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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由北越的劳动党领导）所率领的游击武装，反抗由美国扶植南越吴庭艳政权的武装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越南方面为了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同情支持，北越总理范文同访华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能由我国派出一个电影摄制组深入越南南方（北纬17度线以南）拍摄一部反映南方人民抗美斗争的纪录电影，向国际上宣传其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因为在此之前，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迪曾做过小规模的报道，国际上反响不错）。
周总理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应允了，并责成我们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此事。当时这件事是机密的，厂内只有很少几位领导知道，并规定为厂内代号（地10号）。参加人员回到家里也只能和妻子说，连父母都不能告诉，而且都用化名。厂领导指定厂纪录片室完成这个任务。经过精挑细选，组成了以编导兼队长王杰（化名王福寿）、摄影师吴迪（化名刘华）、张炎平（化名陈全）、张世鸿（化名陈兴），还有前些日子刚刚去世的著名剧作家黄宗江（化名阮之）共5人的摄制小组。后来中央媒体知道了，于是找上门来请求“搭车”。经外交部同意，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又派出了新华社记者于逢源（兼副队长）、人民日报记者戴枫、中央电视台记者叶惠、新华社摄影记者唐茂林、新华社记者兼翻译陈家保，加上我们共10人组成了“中国新闻工作队”。
为了减少越方的负担，经总参批准，我们配备了相当完善的装备。60式公安手枪（此枪小巧，但威力很大，当时刚刚研制成功尚未列装）、高级轻便雨衣、水壶、水杯、吊床、蚊帐、打火机、饭盒、防蚊药、防蛇药、防疟药一应俱全。并且还为我们每人配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每人三套的确凉（当时属于高级面料）越南南方军人服装，有墨绿色和黑色的。
1964年lO月16日下午，陈毅外长接见了我们全体人员，勉励之余，他特别讲的一句话，到现在我们还记忆犹新：“要在手枪里为自己留一颗子弹！”
当时我们都是三十出头血气方刚的汉子，又都经过解放战争的洗礼，能被组织信任，去完成如此光荣的任务，内心充满自豪。就这样，我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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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到达河内，以后几天与越南宣传部长等讨论了如何拍摄等相关技术细节。然后就进入了行军前的训练。先是射击，越南同志一看我们带来的枪，连说不行不行。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很郑重地说，你们要穿过“胡志明小道”到达南方总部，一路会有许多危险。有南越特工、别动队、B-52的轰炸、老美大口径火炮的炮击。虽然上级命令我们务必保证你们的绝对安全，但万一出了什么意外，美伪军发现你们带的是中国枪马上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觉得他们讲得有道理就同意把60式手枪留下，换上了他们提供的加拿大产勃朗宁9毫米手枪，那种枪也是世界名枪，我们很满意。越方也把我们的“熊猫”收音机换成了日本产的“索尼”收音机。其它我们从国内带来的物品，越方认为不适用的，也与我们商量后调换了。射击训练之后，就是负重爬山，因为我们带着自己的生活必需品，摄影器材、武器加起来有几十斤，还要爬山涉水，必须先有适应性训练。此外，还有泅渡等多种训练。越南方面还一再嘱咐我们，行军途中如果被特务提了，千万不要自杀，他们会通过特殊渠道救我们的。回想起临行之前陈老总的叮嘱，我们坚定地对越方说：“既然来了，我们就没打算一定要活着回去！”
