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丽·费雪 → 莉亚公主

　　如果我没有扮演莉亚公主，会是什么样子？不会成天收到影迷的来信，不会梳着难看的、让人厌恶的发型，永远不会成为观众熟知的名人。我只会是我自己。——凯丽·费雪
　　凯丽·费雪在其自传《莉亚公主日记》中表示，她在影片《星球大战》（1977）中的角色毁了她的生活和前途，令她难以取得更大成就。费雪演过80部影片，写过畅销书，编过独幕剧，但在观众看来，她始终是那个穿着金色比基尼的反抗军领袖。
　　凯丽·费雪小时候，大家就认为她会成为电影明星，因为她的母亲是音乐电影的传奇人物，父亲是20世纪50年代舞台剧的主角，继母是伊丽莎白·泰勒。很多人还以为莉亚公主是她扮演的诸多主角之一，可事实上这是她唯一演过的主角。《星球大战》是最早出现衍生品的电影之一，费雪饰演的莉亚公主形象还出现在了洗发水、糖果、足球和背包上……然而却再也没人请她演主角了，因为导演和制片们都认为，无论她扮演什么角色，观众都会把她当成莉亚公主。费雪写过小说，审订过别人的剧本，也演过其他电影，但基本上都是配角，直到2014年她再次受邀回到那个遥远的星系中。费雪接受了这次邀请，她说：“好莱坞不会再为我这种年纪的人创作角色了，我也不再因莉亚而耿耿于怀。在我的墓碑上，人们大概不会写上凯丽·费雪的名字，而是莉亚公主。”

柯南·道尔 → 夏洛克·福尔摩斯

　　人們指责我不该结束这位绅士的生命，可我坚持认为，这不是谋杀，而是一种有理有据的自我救赎，如果我不杀死福尔摩斯，那么他肯定会杀死我。
　　——阿瑟·柯南·道尔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医生兼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创造出以演绎推理法破案的侦探人物夏洛克·福尔摩斯，是想对当时的侦探作家表示抗议，因为他们作品中的侦探从不对破案过程加以解说。令柯南·道尔意想不到的是，他塑造的福尔摩斯大受欢迎，而他自己则成了那个时代稿酬最多的作家。于是，他放弃了医生职业，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和自己的主要消遣——招魂术研究之中。然而，柯南·道尔认为侦探小说不是严肃文学，而且在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最初6年，福尔摩斯完全影响了他的主要创作（多为历史小说）。因此，柯南·道尔决定“一次性永远把他（福尔摩斯）埋葬，哪怕连我的银行账户一起埋葬也在所不惜”。然而，银行账户——确切地说是招魂术协会所需经费——却比衡量文学作品究竟是严肃还是通俗重要得多。为了用传心术等神秘方法赚钱，柯南·道尔只得让福尔摩斯复活，大约每10年就出版一次福尔摩斯全集，直到他去世。
　　从1900年到2014年的114年间，人们总共拍摄了254部福尔摩斯电影，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福尔摩斯是继吸血鬼德古拉之后被拍成电影次数最多的文学人物。

鲍勃·格尔多夫 → 《他们知道现在是圣诞节吗？》

　　我对这首史上最差的歌曲负有责任，所以它才缠着我不放。到超市买牛排时，总会听到这首歌，每个可恶的圣诞节都是这样。
　　——鲍勃·格尔多夫
　　20世纪80年代初，爱尔兰摇滚歌手鲍勃·格尔多夫在电视上看到埃塞俄比亚人民忍饥挨饿的报道后大为震动，决定倡导一次“全明星慈善”义演活动，就这样，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支完全由明星组成的超级乐队。由格尔多夫出资，博诺、史汀、乔治男孩、乔治·迈克尔以及十几名英国歌手共同录制的歌曲《他们知道现在是圣诞节吗？》（Do they know it’ s christmas·），其慈善收入比预计的7万英镑超出200倍还多，成为历史上销量最好的单曲之一。尽管格尔多夫还录制过几张相当成功的音乐专辑，组建过多个慈善基金会，但他的名声却正是由他独创的这种商业模式带来的，即简单的动机，加上一大群明星以及过新年的氛围等多种元素组合在一起。一年后，由迈克尔·杰克逊、蒂娜·特纳、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和其他明星录制的歌曲《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又为饥饿的非洲人民筹得6300万美元善款，格尔多夫也参与其中，并且他认为自己对“世界上第二首最差歌曲也负有责任”。

　　2014年，为战胜埃博拉病毒筹集善款，包括山姆 · 史密斯、艾德 · 希兰、克里斯 ·马汀、西尼德·奥康娜和单向组合乐队在内的25位音乐家，参与了《他们知道现在是圣诞节吗？》新版本的录音工作。

