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清末民初的早期“启蒙”语境,再到接下来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反封建”新启蒙语境、“反激进主义”学术语境,每一次语境的变化,都导致义和团运动所呈现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10周年。这110年来,我们是如何认识义和团,其中又有怎样的波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大学苏位智教授。
《看历史》:国内对义和团的研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起步的?
苏位智:建国之初中国史学会成立,很重视中国近代史上三大革命斗争高潮的研究。义和团运动是第二斗争高潮,中国史学会把这个斗争高潮请山东史学会来承担,因为按照传统的看法,义和团运动发生于山东。
1958年,全社会又兴起了编写家史、厂史、社史和村史等的“新四史”活动,山东大学历史系把对义和团的调查和这个“新四史”活动结合起来,发动历史系师生深入到鲁冀苏皖四省区,分别在1960和1966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取得了近一百万字的口述资料。当时很多参与过和经历过义和团运动的人都还健在。山大对义和团的研究就是从田野调查起步的。“文革”期间,此项调查中断了。从1980年到1995年,山大历史系又进行了7次田野调查,其中两次分别与日本和英国学者联合调查。路遥教授几乎参加了田野调查的全过程。
田野调查对义和团的内部构成、源流、人员成分以及他们的信仰都有反映,1980年出版了24万字的《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到2000年义和团运动100周年时,我们就把这些调查资料全部整理出来,又出版了110万字上下两卷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立足于这些调查,路遥先生做了义和团运动起源的研究。
《看历史》:相比于以前,现在国内外学界,学界和宗教界在看待义和团时,都有了哪些共识?
苏位智:共识当然是越来越多的。比如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如果把义和团放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大背景下考察,其合理性应当肯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姚斌博士的新著《拳民形象在美国——义和团运动的跨国影响》对此作了深刻分析。又如,游学欧美的知名学者相蓝欣所著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和我们写的《八国联军侵华史》在很多方面都不谋而合。再比如,台湾教区单国玺枢机主教也认为,在清末很多传教士的做法也有不对的地方。2004年,单主教在台湾辅仁大学举行的“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题为《承认错误 澄清误解》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提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一些传教士的问题是:那是一个民族主义思想高涨的年代,来自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的传教士,不可能不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我们也必须诚恳承认当时一些传教士犯下的错误。这些传教士们不够尊重中国文化,不够理解中国习俗,不够融入中国社会。在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下,一些传教士盛气凌人的态度也是一种错误;因为骄傲,自以为了解民教之间复杂的恩怨,不够审慎地涉入诉讼,想要调解纠纷,也是错误。而有些传教士更进一步,以为凭借干涉诉讼,可作为帮助一些人入教的想法,则是更大的错误。”
这都是一些难得的共识。我曾为参加德国举办的“纪念尉礼贤诞辰12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过一篇题为《传教士•公正舆论•教案——由义和团时期的卫礼贤所想到的》的文章。卫礼贤是一位1899年5月来华的德国新教传教组织同善会的传教士,他在当时的传教士里表现是极为杰出的。他认为,阻碍基督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并不是其教义的宗教性与当地宗教的不相容,而在于大多数传教士没有采取如何使基督教尽快本土化的传教方法。他在中国传教时非常注重三个方面:不赞成使用武力来维持教会工作;主张教会工作必须与当地的国情相适应;主张传教士的传教动机和教徒的入教动机均须端正。在20世纪20年代,他又预见到“东西方的交流现在又重新开始了”,并且这种交流“效果一定会是出人意料的”。
《看历史》:现在还有哪些观念制约着大家看待义和团?
苏位智:最主要的观念是要在弄清史实的基础上,把握全面、动态的研究方法。在早期的研究中之所以分歧比共识多,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中外都存在这方面问题,不仅学者存在,媒体和民众更存在。
比如义和团的“反帝”,其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中国人的头脑里还没有“帝国主义”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义和团运动有“反帝”的行为表现,但是要说运动参加者有明确的“反帝”意识,那是谈不上的。
历史是很复杂的。关于义和团最大的功绩,有人说它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这种说法有其合理的成份,但并不全面。近代中国之所以没有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殖民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义和团的功绩之外,至少还要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列强之间的矛盾,他们明争暗斗,未能在瓜分上达成一致意见。
应当指出的是,义和团课题在中外研究者层面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小,而义和团的负面影响在民众(尤其是西方国家民众)层面还是相当存在的。其主要原因还是“史实”不完全清楚,从开始到现在耳闻目睹的多是不全面不客观的宣传报道。如何更好地正视历史和发展现实,是中外各界人士的共同责任和期盼。■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10周年。这110年来,我们是如何认识义和团,其中又有怎样的波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大学苏位智教授。
《看历史》:国内对义和团的研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起步的?
