诗，对后世士人的影响甚大。特别是苏诗中将李廌比作唐代状元李程，每为后人所踵事增华，而不经之论亦出矣!南北宋之间，士人传言此事，尚与事实不远。任渊注黄庭坚《次韵子瞻送李豸》诗曰：“李豸字方叔，阳翟人，素为东坡所知。元祐三年，东坡知贡举，得程文，异之，谓必方叔，擢置第一。既开榜，非是。东坡怅然，作诗送方叔，有‘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之句。”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云：“东坡知贡举，李豸方叔久为东坡所知，其年到省诸路举子，人人欲识其面，考试官莫不欲得方叔也。坡亦自言有司以第一拔方叔耳。既拆号，十名前不见方叔，众已失色，逮写尽榜，无不惊骇叹。方叔归阳翟，黄鲁直以诗叙其事送之，东坡和矣。如‘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真迷日五色’之句，其用事精切，虽老杜、白乐天集中未尝见也。”
任渊所谓李豸“素为东坡所知”，朱弁所谓“李豸方叔久为东坡所知”，皆从苏诗序言中“余与李廌相知久矣”之句而来；而“谓必方叔，擢置第一”、“坡亦自言有司以第一拔方叔耳”等语则从东坡“过眼终迷日五色”之句化出。
朱弁、任渊皆为北宋末、南宋初士人。据《黄陈诗集注序》，任渊曾亲侍山谷，自政和辛卯(1111)年始，即曾取黄、陈．--家之诗，略注其一二”。其时离山谷下世仅数年而已，故其成书虽在绍兴间，然其所记，当最近事实。《风月堂诗话》成书于绍兴十年(1140)，系朱弁使金时所作。故以黄庭坚之作为原唱，记忆稍误，但所记并未过于失实。而时间推移到南宋中期后，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一○中，或因年代稍远，情节中则颇杂虚构之辞：
东坡素知李腐方叔。方叔赴省试，东坡知举，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数十字，且语黄鲁直曰：
“是必吾李廌也。”及拆号，则章持平，而腐乃见黜。故东坡、山谷皆有诗在集中。初，廌试罢归，语人曰：“苏公知举，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后。”及后黜，腐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儿遇苏内翰知举不及第，它日奚望?”遂闭门睡，至夕不出。发壁视之，自缢死矣!腐果终身不第以死，甚可哀也。
元祐六年(1091)，李廌再应试，又落第。故赋诗有“数奇辜负师友责”之语，并有绝意科名之意。其诗题曰：“某顷元祐三年春礼部试不第，东坡送之以诗，黄鲁直诸公皆有和诗，今年秋复下第，将归耕颍川，辄次前韵上呈内翰先生及乞诸公一篇，以荣林泉，不胜幸甚。”可证。《老学庵笔记》卷一○所谓“廌果终身不第以死”云云，即据此而来。这则故事所可注意者是首次提到元祐三年的省元章援(字持平)。南宋末之罗大经《鹤林玉露》以及同时而稍后的赵渭《养疴漫笔》即据此再次虚构：
元祐中，东坡知贡举，李方叔就试。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值方叔出，其仆受简置几上。有顷，章子厚二子日持日援者来，取简窃观，乃《扬雄优于刘向论》一篇。二章惊 喜，携之以去。方叔归，求简不得，知为二章所窃，怅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题，二章皆模仿坡作，方叔几于阁笔。及拆号，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与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间，一卷颇奇，坡谓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视之，乃葛敏修。时山谷亦预校文，曰：“可贺内翰得人，此乃仆宰太和时，一学子相从者也。”而方叔竞下第。坡出院，闻其故，大叹恨．，作诗送其归，所谓“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空迷日五色”者也。其母叹曰：“苏学士知举，而汝不成名，复何望哉!”抑郁而卒。余谓坡拳拳于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无，反使二章得窃之以发身，而子厚小人，将以坡为有私有党，而无以大服其心，岂不重可惜哉!
