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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绶琯，1923年生，福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名誉台长；开创中国的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对推动天体测量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研制出多种射电天文设备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造船的去学了天文
王绶琯是中国老一辈的天文学家，不过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天文学家一样，天文学并不是他的老本行。
那个时候，我考海军学校，正好是在抗战前夕。我是1936年，13岁时进的学校，马尾海军学校是培养军官的学校。
当时有两种应考的条件。我们那一届招100个人--100个13岁的孩子，当然有的14岁，有的大一点--各省可以先自己考试，之后推荐人到南京考试；还有一个推荐来源是军官，足够级别的军官可以推荐他的家属、子女去应试。我是我叔父推荐去应试的。这就等于当时你不花学费可以进大学了。
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我3岁的时候她就守寡了，最后她还是决定让我去。学校在福建马尾，我去学航海。
后来眼睛近视了，当时有一个说法，海军军官不能戴眼镜，因为形象不那么威武嘛，所以近视的都去学造船。工程师嘛，戴个眼镜没关系。我们学造船的就跑到重庆学，毕业以后就到英国继续学习。
在英国进修造船工程期间，王绶琯就读的皇家海军学院与著名的格林尼治天文台仅有一墙之隔。从小对自然科学充满兴趣的他，开始自学天文学。
1949年，王绶琯投入天文工作的愿望愈发强烈，在一位挚友的鼓励下，他下决心放弃造船，重新开始。他写信向当时的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里高利请教。格里高利很快接纳了他。于是王绶琯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开启了天文学之旅。
1953年，30岁的王绶琯抱着一腔爱国热情回到中國。新中国百废待兴，在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带领下，王绶琯开始参与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工作。
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好像，这个也是有个空想，不知道科学怎么救国，但是总觉得应该（能）救国的吧。另外，我们国内也开始重建了，在1952年左右，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台长跟我也通信了，他应该说是我的带路人。
当时还有个上海天文台，本来是法国的，也给紫金山接管了。原来昆明的天文台还留着。还有个青岛的小天文台，是德国人占领着，所以都归紫金山管。我们有三老，张钰哲先生，李珩先生，还有陈遵妫，都是抗战以前就是研究员了。我回来以后什么也没有，就是重建。
如今的小菜一碟，过去做不到
1955年，中国科学院接到国家下达的任务--授时。国家建设急需地图测绘，而地图的测绘需要精确授时的配合。当时，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与国外差距很大。当张钰哲找到王绶琯时，王绶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研究方向从“天体物理”转到了“天体测量”，和已在上海的几位同志一道，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于1957年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到了紫金山不久，（我们）把望远镜修了，这样大家都很高兴。我的天体物理工作，也想把一些课题做一点。当然，队伍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吴有训先生就到了，有一个紧急任务，说国家需要时间信号。
王绶琯在中国科技大学讲课。
大家都知道，太阳每天中午经过南北线，这就是个时间的标志，太阳过南北线就叫做中午，所以古代这个时候，就在午门放一个炮。
到了现代，比如说50年代，这个时间就要求得很精确了，因为最重要的就是测绘要做东西，测地图。
测地图要靠测天上的星来知道地下这个地方的相对位置，要画全国的地图，你就得有个非常精确的时间。到底精确到什么程度呢？在不同的地方，时间得准确到百分之一秒。现在说起来这简直是小菜一碟，现在都知道千万分之一秒了，当时我们做不到。
