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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的COE计划是日本文部省为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基地,融合政产学研高度合作,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有机结合的创新之举。COE计划历经20余载,三次修订,在学术导向、学科项目建设、全球化资源运用、公正评估考核等方面形成了卓有成效的体制构建,为我国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转型的政策支持策略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日本;COE计划;高校科研;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9)03-0022-05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9.03.004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崛起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提升软实力的有效途径之一,高校的双一流建设除了内部转型治理外,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等的外部环境支持。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日本高校科研处境与现今中国颇为相似,为助力本国高校建设成世界一流研究与教育中心,文部省提出系列COE计划,COE的英文全称为“Center Of Excellence”,故我国学者又称此计划为日本的“卓越研究中心计划”。日本系列COE计划以推进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为着眼点,倡导政产学研合一,对选定大学的特定项目投入大量研究经费,实施项目引导式资助,实现通过激励途径对高校科研与学科建设进行系列改革,助力高校成为思想库与人才库的合一。
一、COE计划的提出背景及实施过程
日本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末陆续建立了国立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學(1988年)、北陆尖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1990年)、奈良尖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1991年)3所硕士起点研究型大学。日本学者认为,“上述三所研究生院大学的相继成立,标志着日本自己的COE从此诞生”[1]。但我国学者通常将日本学术审议会提出的《关于展望21世纪学术研究综合推进方案咨询报告》(1992年7月)作为COE计划正式启动的开端[2]。该《报告》指出,“实施COE计划的目的在于对特定研究组织进行重点建设,以形成研究的制高点、建成相关研究组织的密切网络,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基地、积极推进高水平的学术研究”[3]。 1995年7月,日本学术审议会对COE基地的建设计划和支援计划进行了详细部署,制定了五年研究计划,选定5所大学46个研究机构作为资助对象。1996年底,该资助扩大到15所大学,从此拉开了“科技创新立国战略”的序幕。此后,日本又陆续推出了“IT立国战略”“知识产权立国战略”等战略规划,进一步加大了对高校科研与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继“高校COE基地建设计划”之后,日本又推出了“21世纪COE计划”,进入COE计划的第二阶段。作为该计划的具体实施措施,日本文部省于2002年制定了“远山计划”,并同时启动了“21世纪卓越研究
基地”建设工程。此轮计划将对高校的科研资助金额增加了10倍,约170亿日元(合人民币12亿人民币),资助范围也从15所大学扩大到50所大学,提出113个尖端项目。其步骤的核心内容为提高重点高校的重点学科研究水平,重点资助建设30所高校,助其进入世界一流学府行列。此轮COE计划的重心在于推行、利用第三方评估制度,营造各大学之间自由竞争氛围,通过选拔,集中优势资源投入到重点大学与尖端学科领域。“21世纪COE计划”突出学科建设,在活跃高校科研的同时积极推动促进教研合一,目标直指建立世界级水平的教育与研究基地。实施“21世纪COE计划”期间,日本高校的科研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该计划也因此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和赞扬。
为巩固“21世纪COE计划”的实施成果,日本文部省再出重拳,于2007年推出“全球COE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应对全球信息化发展给日本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此轮资助项目主要涉及气候异常、温室效应、食品安全保障等全球性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重点关注了生命科学、电子信息等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截止于2011年,日本文部省 “全球COE计划”专项拨款已高达1 342亿日元(合94亿人民币)[4]。与以往的COE计划有所不同,“全球COE计划”建设重点转向了对本土尖端科研人才的培养,重点提高以博士生为主力的项目科研人员待遇,并为上述人员提供大量机会与多种渠道参与国际科学研究交流,以此帮助新生力量与相关领域的世界级专家学者加强学术沟通与交流。
二、COE计划的实践内容与成效
