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从实践、从现实的生活条件进一步理解异化，发展了异化劳动的理论；《资本论》对异化劳动的产生及在生产、流通直到分配等各个方面的异化逐一作了具体分析，是马克思异化思想的进一步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借鉴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家庭和私人生活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性别异化理论，性别异化理论可以说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新阶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将异化拓展到家务劳动、两性关系、思想意识领域，并通过由异化所导致的妇女社会地位的分析，最后提出了要消除异化实现妇女解放的道路和途径。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劳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性别异化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4-0146-08
一、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并设想了一个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1845年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部以“实践”为特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诞生的重要文献，由此，以实践为认识的基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实践、从现实的生活条件进一步理解异化，发展了异化劳动的理论；而《资本论》对异化劳动的产生及在生产、流通直到分配等各个方面的异化逐一作了具体分析，是马克思异化思想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异化劳动概念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的、意义深远的创造。这一要领的确立，既是马克思将德国哲学中的‘异化’运用到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成果，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入科学化新阶段的标志；同时也是马克思创立崭新的世界观的第一块里程碑。”[1](163)
马克思在《手稿》中虽然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劳动提高为自己理论最高原则的历史功绩，但同时指出，他们却说明不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的矛盾。由此，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阐明了异化劳动理论，并试图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在《手稿》中马克思首先陈述到，“当前的经济事实”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比例生产的。”[2](51)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52)在此，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概念。接下来，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异化的具体表现，即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第一，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2](52)即这种异化表现为对产品占有的异化，工人的劳动产品成了统治工人的力量。第二，工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2](54)“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2](54-55)即工人的劳动生产活动已经不属于工人，而是属于资本家了。第一、第二所谈的异化，只是从工人和劳动产品、同客观外界的关系，只是从工人同这种客观的创造产品的生产行为的关系，即“上面所谈的是物的异化”。这种劳动异化的结果就是工人的人性的丧失，是人的“自我异化”。第三，工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注:马克思这里的“类存在物”、“类”、“类生活”、“类本质”等都是从费尔巴哈那里借来的术语。)“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2](57)马克思从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论述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把人类的生产活动和所谓动物的生产活动加以区别。动物只是消极地适应自然界，而人类是能动地改造自然界。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即“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58)第四，人同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2](59)“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2](61)
马克思在《手稿》中进一步设想了一个没有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他这样写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81)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手稿》中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经济事实出发，探讨异化劳动是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本质、人与人相异化的根源。认为为了实现人类的解放，为了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使人真正地占有自己的类本质，就必须要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异化的扬弃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实践、现实的生活条件来理解的异化理论
1845年，马克思写了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3](788)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篇手稿中他阐述了其把实践的观点看作是高于一切的基本观点，并强调实践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随着他的新唯物主义观点的确立，其异化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马克思开始从人作为历史存在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异化，批判了他在《手稿》中的带有更多费尔巴哈痕迹的人道主义的异化观，但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异化，他肯定异化是一个普遍的经验事实，是现实生活中强大的物质力量。这一时期的异化观主要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系统阐述其唯物史观思想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实践、从现实的生活条件理解异化：“分工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3](85)在他看来，异化的产生不是人的本质发展的结果，而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实践，异化的根源在于强迫性的劳动分工、在于私有制，是与一定的生产水平发展相适应的，不是人能够自由选择的。在此马克思还认识到异化不是永恒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这种强迫性的劳动分工和私有制必将消灭，异化也要随之消灭。“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8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经历了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的异化观之后，逐渐转向了以唯物史观从实践、现实的生活条件为基础的异化理论，虽然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很少用到异化，但并非是抛弃了异化理论，而是将异化理论在原来认识的基础上向更为科学的方向推进了一步。正如有学者评论的：“一些学者企图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异化作用的审慎态度以及二人对哲学界滥用异化概念所导致混乱局面的讽刺，来指认《形态》 (注:笔者注：指《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无异化思想，其实，这并不能成为因由，有没有异化思想并不在于是否使用异化这个概念，而在于是否阐述了异化这个思想，通读《形态》这部著作，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以较少的异化词汇阐述着最明确的异化思想，并且赋予异化以新的内涵。”[4]
（三）《资本论》中异化理论的深入
有研究者指出，如果说《手稿》是从异化劳动这方面分析异化，那么《资本论》则是对异化劳动的产生及在生产、流通直到分配等各个方面的异化逐一作了分析。[5]
首先，马克思着重分析了异化劳动的产生。马克思认为，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一旦站稳了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其次，《资本论》中的异化劳动的内涵更加深化和扩展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仅只停留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劳动，他还从生产过程以外从私人资本、社会资本、从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异化。第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异化劳动的一些问题进一步发挥。在《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人的异化的本质，异化劳动本身是一个社会的物质过程，在《资本论》中他进一步研究这一社会物质过程，研究了生产、分工、交换，看到人们的生产关系对于社会生产的影响，对唯物史观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最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研究了经济现象中的异化，还进一步研究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的买卖本是劳动和劳动资料相异化的结果，是人的非人化的一种表现，可在资产阶级那里却被说成是天赋人权的自由和平等，是劳动者自由意志的结果。马克思认为所谓的自由平等只是一种现象，实质还在于异化。因此，可以看出“《资本论》中的经济异化关系较之《手稿》的异化关系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更高阶段、更深层次上发生的，具有一定复杂性。这时的异化范畴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以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思想作为补充和其他的经济概念一起，就成为马克思更加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矛盾和异化关系的有力的认识论手段”[5](130)
