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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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海桑田,时世变迁。时隔多年再回故乡,早已物是人非。看着熟悉的院落房屋,看着正在生机勃发的山川草木,满心感慨!我不常回来,但故乡的点点滴滴依旧清晰可见,思念中的爸爸妈妈依然是年轻的模样,但我们确实已和他们天各一方。41岁、53岁,本是人生最美的年华,而他们却因病痛和意外,告别了未竟的事业,失去了该享的天伦之乐。
  树有根,水有源。我们兄弟姐妹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教给我们为人处世的点滴道理,指给我们求学立业的方向。是他们用短暂而坚强的一生,为我们擎起了一片天空;是他们用苦难而艰辛的日子,化解了本该由我们分担的愁苦;是他们用智慧而务实的抉择,为我们打开了走向幸福的大门。
  从记事起,父亲母亲就教我“自力更生,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我们年幼时,为养家糊口,父亲教书种地两不误,母亲带病养猪养鸡养兔子,喂耕牛、挑粪肥、深翻地,造猪圈、盘鸡窝、挖兔窝、拔猪草等,既有辛劳,更有快乐。父亲在带领我们一起参加劳动的日子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只鸡两只爪,自己吃自己讨”。虽然,家里苦难,母亲病痛,但也铸就了我们的勤劳乐观。
  记忆中,对母亲病痛的担心,早早种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以至于我多愁善感、自尊敏感。现在想来,幼时心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失去妈妈,于是,我学着分担。小学三年级时,我就踩着小板凳擀面条;十来岁我们兄弟姐妹就干上了锄地、拾茬、耕地、耙地、挑粪、撒种、收割等各种农活儿。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苦难的家庭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记得有一年,家乡发大洪水,把村底下河路边地里玉米全冲倒淤在泥里,父亲硬是带领我们和赶来帮忙的同事和同学们,一苗一苗地扶苗救苗,以降低粮食损失。小学五年级毕业时正值麦收时节,记得家里产的1500多斤麦子,是我在妈妈的指导下,从存粮食的楼上吊上吊下、晒干簸净、入瓮封仓。初中毕业那年暑期,也是母亲去世的前一年,为减轻家里负担,我跟村里的大伯大叔们到铺林山林场修路,白天砍棒子、打炮眼、搬石填土,夜宿山崖下、挤睡椽木床。山上海拔高,馒头都蒸不熟。第一次当民工,干了十来天,挣了80多块钱。当时为了生计,上山采药,然后卖药材补贴家用,这也是我和父亲、哥哥干得比较多的一件事。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采过的20多味中药材的名称。
  再后来,我们相继上了高中、大学,巨额学费和生活费,成为我们这个家庭的巨大负担。母亲常年患病,家里负债累累,所以即使让我们放弃了读书,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我的父亲母亲,替我们做了睿智而理性的选择,那就是“误啥也不能误孩子教育,要让孩子们走出大山上大学”。记得在1987年前后,父亲母亲曾托人到大河山买回了盖新房的梁材木料,但经过反复商量后,果断卖掉那些好木材,转而把家里的重心转到供我们弟兄俩上学的道路上来。此外,当时父亲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到处“借钱”。现在想来,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承受多大的压力呀!而且对于家庭的困境,父亲从未泄气和抱怨,他总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努力想办法,做改变。他常说:“简省节约,不如增加收入。”他在工作之余,利用能写会画的特长,为政府和大队做版面、写标语,为派出所绘居民平面简易示意图,为各家各户装壁画、做相框,为饭店企业做牌匾。通过这些努力,使得我们这个苦难的家庭渡过了诸多难关。