此段文字，所谓其母云云，直抄陆游《老学庵笔记》。山谷之贺词则从《檆溪居士集》卷一○《跋葛圣功诗》补辑而来：“圣功试南宫，论周秦强弱不变之弊，如太仓公言病，洞见根穴所起。东坡奇其文，置之高列。山谷曰：‘此某为太和令时所与唱酬进士也。’因相庆得人。”但据《文忠集》卷二○《葛敏修圣功文集后序》载：“元韦占三年，东坡先生嗣典斯文，即文观行，所得为多。是举也，奉议郎葛公奏名第七。”可见，所谓“二十名间……乃葛敏修”云云，亦是失实之词。
此外，文中所谓“及拆号”、“坡失色”云云，揆之于宋代科举阅卷程序，亦显为失实之辞。北宋真景朝以后，省试试卷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加以处理。先是封弥、誊录、初考、覆考、定号，最后方将录取名单及试卷交尚书省上奏，谓之“奏号”。而奏号之后，其程序即是“拆号”。欧阳修《和出省》诗原注日：“国朝之制，礼部考官卷子，奏上字号，差台官一人拆封出榜。”《梦粱录》卷二《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条载：“伺侯申省奏号，揭榜取旨。差官下院拆号放榜。”《宋会要辑稿·选举》记录拆号程序则更详细：“所差拆号官率以下晡到院，先即封弥所点号整足，然后入院，往往夜漏既上拆号，抵明方毕。”可见，“拆号”这一科举考试程序系朝廷派专人负责。苏轼作为知举官，“拆号”并不属其职责范围。文中其余文字谓东坡私泄考题，纯为虚构，颇有损东坡之名节。故清人查慎行注苏诗时直斥为“此必章惇夫子造为此语以诬公”。今按，谓东坡徇私情授题给门人李廌，其不能成立之原因有二：
其一，北宋有严格的锁院制度。宋代自立国之初，即开始有意制定规范控制知贡举官的权力。首先是分割知贡举官的事权。一变唐代政府知贡举官多由礼部侍郎担任的作法，知贡举官成为皇帝临时任命的一种差遣。开宝八年(975)二月起，又增设权同知举官若干人，使其互相牵制。其次就是建立锁院制度，加强对知贡举官的监督。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四载，淳化三年(992)正月起，规定知贡举官奉到简任诏命必须立即赴贡院，以避请求，谓之“锁院”。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一月十二日又诏：“自今知贡举及发解试官更不得乞上殿呈题目，并令门辞，差官伴入院锁宿。”大中祥符七年(1014)八月二十三日诏：“今后所差考试发解并知举官等，宜令于阎门候敕，出召到昼时，令阎门祗候引伴，指定去处锁宿，更不得与臣僚相见言话，如违，仰引伴使或阎门弹奏，并当重行朝典。”由此可见，北宋之时，知贡举官在得到诏令、受令及入院锁宿等各个时间环节上，都有朝廷派人监督。苏轼作为知举官，也不可避免地在各个时间环节上受到监督。大中祥符七年知贡举王曾受审查一案，颇见北宋政府对知贡举防范之密与监督之严。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九之一八载：“先是，王曾等授敕知贡举，与李维偶语于长春殿阎子，至审刑院伺侯鞍马，迟留久之。押伴阎门祗候曹仪虑其请嘱，因以上言。即令曾、惟演分析，与李维词同，特放曾等。”知贡举一旦受敕之后，不仅有专人押伴，且不得与人私语，不得迟留。如此对知贡举进行防范，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机密，禁止“请嘱”。对当事人——知贡举来说，知法犯法，故意泄露朝廷机密，更是为法所不容。真宗朝以后，科场条例与防弊措施日渐严密。凡斯种种，苏轼作为朝廷的参政要员，对此不可能不知，作为知贡举的他，纵爱其门生心切，也不可能不对朝廷法令有所顾忌。因此，从制度这个层面来说，所谓“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这一事情是绝难发生的。