还有研究者则指出，《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不仅继续表现在《资本论》中，而且《资本论》还超越了《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同时还认为，两部著作中异化观在基本性质上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首先，异化都是一个描述性的事实规定，揭示的是私有制社会的劳动和社会状况；其次，异化都被视作一个历史范畴，视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存在，并必然最终消亡的历史现象来理解的。因此，《资本论》不但直接继承了马克思早期异化劳动理论的基本思想，还进一步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的基础上赋予了早期异化理论以四个新的规定，使异化理论趋于完备和系统化。这四个新的规定是：工人的活劳动与劳动条件相异化、劳动过程中智力因素与工人相异化、劳动异化发展为全面异化及异化劳动必然导致商品、货币、资本的拜物教。[6]
总之，可以说《资本论》是马克思在探索异化理论过程中的又一次高峰，不仅继承了早期异化理论的思想，而且使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更加完备和系统化。
二、性别异化——马克思异化理论的
发展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家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借鉴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家庭和私人生活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性别异化理论，性别异化理论可以说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新阶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将异化拓展到家务劳动领域、两性关系问题、心理和精神智力领域以至于由异化所导致的妇女的社会地位的分析，最后提出了要消除异化实现妇女解放的道路和途径。
（一）家务劳动的性别异化
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层面分析工人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工人的劳动过程是异化的，其异化理论是对在社会公共劳动领域中劳动着的工人进行的分析，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限定在公共生产领域中的工人的异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谈到妇女的家务劳动问题，尤其是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指出，由于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出于财产的保全和继承的目的，使得家庭日益变成为私人领域，隔绝于社会生产的公共领域，妇女的家务劳动也日益变成为一种私人事务，妇女日益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虽然现代化的大生产使得无产阶级妇女加入到其中，但是对于她们而言，面对的矛盾是参加社会生产和履行私人家庭义务二者不可兼得。因此，恩格斯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7](72)“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7](162)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劳动分为公共的和私人的。在公共劳动中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相应获得资本家的工资，而在私人领域主要是在家庭内妇女所从事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家务劳动却没有相应的报酬，家务劳动被视为无足轻重的附属劳动，所以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也被认为是依靠男人养活的人，是处于次等地位的人。这种劳动的分类忽视了家务劳动的重要性，事实应该是：妇女的家务劳动不仅是服务于某个男性，而且是服务于整个社会，是生产力得到延续的主要条件，因此妇女的家务劳动应当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由此将异化运用到家庭生活领域，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家务劳动计酬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都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不是简单地服务于某个男子，而是服务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妇女所从事的无偿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经济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庭发挥着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尤其是主张家务劳动计酬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们提出了家务劳动为资本主义产生剩余价值，因此，家务劳动同男子在工作场所中的劳动一样是异化劳动。正是由于妇女的家务劳动能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支付给作为工人阶级丈夫的工资间接地占有了这种剩余价值，因此妇女成为工资的奴隶的奴隶，妇女的家务劳动也成了一种异化的劳动。
再者，由于妇女的家务劳动具有重复性、琐碎性等特点，造成妇女的家务劳动过程也如同工人的生产劳动过程一样千篇一律，没有创造性，妇女在做家务劳动过程中是体验不到快乐的，因而也是异化的。正如著名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安·福曼（Ann Foreman）指出的，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本质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对于妇女来说更为不利。因为，男人能在家庭生存，也同样能在工商业的社会生活领域生存，因此他能够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表达自己。但是对女人来说，她的活动余地仅限于家庭内部。在工业生产内，男人的劳动产品被剥夺，由此产生的把男人对象化，它表现为异化形式。但异化对妇女的生活和意识影响表现为更具压迫性的形式。男人通过与女人的关系来缓解异化，女人的异化却无法缓解。因为这些亲密关系正是压迫她的制度结构中最重要的关
系。[8]女人在资本主义的异化生活中体验的不是自我，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破碎的存在，是为他人而生活着的、没有自主性的“他者”。
（二）性关系及养育子女过程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性关系问题上几乎没有涉足。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阐述的问题为理论出发点，以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生活为基础，对男女的性关系也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她们认为一直以来男女之间的性行为都是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女性则是处于被欺凌、服从的地位，男性是性主体而将女性视为性对象，男性往往不会顾及女性的意愿而强迫女性满足他们的需要，女性虽然有不满但还必须予以配合，以显示自己温顺、体贴，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的性生活实际上是异化的，她们往往感觉到痛苦和不幸。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性问题上的回避，大胆提出了妇女的性生活问题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妇女的性问题也是一种异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中详细阐明了她对于妇女压迫问题的主要观点，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机制是四大类：生产、生育、性生活和儿童的社会化。这四类机制密切联系，共同作用，只有同时改变这四大机制，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在生产机制中，米歇尔分析了体力与妇女受压迫的关系；在生育机制中，米歇尔分析了避孕、生育与生产的关系；在性生活机制中，米歇尔指出由于其敏感性，社会主义者几乎都没有提到过它。她认为，“资本主义商业关系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前提；资产阶级婚姻关系（与《共产党宣言》中的声讨檄文相反）同样可能成为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9](27)在米切尔看来，古代社会的性开放伴随着一夫多妻的形式，只意味着男性占统治地位，而女性是受压迫的，而一夫一妻制的转变形式上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但正是这种名义上的平等掩饰了真正的剥削和不平等，它要求夫妻要互相忠贞但实际上仅仅是限制了女性的自由。米切尔还提到性过度和性匮乏一样都会成为一种压迫。因此，米切尔提醒说，如果把性解放推到极端，那么妇女新赢得的自由也可能会变成性压迫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艾利森·贾格尔（Alison M. Jaggar）在分析妇女受压迫问题时也提出了用“异化”概念来说明。贾格尔指出，“当代女性主义者团结一致反抗压迫妇女，但是，她们不仅在怎样去反抗压迫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一样；而且，在什么构成当代社会妇女所受压迫这个问题上，彼此采用的概念也不一样。……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妇女所受压迫是她们被排除在公共劳动之外;……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要补充作者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关系）则通过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来描述女性受压迫的特点。”[10](353)在这里，贾格尔修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思想，即认为只有参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人才被认为是真正异化的，她强调异化是居于性别之间的体验。不仅没有工资收入的妇女与男人一样经历异化，而且挣工资的妇女所体验到的异化又不同于挣工资的男性工人。由此，贾格尔通过分析妇女不仅与她们自己的性（sexuality）、与生育儿女、履行母亲职责的过程（motherhood）相异化，而且她们的精神智力（intellectuality）也异化，鲜明阐发了她关于妇女异化的思考。
贾格尔指出，对于妇女而言，履行母职的过程也只是一种特殊的异化体验。因为从怀孕到生育过程，到生育结果，直到养育子女，这些都不是由妇女来决定，而是由他人来决定。当代的养育方式使妇女异化表现最为典型，“她把孩子视为她的作品，以为这个作品能够改善她的生活，但是结果却常常事与愿违；孩子是她的无价之宝，社会却对它不屑一顾。当代母职的社会关系使得她不能够把孩子看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把其看作是母子双方所属的更大社区的一部分。”[9](315)总之，贾格尔强调，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结构内，对妇女的压迫采取的是让妇女与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人，以及与她自己相异化的形式，异化可以很好地解释妇女所受压迫。
（三）女性心理和精神智力的异化
米歇尔在其另外两篇重要文章《妇女地位》（Women’s Estate）、《心理分析与女性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中重申了她先前的观点，同时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分析结合起来更深刻分析妇女的受压迫地位。在米歇尔看来，妇女受压迫根源于人的精神深处，因为只要妇女和男人的心理仍然在男权象征的支配下，妇女的地位将不会有真正的改变。必须既要推翻资本主义，还要推翻父权制，才能建立一个充满人性的、男女真正平等的社会。