日本的COE计划由最初“高校COE基地建设计划”发展到“21世纪COE计划”,然后延伸至“全球COE计划”,皆由日本文部省斥资构建,委托第三方科研资助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负责组织和实施。该振兴会接受日本政府的委托,全权负责高校资助的遴选、考核、经费拨放、项目评估、验收等工作。此措施的实施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使计划的实施更加高效,另一方面是为了尽可能避免行政力量对学术的干涉。日本COE计划整体构建实施与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大方面。
(一)同一目标下的连贯互补实施构建
如上所述,三轮COE计划的宏观政策制定始终围绕同一目标:通过建设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水平大学,提高日本高校整体科研水平,学研联合、以学带产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实现“科技兴国”。在每一轮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日本文部省会根据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等客观因素,通过项目体系构建、资金投入转变等有效手段,对重点资助对象和具体实施方案进行调整。例如,初期阶段的“高校COE基地建设计划”是借鉴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产物,体现计划初期日本文部省在科研管理理念及政策导向等方面对欧美的学习与模仿;其后的“21世纪COE计划”则明确提出“资助对象必须是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5],目标直指建立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教学科研基地,该阶段的计划基本已经脱离欧美模式,开始走本国科技战略的自立之路;在第三阶段的“全球COE计划”中,文部省加大了对年轻学者的培养力度,重点提升对博士研究生的资助程度,强调科研方向必须以“人”为基点,突出人才培养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期进一步提高日本研究生院教学水平与师生科研能力,培养富有创新精神的高水平教学与研究人员,这不但是对前两部COE计划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整体COE计划中的最大创新突破。 (二)导向项目资助下的学科建设
在日本近现代科技发展史中,企业研发机构与高校在科研活动中始终紧密配合、并驾齐驱。前者侧重于产值与利润,重心为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后者侧重基础研究。虽然基础研究短期收益甚微,但它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石,对国家可持续性发展影响深远,并可为应用创新开发研究提供有力依据。日本在谋求科技立国的同时并没有顾此失彼,而是有计划有导向地构建高校多元化科研团队,促进高校向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顶尖学府转型。文部省在制定系列COE计划相关政策时,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均衡发展的策略,注重效益的同时兼顾科研后备力量。以“21世纪COE计划”为例,项目资助覆盖了“生命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化学材料科学”“情报·电气·电子学”“医学”“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等11个领域、274个项目,除医学所占比例略有突出外,其他各领域获资助项目数均占总项目数的9%左右[6]
。根据SCI和ESI数据库高质量论文被引数量在全球排名,2002-2012年11年间,日本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均榜上有名:东京大学的物理学、东北大学的材料学、生物生化学均位列所在学科的全球第三;京都大学的化学、大阪大学的免疫学则排名第四[7]。截止于COE计划结束翌年,东京大学在《自然》中发表的高质量论文的贡献指数中排名第8[8]。同年,得益于优势学科的建设,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北大学、名古屋大学均列世界大学排名百名之内[9]。
(三)全球开放式下的人才培养
“21世纪COE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建设世界高水平教育研究基地,实现日本高校国际竞争力的极大提升,这一目标在该阶段结束时已基本达成。在下一阶段“全球COE计划”中,获得资助的高校项目均已满足世界级水平教学科研基地的要求,对此文部省又提出更高要求,即培养有高度创造性的年轻研究人员,使其成为未来日本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以确保日本科技始终立于世界尖端。为实现此目标,“全球COE计划”着眼于全球性问题,大力资助交叉学科,多角度全方位识别问题、解决问题,倡导项目合作跨领域、跨学科、跨国界,并将考核项目与世界尖端研究机构的协同合作程度纳入到验收指标之中,通过立足人才培养促进科研发展,为高水平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可以潜心学问、充分发挥其特长的科研环境。从2006年到2010年,在“全球COE计划”实施过程中,海外共同项目研究增长率为31.8%,项目负责人参加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总次数上涨20.3%,参研项目研究人员(含博士生及以上学历)海外学术交流次数增加32.5%[10]。从最初助力日本大学国际地位的提升,到本土本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井喷,COE计划出色并超额完成原定目标。相关数据统计,本世纪18位日本诺奖的获得者中的15名研究员均为COE系列计划重点资助大学的博士生或教授[11](所剩3名研究人员中2名为美籍教授,1名为企业一线研发人员)。
(四)透明评考审核机制下的业界认可