其二，苏轼在元祐初年屡次因考试问题受到政敌的攻击。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载，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左司谏朱光庭论学士院考试不识大体，伏望“正考试官之罪”，矛头直指进题者苏轼，后经殿中侍御史吕陶疏救，苏轼才免受中伤。元祐二年(1087)十二月，监察御史杨康国、赵挺之先后论苏轼试廖正一策题，认为苏轼所出馆阁策题，“公然欺罔二圣之聪明而无所畏惮，考其用心，罪不可赦”。元祐三年正月十九日，苏轼入贡院之前二日，侍御史王觌又以去年苏轼所试馆职策题借古讽今为由，认为苏轼不宜留在朝廷。是年二月初二日，在苏轼锁院期间，监察御史赵挺之再次发难，以风闻“外议以为苏轼主文意在矫革，若见引用《新义》决欲黜落”为由，“请礼部贡院将举人引用新经与注疏文理通行考校”。
从上述史料可知，苏轼在元祐三年正月二十一日领贡举事并入试院之前，因学十院试馆职撰策题而屡受政敌的攻扦。即或人贡院之后，仍有政敌如赵挺之等“因浮议以献言，用情诬实”。故其知贡举时之举止言谈必然会谨小而慎微，以免政敌再次有可乘之机。从现存的元祐三年省试策题来看，其中所提问题皆颇为温和，即为苏轼小事履行知贡举事的有力内证。从苏轼知贡举前后如履薄冰之心理状态，不难逆推，所谓“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也是绝难发生的。故清人王文诰在《苏文忠公诗编年集成总案》卷三○中说：“公屡奏未了榜时，党人先有失士之论。盖自知举命下，董敦逸已论奏必不当，其余造作不一，而流传小说，多有章援、章持窃得李廌策题之说。此不足道也。”附带说明一下，据《隐居通议》等书的记载，宋代州试的命题由主试官与监试官、同院考试官共同商定。由此推断，宋代省试试题同样由知贡举与同院考试官参详而定，未必是一人独断而成。因此，即使苏轼事先透题给其门生李廌，师生共同作弊也未必一定能成功。
南宋理学家魏了翁《跋苏文忠墨迹》云：“欧阳公之司贡也，疑苏公为曾南丰，置之第二，然南丰时在得中，公初不知也。及苏公司贡，则不惟其门人，虽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遗。观其与李方叔诗及今蒲氏所藏之帖，若将愧之者。然终不以一时之愧，易万世之所甚愧。此先生行己之大方也。使士大夫常怀欧公之疑而负苏公之愧，古道其庶几乎!”魏了翁之论，是否针对因李廌落第而产生的不根之言而发，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议论至少可以启示我们两点：
其一，从考官的角度来看，元祐三年省试中李廌及不少苏轼故人的落第，正是苏轼“无情如造化”之笔，秉公而断之结果。苏轼赠李廌诗所谓“一时之愧”应当理解成苏轼对门生科场失利的惋惜之情，而不能理解成“伯乐不识千里马”的羞愧之意。因此，所谓“过眼终迷日五色”是一种谦词，也是一种托词。黄庭坚元祐三年省试锁院时曾对东坡的文章鉴别力下过一赞语，谓“其他在间伎俩，诸君或胜东坡，至于评论文章，东坡鼻端一嗅，可定优劣”。此语传出后，“诸生皆以为然”。黄 庭坚与东坡的对话提示我们，李廌省试落第，并非东坡不识真文章，而是其本身的程文未有特别的过人之处。
其二，从考生的角度来看，李廌之省试科文，可能并未达到“斯文如女有正色”的境界。宋人极重文章有老成之境，元祐三年省试中之李廌，尚未及而立之年，行文好为奇丽之言，然积学不厚，尚未至老成之境。故其科文未入东坡法眼，似亦不为过。李廌之《兵鉴》，向为后人所重视。四库馆臣认为“议论奇伟，尤多可取，固与局促辕下者异焉!”然苏轼在元祐初年给李廌的信中却说：“至若前所示《兵鉴》，则读之终篇，莫知所谓，意者足下未甚有得于中而张其外者，不然，则老病昏惑，不识其趣也。以此，私意犹冀足下积学不倦，落其华而成其实。”苏轼为翰林期间，尝在信中评李廌所献之文曰：“极为奇丽，但过相粉饰，深非所望，殆是益其病尔”。尺牍之言，乃作者真实情感之流露，故苏轼这两则议论说明青年时的李庸，其文章尚欠火候。有鉴于此，清代学者王文诰论断说：今“录公原书，观书(笔者按，指苏轼《与李方叔书》，载《苏轼文集》卷四九)中意，方叔之文似未到岸，即(轼)再知举，未见其必售也”。王文诰之言，并非仅为骇世之言。
自熙丰改制之后，宋代科举考试之内容亦为之大变，由诗赋取士一变为论策取士。“诗赋可以观辞艺，策论可以见才识。”从苏轼对青年时期的李扁的评介来看，其积学尚不深厚，故发而为文，“未甚有得于中而张其外者”，有“过相粉饰”之病。也就是说，此时之李扇，若考诗赋，则可见其辞艺奇丽之处，若考策论，则显其才识不足之病。不幸的是，元祐三年进士科考试之内容，依然一仍熙丰之旧，正是以经义与策论取士。李廌之“数奇”，或在此乎?