在《妇女地位》中，米歇尔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它将其它三个因素全部缩减为经济因素，因此，在号召妇女进入生产领域的同时，它提出‘废除家庭’这个全然抽象的口号。经济要求现在仍然是首要因素，但与之相随的是，必须有统一的政策，这些政策考虑到其它三个因素（生育、性关系和儿童的社会化）；在某些特定关头，这些政策可以替代经济条件这个首要因素而产生直接作用。”[11](100-101)在《心理分析与女性主义》中，米歇尔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妇女参加劳动大军并不能完全作为妇女解放的条件，她提出，就连那个时代中国人的领袖毛泽东都承认，“尽管中国已经实施了劳动集体化、男女平等立法以及社会化的儿童保育等，但要说中国人真正地、根本地、彻底地改变了他们对妇女的态度，现在还为时过早。”[12](412)正如旅美华人学者姜新燕(注:译音Xinyan Jiang)在一篇题为“中国女性主义者面临的两难处境”文章中指出的，“在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体力劳动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仍起到重要作用的社会中，性别平等不可能极大程度地实现。”“没有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真正的性别平等仍只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但是，发达的经济仅仅是性别平等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同时，“仅仅有较高程度的女性主义意识以及政府对女权运动的更多支持都是不够的。在这样国家的性别平等是不可信的。”[13](140-160)
贾格尔还分析了妇女的精神智力也同样遭受异化。通常的情况是，妇女对自己没有自信心，在公开场所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是认为自己的观点不值得表达。因为，在思想和话语的规则是由男人设定的情况下，妇女永远不会轻松自如地展示自己的才华。
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正如恩格斯在《起源》中所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7](54)“自从母系制解体后，男性就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并不断地强化对女性的绝对统治，女性受制于男性权威，其结果是使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断弱化、女性意识的奴化以及女性意识的分裂，最终把真实的自我异化为“非我”。在父权制的男性社会中，通过家庭、教育、语言、媒介等方式向女性灌输男性文化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些是依照拥有社会权力的男性的利益而发展起来的，是对男性意识的倾斜。通过运作，使女性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些思想观念并将其视为一种标准、一种常识，使女性心甘情愿地受其奴役，内心接受了自己比男人低一等的社会现实。女性从其有意识那天起男性化社会精神就源源不断地被灌输到她们的精神体系中，以此促成女性的社会化，接受了男性意识形态赋予的价值观、人生态度、情感表达方式等。女性在社会中要以男人的眼光来行事，比如所谓的“女性美”，它是以男性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的，而女性为了得到男性的青睐不断地改变自己使其符合男性所规定的各项标准。在这样的过程中，女性并没有将自身看作是一个主体，而是一个对象，一个为迎合男性需要而失去自我的客体。女性的这种社会化过程是痛苦的，尽管这种痛苦早已被既定的社会观念所掩盖，但呈现在女性眼前的现状是：“女性的生存失去了统一性和整体性，显见出分离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女性自在、自由的自我在被男性社会意识入侵、消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的外在性的分裂现象，即女性与自身、女性与女性、女性与男性以及女性与社会间的分离。”[14]女性是自由的个体，不是被决定、被支配的物，而女性的异化却掩盖了女性自我的真相。女性由于其思想意识被男性文化影响，她们并没有去寻求自我实现，相反却放弃了自己的现实目标寻求男人的庇护，希望男人把她当作举世无双之物来占有。因此女性的自我意识是被异化了的。
三、“他者”的社会地位及扬弃异化的
途径
（一）女性“他者”的社会地位
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阶级的角度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工人阶级是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剥削和压迫工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只是强调作为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在资本主义工厂劳动中，他们的劳动是异化的，在其理论中并没有突出性别的不同而造成的异化程度的不同，认为只要是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其活动就是被异化了的。恩格斯也只是提到母权制的被推翻使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并没有更深入地分析在以后的社会由于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而造成的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更具有被奴役、被压迫的历史地位。而女性主义者则从社会性别的视角，通过分析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得出女性处于“他者”的社会地位。
《第二性》是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著的享有世界性成功的一部巨著，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被誉为女人的“圣经”。(注:该评语见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陶铁柱 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扉页作者介绍。)在这本书中，波伏娃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上的表现形象。”[15](309)她认为在社会历史中男性居于主导和决定的地位，而女性处于被主导和被决定的地位。女性的历史和现状是由男性的需要和利益决定形成的，女性是“第二性”。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也同样认为妇女所面对的是男性社会对她们的压迫、奴役的社会现实，妇女在这种社会中体验到的是女性的异化，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破碎的存在，是为他人而生活着的，没有自主性的“他者”。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分析造成妇女“他者”地位的原因时意见不一。海迪·哈特曼在《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一文中认为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双重因素导致妇女处于他者的地位。而艾里斯·杨则在《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中声称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结合是一种不成功的尝试，她提出了以劳动的性别分工为核心概念的理论，探讨了性别分工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关系问题；她用劳动分工分析代替阶级分析，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解释性别歧视的资本主义父权制，认为既然资本主义是妇女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反对妇女边缘化的斗争本身就是反对资本主义。而米切尔·巴朗特则主张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来理解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她认为妇女的压迫应该以几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这些要素包括：家庭的经济组织形式和与之相伴随的家庭意识形态、劳动分工和生产关系、教育体制和国家的运作；男人和女人被创造为不同的社会人的文化过程、性关系和性别身份的分析、性关系和生物再生产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是妇女受压迫的核心问题。(注:海迪·哈特曼、艾里斯·杨、米切尔·巴朗特的观点参看Edited by Lydia Sargent.Women and Revolution [M].South End Press，1981.)通过研究分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可以得出造成妇女处于“他者”的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第一，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主要在于妇女长期对男人经济上的依赖关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分析了妇女基本上被囿于家庭生活之中，从事照顾子女、服侍丈夫、处理家务的劳动，但长期以来妇女的这种劳动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相应地妇女从中也得不到任何的工资、待遇，妇女没有可随意支配的物质财富，如果她们能从丈夫手中得到一些，那也被视为是对女人的“恩赐”。她们在家庭生活中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博得丈夫的欢心，这样她们的生活才会好过一些；倘若她们有什么过分或出轨的行为了惹怒了男人，失去了男人对她们的“经济援助”，她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悲惨和不幸。
第二，按性别进行的劳动分工是造成妇女“他者”地位的又一重要原因。在现代社会，许多妇女能够像男人一样进入社会公共生产领域工作，但是当妇女进入公共劳动时，她们往往从事的是那些“有妇女特点的工作”，如教书、看护、文书、烹饪、缝纫等。而且，就像是在家里一样这些劳动还是不受重视的。女人即使在外工作她们所挣得工资也少于男人。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对此极为不满，她们开始积极地推动“可比性价值”运动，她们确信人的社会性别是其工资高低最明确的解释，她们要求雇主客观地对待他们的雇员，通过知识与技能、智力要求、工作责任、工作环境这四项因素来计算工人的价值点数，依据相应的价值点数支付相应的工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可比性价值运动会逐渐消除工作场所中男女劳动分工的差异。海迪·哈特曼也指出：“妇女目前的社会地位根源在于按性别进行的劳动分工。”[9](47)她认为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因为它坚持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妇女实行较低的工资，维护了男人对妇女的优势。
第三，在思想意识层面上，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是造成妇女甘愿受压迫、处于他者地位的另一主要原因。处在男性文化的社会当中，妇女从一开始就接受着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熏陶，男性文化逐渐地被女性作为一种常识所接受，她们自己也认同男性文化所设定的标准，在自身的思想意识深处承认男性优于女性。作为从思想意识形态、从精神分析角度进行论证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米切尔推论道，父权制意识形态视女人为情人、妻子、母亲而不是劳动者；它对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所负的责任至少应该不亚于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马克思主义革命努力于摧毁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它也不会使妇女与男人平等。由于父权制已经建构了男人和女人的精神，妇女仍将处于屈从男人的地位；除非她们和男人一样，都能在精神上解放出来，摆脱“妇女不能与男人平等”的思想约束。米切尔深信，女人受压迫的原因根植于人的精神深处，根植于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