公平、公开、公正的透明竞争审查机制始终贯穿于COE计劃整体。自第二阶段起,其评审、考核结果全部对外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评审过程的公开、透明及评审结果的公正、权威。文部省作为COE计划的主管部门,仅出台文件规定计划的管理制度办法等事宜,其后并不直接参与考核评审过程,而是全部授权给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和实施。日本学术振兴会接受委托后,在全国范围遴选COE计划评审委员及委员长,评审委员长由日本诺贝尔奖得主出任,评审委员的选拔则注重成员社会身份的多样性,通常由相关领域的国家研究机构权威人士、产业界负责人、高校专家、公益法人等几部分组成[12],以期避免行政部门对大学的过多干预,同时又可加强对参选高校的监督,避免高校相互学术庇护行为。以“21世纪COE计划”为例,委员长由1973年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担任,评审委员中32.1%来自国立大学,26.2%来自公立研究机构,24.7%来自公立或私立大学,8.0%来自企业研究机构,剩余人员来自政界、产业界、公益界等机构[13]。然而从评审委员的最终学历着眼,由于日本国立大学实力突出,81.6%成员的最终学历出自国立大学[14]。在“全球COE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为突破国立大学的学阀垄断,大量引进国外相关领域顶尖学者参与项目的评审。鉴于此,若在COE计划中崭露头角,除了获得高额的项目基金资助外,更代表国家、社会乃至世界范围对入选项目及所属大学的高度认可。
三、COE计划对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政策支持的启示
COE计划通过“高校COE基地建设计划”(1992年-1998年)、“21世纪COE计划”(2002年-2006年)、“全球COE计划”(2007年-2012年)三大阶段基本完成预期设定目标:初期主要完善相关评价管理体制;中期着重于资助一流大学的学科群建设。最后阶段则定睛于本土高端人才培养。它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对我国如何有效在政策上支持高校双一流建设、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提升内在创新驱动力,具有较大的可鉴之处。
(一)整合资源分配,重视高校学科建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继续实施‘985工程’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继续实施‘211工程’和启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15]。一流名校离不开一流学科的建设,稳抓基础学科、突出重大重点学科建设是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COE计划资助项目中,始终坚持遴选重点大学中的最优学科作为资助对象,在通过遴选高校中,突出领域的前沿性的同时兼顾学科的基础性,重点建设国际排名靠前的日本传统优势学科项目,如东京大学的土木工程、理学、环境学、生物生化学、医学等居于世界级最尖端学科领域。此外,在“全球COE计划”中,文部省还打破以往均摊拨款的资助方式,实行达标补助分配,即文部省以大学项目科研阶段成果的达标程度作为项目拨款的基准,使获得资助项目根据自身实力与进展状况得到相应资助金额,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普惠性资助方式所导致的资源浪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应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优先着眼于部分大学的优势学科领域建设,形成部署一批、落实一批、成熟一批、再部署一批的良性循环体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较短,作为世界名校的追赶者,在客观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把握高校黄金发展期,加速进入世界一流学府行列,政府资源分配导向至关重要。若妄求众多学科领域齐头并进,或为了扩大综合影响力而合并高校,难免有贪大求全、盲目跃进之嫌。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勿急功近利,循序渐进地推进“双一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二)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培养创新型人才
国家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内生式人才”,即吸引一流师资将本国本土的年轻优秀生源培养成新时代创新人才与国际拔尖人才。国家可持续性发展只有挖掘自身潜力,大力培养能独立主动解决问题的本土人才,才能源源不断地加添创新力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性发展。日本的COE计划在第三阶段中已将改革重心转移到了本土人才培养上,而且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不再局限于资助本土高校,鼓励跨国际、跨学科的协同合作,大力资助优秀博士生与相关研究人员海外学习交流,以拓宽研究人员的国际视野。我国 “211工程”几乎与日本“COE计划”同期提出,并且都是政府宏观引导下的高等教育改革。中国的“211工程”建设目标是通过重点学校、学科建设,带动高等教育转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建立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等教育新体制。通过“985”“211”系列高校建设,我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成功进入泰晤士2018年大学排名前三十名[16]。从长远角度看,“双一流”建设基础是学科建设,但核心竞争却是人才竞争。重科研、轻教学是我国高校近十几年来愈演愈烈的一块顽疾,教师科研偏离教学、学科建设理论与实践脱节、课程教学内容陈旧、高校人才培养方案千篇一律等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饱受社会诟病。此外,科研项目成果数量虽然突飞猛进,但成果转化率偏低,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如何教学相长,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中,挖掘学生潜力,培养创新型人才,是高校转型关键。在“双一流”后续项目规划建设中,政策制定与经费导向等方面应引导高校重视人才培养,让一流的大学不断涌现出全球顶尖级专家学者的同时,也培养出可以与世界接轨的一流青年科研工作者。