  身边的亲朋好友,每每提起我们这个家庭,都觉得太难太难了。可以说,这在全镇是出了名儿的。人世间的病痛与灾祸,就那么凑巧的一次次地让我的父亲母亲给赶上了。如果说,面对磨难,父亲母亲教会了我们“勤劳乐观”,作为传承了父亲教育事业的孩子之一,我认为父亲也是我当好老师的榜样与楷模。“勤奋上进,敬业乐教,善做善成”,既是父亲34年教师生涯和25年校长生涯的概括,也是我今天教书育人、带领科研团队成长的一个基本信条。
  前不久,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联系到了爸爸工作时的老搭档石明社老师。电话接通后,一提起我爸来,石老师一阵哽咽,“我,想你爸爸……”。稍稍平复情绪后,石老师给我讲起关于爸爸的许多我不知晓的工作往事。他说,我父亲人称“腿上绑铜锣,跑到哪儿响到哪儿”。他还回顾了我们大略知道的一件事。当时,西闫公社隶属于绛县,有一年全县组织了一次小学五年级数学竞赛,父亲和他的团队精心组织、全力备赛,抓住了这个培养锻炼学生的难得机会,结果他们的优秀学生杨林海在满分120分情况下获得113分的高分,比第二名、当时绛县县城最好小学的一名学生的分数高出近30分。这件事,当时在全县轰动一时,绛县教育局长亲自深入父亲所在的小学考察,高度评价了他们团队杰出的教书育人工作。石老师还特意讲起了父親熟练掌握的一项重要教学技能———刻蜡板,这是当时印制试卷的先进技术。在石老师眼里,爸爸的刻蜡板技术是一等一,字写得又好,还不漏墨,这可是当时令老师们羡慕而不易掌握的一项技能。实际上,不仅如此,作为校长,他在带领团队的过程中,身先士卒,组织策划;平易近人,从工作到生活,都给他的同事们以热心帮助和最大鼓励。长大后,我在自己教书育人的工作中,也特别注重对学生的关照培养,也注意总结教学经验,获得了许多国家级和省级教学成果大奖,也带出不少好学生。受父亲影响,我也十分关心家族孩子们的教育,精心策划指导,下一辈孩子的工作或学习情况都不错。
  1966年7月,父亲初中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没能进一步学习深造,学历不高。于是,他工作后,常利用假期到县城进修学习。在我小的时候,有一年暑假我居然把父亲的函授教程《中国文学史》认真地啃了一遍。父亲爱学习的勤奋劲儿,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兄弟姐妹。
  作为老搭档,石明社老师提起与父亲在石家、古桃园等村搭档的经历,说:“你爸爸,人家能写会画、吹拉弹唱,是个‘多面手’,而且热心公益事业。”这也为父亲开展教育工作带来很大便利。我们现在做教育研究的人知道,农村办教育过程中,最难的是调动所在村关心教育、投入教育,与村里打交道不容易。父亲曾经的几位老同事、老朋友都说,你爸爸不论到哪个村小学,都有办法与村干部“打成一片”,因为他为人比较豪爽,既教得了书,还管得了校,沟通协调能力强。这些,在他工作过的地方,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石家小学是全镇最早办成全县示范小学的学校,吸引了一批优秀师范生任教,这也为石家村出大学生奠定了基础;后来,父亲又被调到古桃园创办五年制中心校,很快教学质量名列前茅;再后来,镇所在地西闫村教育条件薄弱、教育质量一般,父亲临危受命,去了“培师资、抓质量、建校舍”,时间不长,就搬了新校舍,教学质量也节节提高。
  “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身教重于言教”,这是父亲母亲教育子女的一个默契做法。印象中,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比较自由的,但做人上却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小学一年级时我学习还不开窍,父亲就让我留级一年、再努力,第二年一下子就赶上来了;我高三第一年没考上大学,就鼓励我继续考;哥哥由于在南梁镇高中学习,基础没打扎实,参加了三次高考,爸爸都是全力支持,没有责怪、没有放弃。我的母亲,虽然有病,但精神不倒,生活能自理时,绝不拖累人。母亲很善于循循善诱教育引导我们,善于以爸爸教出来的优秀学生为我们做榜样。
  回想起来,父亲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在克服人生磨难的过程中,以及在辛劳创业的过程中进行的。
  永远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
  责任编辑栗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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