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当当网买书，看到林清玄《菩提十书》的推送广告—“绝版20年，经典重现”。这套书很有名，当年曾风靡台湾，奠定了这位散文大家的“导师”地位。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林几乎在每本书中都提到他与前妻的恩爱，后来当他发生婚变时，甚至有青年在广场上聚众而烧书，但这也恰好证明其火爆程度。
　　这套书大陆引进后曾经出过两版。这次看到重印的限量珍藏礼盒，心中暗暗比较了一番，还是觉得以前的版本更有味道—道理说起来很简单，那些旧书是我一本本买来、读完，然后凑齐的。说起来，在我曾参观过的家庭书房里，由零散而版本不一的书籍塞满的书架总是比那些整齐排列的精装套书更能吸引我，因为前者不只是书，还是一个人的阅读经历，其中有机地包涵了某种逻辑。
　　在现今这拨地产热潮的初期，很多人平生第一次在北京置业。在装修新居的过程中，出现过一种有趣的需求：业主整饬完附庸风雅的书房，却不知道如何填满空空如也的书架，只好托认识的读书朋友帮忙。不过这种活通常要得很急，最后都是买一堆精装大部头了事—我就见过带着BlingBling的大盒子成堆放满书架上的—这也催生了一门生产精装书的生意。只是这种需求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所以很快出现了产能过剩，慢慢从订制转移到了地摊上，摆在一些新楼盘的门口。这两年更加见不着了。
　　当然所谓的“有机书架”也并非不能动手脚。我曾经向一位大哥请教，收藏一种发行数十年的杂志，是收合订本好，还是散本的好？大哥说：“当然是一本一本的更讲究。”现在它们就很讲究地排在我的书架上。
　　因为正做着这期民间组织的选题，看到林清玄的书就想起他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也就是著名的慈济功德会的草创历程：当年还是一位年轻比丘尼的证严上人来到尚有些蛮荒的台湾花莲乡间，决心在当地做出一番利益乡民的志业。她在游化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是缺医少药，尤其孕妇生产往往因此遭遇险情，于是决定建一所医院。只是她的募化方式有些与众不同。开始时，摄于她强大的感召力，很快就有外地的金主表示愿意捐助，甚至有日本商人愿意一次包下全部的费用立即开工，但都被她一一谢绝。她的热情似乎只在于向一户户乡民讲述互助的意义并收取一笔笔日常节省出来的微薄赠予。
　　她这种做事逻辑，在佛经中称为“众愿所成”—重要的不是建一所医院，而是通过医院所凝聚的所有人帮助所有人的愿心。出力不分大小，甚至真心认可与乐观其成都算是完整的参与。这种“共愿”的成就，可以只是一所医院，也可以是影响遍及世界60多个国家的国际慈善组织。更加推而广之，也可以是一个社会。
　　《天下远见》杂志创办人高希均由此提出“慈济学”，也就是这个慈善组织从小到大、基业长青的成功逻辑。据说这也是很多企业都关心的问题。想想也对，一个好的书架都要有逻辑，何况是一个拥有80万会员的民间组织！
　　“慈济学”给我们观察当前社会民间组织中的公共生活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最近一百多年来一直有一种流行看法认为中国人重家庭而轻社会，好修身而缺公德—这一带有过度东方主义色彩的轻率论断所判定的还是一种逻辑缺失：中国人公共生活的成熟需要一种如其家庭观念一样强大而且被普遍接受的公共逻辑。
　　回过头来看，编辑部在选题讨论阶段产生的分歧其实全部是围绕这种理解的分歧。一提民间组织，很多人第一反应就NGO。但选NGO强调的是其NG—突出其与政府立场的相反相对，而我们观察的“民间”则重在“自生长”—不由外部力量及背景主导或引导，既非政府背景，当然更不是外国政府背景，也非资本力量强势操控—人们怎样自主发现和进入公共生活，如何在其间平等地建立共识和议事规则。
　　很多民间组织的成立与维权相关，但我们的观察重点也不在于它们某种具体诉求的成败及合理与否，而是通过其向社会传达这种诉求的过程来观察一个组织是否已经建立起有效运行的规范和理性。
　　概言之，我们的诉求乃是从民间公共生活的视角考察一个社会的成熟程度—这种“民间成熟”是任何一种优良治理的基础，或者说，逻辑出发点。更重要的是，这个基础和出发点只能自下而上有机地生长，无法被先验地设计。
　　虽然看到越多，我们就越有理由相信，缺失这种逻辑对任何组织或社会都是一种严重的缺陷；但也应该注意，具备了这一基础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出发点不能出错，但出发点再正确也只是一个起点，走下去的问题还有很多，建构也更趋精巧、复杂。
　　我有一个朋友曾在美国一家台资企业工作过几年，每到年底这个时候，也是当地举办慈济年会的时节，于是她也就跟着老板参加过几次。回国后她对我讲，这个不下百闻的国际慈善组织，一见之下竟是名利场的感觉，委员们通过捐赠显示自己的实力，享受着羡慕或者嫉妒。提到“上人”，更是谀词不绝于耳。
　　“你不了解它的成长过程，没介入过实务，只看到了社交场面。”我现在想，她的感觉可能如同像我这样的老读者看到了《菩提十书》的限量珍藏礼盒。
　　“你这种个人印象式观感，其实很不科学。”我劝告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