安东尼·伯吉斯 → 《发条橙》

　　我想摆脱妈妈，大概也想摆脱唯一让我出名的书——这本胡说八道的作品，是在3个星期内拼凑出来的，纯粹为了钱。 　　——安东尼·伯吉斯
　　从一开始，伯吉斯对《发条橙》的评价就不太高，这部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反乌托邦式的讽刺作品，描写了年轻人无缘无故的残酷性情。因此当有人打算出版它时，他很高兴。为了在美国出版，他甚至同意删去最后一章，即描述主人公阿列克斯（一个智商发达的虐待狂）改邪归正的章节。而它的删节版本，令电影编剧斯坦利·库布里克大为不满。电影《发条橙》（1972）上映后，伯吉斯得到3000美元报酬，而影片的票房收入高达2600万美元。电影的火爆带动了小说《发条橙》销量大增，而伯吉斯本人却成了英国卫道士批判的靶子：影片禁止在英国上映，而且每当有青少年攻击流浪汉或修女的情况发生时，人们总会归罪于伯吉斯，而不是库布里克。最后，伯吉斯终于恨起这部小说来，说它的训教意味太浓，故事索然无味。尽管他还写过30多本小说，但在书迷看来，他首先是苯丙胺“牛奶吧”和单词baboochka（意为老女人）的创始人。

艾伦·米尔恩 → 《小熊维尼》

　　我特别想摆脱自己创作的童话，可是毫无用处！在英国，人们期待作家像鞋匠一样，做出一模一样的靴子。正像某位慧眼独到的批评家所说，我最后一部戏剧的主人公，“就是长大成人的克里斯托弗·罗宾（《小熊维尼》中的小主人公）”。这些孩子就是不肯放过我！
　　——艾伦·米尔恩
　　在《小熊维尼》（1926）之前，艾伦·米尔恩写过原创剧本、小品文和侦探作品，但是他打算集中精力进行戏剧创作，尽管觉得走这条路风险很大，会成为“没有脑子的批评家”的牺牲品。这种担心看来是没必要的，因为他的戏剧创作生涯并不成功——并非由于那些没有脑子的批评家，而是因为那只脑袋空空的笨熊。《小熊维尼》和1928年创作的续集不仅成为20世纪头30年最重要的儿童书籍，销量甚至超过了《彼得·潘》《森林王子》和《爱丽斯》，而且首次引起了成年人对儿童文学的关注。人们可以在医生的候诊室和火车的吸烟车厢内，找到这本讲述神奇森林居民的故事书，VOGUE杂志甚至建议读者把它背下来。很快，人们就把米尔恩当成了一位纯粹的儿童文學作家，并开始批评他的和平主义讽刺作品、心理小说以及戏剧等，因为在这些作品里没有克里斯托弗·罗宾和他的小伙伴。当米尔恩的新作品几乎停止出版时，米尔恩终于恨起这只熊来。

肖恩·康纳利 → 詹姆斯·邦德

　　我向来讨厌这个可恶的邦德，真想杀了他，可要彻底摆脱他，我只有一死。
　　——肖恩·康纳利
　　虽然这是个能诱惑所有人、战胜所有人的角色，而且还使默默无闻的康纳利一举成为20世纪60年代苏格兰的性感人物，但在拍完前两部《007》之后，康纳利还是表示，他已经演够了邦德。这并不奇怪，康纳利热爱易卜生、普鲁斯特和托尔斯泰，不愿成为一个不太深刻的人物形象的俘虏。如果说导演还能看出他饰演秘密特工之外的其他角色的潜质的话，那么观众则拒绝接受他扮演的任何其他角色。为了履行合同，康纳利又出演了7部邦德片，他甚至不再跟制片人说话，并开始把片酬交给慈善组织（拍摄第七部《007·金钢钻》时，康纳利得到125万美元片酬，他因此成为当时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片酬最高的演员。他把这些钱都交给了自己创办的民族教育基金会）。当合同期终于结束时，他在反乌托邦式电影《萨杜斯》中扮演了一位身穿红色紧身衣，把一头浓密头发扎成马尾辫的杀手，就是为了摆脱超级特工的既定形象。然而即使在获得奥斯卡奖和3次金球奖之后，他也没能彻底摆脱掉邦德的影子。根据对观众和评论家的调查显示，直到今天，康纳利的成名，仍主要归因于他是历史上最好的邦德。

威斯坦·休·奥登 → 《1939年9月1日》

　　重读这首诗时，我看到“我们必须相爱或死去”这句，简直胡说八道！我们总会死去……这时我才明白，整首诗矫揉造作，无可救药，真该把它扔进垃圾桶。
　　——威斯坦·休·奥登
　　这首关于“二战”起因的著名诗歌，在战争结束后，其作者奥登就开始恨它了：他觉得，诗中提到的战争起因——“帝国主义和国际罪行”“摩天大厦内的虚伪政权”“软弱无能的统治者”——并不确切，而主人公太多愁善感，感受过于甜腻。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1939年9月1日》的流行，它几乎成为奥登的标志性作品，诗句We must love one another or die （“我们必须相爱或死去”）成了名言，林登·约翰逊在总统竞选时就引用过它。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首盛极一时的诗终于使奥登彻底失望，他决定把它排除在自己的经典作品之外，并禁止它出版。1964年，当企鹅出版社得到允许出版这首诗时，应奥登要求，加上了一条标注：“作者认为它们是垃圾，写下这些诗，他觉得很惭愧。”
　　911恐袭事件之后，6份出版物同时刊登了这首诗。当时的《纽约时报》写道，纽约居民把《1939年9月1日》当成了预言，并在各种追悼活动上百读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