训练结束后的12月28目，胡志明主席接见了我们全体同志。胡志明非常和蔼可亲。他用地道的汉语对我们讲：“我们越南人把越过17度线到南方去叫小长征，很危险、很苦，我们会尽一切照顾好你们，使你们顺利完成任务，你们自己也要多保重！”临行前，胡主席还吟出两句诗：“今春送君去，明春迎君归。”
1965年1月12日，我们一行10人又加上越方的摄影师、队医、翻译和警卫lO个人离开了青山绿水的清化训练营，乘越军用大卡车正式开始“小长征”（刚开始坐了两天车，以后就全部是步行了）。经过越方精心的“打扮”，我们这10个中国人只要不说话，基本上看不出与同行的越南人有多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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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卡车里，像“摇煤球”似的向前开进。越方为了保密，大卡车用苫布捂了个严实，一点缝也没有，头一天走了10个小时，几个冷饭团对付了一天。
第二天下午，当我们停车下地休息，黄宗江第一个被蚂蟥咬得脚上鲜血直流，当时我们戏称为“第一个流血事件”。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就不再大惊小怪了。一路上，无论是平地还是山脉，旱田、丛林中到处都有数不清的蚂蟥在“恭候”我们的光临。我们身上的各个部位都会成为蚂蟥的“餐厅”。休息时，从脚指缝里都能抓出七八条小蚂蟥。越南不光蚂蟥多，丛林里毒蛇、野蜂、蝎子、蚊子也特别多，蚊子大得出奇，四个蚊子一盘菜不是虚言。蝎子有小螃蟹那么大{与我们同行的一个越南人被蝎子蜇了，差点没要了命我们去的同志原来都特别怕蛇，但每晚在野外宿营，睡在吊床上，蛇都会来光顾。钻到你被窝里的情况也不鲜见！所以也就见蛇不怪了。由于我们处处小心谨慎，总算没出什么大事。不过还是留下了“纪念”。越南的疟疾（打摆子，是由携带疟原虫的蚊子咬了以后得痛的）发病率特别高。直到现在，每当我（张炎平）特别累的时候，疟疾还会犯的，301医院的专家讲我这病恐怕不会除根了。我们那时每个人都至少掉了二三十斤肉，而且都晒得跟黑人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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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方面对我们的照顾还是很周到的，在吃的方面也是千方百计让我们吃得好一点。到了兵站，他们总要到老乡家买几只鸡给我们改善生活，剩下的还让我们带走路上吃，如果休息一天他们会到丛林去打野味。一路上，大象、长臂猿、穿山甲、水鹿、刺猬、蛇等，我们都吃过了。只是大象肉太老了咬不动，越南人便剁碎了，拌上点盐，让我们带着路上吃。有时没打着野味，越方士兵就会挖蚁穴找蚂蚁蛋给我们吃。越南那边的蚁穴有坟头那么大，挖出的大蚂蚁蛋，做熟了，可以像切鸡蛋那样切着吃！光吃肉不吃点绿菜也不行啊！但长途行军弄点菜不容易，越方就到处挖野菜弄给我们吃。但由于“胡志明小道”上经常有部队通过，所以野菜都被他们挖光了，越方就用一种树叶煮些酸汤搁点盐让我们喝，他们讲这种汤可以补充维生素C！后来我们到达南方总部以后，吃的就好多了。 5
1959年5月5日，为了抗美斗争的需要，越南中央军委决定开辟一条向南方运输的秘密通道——“中央走廊”。它泛指位于长山山脉越老边境和越束边境的由越南北方通往南方的秘密小路。这就是被美国人称之为“胡志明小道”的秘密运输线，也是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挖空心思想切断但始终未果的“神秘通道”，是连接南北越之间的大动脉与生命线，越南北方及国外（当时主要是我们中国援助的大批军火、后勤物资和生活用品）援助物资、作战部队、负责干部都是通过这条小路奔向南方的。严格地讲“胡志明小道”不是一条修整成形，有固定不变的路，而是由多条穿越丛林、沼泽、旱地、草原、山脉、河流等各种异常艰难地形的小路网组成。从越老边界17度线步行到“南方总部”顺利的话，需要3个多月，因为我们一行人是边走边拍摄采访，所以用了7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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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艰苦的行军中，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之外，让我们这些人感到很不习惯和苦恼的，就是要时时处处装哑叭不许说话。