李庸省试时之策题程文，今虽不能窥其全豹。但因李氏在《师友谈记》中之回忆，幸有片言存焉。是书《范太史言人君之政令非天之时气》条载：“太史公(指范禹)讲月令……廌在元韦占三年省试，策问有魏相时令者，廌之所对，大略与太史公之说同。但其卒曰：‘王者应天以实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应之，不必法其繁文末节，但时和岁丰，家给人足，则便为太平之实。若求夫芝草生、凤凰至等瑞，皆汉代君臣不务本，而区区尚其虚文也。汉之好复古者，无右王莽，而刘歆又以儒术缘饰之，奏祥瑞、作颂声者甚众，有益于治，有救其乱乎。’词多不能详，姑记其大概，昔既不效，何必道乎!”李氏特意摘出策文之结论与精彩部分。但私意以为，即或由此衡文，李氏之程文，尚不能与“笔势翩翩”名实相符。即或“奇丽”二字，似亦不能当之。显然，“论”之文体限制了他才情的发挥。《师友谈记》作于元祐八年(1093)，李腐在回忆五年前省试策题时，以“昔既不效，何必道乎”两句作为自己下第原因的总结，不知是出自真心否?
[关键词]苏轼；作弊；李廌；元祐三年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08．03．019
北宋元祐年间，虽新党失势，旧党执政。然新旧两党、旧党内部仍争斗不已。流风所及，国家抡才大典之科举亦为其所浸染。元祐三年(1088)正月，苏轼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权知贡举。然苏轼未人贡院，即有“先言任意取人”之传言弥漫朝野。是年，苏轼之门人李廌亦厕身于省试举子之中。李氏乃苏门之翘楚，久为东坡所知，故“其年到省诸路举子，人人欲识其面，考试官莫不欲得方叔(按，李廌字方叔)也”。李廌文名甚著，而苏轼适时知贡举。于情于理，李氏高中，亦为时人所逆知。然事与愿违，是年三月省试放榜之后，李氏非但未能高中魁首，尽榜之后，亦无其名。世事相违，每如此也!苏门高足李廌之下第，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故当时士人，每有感慨乃至惊诧之言。朝士吕大防叹日：“有司试艺，乃失此奇才耶!”朱弁《风月堂诗话》亦载：“既拆号，十名前不见方叔，众已失色，逮写尽榜，无不惊骇叹。”
李扁缘何落第?自北宋末迄南宋灭亡，每有士人揣测之。然这些揣测，得之于传闻者多，而得之于事实者少。兹以时代先后为序，分而述之，并依据相关史料，对其妄说不经有损东坡名节者，予以驳斥。
李廌参加省试，苏轼为知贡举，黄庭坚为参详官。故苏、黄与李廌本人的意见值得重视。李廌落第后苏轼曾赋诗自责：“余与李廌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黄庭坚也次苏轼诗韵，赋诗安慰李扇。苏诗曰：
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我惭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责。青袍白纻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
买羊酤酒谢玉川，为我醉倒春风前。归家但草凌云赋，我相夫子非曜仙。
苏轼之诗意可分四层：(1)以书法为喻，夸耀李文如南朝吴质之书法，笔势翩翩。(2)引《唐摭言》李程因赋《日有五色赋》而得状元之事，暗喻自己当负遗才之责。(3)直言此举参试士人太多，自己作为主考官，偶或遗贤，作为考生的李扁，当能谅解。(4)希望李廌潜心学问，并预言李扇并非池中之物，一定有科场进身的机会。
黄庭坚之诗题为《次韵子瞻送李豸》：
骥子堕地追风日，未试千里谁能识。习之实录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
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难塞责。虽然一哄有奇偶，博悬于投不在德。