我们做不到，我们国家没有地图，资源就很难开发了。还有打仗什么的，地图也画不出来。过去是帝国主义，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地方，他做了也不给你，那么就七零八落的。所以，测绘部门就紧急地向科学院要求要准确时间。这个准确时间，当时是归天文馆的。所以，吴（有训）副院长就找到张（钰哲）台长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张台长跟李（珩）先生就让我去做这件事了。我又没做过，当时谁也没做过。以前我那么迷天文物理什么的，那个时候倒是很受感动。所有人，大家都在建设了，那就真的是国家说什么就做什么了。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功劳。因为一开始百废俱兴，什么都是0.0，你做到0.1就是增加了无数倍。所以，我就做这个0.1吧。后来的三四五六七都是他们做的，我就做了这件事。到1957年就很快了，两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告别测量，开始射电
20世纪50年代，射电天文还是一个新兴的学科。1958年，苏联射电天文学团队到海南岛观测日环食，与中方组成了中苏联合观测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决定以此为契机，引进射电天文技术，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射电天文研究队伍。
射电天文当时还算是新的学科，因为1932年人类才发现天上有无线电波。我们当时无线电技术也很落后，射电还没有，苏联当时也可以帮我们，但帮我们的计划是很慢的。
吴副院长就突破这个框，当时在海南岛有一个日食，苏联人想到这里来参加，用射电技术搞射电天文的日食。吴副院长说，我们搞个联合观察队。他就派了陈芳允先生--这是我们国家无线电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军人物，也是吴先生的学生--另一个是我，我们两个人，一个射电一个天文，就把这个任务组织了。
王绶琯受命和电子学家陈芳允一道，组织中方团队。这件事得到苏方队长莫尔强诺夫的积极配合。
那个观测还比较成功，苏联人也非常好，所以那个射电天文就那样，经过我们一些小的队伍建起来。建起来以后，苏联人就留下一个小的仪器在这里，我们拿来做样本去开展工作，也复制也做。然后就碰到“大跃进”了。一“大跃进”，年轻人都回到本单位“放卫星”去了，（队伍）又空了。后来我们就招好多高中生，还有北京的学校，北大还有北师大，这个就“慷慨当年万古名”了，当时北师大的万古名来了，就这么开始了，我又变成搞射电天文了。 王绶琯从此告别了天体测量学，开始了中国射电天文的创建。
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天文，我们叫做观测的科学，看不见的东西就根本没法研究，而你要看见它，就得有望远镜，这个望远镜越大越好。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60厘米算最大了，后来“大跃进”的时候就做个2米的，在世界上也算不小的。这样做出来以后，这个技术队伍就出来了，苏定强（天文学家）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现在也是院士，当时跟苏定强一样也是年轻人。
有一次他们两个来找我，说这个2米望远镜现在做出来了，中国下一步该怎么走？当时我在学部里头组织一个天文委员会，来策划这些事。中国天文学会，包括天文界的，還有科学院里头各个研究所的，我们自己尽可能多地投入吧，发动大家都来考虑这事。讨论了多次以后，就筛选成4个望远镜，这4个现在都实现了，其中一个是LAMOST望远镜的前身。
我们跟苏定强在一起商量的时候，就觉得天文有两种望远镜，一种就是很大，很暗的东西都可以看见；一种望远镜视场很大，可以一下子看好多东西。两个都挺重要，因为天上的东西很多，所以我们这几个人集中注意力放到这个上头，去想想看有什么。
后来我们就觉得，这里头是有一个文章可以做。因为在当时，我觉得大视场的望远镜马上就要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为什么？因为大视场望远镜可以一下子看很多的天体，本来你一次测一个，现在一次可以测很多个，这件事情当时在英国、美国都有天文台开始做实验。
我们也开始做，但是我们条件太差，光纤自己就不能拉，但是这个（发展）迹象已经很明显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尽力去研究这个大视场的望远镜，等光纤发展起来的话，那个会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沿工作了。
美国SDSS望远镜得到的结果，是世界上所有望远镜成果获得率最高的。LAMOST望远镜设计就针对这个，比美国SDSS望远镜要提高10倍，但是我们设计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也在做这个。