徒步走时不行，坐在车里也不行。因为这次任务是绝密的，不能让美国人和南越伪军知道。越方人员讲：“森林草丛及路边野地里都有美国飞机撒下的窃听器，非常灵敏，我们一说汉语，他们就有可能知道，那就会有大麻烦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一长，美国人和南越方面就嗅出了点“气味”，认定中国方面有“重量级”的“大人物”正试图通过小道南下，进入南越境内指导游击队作战。敌方还出重金悬赏我们。4月9日那天，敌人在我们驻地上空施放了化学毒剂，并跟踪侦察。4月11日我们驻地又遭敌机轰炸，幸亏我们都出去拍摄采访，没受什么损失。5月4日，我们刚出门敌人的炮兵侦察机“黑寡妇”就光临了，接着来了8架轰炸机，轮番扫射轰炸。也是在五联区，王杰、黄宗江他们离开驻地的第二天，敌人就准确地炸毁了他们俩住的房子。由于越方的保护我们没有遭到不测。虽然当时我们都是抱定“大丈夫当以马革裹尸还”的决心踏上征程的，但人都有七情六欲，每天行军工作之余，浓浓的思乡情就会油然而生。那时我们真正有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体会。张世鸿的妻子1965年2月2日写给他的平安家信，1966年3月他才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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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20目，我们一行经过221天的“小长征”终于到达南方总部。虽说是总部，但也很简陋，只不过是些遮风挡雨的竹棚茅舍而已。当时南方总部的最高领导——阮志清（此人与武元甲一起被授予大将军衔）、阮友寿、阮氏定等党政军负责人都多次接见并宴请了我们。我们也到游击队管辖地区的兵工厂、学校、医院等地方参观拍摄，越方一直都非常热情招待。
我们到南方的主要任务就是实地采访拍摄南方军民的抗美武装斗争。但当时那里斗争十分激烈，再加上美国军队的现代化装备，所以每次外出采访拍摄都要冒着生命危险。
有一次我们去刚解放的夷林据点拍部队的练兵情况，爬山涉水走了好长时间才到。这里是敌人大口径火炮的射程之内，我们知道危险，一到目的地就赶紧投入工作，刚完成任务半个小时敌机就到了。铺天盖地的炮弹和炸弹，转眼之间就把刚解放的夷林镇翻了个儿，如果我们晚一步就全报销了。有一次我们到铁路边去拍伏击战，完成任务往驻地走的路上，天上的敌机一批来了，我们就得躲在路边的丛林里，敌机飞了我们继续走，没走几步，敌机又一批，我们又得藏起来，就这样，敌机一批批地把我们“护送”回了驻地。幸亏那次敌机是另有“任务”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躲过了一劫。
1966年6月l8日，我和翻译、警卫到13号公路拍伏击战，刚完成任务、敌人的炮弹和武装直升机就到了。那一带都是稻田，无处躲藏，只能往弹坑里跳，因为弹坑被重复击中的慨率很小，比较安全。但弹坑里都是水，我千小心万小心照相机还是进了水。直升机刚走，强击机又到了，我们三个人只好围着一棵大树躲飞机。但一颗炸弹在离我们三十多米远的地方炸了，警卫负伤，硝烟把我们的脸全薰黑了，这还好说，但被震聋的耳朵过了五六天才恢复听觉。
岘港是美军在越南南方最大的军事基地，附近有大型的飞机场和直升机场、导弹发射阵地、军火库，还有坦克、装甲车、海军陆战队和几万士兵。正因如此，美军也防备很严，要抵近拍摄困难很大。我们几经选择在临近岘港周围的小河上找了一条小船，驾船的是当地游击队找的，绝对可靠的老两口和他们年轻的女儿。我们晚上上船天亮了就接近基地了，因为河里的渔船、运输船很多，所以并未引起敌人怀疑。那一家招待我们三人吃的很好，还有啤酒，但船上有个姑娘，我也不好意思在船上“方便”，靠岸又怕引起敌人怀疑，所以一整天也没解手，晚上回到驻地，憋得我（张世鸿）都排不了便了。
那次我们去山茶美军基地拍摄，为了怕敌机轰炸，我们连早饭没吃就上路了，但刚走了个把小时，就和敌机遭遇了，十几架敌机向我们刚住过的村子一通狂轰滥炸，拍了敌机俯冲扫射的镜头，还要有炸弹落地爆炸的影像。我在抢拍时，一颗炸弹在我们远处爆炸了，霎时间，弹片泥土劈头盖脸的落了下来，把捂着摄影机的伪装布也打穿了，一块滚烫的弹片把我的手还烫了个大泡……到了下午，我们刚走出一个小山村，多架F-101又盯上了我们，不停地轰炸扫射。
