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上，一群正值妙龄的女性挎着盛满鲜花的篮子，脸上的笑容如花儿般绽放……看到这样一幅黑白照片，绝大多数人会被它传达出的闲适意境所感染。可有谁能想到，这些女子都是“新娘学校”的学员，其中许多人只是十多岁的孩子，却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接受诸如洗衣、做饭、带孩子等各种严苛培训，最终成为纳粹德国的“完美新娘”。
　　纳粹德国的“新娘学校”，曾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传说。不过，随着一本“指导手册”的现身，这段看似荒唐可笑的往事，终于揭开了面纱。

让女性为第三帝国出力

　　纳粹“新娘学校”的始作俑者，是时任法西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领袖的格特鲁德·肖尔茨-克林克。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看到男性纳粹党员为希特勒立下汗马功劳，整天琢磨着女性该如何在“大好形势”下为元首作贡献，从而获得存在感。
　　1935年，在一次面向纳粹党员的演讲中，肖尔茨-克林克疾呼：“你们需要我们，你们依赖我们！女性要成为德意志人民精神上的护理员。这是我们命中注定的特殊使命。”说这番话时，她的脑海中已经酝酿着一个计划：把青年女性组织起来集中培训，使她们成为“能为帝国更好地作贡献”的人才。
　　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与肖尔茨-克林克交往甚密。笃信“种族优越论”的希姆莱，在1935年策动推出了“纯化雅利安种族计划”——让更多纯种雅利安孩子降生，从而使德国“成为一个强大的、血统纯正的国家”。自然，在包括希特勒和希姆莱等在内的纳粹高层看来，德国女性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为帝国养育纯种的雅利安儿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身居高位，肖尔茨-克林克却反对女性从政，并公开宣称，“那些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派的女人在街上、在议会里大喊大叫，实在不是真正的女人该做的事情”。
　　“真正的女人”应做的事，主要就是“为帝国养育后代”。于是，辟出场地，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充分胜任家庭生活的“完美新娘”，被纳粹党提上了议事日程。
　　1936年，希姆莱与肖尔茨-克林克联合发布公告：凡是同党卫军成员谈恋爱或已经订婚的女子，以及其他未婚的女性纳粹党公职人员，均须参加“完美新娘”培训。

种族观念成为培训核心

　　1937年，柏林萬尼斯湖的天鹅岛上，一栋宽敞的别墅拔地而起。别墅附近，坐落着希特勒御用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的豪宅。
　　纳粹第一所“新娘学校”便设在别墅中。标准的“完美新娘”培训为期6周，学费135马克（约合如今的625美元）。课程包括烹饪、熨烫、园艺、保育、室内装饰、动物饲养……可以说，只要是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能都不会被遗漏。“准军属”还得接受保养军靴和军服、擦拭短剑等方面的训练。
　　作为“纯化雅利安种族计划”的基础支持项目，肖尔茨-克林克对参加“完美新娘”培训的女子身份要求极严，她们的个人档案须反复接受审查，只要被发现有一丁点儿犹太或吉普赛血统，就会被拒之门外。此外，身体残疾及精神障碍者也不被接纳。
　　即便拥有“高贵血统”，“完美新娘”只通晓居家技能依然不够。于是，诸如如何举办鸡尾酒会、如何谈吐得体等有助于彰显“雅利安种族优越性”的技能，亦在女孩们学习之列。
　　然而，这些都并非“新娘学校”的教学精髓——种族主义和遗传学才是。通过这方面的洗脑，学员们会视自己为“种族延续的发动机”，她们承受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强大。
　　实际上，入学之初，学员们就被要求宣誓永远效忠希特勒，并承诺“按照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的理念”抚养下一代。
　　培训期满后，“新娘学校”会进行考核，向合格者颁发饰有日耳曼传说中“生命之树”的证书。结婚时，所有来宾必须是纳粹党员或忠于纳粹党者。新人不会去教堂，代之以向元首宣誓效忠。至于考核不合格的，只有“回炉”重修，否则永远无法迈进婚姻的殿堂。