（二）扬弃异化，实现妇女解放
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必将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也指出要扬弃异化，消灭私有制，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压迫就不存在了，人与人之间能够实现完全的平等，因此，人类解放包含了妇女的解放。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还提出了妇女解放的条件，一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二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三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并指出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是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并不一定能够解放妇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解放方案不能完全涵盖妇女的解放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把男女平等、妇女本身的解放作为最终目标，指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没有自主性、独立性，是全面异化的，因而主张要彻底消灭女性所处的“他者”的社会地位，扬弃异化，消灭压榨在妇女身上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充分实现妇女全面自由的解放。同时还指出，女性要获得解放还要通过更多的、更为具体的途径才能实现。
一方面，要消灭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双头兽”（米切尔语）。
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父权制不仅是不同阶级、种族和民族的男人在占据不同的等级位置，而且更是男人之间基于物质基础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使男人支配女人。因为为了保持对女人的支配关系，男人们建立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对女人的支配关系中联合起来。父权制是有着物质基础的，它一方面依赖于家庭中儿童的养育，另一方面依赖于使男人控制妇女劳动的所有社会结构，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父权制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孩子通常是由妇女在家庭中养育，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是低于男人的；而对妇女劳动力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把妇女排除在接近必要的生产资料之外，以及通过限制妇女的性行为来实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依赖着父权制的劳动划分，而资本主义又强化了父权的发展。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伙伴关系。由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作用，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作为家庭主妇的妇女的家务劳动不受重视，参加工作的妇女也由于要生育抚养子女、由于性别分工而处于劣势，对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不但没有获得解放，反而要承受双重的负担，遭受双重剥削，她们的异化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重了。父权制的资本主义还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压制女性的文化即宣扬男性至高无上暗中贬低女性价值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它强化了女性在传统家庭和资本主义社会所扮演的从属角色和不独立的地位。正如艾利森·贾格尔指出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消灭女性异化是消灭女性受压迫的必要条件，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组织一种实践，既同父权制作斗争又要反对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父权制这个“双头兽”发出猛烈的攻击。
另一方面，妇女解放的具体道路和途径。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还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途径才能实现。家务劳动计酬、提高觉悟的实践、建立非传统的社会组织等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妇女解放的具体道路和途径。
家务劳动计酬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之所以要把它作为一条解放的途径其目的还是在于唤醒社会对妇女家务劳动的重视，改善妇女的依赖状况，从而提高妇女的地位。提高觉悟的女性实践在女性主义这里首先被当作是一种把女性主义运动与其他革命运动区别开来的方法，当代女性主义者认为提高觉悟本身是一种革命的实践，其实质就是要让妇女认识到自己所受的压迫、所经受的异化、所处的“他者”的社会地位，认识到自己起来进行革命获得自身解放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应该建立一些非传统的社会组织以帮助妇女。比如今天西方社会存在的强奸危机中心和遭虐待妻子中心等，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些作为反抗压迫的妇女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种非暴力的革命活动、一种抵抗方法、一种实践形式，它们为女性主义反对父权制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１］夏之放.异化的扬弃[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２］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４］盛卫国.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异化思想评介[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5）.
［５］冯景源.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６］王东，林锋. 资本论 异化观新探[J].江海学刊，2007（3）.
［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８］戴雪红.女性解放的哲学思考—女性异化与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消解[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
［９］李银河 主编. 朱丽叶·米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A].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
［10］ALison M.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M]. Totowa, N.J.: Rowan and Allanheld, 1983.
［11］Juliet Mitchell. Women's Estat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71.
［12］Juliet Mitchell.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13］Xinyan Jiang. The Dilemma Faced by Chinese Feminists [J]. Hypatia 15.3（2000）.
［14］王虹.女性意识的奴化、异化与超越[J].社会科学研究，2004（4）.
［15］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陶铁柱 译.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夏雨）
From Estranged Labor to Gender Alien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Karl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LI Xiao-guang WU Xiao-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School of Physics and Electric Informatio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y Inner Mongolia, Tongliao 028043, China.）
Abstract: Karl Marxfirst explained the theory of Estranged Labor comprehensively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 In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 explained the alienation further from practice and the life conditions in reality to develop the theory of Estranged Labor. The book On Capital analyzed specifically the emergence of estranged labor and the alienation from its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aspects, which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Estranged Labor deeply. Marxist Feminists refer to the theory of Estranged Labor of Karl Marx, and use it in the fields of family and private activity to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gender alienation creatively.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theory of gender alienation i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Estranged Labor in the new phase of the capitalism society. Marxist Feminists expand the alienation to the fields of housewor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mentality. In the meantime, Marxist Feminists analyze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and raise the ways to realize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by eliminating the alienation.