不只是敌机扫射轰炸，我们住在村子里，也是危机四伏。村里的坏人或特务～发现有陌生人，马上就会通知敌人。不大的功夫，大批美伪军就会乘着直升机从天而降，然后挨门挨户搜查。遇到这种情况，越方马上就会让我们躲到密洞（有点类似我国的地道，但只有进口，没有出口，人在里面只能蹲坐着挺难受的）里。我们在越南南方土地上活动的近两年时间里，可以讲到处都可以看到美国扶植南越集团打的这场所谓“特种战争”的累累伤痕。无论是在臭名昭著的“战略村”（类似日本鬼子在中国搞的“集家并屯”，即把相邻处几村子的老百姓都驱赶到一处）、被化学脱叶剂整成光秃秃的热带雨林，还是美丽的城市。同时，我们也深为南方游击队在困难的情况下不屈不挠的斗争所感动。在越南的日子里，我们处处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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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民对越南抗美斗争的大力支持。南方游击队的吃穿用和军火几乎都是我国无偿援助的。卡车也都是我国长春一汽生产的，在“胡志明小道”上，我们看到了我国专为越南方面研制的上海产“永久”和“凤凰”加重型锰钢自行车，这种自行车负重竟然达到800斤，而且能在恶劣的地形上长期使用，质量非常好，当地的游击队员对我们国家对他们的大力援助也是非常感谢的。一位女游击队员对我们讲，“中国对我们太好了，我们穿的衣服都是你们中国依照我们越南妇女的体型专门设计制作的”。一位老游击队员走了很远的路专门来看望我们摄影队。他激动得对我们讲：“早年间在北方抗法时，我们就得到中国的大力支持，现在还这样，但我一直没有看见过中国同志，所以特地来看看望你们”。还有我们在南方还看到了不少华侨青年，他们也在不同的战线为打击敌人而流血牺牲，他们的事迹也是很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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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23个月的艰苦工作，我们摄影队完成了在南越的拍摄工作。1966年8月13日，南方总部政治局的七尚同志代表南方解放军向我们摄影队赠送了几件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品，一支缴获美军的M-72火箭筒，里面还有完整的一发火箭弹，弹筒是硬塑料的，上面有击发瞄准装置，一次性的打完后即扔掉。一支M-79反步兵冲锋枪榴弹，弹头里装有一百多粒钢珠，专门杀伤步兵。还有一具红外线夜视镜，夜间能看见50米以外的各种影像，在几十米以外有人抽烟，人的面部表情和周围景像都会显示的异常清楚。七尚同志讲：“这些都是我们从战场上缴获的美军最新装备，送给中国同志带回国内加以研究，以便造出更新武器打击敌人”。回国之后，我们把这些武器都通过八一厂转交给有关部门，至于研究仿制的如何，我们就不知道了。遵照国内指示，我们把所用的一台35毫米西德产阿莱佛莱克斯摄影机、四台16毫米瑞士产宝莱克斯摄影机、三块英国产威灵顿测光表、60盒德国产阿克法彩色胶片回赠给越南南方解放电影制片厂。
1966年9月5目，我们离开越南南方，进入柬埔寨境内。9月24日，我们从金边飞到广州，26日从广州飞回魂牵梦绕的北京，回到亲人的身边。
1966年底的国内“文革”风暴已经如火如荼了，八一厂也乱成了“一锅粥”。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拍回的宝贵影像资料的命运可想而知了。只是我们几个人在放映间里整整看了两天所有的胶片，并做了详细的登记后送到了资料库。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知那些被打入“冷宫”的宝贵资料片如今命运如何了？当年我们八一厂的老厂长陈播和队长王杰也带着遗憾离我们而去了……
听完两位老前辈的讲述，记者心中涌起了一阵莫可名状的感情波澜，真正是“剪不断，理还乱”，面对中越两国几十年政治气候的“风霜雨雪”，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呢？恐怕见仁见智，莫衰一是吧？但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两位可敬的前辈，他们用青春热血眼泪写就自己的历史，应该是我们必须永远珍视的！