君看巨浸朝百川，此岂有意潢潦前。愿为雾豹怀文隐，莫爱风蝉蜕骨仙。
黄庭坚之诗意与苏轼大同而小异，大意是将李廌比作未被伯乐识别出的千里马，其文瑰奇，可方之于唐代古文家李翱。东坡作为主考官，失取此一奇才，难塞其责。这与东坡的看法是一致的。唯一不同之点是，黄庭坚认为李之下第，原因在于运气较差，这就如同赌场射利，胜负只是凭运气而已。
李腐本人对于落第的看法，虽然掺杂了落第举子的悲怨之情，但对于落第之原因，与苏、黄并没有本质之不同。其《下第留别舍第弼》有句云：“百年能几何，三十已一世。胸中经纶策，偃蹇未获试。”《下第留别陈至》诗亦云：“余生天地间，动辄多愿违。天王十二闲，玉勒黄金鞿。奈何骥与碌，不使备六蜚。盐车初未脱，伯乐第兴悲。宁甘生刍饿，不为场藿嘶。京都足风埃，士气亦随淄……吾生三十年，二十九年非。”
李廌生于嘉祐四年(1059)，至元祐三年，正好30岁，故这两首诗必为元祐三年落第而作。揆其诗意不难看出，李廌认为自己满腹经纶，但命运不济，主试官(“伯乐”)未能看中自己的文章，故而落第。这与他的另一首诗《某顷元祐三年春礼部试不第东坡送之以诗黄鲁直诸公皆有和……乞诸公一篇以荣林泉不胜幸甚》所云有一致之处。所谓“平生功名众所料，数奇辜负师友责”，与黄庭坚“虽然一哄有奇偶，博悬于投不在德”颇有相通互证之处。
苏、黄二人送李廌的诗，对后世士人的影响甚大。特别是苏诗中将李廌比作唐代状元李程，每为后人所踵事增华，而不经之论亦出矣!南北宋之间，士人传言此事，尚与事实不远。任渊注黄庭坚《次韵子瞻送李豸》诗曰：“李豸字方叔，阳翟人，素为东坡所知。元祐三年，东坡知贡举，得程文，异之，谓必方叔，擢置第一。既开榜，非是。东坡怅然，作诗送方叔，有‘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之句。”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云：“东坡知贡举，李豸方叔久为东坡所知，其年到省诸路举子，人人欲识其面，考试官莫不欲得方叔也。坡亦自言有司以第一拔方叔耳。既拆号，十名前不见方叔，众已失色，逮写尽榜，无不惊骇叹。方叔归阳翟，黄鲁直以诗叙其事送之，东坡和矣。如‘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真迷日五色’之句，其用事精切，虽老杜、白乐天集中未尝见也。”
任渊所谓李豸“素为东坡所知”，朱弁所谓“李豸方叔久为东坡所知”，皆从苏诗序言中“余与李廌相知久矣”之句而来；而“谓必方叔，擢置第一”、“坡亦自言有司以第一拔方叔耳”等语则从东坡“过眼终迷日五色”之句化出。
朱弁、任渊皆为北宋末、南宋初士人。据《黄陈诗集注序》，任渊曾亲侍山谷，自政和辛卯(1111)年始，即曾取黄、陈．--家之诗，略注其一二”。其时离山谷下世仅数年而已，故其成书虽在绍兴间，然其所记，当最近事实。《风月堂诗话》成书于绍兴十年(1140)，系朱弁使金时所作。故以黄庭坚之作为原唱，记忆稍误，但所记并未过于失实。而时间推移到南宋中期后，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一○中，或因年代稍远，情节中则颇杂虚构之辞：
东坡素知李腐方叔。方叔赴省试，东坡知举，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数十字，且语黄鲁直曰：
“是必吾李廌也。”及拆号，则章持平，而腐乃见黜。故东坡、山谷皆有诗在集中。初，廌试罢归，语人曰：“苏公知举，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后。”及后黜，腐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儿遇苏内翰知举不及第，它日奚望?”遂闭门睡，至夕不出。发壁视之，自缢死矣!腐果终身不第以死，甚可哀也。
