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
　　8月27日是黄万里先生逝世忌日,关于黄先生,我想说点什么,说点跟自己的身份—一个学院知识分子有关的话题。
　　说起来,黄万里先生跟现在中国的多数教授身份差不多,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拿着政府的工资,做着技术性的事务。虽然,他比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专业上都优秀,但在身份上,并无本质的区别。我常想,如果今天再出现黄万里先生当年讨论修建三门峡水库那样的情况,还会有人站出来提出异议吗?我敢肯定不会,就是有人明白这个水坝不能修,也绝不会公开反对,连私下表达异议都没有可能。君不见,当今之时,已经没有被扣政治帽子的可能,更没有被打成“右派”的机会,一个个的专家论证会,尽管论证的玩意很可能荒唐透顶,有谁会说半个“不”字呢?没有,看在同僚的面上,看在领导的面上,更看在高额的评审费的面上,评审组织者要什么,领导要什么,专家就说什么。
　　黄万里先生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这一点没有人怀疑。他的骨气,事实上来源于两个东西,一是作为科学家的职业道德,二是他的责任心。而后者,尤为重要。作为前者,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可以没有政治立场,但必然会尊重科学常识,尊重试验数据,不能违背自己的学识,不尊重事实而说违心的话,尤其不能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说出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如果科学家的研究告诉他这个东西是白的,那么无论在多大压力下,他把它说成黑的,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良心上的折磨。我相信,当年看出三门峡水库问题的水利科学家不止黄万里一个,而违心同意苏联专家意见的人,包括后来论证亩产万斤成立的人,内心一定有某种煎熬。但是,真正能站出来说不的人,却只有黄万里一个。
　　我们可以说,黄万里先生作为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的公子,其所受的教育特别好,他的留学经历告诉我们,他的科学素养特别的棒,因此他的职业道德感比别的人更加强。但我们也可以说,作为一个刻意报国的科学家,他对于民族和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百姓,有着更大的责任感。在当时政治正确的高压下,恪守职业道德,可以选择沉默,也可以选择发表意见后再沉默,但是,他选择的却是抗争,固执地坚持己见。由此而贾祸,在别人看来,的确是太傻了。
　　从来有责任心、有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责任心的人,都是傻子。舍身求法者,为民请命者,都是傻子。一部历史,如果都是见风使舵之辈,都是功名利禄之徒,都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家,那么,历史将变得非常的乏味,非常的无聊。即使人人的身段都非常柔软,手腕都非常的高明,斗得非常精彩,依旧是乏味和无聊。有了傻子,历史才像画龙点上了睛,生龙活虎。尽管历史上的傻子,个个都命运悲惨,但一个民族的历史,却因此而值得称道。
　　严格说来,没有人能做到完全的无私,但是,如果有了为百姓、为民族、为国家的责任心,就可以做到无私,把个人的成败利钝放在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先生是一个无私的人。之所以无私,就是因为他的责任心特别重。当然,反过来,跟黄万里同辈的科学家们,不见得没有职业道德,也不见得没有责任心,但是,为何很少有人能做到跟黄万里一样呢?
　　对此,我们更应该问的是,为何科学家没有一个充分表达意见的场合?为何在科学问题上,还要服从政治目的,让政治压倒科学,让政治家的意志压倒科学家的专业判断?进而把科学上的不同意见变成政治异议,把发表科学异议的科学家打成“右派”。显然,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也是应该好好反思的。
　　到今天,政治高压应该不那么严酷了,但来自行政和商业利益上的干扰,依然影响着科学的判断。瞎指挥,依旧盛行,所谓的“交学费”现象,依然日复一日地在中国的土地上重复了再重复。像三门峡水库这样的“学费工程”,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耸立起来。更加严峻的问题是,科学家们,既没有了职业道德,也没有了责任心。一个个垮掉的工程背后,都有专家的设计论证,但垮掉之后,只消同样一批人再论证一次,证明跟设计无关,跟验收无关,就完事大吉。很少见过有科学技术人员,为了垮掉的工程承担责任的。既然没有了责任,人人都乐得拿钱论证,拿钱消灾。
　　不能说现在的科学技术人员,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专业知识,缺少专业技能。但是,他们更缺少的,是一种作为这样一种身份的人的灵魂,一种不可缺少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也许,从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开始,这样的缺失就开始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