1964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由北越的劳动党领导）所率领的游击武装，反抗由美国扶植南越吴庭艳政权的武装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越南方面为了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同情支持，北越总理范文同访华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能由我国派出一个电影摄制组深入越南南方（北纬17度线以南）拍摄一部反映南方人民抗美斗争的纪录电影，向国际上宣传其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因为在此之前，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迪曾做过小规模的报道，国际上反响不错）。
周总理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应允了，并责成我们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此事。当时这件事是机密的，厂内只有很少几位领导知道，并规定为厂内代号（地10号）。参加人员回到家里也只能和妻子说，连父母都不能告诉，而且都用化名。厂领导指定厂纪录片室完成这个任务。经过精挑细选，组成了以编导兼队长王杰（化名王福寿）、摄影师吴迪（化名刘华）、张炎平（化名陈全）、张世鸿（化名陈兴），还有前些日子刚刚去世的著名剧作家黄宗江（化名阮之）共5人的摄制小组。后来中央媒体知道了，于是找上门来请求“搭车”。经外交部同意，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又派出了新华社记者于逢源（兼副队长）、人民日报记者戴枫、中央电视台记者叶惠、新华社摄影记者唐茂林、新华社记者兼翻译陈家保，加上我们共10人组成了“中国新闻工作队”。
为了减少越方的负担，经总参批准，我们配备了相当完善的装备。60式公安手枪（此枪小巧，但威力很大，当时刚刚研制成功尚未列装）、高级轻便雨衣、水壶、水杯、吊床、蚊帐、打火机、饭盒、防蚊药、防蛇药、防疟药一应俱全。并且还为我们每人配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每人三套的确凉（当时属于高级面料）越南南方军人服装，有墨绿色和黑色的。
1964年lO月16日下午，陈毅外长接见了我们全体人员，勉励之余，他特别讲的一句话，到现在我们还记忆犹新：“要在手枪里为自己留一颗子弹！”
当时我们都是三十出头血气方刚的汉子，又都经过解放战争的洗礼，能被组织信任，去完成如此光荣的任务，内心充满自豪。就这样，我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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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到达河内，以后几天与越南宣传部长等讨论了如何拍摄等相关技术细节。然后就进入了行军前的训练。先是射击，越南同志一看我们带来的枪，连说不行不行。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很郑重地说，你们要穿过“胡志明小道”到达南方总部，一路会有许多危险。有南越特工、别动队、B-52的轰炸、老美大口径火炮的炮击。虽然上级命令我们务必保证你们的绝对安全，但万一出了什么意外，美伪军发现你们带的是中国枪马上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觉得他们讲得有道理就同意把60式手枪留下，换上了他们提供的加拿大产勃朗宁9毫米手枪，那种枪也是世界名枪，我们很满意。越方也把我们的“熊猫”收音机换成了日本产的“索尼”收音机。其它我们从国内带来的物品，越方认为不适用的，也与我们商量后调换了。射击训练之后，就是负重爬山，因为我们带着自己的生活必需品，摄影器材、武器加起来有几十斤，还要爬山涉水，必须先有适应性训练。此外，还有泅渡等多种训练。越南方面还一再嘱咐我们，行军途中如果被特务提了，千万不要自杀，他们会通过特殊渠道救我们的。回想起临行之前陈老总的叮嘱，我们坚定地对越方说：“既然来了，我们就没打算一定要活着回去！”
