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时，为了培养洋务急需的翻译人才，洋务派创办了北京同文馆，李蔺田在主编《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时将之称为“中国新学校的先声”和“中国文科职业技术教育之始”，显然是认可了职业教育思想对教育改革的促进作用。但据同文馆的学生齐如山回忆，有一次总理衙门挑了七个学生考试，他们至少学习了七年的俄文，但只有一人能把俄文字母认全。这一方面与同文馆的招生方式、管理方式有关，也与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有关。据齐如山回忆，当时开设的课程包括汉文课、洋文课、科学课等，其中科学课为选修课，学生可以从化学、算学、天文等课中任意挑选一门。用今天翻译专业的培养标准来看，同文馆的课程设置显然具有较为浓重的普通教育色彩，并未能针对翻译工作的要求进行优化，所以，职教思想到底在教育改革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还有待评估。但无论怎样，以职业教育或与职业相关的教育为突破口进行教育改革倒成了后来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共同策略。
　　人们现在都记得，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中国人开始大量地办学堂而废私塾，但实际上职业学校或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出现得更早，也产生了一定影响。黄炎培就曾感叹，“在此时期，学制初未颁布，大中小各级学堂都未成立，乃竟有职业教育性质之学校，率先举办；且其门类，包括农、工、商、铁路、电报各种。想见当时事务所迫，不得已起因应。一部教育史，全发于人群生活上之需求，不足异也”。当时的名校包括以政府名义举办的职业教育性质的福建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民间举办的江西高安县蚕桑学堂等。但就像职教思想之于同文馆其实影响有限一样，职业学校之于中国的教育改革也只是突破口而已，到宣统元年（1908年），全国职业教育学生只占普通教育学生数的1.02%，并未真正成为清末教育革命的推动力量。但不管怎么说，职教思想与职业教育实践确实曾经影响了整个国家的教育改革。
　　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邀请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部长。上任之初，蔡氏拟定了五大教育宗旨，其中“实利主义教育”名列第二，仅列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后。他如此解释为何将“实利主义主义教育”置于这样的高度：“今日之世界，所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财力。且武力之丰，亦由财力而孽乳。于是有第二隶属政治者，曰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在这样的论述中，实利主义是教育的核心，不仅是职业教育，普通教育也需要围绕实利主义而展开。后人在评价蔡氏的实利主义教育时经常认为其所指为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教育，但从蔡氏后来鼓吹实业教育、参与发起中华职教社等行为来看，职业教育元素在实利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1931年时，蔡元培的一段讲话可以清楚表明这一点：“总之：今后之教育方针，自小学以至大学，均以养成职业化，增加国民生产为一贯的精神。此种重大之革新，甚合于中国目前的需要”。只是与大多数所谓的教育方针、教育原则、教育思想一样，蔡元培对实利主义教育的推崇多多少少落于空谈。但从以上三个阶段的回顾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职教思想在每次的教育改革中都发挥了先导性或推动性的作用，这大概与职业教育先天的“相关性”有密切关系。
　　教育就像无数个轮回，每个轮回开始时都会直面现实中的问题，整个教育总显得激情澎湃，但慢慢地，新的問题又会沉淀下来，逐渐沦入僵化，教育又会变得与社会脱节、与生活无关。直到今天，哪怕是在职业教育工作者心中，也有着极强的永恒主义倾向，总是试图向学生传授那些所谓的、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而不是与学生的生活工作相关的知识与技能。而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够被我们所提到的美国和中国的教育改革者们所想起、运用，正是由于其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生活的“谦卑”的态度，始终试图满足甚至迎合社会需求，而使其具有了普通教育所缺乏的自我改革的动力与冲破桎梏的冲劲。
　　遗憾的是，除了欧文、马克思等人，教育改革家们常常只是把职业教育或职教思想作为教育改革的拐杖，用完就扔，准确地说，职教思想只是批判的工具，而不是改革的标枪。所以，每一次的教育改革最终总会回到失败的轮回中。
　　在这样一个机器都能在智力游戏上战胜人类的年代，永恒主义或要素主义的教育观也许真的落伍了，人类正在迎来一个全面更新思维系统和知识存储方式的时代，今后的教育重点也许将不再是掌握具体的知识，而在于体验掌握知识的过程。换句话说，未来的教育总是与个体密切相关的，在这一点上，职业教育更有可能接近未来教育的本质特征。所以，我们呼吁未来的中国教育改革者们，向前人学习，多多借鉴职教思想，同时，也呼吁职业教育工作者们，不要再以普通教育为目标，要走出真正具有职教特色的发展之路。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