Key words: Karl Marx; estranged labor; Marxist feminism; gender alienation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劳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性别异化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4-0146-08
一、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并设想了一个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1845年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部以“实践”为特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诞生的重要文献，由此，以实践为认识的基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实践、从现实的生活条件进一步理解异化，发展了异化劳动的理论；而《资本论》对异化劳动的产生及在生产、流通直到分配等各个方面的异化逐一作了具体分析，是马克思异化思想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异化劳动概念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的、意义深远的创造。这一要领的确立，既是马克思将德国哲学中的‘异化’运用到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成果，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入科学化新阶段的标志；同时也是马克思创立崭新的世界观的第一块里程碑。”[1](163)
马克思在《手稿》中虽然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劳动提高为自己理论最高原则的历史功绩，但同时指出，他们却说明不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的矛盾。由此，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阐明了异化劳动理论，并试图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在《手稿》中马克思首先陈述到，“当前的经济事实”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比例生产的。”[2](51)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52)在此，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概念。接下来，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异化的具体表现，即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第一，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2](52)即这种异化表现为对产品占有的异化，工人的劳动产品成了统治工人的力量。第二，工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2](54)“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2](54-55)即工人的劳动生产活动已经不属于工人，而是属于资本家了。第一、第二所谈的异化，只是从工人和劳动产品、同客观外界的关系，只是从工人同这种客观的创造产品的生产行为的关系，即“上面所谈的是物的异化”。这种劳动异化的结果就是工人的人性的丧失，是人的“自我异化”。第三，工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注:马克思这里的“类存在物”、“类”、“类生活”、“类本质”等都是从费尔巴哈那里借来的术语。)“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2](57)马克思从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论述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把人类的生产活动和所谓动物的生产活动加以区别。动物只是消极地适应自然界，而人类是能动地改造自然界。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即“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58)第四，人同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2](59)“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2](61)
马克思在《手稿》中进一步设想了一个没有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他这样写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81)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手稿》中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经济事实出发，探讨异化劳动是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本质、人与人相异化的根源。认为为了实现人类的解放，为了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使人真正地占有自己的类本质，就必须要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异化的扬弃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实践、现实的生活条件来理解的异化理论
1845年，马克思写了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3](788)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篇手稿中他阐述了其把实践的观点看作是高于一切的基本观点，并强调实践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随着他的新唯物主义观点的确立，其异化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马克思开始从人作为历史存在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异化，批判了他在《手稿》中的带有更多费尔巴哈痕迹的人道主义的异化观，但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异化，他肯定异化是一个普遍的经验事实，是现实生活中强大的物质力量。这一时期的异化观主要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系统阐述其唯物史观思想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实践、从现实的生活条件理解异化：“分工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3](85)在他看来，异化的产生不是人的本质发展的结果，而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实践，异化的根源在于强迫性的劳动分工、在于私有制，是与一定的生产水平发展相适应的，不是人能够自由选择的。在此马克思还认识到异化不是永恒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这种强迫性的劳动分工和私有制必将消灭，异化也要随之消灭。“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8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经历了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的异化观之后，逐渐转向了以唯物史观从实践、现实的生活条件为基础的异化理论，虽然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很少用到异化，但并非是抛弃了异化理论，而是将异化理论在原来认识的基础上向更为科学的方向推进了一步。正如有学者评论的：“一些学者企图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异化作用的审慎态度以及二人对哲学界滥用异化概念所导致混乱局面的讽刺，来指认《形态》 (注:笔者注：指《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无异化思想，其实，这并不能成为因由，有没有异化思想并不在于是否使用异化这个概念，而在于是否阐述了异化这个思想，通读《形态》这部著作，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以较少的异化词汇阐述着最明确的异化思想，并且赋予异化以新的内涵。”[4]
（三）《资本论》中异化理论的深入
有研究者指出，如果说《手稿》是从异化劳动这方面分析异化，那么《资本论》则是对异化劳动的产生及在生产、流通直到分配等各个方面的异化逐一作了分析。[5]
首先，马克思着重分析了异化劳动的产生。马克思认为，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一旦站稳了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其次，《资本论》中的异化劳动的内涵更加深化和扩展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仅只停留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劳动，他还从生产过程以外从私人资本、社会资本、从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异化。第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异化劳动的一些问题进一步发挥。在《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人的异化的本质，异化劳动本身是一个社会的物质过程，在《资本论》中他进一步研究这一社会物质过程，研究了生产、分工、交换，看到人们的生产关系对于社会生产的影响，对唯物史观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最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研究了经济现象中的异化，还进一步研究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的买卖本是劳动和劳动资料相异化的结果，是人的非人化的一种表现，可在资产阶级那里却被说成是天赋人权的自由和平等，是劳动者自由意志的结果。马克思认为所谓的自由平等只是一种现象，实质还在于异化。因此，可以看出“《资本论》中的经济异化关系较之《手稿》的异化关系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更高阶段、更深层次上发生的，具有一定复杂性。这时的异化范畴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以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思想作为补充和其他的经济概念一起，就成为马克思更加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矛盾和异化关系的有力的认识论手段”[5](130)
还有研究者则指出，《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不仅继续表现在《资本论》中，而且《资本论》还超越了《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同时还认为，两部著作中异化观在基本性质上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首先，异化都是一个描述性的事实规定，揭示的是私有制社会的劳动和社会状况；其次，异化都被视作一个历史范畴，视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存在，并必然最终消亡的历史现象来理解的。因此，《资本论》不但直接继承了马克思早期异化劳动理论的基本思想，还进一步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的基础上赋予了早期异化理论以四个新的规定，使异化理论趋于完备和系统化。这四个新的规定是：工人的活劳动与劳动条件相异化、劳动过程中智力因素与工人相异化、劳动异化发展为全面异化及异化劳动必然导致商品、货币、资本的拜物教。[6]