训练结束后的12月28目，胡志明主席接见了我们全体同志。胡志明非常和蔼可亲。他用地道的汉语对我们讲：“我们越南人把越过17度线到南方去叫小长征，很危险、很苦，我们会尽一切照顾好你们，使你们顺利完成任务，你们自己也要多保重！”临行前，胡主席还吟出两句诗：“今春送君去，明春迎君归。”
1965年1月12日，我们一行10人又加上越方的摄影师、队医、翻译和警卫lO个人离开了青山绿水的清化训练营，乘越军用大卡车正式开始“小长征”（刚开始坐了两天车，以后就全部是步行了）。经过越方精心的“打扮”，我们这10个中国人只要不说话，基本上看不出与同行的越南人有多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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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卡车里，像“摇煤球”似的向前开进。越方为了保密，大卡车用苫布捂了个严实，一点缝也没有，头一天走了10个小时，几个冷饭团对付了一天。
第二天下午，当我们停车下地休息，黄宗江第一个被蚂蟥咬得脚上鲜血直流，当时我们戏称为“第一个流血事件”。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就不再大惊小怪了。一路上，无论是平地还是山脉，旱田、丛林中到处都有数不清的蚂蟥在“恭候”我们的光临。我们身上的各个部位都会成为蚂蟥的“餐厅”。休息时，从脚指缝里都能抓出七八条小蚂蟥。越南不光蚂蟥多，丛林里毒蛇、野蜂、蝎子、蚊子也特别多，蚊子大得出奇，四个蚊子一盘菜不是虚言。蝎子有小螃蟹那么大{与我们同行的一个越南人被蝎子蜇了，差点没要了命我们去的同志原来都特别怕蛇，但每晚在野外宿营，睡在吊床上，蛇都会来光顾。钻到你被窝里的情况也不鲜见！所以也就见蛇不怪了。由于我们处处小心谨慎，总算没出什么大事。不过还是留下了“纪念”。越南的疟疾（打摆子，是由携带疟原虫的蚊子咬了以后得痛的）发病率特别高。直到现在，每当我（张炎平）特别累的时候，疟疾还会犯的，301医院的专家讲我这病恐怕不会除根了。我们那时每个人都至少掉了二三十斤肉，而且都晒得跟黑人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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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方面对我们的照顾还是很周到的，在吃的方面也是千方百计让我们吃得好一点。到了兵站，他们总要到老乡家买几只鸡给我们改善生活，剩下的还让我们带走路上吃，如果休息一天他们会到丛林去打野味。一路上，大象、长臂猿、穿山甲、水鹿、刺猬、蛇等，我们都吃过了。只是大象肉太老了咬不动，越南人便剁碎了，拌上点盐，让我们带着路上吃。有时没打着野味，越方士兵就会挖蚁穴找蚂蚁蛋给我们吃。越南那边的蚁穴有坟头那么大，挖出的大蚂蚁蛋，做熟了，可以像切鸡蛋那样切着吃！光吃肉不吃点绿菜也不行啊！但长途行军弄点菜不容易，越方就到处挖野菜弄给我们吃。但由于“胡志明小道”上经常有部队通过，所以野菜都被他们挖光了，越方就用一种树叶煮些酸汤搁点盐让我们喝，他们讲这种汤可以补充维生素C！后来我们到达南方总部以后，吃的就好多了。 5
1959年5月5日，为了抗美斗争的需要，越南中央军委决定开辟一条向南方运输的秘密通道——“中央走廊”。它泛指位于长山山脉越老边境和越束边境的由越南北方通往南方的秘密小路。这就是被美国人称之为“胡志明小道”的秘密运输线，也是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挖空心思想切断但始终未果的“神秘通道”，是连接南北越之间的大动脉与生命线，越南北方及国外（当时主要是我们中国援助的大批军火、后勤物资和生活用品）援助物资、作战部队、负责干部都是通过这条小路奔向南方的。严格地讲“胡志明小道”不是一条修整成形，有固定不变的路，而是由多条穿越丛林、沼泽、旱地、草原、山脉、河流等各种异常艰难地形的小路网组成。从越老边界17度线步行到“南方总部”顺利的话，需要3个多月，因为我们一行人是边走边拍摄采访，所以用了7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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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艰苦的行军中，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之外，让我们这些人感到很不习惯和苦恼的，就是要时时处处装哑叭不许说话。