苏位智:建国之初中国史学会成立,很重视中国近代史上三大革命斗争高潮的研究。义和团运动是第二斗争高潮,中国史学会把这个斗争高潮请山东史学会来承担,因为按照传统的看法,义和团运动发生于山东。
1958年,全社会又兴起了编写家史、厂史、社史和村史等的“新四史”活动,山东大学历史系把对义和团的调查和这个“新四史”活动结合起来,发动历史系师生深入到鲁冀苏皖四省区,分别在1960和1966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取得了近一百万字的口述资料。当时很多参与过和经历过义和团运动的人都还健在。山大对义和团的研究就是从田野调查起步的。“文革”期间,此项调查中断了。从1980年到1995年,山大历史系又进行了7次田野调查,其中两次分别与日本和英国学者联合调查。路遥教授几乎参加了田野调查的全过程。
田野调查对义和团的内部构成、源流、人员成分以及他们的信仰都有反映,1980年出版了24万字的《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到2000年义和团运动100周年时,我们就把这些调查资料全部整理出来,又出版了110万字上下两卷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立足于这些调查,路遥先生做了义和团运动起源的研究。
《看历史》:相比于以前,现在国内外学界,学界和宗教界在看待义和团时,都有了哪些共识?
苏位智:共识当然是越来越多的。比如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如果把义和团放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大背景下考察,其合理性应当肯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姚斌博士的新著《拳民形象在美国——义和团运动的跨国影响》对此作了深刻分析。又如,游学欧美的知名学者相蓝欣所著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和我们写的《八国联军侵华史》在很多方面都不谋而合。再比如,台湾教区单国玺枢机主教也认为,在清末很多传教士的做法也有不对的地方。2004年,单主教在台湾辅仁大学举行的“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题为《承认错误 澄清误解》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提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一些传教士的问题是:那是一个民族主义思想高涨的年代,来自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的传教士,不可能不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我们也必须诚恳承认当时一些传教士犯下的错误。这些传教士们不够尊重中国文化,不够理解中国习俗,不够融入中国社会。在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下,一些传教士盛气凌人的态度也是一种错误;因为骄傲,自以为了解民教之间复杂的恩怨,不够审慎地涉入诉讼,想要调解纠纷,也是错误。而有些传教士更进一步,以为凭借干涉诉讼,可作为帮助一些人入教的想法,则是更大的错误。”
这都是一些难得的共识。我曾为参加德国举办的“纪念尉礼贤诞辰12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过一篇题为《传教士•公正舆论•教案——由义和团时期的卫礼贤所想到的》的文章。卫礼贤是一位1899年5月来华的德国新教传教组织同善会的传教士,他在当时的传教士里表现是极为杰出的。他认为,阻碍基督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并不是其教义的宗教性与当地宗教的不相容,而在于大多数传教士没有采取如何使基督教尽快本土化的传教方法。他在中国传教时非常注重三个方面:不赞成使用武力来维持教会工作;主张教会工作必须与当地的国情相适应;主张传教士的传教动机和教徒的入教动机均须端正。在20世纪20年代,他又预见到“东西方的交流现在又重新开始了”,并且这种交流“效果一定会是出人意料的”。
《看历史》:现在还有哪些观念制约着大家看待义和团?
苏位智:最主要的观念是要在弄清史实的基础上,把握全面、动态的研究方法。在早期的研究中之所以分歧比共识多,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中外都存在这方面问题,不仅学者存在,媒体和民众更存在。
比如义和团的“反帝”,其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中国人的头脑里还没有“帝国主义”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义和团运动有“反帝”的行为表现,但是要说运动参加者有明确的“反帝”意识,那是谈不上的。
历史是很复杂的。关于义和团最大的功绩,有人说它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这种说法有其合理的成份,但并不全面。近代中国之所以没有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殖民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义和团的功绩之外,至少还要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列强之间的矛盾,他们明争暗斗,未能在瓜分上达成一致意见。
应当指出的是,义和团课题在中外研究者层面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小,而义和团的负面影响在民众(尤其是西方国家民众)层面还是相当存在的。其主要原因还是“史实”不完全清楚,从开始到现在耳闻目睹的多是不全面不客观的宣传报道。如何更好地正视历史和发展现实,是中外各界人士的共同责任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