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史沫特莱跨越苏联边境，进入中国东北，1941年返回美国，在中国驻留12年。《中国的战歌》是史沫特莱在中国12年的亲历亲闻，《中国在反击》则是这期间的日记信札，她主动活动于战区，眼见的多是苦难。而她写这一切，并不是叫苦。史沫特莱说：“我在过着我这一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我宁愿选择每天一碗米饭的这种生活，也不想要‘文明’社会能够给我的一切。”

　　阅读史沫特莱的场景，不是咖啡馆，而是野外。史沫特莱是裸露于野地的石头，生活本身的风雨打磨，柔脆的部分剥蚀净尽，剩下最刚健的部分，是石头的骨，粗砺参差，伤痕历历外显。因为来自大地，所以对大地上普通人之不可遏止的同情，不是意识形态的外露，而就来自她的现场观察。
　　“大地的女儿”，是史沫特莱为自己寻找的绝好象征，她的文字，不是对美的求索历程，而是实感经验的详细记录，多从生活现象入手。虽然史沫特莱往往做不到存而不论，一论就显其天真，但这天真，也无可辩驳证明着她内在的真。
　　她年轻时当过速记员，女招待，剥烟叶女工，图书推销员，时有挨饿的体验，她的经历使她自然地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呼声满怀同情，但她的天真和经验，又无法被完全驯服，所以也始终作为党外人士而存在。所以，在关于中国的记录上，我们也许可以更为信任史沫特莱，因为她的所蔽之处，我们完全明了，“图像去噪”后，历史中人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得更清。
　　例如，内陆人民的本来生存状态。中国的广大群众缺少一切——粮食、衣物、住房、教育、医疗照顾，他们甚至不知道吃饱肚子是什么感觉或什么意思。延安的大多数农民，不知道北平、天津或上海都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日本人是什么人，自八路军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这里的农民才开始受教育。当然，教育不可避免地与救亡需求、战争时事有关。例如士兵每天上政治课、识字课和写作课。在识字阶段，就注入意识形态教育，所以“从战士到小鬼，人人都准确地知道打击什么和为什么而战”。八路军各部队都设有政治部。这些政治部都有自己的演剧队、演讲人和组织工作者。一支军队，就是一个战斗的、组织的、宣传的、写作的、演说的庞大群体，不断动员人民起来斗争。
　　八路军的宣传能力，从下至上，有土壤，有方法。史沫特莱记录了一场“宣传战”。八路军为日本士兵准备的日文小传单，上面写的是：“我们八路军是日本劳动人民的同志。我们不杀俘虏，我们宽待俘虏。快过来吧，弟兄们。我们要和你们握手。”一下子拉近了双方的距離，即便无法感动敌人，也在原则问题上立于正面的一方。而朱德和彭德怀签署的一份宣言，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导之以利，号召日本士兵调转枪口对准本国的军阀，和中国弟兄联合在一起为日本人民的自由而战。“不为一个无用的阶级消灭自己有用的躯体”。不得不说，这种设身处地的劝说方式，继承了《左传》《战国策》的立言传统，深得实践心理学精髓。
　　相反，日本人向中国军队散发的传单：“一、消灭共党分子;二、日本人给东亚带来和平;三、山西的中国军队抵抗不了日本，全中国人民也办不到，所以，必须投降。”行文粗鄙，逻辑断裂，直如法院传票，简直不像是曾诞生过紫式部、夏目漱石的国度。史沫特莱敏感抓取的此类细节，丰富了我们对抗日战场的多元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