把大视场望远镜设计成同时也兼有大口径，这个是望远镜设计理论的问题，是换脑筋的问题，这个竞争不在于有没有钱，而在于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2009年，LAMOST通过国家验收鉴定，确定了其性能居世界天文望远镜中高光谱获得率之首。（本文主要内容据腾讯视频《王绶琯：痴迷天文七十载的科学老人》整理，有删改）
造船的去学了天文
王绶琯是中国老一辈的天文学家，不过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天文学家一样，天文学并不是他的老本行。
那个时候，我考海军学校，正好是在抗战前夕。我是1936年，13岁时进的学校，马尾海军学校是培养军官的学校。
当时有两种应考的条件。我们那一届招100个人--100个13岁的孩子，当然有的14岁，有的大一点--各省可以先自己考试，之后推荐人到南京考试；还有一个推荐来源是军官，足够级别的军官可以推荐他的家属、子女去应试。我是我叔父推荐去应试的。这就等于当时你不花学费可以进大学了。
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我3岁的时候她就守寡了，最后她还是决定让我去。学校在福建马尾，我去学航海。
后来眼睛近视了，当时有一个说法，海军军官不能戴眼镜，因为形象不那么威武嘛，所以近视的都去学造船。工程师嘛，戴个眼镜没关系。我们学造船的就跑到重庆学，毕业以后就到英国继续学习。
在英国进修造船工程期间，王绶琯就读的皇家海军学院与著名的格林尼治天文台仅有一墙之隔。从小对自然科学充满兴趣的他，开始自学天文学。
1949年，王绶琯投入天文工作的愿望愈发强烈，在一位挚友的鼓励下，他下决心放弃造船，重新开始。他写信向当时的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里高利请教。格里高利很快接纳了他。于是王绶琯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开启了天文学之旅。
1953年，30岁的王绶琯抱着一腔爱国热情回到中國。新中国百废待兴，在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带领下，王绶琯开始参与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工作。
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好像，这个也是有个空想，不知道科学怎么救国，但是总觉得应该（能）救国的吧。另外，我们国内也开始重建了，在1952年左右，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台长跟我也通信了，他应该说是我的带路人。
当时还有个上海天文台，本来是法国的，也给紫金山接管了。原来昆明的天文台还留着。还有个青岛的小天文台，是德国人占领着，所以都归紫金山管。我们有三老，张钰哲先生，李珩先生，还有陈遵妫，都是抗战以前就是研究员了。我回来以后什么也没有，就是重建。
如今的小菜一碟，过去做不到
1955年，中国科学院接到国家下达的任务--授时。国家建设急需地图测绘，而地图的测绘需要精确授时的配合。当时，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与国外差距很大。当张钰哲找到王绶琯时，王绶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研究方向从“天体物理”转到了“天体测量”，和已在上海的几位同志一道，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于1957年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到了紫金山不久，（我们）把望远镜修了，这样大家都很高兴。我的天体物理工作，也想把一些课题做一点。当然，队伍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吴有训先生就到了，有一个紧急任务，说国家需要时间信号。
王绶琯在中国科技大学讲课。
大家都知道，太阳每天中午经过南北线，这就是个时间的标志，太阳过南北线就叫做中午，所以古代这个时候，就在午门放一个炮。
到了现代，比如说50年代，这个时间就要求得很精确了，因为最重要的就是测绘要做东西，测地图。
测地图要靠测天上的星来知道地下这个地方的相对位置，要画全国的地图，你就得有个非常精确的时间。到底精确到什么程度呢？在不同的地方，时间得准确到百分之一秒。现在说起来这简直是小菜一碟，现在都知道千万分之一秒了，当时我们做不到。