(三)完善考核评估机制,激发高水平科学研究
高校科研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竞争考核机制不但可以激发高校的科研活力,也与整个国民社会经济命脉息息相关。2015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产学研结合和技术成果转化,强化对创新的激励和创新成果应用,加大对新动力的扶持,培育良好创新环境”[17]。虽然研发活动主体需要我们高度关注,但健全的监督体系与评估体系同样必不可少,若科研创新活动在体制上得不到有效保障,缺少公平竞争的外在环境,势必会打消高校科研主力的积极性,从而对其持续性创新驱动发展造成消极影响[18]。COE计划从项目申请、中期督查到后期追踪,其审查、监督、评价全过程要求近乎苛刻。并且在中期督查中,获得资助的项目如果不能如期完成阶段性目标,文部省就会停止资助,强制该项目退出COE计划。竞争性制度的导入不但体现了COE计划的学科导向作用,更使获选的科研团队产生紧迫感,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使高校一直处于活跃的科研气氛中。目前,我国科研项目评审体系为政府相关机构全程参与,评审主体单一,缺乏相应的监督体制,甚至出现部分项目重复申报、重复资助现象。同时,中期过程监督也较为松散,导致后期审查环节过于功利化评价。借鉴COE计划的实施经验,我国政府可加大社会整体参与度,适时引入第三方监督体系,公开公布相关项目验收情况,启动长期多元化追踪的评价模式,构建科学、全面、权威的评审机制,确保高水平研究成果产出。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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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栋梁.日本推行高等教育改革的新举措——《21世纪COE计划》评述[J]. 日本学刊,2003(5):1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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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NATURE JAPAN K K. Nature publishing index-2013 global[EB/OL].
[2017-12-13].https://www.natureasia.com/en/publishing-index/global.
[9]TOPUNIVERSITIES.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3/14[EB/OL].
[2018-06-19].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3#sorting=rank+region=+country=+faculty=+stars=fals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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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0-07-29)[2018-06-19]. http://www.moe.edu.cn/srcsite/A01/s7048/201007/t20100729_171904.html.
[16]北京日报.泰晤士2018年大学排名出炉 国内大学上升明显[EB/OL]. (2018-10-07)[2018-10-19].http://hb.jjj.qq.com/a/20181007/003889.htm.
[17]习近平.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EB/OL]. (2016-03-25)[2018-09-26].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6-03/25/content_1664101.htm.
[18]王丽燕,庞昊.社会转型期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及启示 [J].日本问题研究,2017(5):52-59.
【责任编辑 侯翠环】
关键词:日本;COE计划;高校科研;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9)03-0022-05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9.03.004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崛起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提升软实力的有效途径之一,高校的双一流建设除了内部转型治理外,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等的外部环境支持。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日本高校科研处境与现今中国颇为相似,为助力本国高校建设成世界一流研究与教育中心,文部省提出系列COE计划,COE的英文全称为“Center Of Excellence”,故我国学者又称此计划为日本的“卓越研究中心计划”。日本系列COE计划以推进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为着眼点,倡导政产学研合一,对选定大学的特定项目投入大量研究经费,实施项目引导式资助,实现通过激励途径对高校科研与学科建设进行系列改革,助力高校成为思想库与人才库的合一。