总之，可以说《资本论》是马克思在探索异化理论过程中的又一次高峰，不仅继承了早期异化理论的思想，而且使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更加完备和系统化。
二、性别异化——马克思异化理论的
发展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家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借鉴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家庭和私人生活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性别异化理论，性别异化理论可以说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新阶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将异化拓展到家务劳动领域、两性关系问题、心理和精神智力领域以至于由异化所导致的妇女的社会地位的分析，最后提出了要消除异化实现妇女解放的道路和途径。
（一）家务劳动的性别异化
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层面分析工人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工人的劳动过程是异化的，其异化理论是对在社会公共劳动领域中劳动着的工人进行的分析，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限定在公共生产领域中的工人的异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谈到妇女的家务劳动问题，尤其是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指出，由于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出于财产的保全和继承的目的，使得家庭日益变成为私人领域，隔绝于社会生产的公共领域，妇女的家务劳动也日益变成为一种私人事务，妇女日益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虽然现代化的大生产使得无产阶级妇女加入到其中，但是对于她们而言，面对的矛盾是参加社会生产和履行私人家庭义务二者不可兼得。因此，恩格斯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7](72)“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7](162)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劳动分为公共的和私人的。在公共劳动中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相应获得资本家的工资，而在私人领域主要是在家庭内妇女所从事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家务劳动却没有相应的报酬，家务劳动被视为无足轻重的附属劳动，所以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也被认为是依靠男人养活的人，是处于次等地位的人。这种劳动的分类忽视了家务劳动的重要性，事实应该是：妇女的家务劳动不仅是服务于某个男性，而且是服务于整个社会，是生产力得到延续的主要条件，因此妇女的家务劳动应当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由此将异化运用到家庭生活领域，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家务劳动计酬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都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不是简单地服务于某个男子，而是服务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妇女所从事的无偿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经济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庭发挥着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尤其是主张家务劳动计酬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们提出了家务劳动为资本主义产生剩余价值，因此，家务劳动同男子在工作场所中的劳动一样是异化劳动。正是由于妇女的家务劳动能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支付给作为工人阶级丈夫的工资间接地占有了这种剩余价值，因此妇女成为工资的奴隶的奴隶，妇女的家务劳动也成了一种异化的劳动。
再者，由于妇女的家务劳动具有重复性、琐碎性等特点，造成妇女的家务劳动过程也如同工人的生产劳动过程一样千篇一律，没有创造性，妇女在做家务劳动过程中是体验不到快乐的，因而也是异化的。正如著名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安·福曼（Ann Foreman）指出的，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本质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对于妇女来说更为不利。因为，男人能在家庭生存，也同样能在工商业的社会生活领域生存，因此他能够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表达自己。但是对女人来说，她的活动余地仅限于家庭内部。在工业生产内，男人的劳动产品被剥夺，由此产生的把男人对象化，它表现为异化形式。但异化对妇女的生活和意识影响表现为更具压迫性的形式。男人通过与女人的关系来缓解异化，女人的异化却无法缓解。因为这些亲密关系正是压迫她的制度结构中最重要的关
系。[8]女人在资本主义的异化生活中体验的不是自我，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破碎的存在，是为他人而生活着的、没有自主性的“他者”。
（二）性关系及养育子女过程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性关系问题上几乎没有涉足。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阐述的问题为理论出发点，以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生活为基础，对男女的性关系也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她们认为一直以来男女之间的性行为都是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女性则是处于被欺凌、服从的地位，男性是性主体而将女性视为性对象，男性往往不会顾及女性的意愿而强迫女性满足他们的需要，女性虽然有不满但还必须予以配合，以显示自己温顺、体贴，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的性生活实际上是异化的，她们往往感觉到痛苦和不幸。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性问题上的回避，大胆提出了妇女的性生活问题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妇女的性问题也是一种异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中详细阐明了她对于妇女压迫问题的主要观点，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机制是四大类：生产、生育、性生活和儿童的社会化。这四类机制密切联系，共同作用，只有同时改变这四大机制，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在生产机制中，米歇尔分析了体力与妇女受压迫的关系；在生育机制中，米歇尔分析了避孕、生育与生产的关系；在性生活机制中，米歇尔指出由于其敏感性，社会主义者几乎都没有提到过它。她认为，“资本主义商业关系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前提；资产阶级婚姻关系（与《共产党宣言》中的声讨檄文相反）同样可能成为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9](27)在米切尔看来，古代社会的性开放伴随着一夫多妻的形式，只意味着男性占统治地位，而女性是受压迫的，而一夫一妻制的转变形式上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但正是这种名义上的平等掩饰了真正的剥削和不平等，它要求夫妻要互相忠贞但实际上仅仅是限制了女性的自由。米切尔还提到性过度和性匮乏一样都会成为一种压迫。因此，米切尔提醒说，如果把性解放推到极端，那么妇女新赢得的自由也可能会变成性压迫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艾利森·贾格尔（Alison M. Jaggar）在分析妇女受压迫问题时也提出了用“异化”概念来说明。贾格尔指出，“当代女性主义者团结一致反抗压迫妇女，但是，她们不仅在怎样去反抗压迫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一样；而且，在什么构成当代社会妇女所受压迫这个问题上，彼此采用的概念也不一样。……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妇女所受压迫是她们被排除在公共劳动之外;……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要补充作者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关系）则通过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来描述女性受压迫的特点。”[10](353)在这里，贾格尔修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思想，即认为只有参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人才被认为是真正异化的，她强调异化是居于性别之间的体验。不仅没有工资收入的妇女与男人一样经历异化，而且挣工资的妇女所体验到的异化又不同于挣工资的男性工人。由此，贾格尔通过分析妇女不仅与她们自己的性（sexuality）、与生育儿女、履行母亲职责的过程（motherhood）相异化，而且她们的精神智力（intellectuality）也异化，鲜明阐发了她关于妇女异化的思考。
贾格尔指出，对于妇女而言，履行母职的过程也只是一种特殊的异化体验。因为从怀孕到生育过程，到生育结果，直到养育子女，这些都不是由妇女来决定，而是由他人来决定。当代的养育方式使妇女异化表现最为典型，“她把孩子视为她的作品，以为这个作品能够改善她的生活，但是结果却常常事与愿违；孩子是她的无价之宝，社会却对它不屑一顾。当代母职的社会关系使得她不能够把孩子看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把其看作是母子双方所属的更大社区的一部分。”[9](315)总之，贾格尔强调，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结构内，对妇女的压迫采取的是让妇女与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人，以及与她自己相异化的形式，异化可以很好地解释妇女所受压迫。
（三）女性心理和精神智力的异化
米歇尔在其另外两篇重要文章《妇女地位》（Women’s Estate）、《心理分析与女性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中重申了她先前的观点，同时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分析结合起来更深刻分析妇女的受压迫地位。在米歇尔看来，妇女受压迫根源于人的精神深处，因为只要妇女和男人的心理仍然在男权象征的支配下，妇女的地位将不会有真正的改变。必须既要推翻资本主义，还要推翻父权制，才能建立一个充满人性的、男女真正平等的社会。
