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所含的东莞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最近15年来东莞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速不足5%,超两成在莞农民工收入仅千元以下。而与此同时,中国的GDP年增长在两位数上下。而2005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也并不算太高。在这种背景下,东莞工资滞后于经济增长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种东莞现象,实乃中国经济的病灶。几年前,我提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要通过保证劳动者的权益来摆脱“低薪陷阱”。主流经济学家们则不屑一顾地把我的观点斥之为“不懂经济”,他们有的大唱“衬衫经济学”的赞歌,把低薪看作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有的则为中国的工人越来越不肯接受低薪而痛心疾首。
　　低薪真能构成了“比较优势”吗?具体而言,在经济起步的资本积累阶段,低薪是否构成了发展的必要条件呢?回顾一下世界经济史,特别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对这个问题就不难做出回答。
　　在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发展阶段,欧洲工薪最高的地区,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最近,著名的英国经济史家罗伯特•艾伦出版一本新著:《全球化视野中的英国工业革命》,对近几十年来西方学者对工业革命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他的结论非常清楚: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就是因为英国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前夜是欧洲工薪最高的地区之一(大概仅次于被称为“第一个现代经济”的荷兰)。其中的理由也不难理解:只有工薪高、人力贵,巨额投资用机器替换人力才有钱可赚。当时欧洲大陆的主要经济体并非不能掌握工业革命的技术,只可惜这些地区的人力太贱,花大钱购买昂贵的机器来替换廉价的劳动力会赔本。这和几年前《经济学人》对中国的观察非常相似:许多外商到了中国,宁愿放弃使用多年的技术,用廉价的劳动力替换了其实已经并不那么先进的机器。“低薪陷阱”导致了“低技术陷阱”,这最终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还是让我们回到工业革命的主题上来。在十八世纪中期,英国首先工业化的地区,如西北部的Landcashire和北米德兰地区,工薪确实比发达的南部为高。不过,这仅仅是在英国国内的“比较优势”。英国作为整体,工薪高于欧陆。不仅如此,到了1867年,仅仅十来年的时间这些工业化地区就成了高工薪地区。这一发展模式在其他地区也有表现。与此同时,爱尔兰地处工业革命的大门口,工薪甚低,却没有工业化。
　　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是个著名的提倡高工薪的人。他有段被经济史家反复引用的话:“劳动力的工薪鼓励勤奋。这种勤奋就像其他素质一样,会随着所获得的奖励的幅度而提高。当维持生计的资源充足时,劳工的体魄就强壮……所以,在工薪高的地方我们总能发现比工薪低的地方更积极、更努力、更勤快的工人。”“慷慨地奖赏劳动,是国富增长的必要效应和自然现象。而勉强地维持那些贫困的劳动力的生存,则是百业停滞的自然现象……”他指出,一个劳动力不仅要挣到足以使自己生存的钱,还要挣够足以支持自身生存两倍的钱。劳工的妻子除了养育孩子外,临时打工的收入可以支持自身生存。这样,劳工本人所挣的钱就可以多出一些培养下一代。否则,劳动力的供给就不可能延续到第二代。用最低限额来计算,一个奴隶劳动力也至少要挣够比支持他本身生存多一倍的钱。最底层的劳工,则也至少要有这个奴隶那样的收入。
　　亚当•斯密大致生活在工业革命之前,没有机会观察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自然没有提到工薪高会提高现代化设备投入的生产效益问题。不过,他的两点观察对我们后工业时代仍然适用。第一,经济的增长有市场过程和社会过程,两者缺一不可。第二,“重赏之下有勇夫”,高工薪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的效率。
　　先说第一点。经济增长当然要靠市场竞争。但如果把市场竞争的逻辑推向极端,就可能产生阻碍经济增长的效应。人们在使用牲口时,都还知道照顾牲口的基本福益,以最大限度地延长其工作寿命,而使之传宗接代。但是,雇主总认为人乃高级动物,有更大的能力在绝境中生存。并且劳动市场有高度的流动性,自己对劳工没有人身所有权。“过分地”照顾了他们,在他们或他们的下一代日后给别人干活时,自己就等于为别人作嫁衣裳,投资给竞争对手培养劳动力。也就是说,个体的理性市场行为可能会伤害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通过种种福利,如医疗保险、失业救济、退休金制度、最低工资线、公立学校系统等等维持经济发展的社会过程的原因。
　　第二,即使从个体的市场理性行为来看,高工薪鼓励工人积极自觉地投入生产,提高了企业效率。经济史家们一直试图理解亚当•斯密的这一理论的依据。比如,有人认为,因为有非常高的工资,工人偷懒的代价太大。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高薪,就会竭尽全力,生怕因为偷懒被抓到后失去了这么丰厚的收入。还有些人提出,高薪使雇员稳定,减少了人员频繁的替换所导致的损失。亚当•斯密本人还解释说,高工薪鼓励人们自觉努力地工作,有时他们在这种刺激下的努力到了过分的程度,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在高工薪层中,过劳的比例特别高,乃至需要强制控制这些人的劳动强度和时间。
　　这一点,在现代经济中被屡屡证明,特别是在战后的日本格外突出。日本六十年代初期确立了一整套高工资、高福利、高增长的模式。终身雇佣、全民医疗保险等等制度也全面展开。当时有些保守派人士担心,给工人这么慷慨的待遇,会让日本人变懒的。但事实证明,这套政策带来的不是懒惰的国民,而是“敢死队”式的劳动阶层。大公司的工薪阶层以现代武士自许,为公司效忠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程度,乃至“过劳死”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人在这套舒舒服服的高薪高福利中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于工作,生活享受甚少,居住空间非常狭小,甚至没有时间生孩子,乃至造成了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这实在如亚当•斯密所预言得那样:人在高工薪的奖励下,会努力到伤害自己的程度。
　　世界经济史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例证,东莞式的低薪会伤害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经济学家可以说:“在现在的经济条件下,工人除了接受这一低薪外,别无选择。这就是市场!”工人也确实会在这种低薪的条件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他们不可能在GDP以两位数的比率增长的情况下对自己5%的收入增长感到满意。他们会觉得自己被掠夺了,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怨恨。他们会为雇主的小小倒霉而幸灾乐祸。他们甚至会找机会捣乱,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到了这步田地还能失去什么,甚至整个社会的治安都会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当然无法和那些享受着高薪、高福利、以公司为家的日本劳工相比。他们的功能,是让老板像上了毒瘾一样依赖最低级的劳动力,进而错过任何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