元祐六年(1091)，李廌再应试，又落第。故赋诗有“数奇辜负师友责”之语，并有绝意科名之意。其诗题曰：“某顷元祐三年春礼部试不第，东坡送之以诗，黄鲁直诸公皆有和诗，今年秋复下第，将归耕颍川，辄次前韵上呈内翰先生及乞诸公一篇，以荣林泉，不胜幸甚。”可证。《老学庵笔记》卷一○所谓“廌果终身不第以死”云云，即据此而来。这则故事所可注意者是首次提到元祐三年的省元章援(字持平)。南宋末之罗大经《鹤林玉露》以及同时而稍后的赵渭《养疴漫笔》即据此再次虚构：
元祐中，东坡知贡举，李方叔就试。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值方叔出，其仆受简置几上。有顷，章子厚二子日持日援者来，取简窃观，乃《扬雄优于刘向论》一篇。二章惊 喜，携之以去。方叔归，求简不得，知为二章所窃，怅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题，二章皆模仿坡作，方叔几于阁笔。及拆号，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与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间，一卷颇奇，坡谓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视之，乃葛敏修。时山谷亦预校文，曰：“可贺内翰得人，此乃仆宰太和时，一学子相从者也。”而方叔竞下第。坡出院，闻其故，大叹恨．，作诗送其归，所谓“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空迷日五色”者也。其母叹曰：“苏学士知举，而汝不成名，复何望哉!”抑郁而卒。余谓坡拳拳于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无，反使二章得窃之以发身，而子厚小人，将以坡为有私有党，而无以大服其心，岂不重可惜哉!
此段文字，所谓其母云云，直抄陆游《老学庵笔记》。山谷之贺词则从《檆溪居士集》卷一○《跋葛圣功诗》补辑而来：“圣功试南宫，论周秦强弱不变之弊，如太仓公言病，洞见根穴所起。东坡奇其文，置之高列。山谷曰：‘此某为太和令时所与唱酬进士也。’因相庆得人。”但据《文忠集》卷二○《葛敏修圣功文集后序》载：“元韦占三年，东坡先生嗣典斯文，即文观行，所得为多。是举也，奉议郎葛公奏名第七。”可见，所谓“二十名间……乃葛敏修”云云，亦是失实之词。
此外，文中所谓“及拆号”、“坡失色”云云，揆之于宋代科举阅卷程序，亦显为失实之辞。北宋真景朝以后，省试试卷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加以处理。先是封弥、誊录、初考、覆考、定号，最后方将录取名单及试卷交尚书省上奏，谓之“奏号”。而奏号之后，其程序即是“拆号”。欧阳修《和出省》诗原注日：“国朝之制，礼部考官卷子，奏上字号，差台官一人拆封出榜。”《梦粱录》卷二《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条载：“伺侯申省奏号，揭榜取旨。差官下院拆号放榜。”《宋会要辑稿·选举》记录拆号程序则更详细：“所差拆号官率以下晡到院，先即封弥所点号整足，然后入院，往往夜漏既上拆号，抵明方毕。”可见，“拆号”这一科举考试程序系朝廷派专人负责。苏轼作为知举官，“拆号”并不属其职责范围。文中其余文字谓东坡私泄考题，纯为虚构，颇有损东坡之名节。故清人查慎行注苏诗时直斥为“此必章惇夫子造为此语以诬公”。今按，谓东坡徇私情授题给门人李廌，其不能成立之原因有二：
