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展出唐伯虎、文徵明等人的书札，其中既有翰墨风流，也有烦恼人生
　　汉乐府中，有一篇脍炙人口的诗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这样几句：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
　　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古代征役频繁，野有旷夫，室有思妇。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一位妇人，她收到远方丈夫的来信，字里行间都是绵绵情意。诗中的“双鲤鱼”，并不是两条活鱼，而是代指装书信的木函，因为常被雕刻成鲤鱼的样子，因而得名；“烹鲤鱼”自然也不是红烧、清蒸，只是打开函套、取出书信的意思。
　　自此，“鱼”被中国古人寄寓了书信的内涵。宋代词人秦观有一阕《踏莎行》，其中“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更成为千古名句。
　　在电子时代，信息在指尖跳跃、传达，“鱼传尺素”的种种情思和趣味，早已消失。唯有在前人的书札中，我们才能再度回归那个“从前慢”的世界。今年8月，上海博物馆以“遗我双鲤鱼”为主题，展出明代吴门书画家书札49通。这些书札的内容，上至朝政，下至家事，有艺苑交游，也有柴米油盐，从中可以看到吴门文人的翰墨风流，也可看到他们的“烦恼人生”。
　　有琴棋书画诗酒花
　　吴门，指苏州或苏州一带。“明中叶的苏州，既是最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心，又因为江南悠久的文化传统，成为人文荟萃之地，一大批文人墨客聚居于此，形成了独特的吴门文化圈。”此次展览的负责人、上海博物馆书画部副研究员孙丹妍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吴门中人文雅、温润，书卷气中带着人情练达。他们的书法与绘画，上承宋元，下启清朝，是文人书画最富创造力的代表。”
　　事实上，这种文人气度，不仅体现在他们的书画中，也反映在他们信笔挥就的书札里。比如《登高落帽帖》，出自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并称为“四大才子”的祝允明之手。
　　祝允明是吴门才子中最为疏狂不羁的一位。他出身于七代为官的魁儒家庭，因右手多生一指，故自号枝山，自幼聪慧过人，5岁时能写一尺见方的大字，9岁会作诗，隶、楷、行、草诸体均工，被誉为“明代书家第一”。他32岁中举，春风得意，不料此后竟七试礼部不成。仕途多舛、人生失意的祝允明，从此沉迷玄禅，纵情诗酒。
　　《登高落帽帖》是祝允明写给好友文贵的书札，信中说（为方便理解，下文引述信件内容，均为白话文翻译）：
　　登上高處，被风吹落帽子。虽然我牙齿不好，很少饮酒，但怎么能够在家里一个人孤零零对着风雨呢？驼蹄已经熟了，请您中午前过来，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博戏，一起把它吃掉吧。
　　在风雨交加的重阳节，祝允明却不甘寂寞，烹煮珍馐，饮酒博戏，十足的“名士风流”。
　　除了草书挥就的《登高落帽帖》，上博收藏的另一通祝允明书札，则展现了其小楷的高深造诣。书札由两件作品组成，一件是他为一名刘姓女子写的小词，抒发了她对失约情郎的哀怨；另一件是他仿效齐梁宫体诗写的一首“艳诗”。用雍容端整的小楷，写下这些带着“香艳”色彩的游戏之作，可见祝允明的倜傥不羁。
　　当然，在享美食、饮好酒、作艳词之外，文人间还有更为雅致的消遣。比如文物鉴赏，在《文彭致钱榖札》中，文徵明的长子文彭以新茶相邀，请好友钱榖前来小坐，共赏册页。
　　又或者是搞一次雅集聚会。“有一通蔡羽写给王守、王宠兄弟的书札，内容是告诉他们，自己家里的芍药花开了，形状如何，颜色怎样，请二人以此为题作诗，并约定第二天来赏花唱和。这通书札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小型雅集的邀请函，雅集的内容是赏花、作诗、唱和、品评。”孙丹妍说。
　　也有柴米油盐酱醋茶
　　然而，吴门文人们的世界，并不只是吟咏酬唱、丹青雅尚，他们也要面对冗杂的世俗生活，面对其中的鸡毛蒜皮、柴米油盐。
　　比如“芍药雅集”的主人公之一王宠，他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书法家，与祝允明、文徵明并称“吴中三家”。
　　在人们的印象里，王宠是标准的“翩翩美少年”，有“美如冠玉”之称。实际上，他颇为不幸，8次应试皆不第，最终选择隐居山野，却因疾病缠身而早逝，享年仅40岁。
　　在文徵明看来，王宠“高朗明洁，砥节而履方，一切时世声利之事，有所不屑，猥俗之言，未尝出口”，由此可见他的高洁恬淡。他的书法取法魏晋，也有着简远空灵的气质。
　　然而，他写给兄长王守——“芍药雅集”的另一位主人公——的一系列书札，却完全颠覆了其萧散绝俗的才子形象。
　　在《王宠致王守五札》中，王宠仿佛时时在为生计忧愁烦恼：要向友人借债、借的债务几年也还不清、家里的田地怎么耕种才合算、有时甚至要亲自躬耕……“信中所言全是琐碎家事，耕种劳作，收成银钱，完全是一个为生计筹谋的精明人。只有从其体势舒朗、用笔爽利的书法中，才能隐约回想起王宠在艺术史中的形象。”孙丹妍说道。
　　相对于四十而卒的王宠，寿至耄耋、执吴门艺坛牛耳的文徵明，同样也得面对那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