一、COE计划的提出背景及实施过程
日本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末陆续建立了国立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學(1988年)、北陆尖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1990年)、奈良尖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1991年)3所硕士起点研究型大学。日本学者认为,“上述三所研究生院大学的相继成立,标志着日本自己的COE从此诞生”[1]。但我国学者通常将日本学术审议会提出的《关于展望21世纪学术研究综合推进方案咨询报告》(1992年7月)作为COE计划正式启动的开端[2]。该《报告》指出,“实施COE计划的目的在于对特定研究组织进行重点建设,以形成研究的制高点、建成相关研究组织的密切网络,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基地、积极推进高水平的学术研究”[3]。 1995年7月,日本学术审议会对COE基地的建设计划和支援计划进行了详细部署,制定了五年研究计划,选定5所大学46个研究机构作为资助对象。1996年底,该资助扩大到15所大学,从此拉开了“科技创新立国战略”的序幕。此后,日本又陆续推出了“IT立国战略”“知识产权立国战略”等战略规划,进一步加大了对高校科研与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继“高校COE基地建设计划”之后,日本又推出了“21世纪COE计划”,进入COE计划的第二阶段。作为该计划的具体实施措施,日本文部省于2002年制定了“远山计划”,并同时启动了“21世纪卓越研究
基地”建设工程。此轮计划将对高校的科研资助金额增加了10倍,约170亿日元(合人民币12亿人民币),资助范围也从15所大学扩大到50所大学,提出113个尖端项目。其步骤的核心内容为提高重点高校的重点学科研究水平,重点资助建设30所高校,助其进入世界一流学府行列。此轮COE计划的重心在于推行、利用第三方评估制度,营造各大学之间自由竞争氛围,通过选拔,集中优势资源投入到重点大学与尖端学科领域。“21世纪COE计划”突出学科建设,在活跃高校科研的同时积极推动促进教研合一,目标直指建立世界级水平的教育与研究基地。实施“21世纪COE计划”期间,日本高校的科研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该计划也因此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和赞扬。
为巩固“21世纪COE计划”的实施成果,日本文部省再出重拳,于2007年推出“全球COE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应对全球信息化发展给日本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此轮资助项目主要涉及气候异常、温室效应、食品安全保障等全球性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重点关注了生命科学、电子信息等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截止于2011年,日本文部省 “全球COE计划”专项拨款已高达1 342亿日元(合94亿人民币)[4]。与以往的COE计划有所不同,“全球COE计划”建设重点转向了对本土尖端科研人才的培养,重点提高以博士生为主力的项目科研人员待遇,并为上述人员提供大量机会与多种渠道参与国际科学研究交流,以此帮助新生力量与相关领域的世界级专家学者加强学术沟通与交流。
二、COE计划的实践内容与成效
日本的COE计划由最初“高校COE基地建设计划”发展到“21世纪COE计划”,然后延伸至“全球COE计划”,皆由日本文部省斥资构建,委托第三方科研资助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负责组织和实施。该振兴会接受日本政府的委托,全权负责高校资助的遴选、考核、经费拨放、项目评估、验收等工作。此措施的实施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使计划的实施更加高效,另一方面是为了尽可能避免行政力量对学术的干涉。日本COE计划整体构建实施与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大方面。
(一)同一目标下的连贯互补实施构建
如上所述,三轮COE计划的宏观政策制定始终围绕同一目标:通过建设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水平大学,提高日本高校整体科研水平,学研联合、以学带产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实现“科技兴国”。在每一轮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日本文部省会根据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等客观因素,通过项目体系构建、资金投入转变等有效手段,对重点资助对象和具体实施方案进行调整。例如,初期阶段的“高校COE基地建设计划”是借鉴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产物,体现计划初期日本文部省在科研管理理念及政策导向等方面对欧美的学习与模仿;其后的“21世纪COE计划”则明确提出“资助对象必须是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5],目标直指建立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教学科研基地,该阶段的计划基本已经脱离欧美模式,开始走本国科技战略的自立之路;在第三阶段的“全球COE计划”中,文部省加大了对年轻学者的培养力度,重点提升对博士研究生的资助程度,强调科研方向必须以“人”为基点,突出人才培养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期进一步提高日本研究生院教学水平与师生科研能力,培养富有创新精神的高水平教学与研究人员,这不但是对前两部COE计划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整体COE计划中的最大创新突破。 (二)导向项目资助下的学科建设