精神和物质双重引诱

　　为了给“完美新娘”计划造势，纳粹党在针对女性的双周刊杂志《N.S.-Frauen Warte》上曾多次刊登女学员在“新娘学校”的照片，里面展现了各种美好的生活画面。涉世未深的女青年，很容易被这些宣传照散发出的“美好气氛”迷惑。
　　除了精神方面的引诱，纳粹党还想出金钱攻势推动招生。当局在《鼓励婚姻法令》中规定：“新娘学校”的毕业生可获得由国家提供的1000马克贷款，此后每生一个孩子，便可少还这笔贷款的1/4。也就是说，生够四个子女，这笔钱就算是国家全额补助的，母亲还会被政府授予铜质的“日耳曼母亲”十字勋章；生六七个孩子者，则会被授予银质十字勋章（肖尔茨-克林克本人生育了六个孩子）；生八个及以上者，则可获得金质勋章。
　　二战的爆发并未使“完美新娘”计划受到影响。到1940年，仅在柏林，便有9所“新娘学校”开课，在图宾根和奥尔登堡也有分支机构。这时的“新娘学校”已不再只接纳党卫军成员的女友或未婚妻，只要是符合“种族优越论”的德国女性，均可报名参加培训。
　　加拿大圣托马斯大学的历史系主任茱莉亚·托瑞，对纳粹统治时期德国女性的地位有深入研究。她认为，“完美新娘”并非纳粹首创，“他们只是把1917年产生于斯图加特的一个概念拿过来”。彼时，一战已近尾声，德国百姓苦不堪言，为了改善局面，旨在培训女性更高效地打理家务的“母亲学校”在德国应运而生。到了二战前夕，纳粹党将这个创意重新包装，欲通过它控制女性的思想，使其更好地为自身的野心服务。

是牺牲品，也是加害者

　　1941年苏德战争打响后，越来越多的德国男性走上战场，劳动力紧缺的问题随之凸显。主张“女性的基本功能是为帝国养育后代”的希特勒只得向现实低头，允许更多女性走进工厂。即便如此，“新娘学校”也没有被全部关闭，虽然规模有所缩水。据史学家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学校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诸如操纵机床和炼钢炉的课程被补充进来。最后一所“新娘学校”直到1944年5月才被关闭。此时，距纳粹政权垮台仅一年时间。
　　对于发起者之一的希姆莱而言，“新娘学校”的偃旗息鼓，也让他少了一项消遣——曾有人看到，此君常常鬼鬼祟祟地站在天鹅岛上的灌木丛间，窥伺“新娘学校”的学员跳舞。
　　至于肖尔茨-克林克，她在战后用化名东躲西藏，最终被揪了出来，过了几年牢狱生活，于1953年获释并移居德国西部的一个村庄。这个女人至死都没有与纳粹主义“切割”，1978年，她还出版了一本《第三帝国的女人》，为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及女性在纳粹政权中扮演的角色涂脂抹粉。直到1999年3月，肖尔茨-克林克才以97岁高龄去世。
　　人们常说，战争是野心家的棋局。被希特勒绑上战争机器的德国民众，尤其是柔弱的女性，由此被认为是单纯的受害者。但仔细审视历史资料，便会发现这种认识并不严谨。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有位名叫温迪·洛尔的历史学教授，专门研究纳粹种族灭绝史。在《希特勒的复仇女神》一书中，他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二战期间，23岁的党卫军士兵之妻厄娜·佩特里，外出购物时发现了6个近乎赤身裸体的犹太儿童，倒在路边奄奄一息。厄娜很清楚，这6个小家伙是从开往死亡集中营的列车上逃出来的。于是，她“心平气和”地将这些孩子带回家，给他们吃了一顿饭，然后把他们带到树林里，逐一开枪射杀。从更多的史料披露来看，如此残忍的行为并非孤例。
　　这才是历史的真面目。正如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指出，纳粹的杀人机器无疑是由男性占支配地位的。但谁也无法否认，被灌输了狂热的意识形态后，德国女性不再如人们通常思维中那样善良仁慈，她们在这场集体犯罪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性，远比此前想象的更高。
　　〔本刊责任编辑 周静静〕
　　〔原载《华声》2013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