在《妇女地位》中，米歇尔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它将其它三个因素全部缩减为经济因素，因此，在号召妇女进入生产领域的同时，它提出‘废除家庭’这个全然抽象的口号。经济要求现在仍然是首要因素，但与之相随的是，必须有统一的政策，这些政策考虑到其它三个因素（生育、性关系和儿童的社会化）；在某些特定关头，这些政策可以替代经济条件这个首要因素而产生直接作用。”[11](100-101)在《心理分析与女性主义》中，米歇尔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妇女参加劳动大军并不能完全作为妇女解放的条件，她提出，就连那个时代中国人的领袖毛泽东都承认，“尽管中国已经实施了劳动集体化、男女平等立法以及社会化的儿童保育等，但要说中国人真正地、根本地、彻底地改变了他们对妇女的态度，现在还为时过早。”[12](412)正如旅美华人学者姜新燕(注:译音Xinyan Jiang)在一篇题为“中国女性主义者面临的两难处境”文章中指出的，“在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体力劳动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仍起到重要作用的社会中，性别平等不可能极大程度地实现。”“没有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真正的性别平等仍只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但是，发达的经济仅仅是性别平等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同时，“仅仅有较高程度的女性主义意识以及政府对女权运动的更多支持都是不够的。在这样国家的性别平等是不可信的。”[13](140-160)
贾格尔还分析了妇女的精神智力也同样遭受异化。通常的情况是，妇女对自己没有自信心，在公开场所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是认为自己的观点不值得表达。因为，在思想和话语的规则是由男人设定的情况下，妇女永远不会轻松自如地展示自己的才华。
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正如恩格斯在《起源》中所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7](54)“自从母系制解体后，男性就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并不断地强化对女性的绝对统治，女性受制于男性权威，其结果是使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断弱化、女性意识的奴化以及女性意识的分裂，最终把真实的自我异化为“非我”。在父权制的男性社会中，通过家庭、教育、语言、媒介等方式向女性灌输男性文化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些是依照拥有社会权力的男性的利益而发展起来的，是对男性意识的倾斜。通过运作，使女性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些思想观念并将其视为一种标准、一种常识，使女性心甘情愿地受其奴役，内心接受了自己比男人低一等的社会现实。女性从其有意识那天起男性化社会精神就源源不断地被灌输到她们的精神体系中，以此促成女性的社会化，接受了男性意识形态赋予的价值观、人生态度、情感表达方式等。女性在社会中要以男人的眼光来行事，比如所谓的“女性美”，它是以男性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的，而女性为了得到男性的青睐不断地改变自己使其符合男性所规定的各项标准。在这样的过程中，女性并没有将自身看作是一个主体，而是一个对象，一个为迎合男性需要而失去自我的客体。女性的这种社会化过程是痛苦的，尽管这种痛苦早已被既定的社会观念所掩盖，但呈现在女性眼前的现状是：“女性的生存失去了统一性和整体性，显见出分离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女性自在、自由的自我在被男性社会意识入侵、消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的外在性的分裂现象，即女性与自身、女性与女性、女性与男性以及女性与社会间的分离。”[14]女性是自由的个体，不是被决定、被支配的物，而女性的异化却掩盖了女性自我的真相。女性由于其思想意识被男性文化影响，她们并没有去寻求自我实现，相反却放弃了自己的现实目标寻求男人的庇护，希望男人把她当作举世无双之物来占有。因此女性的自我意识是被异化了的。
三、“他者”的社会地位及扬弃异化的
途径
（一）女性“他者”的社会地位
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阶级的角度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工人阶级是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剥削和压迫工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只是强调作为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在资本主义工厂劳动中，他们的劳动是异化的，在其理论中并没有突出性别的不同而造成的异化程度的不同，认为只要是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其活动就是被异化了的。恩格斯也只是提到母权制的被推翻使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并没有更深入地分析在以后的社会由于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而造成的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更具有被奴役、被压迫的历史地位。而女性主义者则从社会性别的视角，通过分析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得出女性处于“他者”的社会地位。
《第二性》是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著的享有世界性成功的一部巨著，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被誉为女人的“圣经”。(注:该评语见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陶铁柱 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扉页作者介绍。)在这本书中，波伏娃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上的表现形象。”[15](309)她认为在社会历史中男性居于主导和决定的地位，而女性处于被主导和被决定的地位。女性的历史和现状是由男性的需要和利益决定形成的，女性是“第二性”。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也同样认为妇女所面对的是男性社会对她们的压迫、奴役的社会现实，妇女在这种社会中体验到的是女性的异化，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破碎的存在，是为他人而生活着的，没有自主性的“他者”。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分析造成妇女“他者”地位的原因时意见不一。海迪·哈特曼在《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一文中认为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双重因素导致妇女处于他者的地位。而艾里斯·杨则在《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中声称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结合是一种不成功的尝试，她提出了以劳动的性别分工为核心概念的理论，探讨了性别分工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关系问题；她用劳动分工分析代替阶级分析，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解释性别歧视的资本主义父权制，认为既然资本主义是妇女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反对妇女边缘化的斗争本身就是反对资本主义。而米切尔·巴朗特则主张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来理解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她认为妇女的压迫应该以几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这些要素包括：家庭的经济组织形式和与之相伴随的家庭意识形态、劳动分工和生产关系、教育体制和国家的运作；男人和女人被创造为不同的社会人的文化过程、性关系和性别身份的分析、性关系和生物再生产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是妇女受压迫的核心问题。(注:海迪·哈特曼、艾里斯·杨、米切尔·巴朗特的观点参看Edited by Lydia Sargent.Women and Revolution [M].South End Press，1981.)通过研究分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可以得出造成妇女处于“他者”的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第一，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主要在于妇女长期对男人经济上的依赖关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分析了妇女基本上被囿于家庭生活之中，从事照顾子女、服侍丈夫、处理家务的劳动，但长期以来妇女的这种劳动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相应地妇女从中也得不到任何的工资、待遇，妇女没有可随意支配的物质财富，如果她们能从丈夫手中得到一些，那也被视为是对女人的“恩赐”。她们在家庭生活中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博得丈夫的欢心，这样她们的生活才会好过一些；倘若她们有什么过分或出轨的行为了惹怒了男人，失去了男人对她们的“经济援助”，她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悲惨和不幸。
第二，按性别进行的劳动分工是造成妇女“他者”地位的又一重要原因。在现代社会，许多妇女能够像男人一样进入社会公共生产领域工作，但是当妇女进入公共劳动时，她们往往从事的是那些“有妇女特点的工作”，如教书、看护、文书、烹饪、缝纫等。而且，就像是在家里一样这些劳动还是不受重视的。女人即使在外工作她们所挣得工资也少于男人。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对此极为不满，她们开始积极地推动“可比性价值”运动，她们确信人的社会性别是其工资高低最明确的解释，她们要求雇主客观地对待他们的雇员，通过知识与技能、智力要求、工作责任、工作环境这四项因素来计算工人的价值点数，依据相应的价值点数支付相应的工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可比性价值运动会逐渐消除工作场所中男女劳动分工的差异。海迪·哈特曼也指出：“妇女目前的社会地位根源在于按性别进行的劳动分工。”[9](47)她认为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因为它坚持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妇女实行较低的工资，维护了男人对妇女的优势。
第三，在思想意识层面上，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是造成妇女甘愿受压迫、处于他者地位的另一主要原因。处在男性文化的社会当中，妇女从一开始就接受着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熏陶，男性文化逐渐地被女性作为一种常识所接受，她们自己也认同男性文化所设定的标准，在自身的思想意识深处承认男性优于女性。作为从思想意识形态、从精神分析角度进行论证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米切尔推论道，父权制意识形态视女人为情人、妻子、母亲而不是劳动者；它对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所负的责任至少应该不亚于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马克思主义革命努力于摧毁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它也不会使妇女与男人平等。由于父权制已经建构了男人和女人的精神，妇女仍将处于屈从男人的地位；除非她们和男人一样，都能在精神上解放出来，摆脱“妇女不能与男人平等”的思想约束。米切尔深信，女人受压迫的原因根植于人的精神深处，根植于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