我们做不到，我们国家没有地图，资源就很难开发了。还有打仗什么的，地图也画不出来。过去是帝国主义，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地方，他做了也不给你，那么就七零八落的。所以，测绘部门就紧急地向科学院要求要准确时间。这个准确时间，当时是归天文馆的。所以，吴（有训）副院长就找到张（钰哲）台长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张台长跟李（珩）先生就让我去做这件事了。我又没做过，当时谁也没做过。以前我那么迷天文物理什么的，那个时候倒是很受感动。所有人，大家都在建设了，那就真的是国家说什么就做什么了。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功劳。因为一开始百废俱兴，什么都是0.0，你做到0.1就是增加了无数倍。所以，我就做这个0.1吧。后来的三四五六七都是他们做的，我就做了这件事。到1957年就很快了，两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告别测量，开始射电
20世纪50年代，射电天文还是一个新兴的学科。1958年，苏联射电天文学团队到海南岛观测日环食，与中方组成了中苏联合观测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决定以此为契机，引进射电天文技术，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射电天文研究队伍。
射电天文当时还算是新的学科，因为1932年人类才发现天上有无线电波。我们当时无线电技术也很落后，射电还没有，苏联当时也可以帮我们，但帮我们的计划是很慢的。
吴副院长就突破这个框，当时在海南岛有一个日食，苏联人想到这里来参加，用射电技术搞射电天文的日食。吴副院长说，我们搞个联合观察队。他就派了陈芳允先生--这是我们国家无线电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军人物，也是吴先生的学生--另一个是我，我们两个人，一个射电一个天文，就把这个任务组织了。
王绶琯受命和电子学家陈芳允一道，组织中方团队。这件事得到苏方队长莫尔强诺夫的积极配合。
那个观测还比较成功，苏联人也非常好，所以那个射电天文就那样，经过我们一些小的队伍建起来。建起来以后，苏联人就留下一个小的仪器在这里，我们拿来做样本去开展工作，也复制也做。然后就碰到“大跃进”了。一“大跃进”，年轻人都回到本单位“放卫星”去了，（队伍）又空了。后来我们就招好多高中生，还有北京的学校，北大还有北师大，这个就“慷慨当年万古名”了，当时北师大的万古名来了，就这么开始了，我又变成搞射电天文了。 王绶琯从此告别了天体测量学，开始了中国射电天文的创建。
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天文，我们叫做观测的科学，看不见的东西就根本没法研究，而你要看见它，就得有望远镜，这个望远镜越大越好。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60厘米算最大了，后来“大跃进”的时候就做个2米的，在世界上也算不小的。这样做出来以后，这个技术队伍就出来了，苏定强（天文学家）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现在也是院士，当时跟苏定强一样也是年轻人。
有一次他们两个来找我，说这个2米望远镜现在做出来了，中国下一步该怎么走？当时我在学部里头组织一个天文委员会，来策划这些事。中国天文学会，包括天文界的，還有科学院里头各个研究所的，我们自己尽可能多地投入吧，发动大家都来考虑这事。讨论了多次以后，就筛选成4个望远镜，这4个现在都实现了，其中一个是LAMOST望远镜的前身。
我们跟苏定强在一起商量的时候，就觉得天文有两种望远镜，一种就是很大，很暗的东西都可以看见；一种望远镜视场很大，可以一下子看好多东西。两个都挺重要，因为天上的东西很多，所以我们这几个人集中注意力放到这个上头，去想想看有什么。
后来我们就觉得，这里头是有一个文章可以做。因为在当时，我觉得大视场的望远镜马上就要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为什么？因为大视场望远镜可以一下子看很多的天体，本来你一次测一个，现在一次可以测很多个，这件事情当时在英国、美国都有天文台开始做实验。
我们也开始做，但是我们条件太差，光纤自己就不能拉，但是这个（发展）迹象已经很明显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尽力去研究这个大视场的望远镜，等光纤发展起来的话，那个会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沿工作了。
美国SDSS望远镜得到的结果，是世界上所有望远镜成果获得率最高的。LAMOST望远镜设计就针对这个，比美国SDSS望远镜要提高10倍，但是我们设计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也在做这个。
把大视场望远镜设计成同时也兼有大口径，这个是望远镜设计理论的问题，是换脑筋的问题，这个竞争不在于有没有钱，而在于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2009年，LAMOST通过国家验收鉴定，确定了其性能居世界天文望远镜中高光谱获得率之首。（本文主要内容据腾讯视频《王绶琯：痴迷天文七十载的科学老人》整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