其一，北宋有严格的锁院制度。宋代自立国之初，即开始有意制定规范控制知贡举官的权力。首先是分割知贡举官的事权。一变唐代政府知贡举官多由礼部侍郎担任的作法，知贡举官成为皇帝临时任命的一种差遣。开宝八年(975)二月起，又增设权同知举官若干人，使其互相牵制。其次就是建立锁院制度，加强对知贡举官的监督。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四载，淳化三年(992)正月起，规定知贡举官奉到简任诏命必须立即赴贡院，以避请求，谓之“锁院”。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一月十二日又诏：“自今知贡举及发解试官更不得乞上殿呈题目，并令门辞，差官伴入院锁宿。”大中祥符七年(1014)八月二十三日诏：“今后所差考试发解并知举官等，宜令于阎门候敕，出召到昼时，令阎门祗候引伴，指定去处锁宿，更不得与臣僚相见言话，如违，仰引伴使或阎门弹奏，并当重行朝典。”由此可见，北宋之时，知贡举官在得到诏令、受令及入院锁宿等各个时间环节上，都有朝廷派人监督。苏轼作为知举官，也不可避免地在各个时间环节上受到监督。大中祥符七年知贡举王曾受审查一案，颇见北宋政府对知贡举防范之密与监督之严。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九之一八载：“先是，王曾等授敕知贡举，与李维偶语于长春殿阎子，至审刑院伺侯鞍马，迟留久之。押伴阎门祗候曹仪虑其请嘱，因以上言。即令曾、惟演分析，与李维词同，特放曾等。”知贡举一旦受敕之后，不仅有专人押伴，且不得与人私语，不得迟留。如此对知贡举进行防范，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机密，禁止“请嘱”。对当事人——知贡举来说，知法犯法，故意泄露朝廷机密，更是为法所不容。真宗朝以后，科场条例与防弊措施日渐严密。凡斯种种，苏轼作为朝廷的参政要员，对此不可能不知，作为知贡举的他，纵爱其门生心切，也不可能不对朝廷法令有所顾忌。因此，从制度这个层面来说，所谓“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这一事情是绝难发生的。
其二，苏轼在元祐初年屡次因考试问题受到政敌的攻击。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载，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左司谏朱光庭论学士院考试不识大体，伏望“正考试官之罪”，矛头直指进题者苏轼，后经殿中侍御史吕陶疏救，苏轼才免受中伤。元祐二年(1087)十二月，监察御史杨康国、赵挺之先后论苏轼试廖正一策题，认为苏轼所出馆阁策题，“公然欺罔二圣之聪明而无所畏惮，考其用心，罪不可赦”。元祐三年正月十九日，苏轼入贡院之前二日，侍御史王觌又以去年苏轼所试馆职策题借古讽今为由，认为苏轼不宜留在朝廷。是年二月初二日，在苏轼锁院期间，监察御史赵挺之再次发难，以风闻“外议以为苏轼主文意在矫革，若见引用《新义》决欲黜落”为由，“请礼部贡院将举人引用新经与注疏文理通行考校”。
从上述史料可知，苏轼在元祐三年正月二十一日领贡举事并入试院之前，因学十院试馆职撰策题而屡受政敌的攻扦。即或人贡院之后，仍有政敌如赵挺之等“因浮议以献言，用情诬实”。故其知贡举时之举止言谈必然会谨小而慎微，以免政敌再次有可乘之机。从现存的元祐三年省试策题来看，其中所提问题皆颇为温和，即为苏轼小事履行知贡举事的有力内证。从苏轼知贡举前后如履薄冰之心理状态，不难逆推，所谓“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也是绝难发生的。故清人王文诰在《苏文忠公诗编年集成总案》卷三○中说：“公屡奏未了榜时，党人先有失士之论。盖自知举命下，董敦逸已论奏必不当，其余造作不一，而流传小说，多有章援、章持窃得李廌策题之说。此不足道也。”附带说明一下，据《隐居通议》等书的记载，宋代州试的命题由主试官与监试官、同院考试官共同商定。由此推断，宋代省试试题同样由知贡举与同院考试官参详而定，未必是一人独断而成。因此，即使苏轼事先透题给其门生李廌，师生共同作弊也未必一定能成功。