在日本近现代科技发展史中,企业研发机构与高校在科研活动中始终紧密配合、并驾齐驱。前者侧重于产值与利润,重心为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后者侧重基础研究。虽然基础研究短期收益甚微,但它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石,对国家可持续性发展影响深远,并可为应用创新开发研究提供有力依据。日本在谋求科技立国的同时并没有顾此失彼,而是有计划有导向地构建高校多元化科研团队,促进高校向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顶尖学府转型。文部省在制定系列COE计划相关政策时,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均衡发展的策略,注重效益的同时兼顾科研后备力量。以“21世纪COE计划”为例,项目资助覆盖了“生命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化学材料科学”“情报·电气·电子学”“医学”“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等11个领域、274个项目,除医学所占比例略有突出外,其他各领域获资助项目数均占总项目数的9%左右[6]
。根据SCI和ESI数据库高质量论文被引数量在全球排名,2002-2012年11年间,日本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均榜上有名:东京大学的物理学、东北大学的材料学、生物生化学均位列所在学科的全球第三;京都大学的化学、大阪大学的免疫学则排名第四[7]。截止于COE计划结束翌年,东京大学在《自然》中发表的高质量论文的贡献指数中排名第8[8]。同年,得益于优势学科的建设,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北大学、名古屋大学均列世界大学排名百名之内[9]。
(三)全球开放式下的人才培养
“21世纪COE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建设世界高水平教育研究基地,实现日本高校国际竞争力的极大提升,这一目标在该阶段结束时已基本达成。在下一阶段“全球COE计划”中,获得资助的高校项目均已满足世界级水平教学科研基地的要求,对此文部省又提出更高要求,即培养有高度创造性的年轻研究人员,使其成为未来日本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以确保日本科技始终立于世界尖端。为实现此目标,“全球COE计划”着眼于全球性问题,大力资助交叉学科,多角度全方位识别问题、解决问题,倡导项目合作跨领域、跨学科、跨国界,并将考核项目与世界尖端研究机构的协同合作程度纳入到验收指标之中,通过立足人才培养促进科研发展,为高水平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可以潜心学问、充分发挥其特长的科研环境。从2006年到2010年,在“全球COE计划”实施过程中,海外共同项目研究增长率为31.8%,项目负责人参加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总次数上涨20.3%,参研项目研究人员(含博士生及以上学历)海外学术交流次数增加32.5%[10]。从最初助力日本大学国际地位的提升,到本土本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井喷,COE计划出色并超额完成原定目标。相关数据统计,本世纪18位日本诺奖的获得者中的15名研究员均为COE系列计划重点资助大学的博士生或教授[11](所剩3名研究人员中2名为美籍教授,1名为企业一线研发人员)。
(四)透明评考审核机制下的业界认可
公平、公开、公正的透明竞争审查机制始终贯穿于COE计劃整体。自第二阶段起,其评审、考核结果全部对外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评审过程的公开、透明及评审结果的公正、权威。文部省作为COE计划的主管部门,仅出台文件规定计划的管理制度办法等事宜,其后并不直接参与考核评审过程,而是全部授权给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和实施。日本学术振兴会接受委托后,在全国范围遴选COE计划评审委员及委员长,评审委员长由日本诺贝尔奖得主出任,评审委员的选拔则注重成员社会身份的多样性,通常由相关领域的国家研究机构权威人士、产业界负责人、高校专家、公益法人等几部分组成[12],以期避免行政部门对大学的过多干预,同时又可加强对参选高校的监督,避免高校相互学术庇护行为。以“21世纪COE计划”为例,委员长由1973年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担任,评审委员中32.1%来自国立大学,26.2%来自公立研究机构,24.7%来自公立或私立大学,8.0%来自企业研究机构,剩余人员来自政界、产业界、公益界等机构[13]。然而从评审委员的最终学历着眼,由于日本国立大学实力突出,81.6%成员的最终学历出自国立大学[14]。在“全球COE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为突破国立大学的学阀垄断,大量引进国外相关领域顶尖学者参与项目的评审。鉴于此,若在COE计划中崭露头角,除了获得高额的项目基金资助外,更代表国家、社会乃至世界范围对入选项目及所属大学的高度认可。
三、COE计划对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政策支持的启示
COE计划通过“高校COE基地建设计划”(1992年-1998年)、“21世纪COE计划”(2002年-2006年)、“全球COE计划”(2007年-2012年)三大阶段基本完成预期设定目标:初期主要完善相关评价管理体制;中期着重于资助一流大学的学科群建设。最后阶段则定睛于本土高端人才培养。它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对我国如何有效在政策上支持高校双一流建设、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提升内在创新驱动力,具有较大的可鉴之处。