徒步走时不行，坐在车里也不行。因为这次任务是绝密的，不能让美国人和南越伪军知道。越方人员讲：“森林草丛及路边野地里都有美国飞机撒下的窃听器，非常灵敏，我们一说汉语，他们就有可能知道，那就会有大麻烦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一长，美国人和南越方面就嗅出了点“气味”，认定中国方面有“重量级”的“大人物”正试图通过小道南下，进入南越境内指导游击队作战。敌方还出重金悬赏我们。4月9日那天，敌人在我们驻地上空施放了化学毒剂，并跟踪侦察。4月11日我们驻地又遭敌机轰炸，幸亏我们都出去拍摄采访，没受什么损失。5月4日，我们刚出门敌人的炮兵侦察机“黑寡妇”就光临了，接着来了8架轰炸机，轮番扫射轰炸。也是在五联区，王杰、黄宗江他们离开驻地的第二天，敌人就准确地炸毁了他们俩住的房子。由于越方的保护我们没有遭到不测。虽然当时我们都是抱定“大丈夫当以马革裹尸还”的决心踏上征程的，但人都有七情六欲，每天行军工作之余，浓浓的思乡情就会油然而生。那时我们真正有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体会。张世鸿的妻子1965年2月2日写给他的平安家信，1966年3月他才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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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20目，我们一行经过221天的“小长征”终于到达南方总部。虽说是总部，但也很简陋，只不过是些遮风挡雨的竹棚茅舍而已。当时南方总部的最高领导——阮志清（此人与武元甲一起被授予大将军衔）、阮友寿、阮氏定等党政军负责人都多次接见并宴请了我们。我们也到游击队管辖地区的兵工厂、学校、医院等地方参观拍摄，越方一直都非常热情招待。
我们到南方的主要任务就是实地采访拍摄南方军民的抗美武装斗争。但当时那里斗争十分激烈，再加上美国军队的现代化装备，所以每次外出采访拍摄都要冒着生命危险。
有一次我们去刚解放的夷林据点拍部队的练兵情况，爬山涉水走了好长时间才到。这里是敌人大口径火炮的射程之内，我们知道危险，一到目的地就赶紧投入工作，刚完成任务半个小时敌机就到了。铺天盖地的炮弹和炸弹，转眼之间就把刚解放的夷林镇翻了个儿，如果我们晚一步就全报销了。有一次我们到铁路边去拍伏击战，完成任务往驻地走的路上，天上的敌机一批来了，我们就得躲在路边的丛林里，敌机飞了我们继续走，没走几步，敌机又一批，我们又得藏起来，就这样，敌机一批批地把我们“护送”回了驻地。幸亏那次敌机是另有“任务”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躲过了一劫。
1966年6月l8日，我和翻译、警卫到13号公路拍伏击战，刚完成任务、敌人的炮弹和武装直升机就到了。那一带都是稻田，无处躲藏，只能往弹坑里跳，因为弹坑被重复击中的慨率很小，比较安全。但弹坑里都是水，我千小心万小心照相机还是进了水。直升机刚走，强击机又到了，我们三个人只好围着一棵大树躲飞机。但一颗炸弹在离我们三十多米远的地方炸了，警卫负伤，硝烟把我们的脸全薰黑了，这还好说，但被震聋的耳朵过了五六天才恢复听觉。
岘港是美军在越南南方最大的军事基地，附近有大型的飞机场和直升机场、导弹发射阵地、军火库，还有坦克、装甲车、海军陆战队和几万士兵。正因如此，美军也防备很严，要抵近拍摄困难很大。我们几经选择在临近岘港周围的小河上找了一条小船，驾船的是当地游击队找的，绝对可靠的老两口和他们年轻的女儿。我们晚上上船天亮了就接近基地了，因为河里的渔船、运输船很多，所以并未引起敌人怀疑。那一家招待我们三人吃的很好，还有啤酒，但船上有个姑娘，我也不好意思在船上“方便”，靠岸又怕引起敌人怀疑，所以一整天也没解手，晚上回到驻地，憋得我（张世鸿）都排不了便了。
那次我们去山茶美军基地拍摄，为了怕敌机轰炸，我们连早饭没吃就上路了，但刚走了个把小时，就和敌机遭遇了，十几架敌机向我们刚住过的村子一通狂轰滥炸，拍了敌机俯冲扫射的镜头，还要有炸弹落地爆炸的影像。我在抢拍时，一颗炸弹在我们远处爆炸了，霎时间，弹片泥土劈头盖脸的落了下来，把捂着摄影机的伪装布也打穿了，一块滚烫的弹片把我的手还烫了个大泡……到了下午，我们刚走出一个小山村，多架F-101又盯上了我们，不停地轰炸扫射。