　　文徵明为人谨慎笃实，在性格上与祝允明大相径庭。据记载，文徵明幼时并不聪慧，8岁时话还说不利索。但他勤奋认真，极为用功。读书期间，郡学诸生常常以喝酒喧闹、赌博下棋打发时光，惟独他每天不间断地临摹《千字文》，写足十大本才肯罢休。
　　厚积薄发的文徵明，艺术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全才。他尤其长于行书和小楷，法度严谨，稳健持重，及至耄耋之年依然能作蝇头小字，笔笔精到。
　　不过，文徵明的仕途之路也是一言难尽。从26岁到53岁，他逢考必败，白了少年头，54岁时才进京成为翰林院待诏，职低俸微，受尽嘲讽斥责。目睹官场乱象，文徵明心生去意。3年后，他辞归出京，放舟南下，回苏州定居，自此沉迷文墨，游戏山水。90岁那年的某一天，他正在用小楷书写墓志，突然伸了个懒腰，随即搁笔而逝。 　　在苏州画家中，文徵明的生活殷实安逸，且最为高寿，主吴中风雅40余年，登门求书画者几乎踏破门坎。然而，他的家庭生活与普通人相比，也并无二致。在《行书致妻札》中，他不断地对着妻子絮絮叨叨：
　　不知道出殡的事情怎么样了？棺椁砌了没有？之前的银子不够用的话，现在再拿二两去。各种事宜都节省一些，再不要与三房四房里的人计较，以前我两次办理出殡的事宜，没有让大哥出一文钱，这你也是知道的。千万记得要劝二官不要和他们计较，切记切记。
　　文徵明写字作画态度谨严，少有潦草敷衍的时候，即使是这样一封家书，也写得规矩整肃、一笔不苟。但那些拉拉杂杂的叮嘱，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爱操心的、生动活泼的文徵明。
　　这些有别于艺术史的文人形象，虽在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因为无论艺术家取得多高的成就，他们也与普通人过着相同的生活。时代的风云与碎屑，生活的甘醇与涩苦，他们与普通人一样，都要承担与品尝。”
　　吴门文人的“朋友圈”
　　唐寅、祝允明、文徵明与徐祯卿，并称为“吴中四才子”。他们四人中，祝允明精书法，唐寅善丹青，徐祯卿的诗有建安之风，文徵明则有“全才”之誉。他们志趣相投，深相契合，名满士林。
　　“四才子”中，最为人熟知的非唐寅唐伯虎莫属。“唐寅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是个风流才子的形象，才高八斗，倜傥不羁。”孙丹妍说，“实际上，唐寅的人生有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本次展出的《吴宽致欧信札》，就记述了这一事件。”
　　唐寅出身商人家庭，自幼聪明伶俐， 29岁参加应天府公试，得中第一名“解元”。转年，他抱着一举夺魁的雄心赴京参见会试，却受考场舞弊案的牵连，被判决充当吏役，从此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再也没有在仕途上出头的希望，这对于读书人来说是最大的折辱。
　　科场案如一盆冷水，浇熄了唐寅追求功名的热望，也使士林学子们义愤填膺，唏嘘于唐寅的悲惨遭遇。
　　吴宽是唐寅的同乡，也是他的前辈，这时正在京城当官。他知道了这件事，十分同情惋惜。得知唐寅贬谪到浙江，便致信当时的地方官欧信，恳请他照顾一二。从这通信札中，既可见到这段公案的片段，也能感受到吴宽的宽厚仁心：
　　今年科场的事，连累到我的同乡朋友唐寅，他只是到程敏政那里，为老师梁储求送行的文章，往来了几次，有妒忌他盛名的人就以此毀谤他……这件事，士大夫之中都知道唐寅冤枉，并非只有同乡知道而已。
　　如果他到了您那里，恳请您和贵处的杨、韩两位长官以及各位同僚说说情，顾念他是个解元，平生清雅好学，没有什么别的劣迹，如今流落到此，穷途末路，如果不仰仗上司照顾，实在无法生活。将来若有出头之日，他一定不会忘记您对他的恩情。
　　这通书札曾经被吴湖帆收藏，他将其定名为《唐寅乞情帖》。但最终，唐寅并没有接受这份“乞情”，而是选择回乡隐居，寄情书画。他一边以卖画为生，一边开始经营别业桃花坞，时常邀请朋友来此雅集会文。在桃花盛开之时，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桃花庵歌》：“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意气风发的唐解元，转身变成看破红尘的桃花仙，“这个时候的唐寅，才是后人印象中的那个风流才子。这封书信正是从侧面记录了唐寅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在这之后，官场中失去了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小吏，而艺坛却多了一位惊才绝艳的大画家。”
　　在孙丹妍看来，这些信札往来也反映出苏州文人庞大的社交“朋友圈”：“他们可能是亲戚、师生、朋友、同年、同僚、世交……每个人之间都会或多或少有些关联。譬如，文徵明向沈周学画、向吴宽学文、向李应祯学书；而沈周与吴宽是至交好友；李应祯既是文徵明父亲文林的朋友，又是祝允明的岳父。又如王宠师从蔡羽学习经文，蔡羽与文徵明是好友；王宠少年时即从文徵明游，与文氏情在师友之间；王宠与唐寅又是儿女亲家。当然这些人的关系有近有远，有的是至交好友，有的只是泛泛之交。但文人之间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提携后辈、相互关照的风气，正是吴门艺术风尚流布深远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