(一)整合资源分配,重视高校学科建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继续实施‘985工程’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继续实施‘211工程’和启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15]。一流名校离不开一流学科的建设,稳抓基础学科、突出重大重点学科建设是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COE计划资助项目中,始终坚持遴选重点大学中的最优学科作为资助对象,在通过遴选高校中,突出领域的前沿性的同时兼顾学科的基础性,重点建设国际排名靠前的日本传统优势学科项目,如东京大学的土木工程、理学、环境学、生物生化学、医学等居于世界级最尖端学科领域。此外,在“全球COE计划”中,文部省还打破以往均摊拨款的资助方式,实行达标补助分配,即文部省以大学项目科研阶段成果的达标程度作为项目拨款的基准,使获得资助项目根据自身实力与进展状况得到相应资助金额,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普惠性资助方式所导致的资源浪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应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优先着眼于部分大学的优势学科领域建设,形成部署一批、落实一批、成熟一批、再部署一批的良性循环体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较短,作为世界名校的追赶者,在客观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把握高校黄金发展期,加速进入世界一流学府行列,政府资源分配导向至关重要。若妄求众多学科领域齐头并进,或为了扩大综合影响力而合并高校,难免有贪大求全、盲目跃进之嫌。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勿急功近利,循序渐进地推进“双一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二)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培养创新型人才
国家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内生式人才”,即吸引一流师资将本国本土的年轻优秀生源培养成新时代创新人才与国际拔尖人才。国家可持续性发展只有挖掘自身潜力,大力培养能独立主动解决问题的本土人才,才能源源不断地加添创新力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性发展。日本的COE计划在第三阶段中已将改革重心转移到了本土人才培养上,而且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不再局限于资助本土高校,鼓励跨国际、跨学科的协同合作,大力资助优秀博士生与相关研究人员海外学习交流,以拓宽研究人员的国际视野。我国 “211工程”几乎与日本“COE计划”同期提出,并且都是政府宏观引导下的高等教育改革。中国的“211工程”建设目标是通过重点学校、学科建设,带动高等教育转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建立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等教育新体制。通过“985”“211”系列高校建设,我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成功进入泰晤士2018年大学排名前三十名[16]。从长远角度看,“双一流”建设基础是学科建设,但核心竞争却是人才竞争。重科研、轻教学是我国高校近十几年来愈演愈烈的一块顽疾,教师科研偏离教学、学科建设理论与实践脱节、课程教学内容陈旧、高校人才培养方案千篇一律等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饱受社会诟病。此外,科研项目成果数量虽然突飞猛进,但成果转化率偏低,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如何教学相长,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中,挖掘学生潜力,培养创新型人才,是高校转型关键。在“双一流”后续项目规划建设中,政策制定与经费导向等方面应引导高校重视人才培养,让一流的大学不断涌现出全球顶尖级专家学者的同时,也培养出可以与世界接轨的一流青年科研工作者。
(三)完善考核评估机制,激发高水平科学研究
高校科研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竞争考核机制不但可以激发高校的科研活力,也与整个国民社会经济命脉息息相关。2015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产学研结合和技术成果转化,强化对创新的激励和创新成果应用,加大对新动力的扶持,培育良好创新环境”[17]。虽然研发活动主体需要我们高度关注,但健全的监督体系与评估体系同样必不可少,若科研创新活动在体制上得不到有效保障,缺少公平竞争的外在环境,势必会打消高校科研主力的积极性,从而对其持续性创新驱动发展造成消极影响[18]。COE计划从项目申请、中期督查到后期追踪,其审查、监督、评价全过程要求近乎苛刻。并且在中期督查中,获得资助的项目如果不能如期完成阶段性目标,文部省就会停止资助,强制该项目退出COE计划。竞争性制度的导入不但体现了COE计划的学科导向作用,更使获选的科研团队产生紧迫感,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使高校一直处于活跃的科研气氛中。目前,我国科研项目评审体系为政府相关机构全程参与,评审主体单一,缺乏相应的监督体制,甚至出现部分项目重复申报、重复资助现象。同时,中期过程监督也较为松散,导致后期审查环节过于功利化评价。借鉴COE计划的实施经验,我国政府可加大社会整体参与度,适时引入第三方监督体系,公开公布相关项目验收情况,启动长期多元化追踪的评价模式,构建科学、全面、权威的评审机制,确保高水平研究成果产出。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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