南宋理学家魏了翁《跋苏文忠墨迹》云：“欧阳公之司贡也，疑苏公为曾南丰，置之第二，然南丰时在得中，公初不知也。及苏公司贡，则不惟其门人，虽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遗。观其与李方叔诗及今蒲氏所藏之帖，若将愧之者。然终不以一时之愧，易万世之所甚愧。此先生行己之大方也。使士大夫常怀欧公之疑而负苏公之愧，古道其庶几乎!”魏了翁之论，是否针对因李廌落第而产生的不根之言而发，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议论至少可以启示我们两点：
其一，从考官的角度来看，元祐三年省试中李廌及不少苏轼故人的落第，正是苏轼“无情如造化”之笔，秉公而断之结果。苏轼赠李廌诗所谓“一时之愧”应当理解成苏轼对门生科场失利的惋惜之情，而不能理解成“伯乐不识千里马”的羞愧之意。因此，所谓“过眼终迷日五色”是一种谦词，也是一种托词。黄庭坚元祐三年省试锁院时曾对东坡的文章鉴别力下过一赞语，谓“其他在间伎俩，诸君或胜东坡，至于评论文章，东坡鼻端一嗅，可定优劣”。此语传出后，“诸生皆以为然”。黄 庭坚与东坡的对话提示我们，李廌省试落第，并非东坡不识真文章，而是其本身的程文未有特别的过人之处。
其二，从考生的角度来看，李廌之省试科文，可能并未达到“斯文如女有正色”的境界。宋人极重文章有老成之境，元祐三年省试中之李廌，尚未及而立之年，行文好为奇丽之言，然积学不厚，尚未至老成之境。故其科文未入东坡法眼，似亦不为过。李廌之《兵鉴》，向为后人所重视。四库馆臣认为“议论奇伟，尤多可取，固与局促辕下者异焉!”然苏轼在元祐初年给李廌的信中却说：“至若前所示《兵鉴》，则读之终篇，莫知所谓，意者足下未甚有得于中而张其外者，不然，则老病昏惑，不识其趣也。以此，私意犹冀足下积学不倦，落其华而成其实。”苏轼为翰林期间，尝在信中评李廌所献之文曰：“极为奇丽，但过相粉饰，深非所望，殆是益其病尔”。尺牍之言，乃作者真实情感之流露，故苏轼这两则议论说明青年时的李庸，其文章尚欠火候。有鉴于此，清代学者王文诰论断说：今“录公原书，观书(笔者按，指苏轼《与李方叔书》，载《苏轼文集》卷四九)中意，方叔之文似未到岸，即(轼)再知举，未见其必售也”。王文诰之言，并非仅为骇世之言。
自熙丰改制之后，宋代科举考试之内容亦为之大变，由诗赋取士一变为论策取士。“诗赋可以观辞艺，策论可以见才识。”从苏轼对青年时期的李扁的评介来看，其积学尚不深厚，故发而为文，“未甚有得于中而张其外者”，有“过相粉饰”之病。也就是说，此时之李扇，若考诗赋，则可见其辞艺奇丽之处，若考策论，则显其才识不足之病。不幸的是，元祐三年进士科考试之内容，依然一仍熙丰之旧，正是以经义与策论取士。李廌之“数奇”，或在此乎?
李庸省试时之策题程文，今虽不能窥其全豹。但因李氏在《师友谈记》中之回忆，幸有片言存焉。是书《范太史言人君之政令非天之时气》条载：“太史公(指范禹)讲月令……廌在元韦占三年省试，策问有魏相时令者，廌之所对，大略与太史公之说同。但其卒曰：‘王者应天以实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应之，不必法其繁文末节，但时和岁丰，家给人足，则便为太平之实。若求夫芝草生、凤凰至等瑞，皆汉代君臣不务本，而区区尚其虚文也。汉之好复古者，无右王莽，而刘歆又以儒术缘饰之，奏祥瑞、作颂声者甚众，有益于治，有救其乱乎。’词多不能详，姑记其大概，昔既不效，何必道乎!”李氏特意摘出策文之结论与精彩部分。但私意以为，即或由此衡文，李氏之程文，尚不能与“笔势翩翩”名实相符。即或“奇丽”二字，似亦不能当之。显然，“论”之文体限制了他才情的发挥。《师友谈记》作于元祐八年(1093)，李腐在回忆五年前省试策题时，以“昔既不效，何必道乎”两句作为自己下第原因的总结，不知是出自真心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