（二）扬弃异化，实现妇女解放
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必将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也指出要扬弃异化，消灭私有制，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压迫就不存在了，人与人之间能够实现完全的平等，因此，人类解放包含了妇女的解放。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还提出了妇女解放的条件，一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二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三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并指出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是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并不一定能够解放妇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解放方案不能完全涵盖妇女的解放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把男女平等、妇女本身的解放作为最终目标，指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没有自主性、独立性，是全面异化的，因而主张要彻底消灭女性所处的“他者”的社会地位，扬弃异化，消灭压榨在妇女身上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充分实现妇女全面自由的解放。同时还指出，女性要获得解放还要通过更多的、更为具体的途径才能实现。
一方面，要消灭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双头兽”（米切尔语）。
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父权制不仅是不同阶级、种族和民族的男人在占据不同的等级位置，而且更是男人之间基于物质基础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使男人支配女人。因为为了保持对女人的支配关系，男人们建立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对女人的支配关系中联合起来。父权制是有着物质基础的，它一方面依赖于家庭中儿童的养育，另一方面依赖于使男人控制妇女劳动的所有社会结构，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父权制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孩子通常是由妇女在家庭中养育，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是低于男人的；而对妇女劳动力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把妇女排除在接近必要的生产资料之外，以及通过限制妇女的性行为来实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依赖着父权制的劳动划分，而资本主义又强化了父权的发展。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伙伴关系。由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作用，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作为家庭主妇的妇女的家务劳动不受重视，参加工作的妇女也由于要生育抚养子女、由于性别分工而处于劣势，对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不但没有获得解放，反而要承受双重的负担，遭受双重剥削，她们的异化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重了。父权制的资本主义还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压制女性的文化即宣扬男性至高无上暗中贬低女性价值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它强化了女性在传统家庭和资本主义社会所扮演的从属角色和不独立的地位。正如艾利森·贾格尔指出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消灭女性异化是消灭女性受压迫的必要条件，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组织一种实践，既同父权制作斗争又要反对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父权制这个“双头兽”发出猛烈的攻击。
另一方面，妇女解放的具体道路和途径。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还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途径才能实现。家务劳动计酬、提高觉悟的实践、建立非传统的社会组织等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妇女解放的具体道路和途径。
家务劳动计酬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之所以要把它作为一条解放的途径其目的还是在于唤醒社会对妇女家务劳动的重视，改善妇女的依赖状况，从而提高妇女的地位。提高觉悟的女性实践在女性主义这里首先被当作是一种把女性主义运动与其他革命运动区别开来的方法，当代女性主义者认为提高觉悟本身是一种革命的实践，其实质就是要让妇女认识到自己所受的压迫、所经受的异化、所处的“他者”的社会地位，认识到自己起来进行革命获得自身解放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应该建立一些非传统的社会组织以帮助妇女。比如今天西方社会存在的强奸危机中心和遭虐待妻子中心等，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些作为反抗压迫的妇女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种非暴力的革命活动、一种抵抗方法、一种实践形式，它们为女性主义反对父权制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１］夏之放.异化的扬弃[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２］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４］盛卫国.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异化思想评介[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5）.
［５］冯景源.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６］王东，林锋. 资本论 异化观新探[J].江海学刊，2007（3）.
［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８］戴雪红.女性解放的哲学思考—女性异化与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消解[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
［９］李银河 主编. 朱丽叶·米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A].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
［10］ALison M.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M]. Totowa, N.J.: Rowan and Allanheld, 1983.
［11］Juliet Mitchell. Women's Estat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71.
［12］Juliet Mitchell.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13］Xinyan Jiang. The Dilemma Faced by Chinese Feminists [J]. Hypatia 15.3（2000）.
［14］王虹.女性意识的奴化、异化与超越[J].社会科学研究，2004（4）.
［15］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陶铁柱 译.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夏雨）
From Estranged Labor to Gender Alien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Karl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LI Xiao-guang WU Xiao-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School of Physics and Electric Informatio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y Inner Mongolia, Tongliao 028043, China.）
Abstract: Karl Marxfirst explained the theory of Estranged Labor comprehensively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 In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 explained the alienation further from practice and the life conditions in reality to develop the theory of Estranged Labor. The book On Capital analyzed specifically the emergence of estranged labor and the alienation from its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aspects, which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Estranged Labor deeply. Marxist Feminists refer to the theory of Estranged Labor of Karl Marx, and use it in the fields of family and private activity to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gender alienation creatively.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theory of gender alienation i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Estranged Labor in the new phase of the capitalism society. Marxist Feminists expand the alienation to the fields of housewor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mentality. In the meantime, Marxist Feminists analyze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and raise the ways to realize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by eliminating the alienation.
Key words: Karl Marx; estranged labor; Marxist feminism; gender alie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