不只是敌机扫射轰炸，我们住在村子里，也是危机四伏。村里的坏人或特务～发现有陌生人，马上就会通知敌人。不大的功夫，大批美伪军就会乘着直升机从天而降，然后挨门挨户搜查。遇到这种情况，越方马上就会让我们躲到密洞（有点类似我国的地道，但只有进口，没有出口，人在里面只能蹲坐着挺难受的）里。我们在越南南方土地上活动的近两年时间里，可以讲到处都可以看到美国扶植南越集团打的这场所谓“特种战争”的累累伤痕。无论是在臭名昭著的“战略村”（类似日本鬼子在中国搞的“集家并屯”，即把相邻处几村子的老百姓都驱赶到一处）、被化学脱叶剂整成光秃秃的热带雨林，还是美丽的城市。同时，我们也深为南方游击队在困难的情况下不屈不挠的斗争所感动。在越南的日子里，我们处处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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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民对越南抗美斗争的大力支持。南方游击队的吃穿用和军火几乎都是我国无偿援助的。卡车也都是我国长春一汽生产的，在“胡志明小道”上，我们看到了我国专为越南方面研制的上海产“永久”和“凤凰”加重型锰钢自行车，这种自行车负重竟然达到800斤，而且能在恶劣的地形上长期使用，质量非常好，当地的游击队员对我们国家对他们的大力援助也是非常感谢的。一位女游击队员对我们讲，“中国对我们太好了，我们穿的衣服都是你们中国依照我们越南妇女的体型专门设计制作的”。一位老游击队员走了很远的路专门来看望我们摄影队。他激动得对我们讲：“早年间在北方抗法时，我们就得到中国的大力支持，现在还这样，但我一直没有看见过中国同志，所以特地来看看望你们”。还有我们在南方还看到了不少华侨青年，他们也在不同的战线为打击敌人而流血牺牲，他们的事迹也是很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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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23个月的艰苦工作，我们摄影队完成了在南越的拍摄工作。1966年8月13日，南方总部政治局的七尚同志代表南方解放军向我们摄影队赠送了几件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品，一支缴获美军的M-72火箭筒，里面还有完整的一发火箭弹，弹筒是硬塑料的，上面有击发瞄准装置，一次性的打完后即扔掉。一支M-79反步兵冲锋枪榴弹，弹头里装有一百多粒钢珠，专门杀伤步兵。还有一具红外线夜视镜，夜间能看见50米以外的各种影像，在几十米以外有人抽烟，人的面部表情和周围景像都会显示的异常清楚。七尚同志讲：“这些都是我们从战场上缴获的美军最新装备，送给中国同志带回国内加以研究，以便造出更新武器打击敌人”。回国之后，我们把这些武器都通过八一厂转交给有关部门，至于研究仿制的如何，我们就不知道了。遵照国内指示，我们把所用的一台35毫米西德产阿莱佛莱克斯摄影机、四台16毫米瑞士产宝莱克斯摄影机、三块英国产威灵顿测光表、60盒德国产阿克法彩色胶片回赠给越南南方解放电影制片厂。
1966年9月5目，我们离开越南南方，进入柬埔寨境内。9月24日，我们从金边飞到广州，26日从广州飞回魂牵梦绕的北京，回到亲人的身边。
1966年底的国内“文革”风暴已经如火如荼了，八一厂也乱成了“一锅粥”。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拍回的宝贵影像资料的命运可想而知了。只是我们几个人在放映间里整整看了两天所有的胶片，并做了详细的登记后送到了资料库。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知那些被打入“冷宫”的宝贵资料片如今命运如何了？当年我们八一厂的老厂长陈播和队长王杰也带着遗憾离我们而去了……
听完两位老前辈的讲述，记者心中涌起了一阵莫可名状的感情波澜，真正是“剪不断，理还乱”，面对中越两国几十年政治气候的“风霜雨雪”，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呢？恐怕见仁见智，莫衰一是吧？但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两位可敬的前辈，他们用青春热血眼泪写就自己的历史，应该是我们必须永远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