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滕代远当年在太行山战斗时，与杨立三一同制订的著名的《滕杨方案》到如今已公布69周年了。笔者查找一些资料后撰写此文，以纪念那段令人难忘的艰苦岁月。
　　领导的讲话精神和指示，以及生产中群众积极性需要保护的现实要求，迫使八路军总部制订生产节约相关文件
　　1943年3月，太行山区军民联合起来，打退了敌人的又一次“扫荡”，连续几年的青黄不接，百姓生活很苦，缺粮的人家开始捋树叶、吃树根、挖野菜度荒。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和附近村庄，常常看到提筐挖野菜的妇女和儿童。部队战士也吃不饱，饿着肚子行军打仗，甚至在严寒的冬天仍穿着单衣。为减轻人民负担，军民共度荒年，总部机关干部每人每天粮食定量从一斤半减为一斤，有时甚至不到半斤；衣服、鞋袜无法供给；办公文具几乎没有，一个信封都要反复使用多次。时任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和广大军民一样，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共渡难关。从滕代远、杨立三致中央关于太行财经问题的电报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太行区今年军队服装已成空前严重问题，去年十月财经会议时是依照十斤米换一斤棉花计算的，现在一斤棉花则需廿余斤米，超过预算一倍多，小米跌到五元左右一斤没有人卖……今年军服共需款二万四千五百万元，现在存下小米十四万石（一石合现在60公斤）款项毫无着落，即十四万石小米完全出口，也差款一半以上。”
　　1943年秋，华北持续干旱，土地干裂，寸草不生，接着又遭蝗灾。太行山根据地的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八路军的帮助下，秋粮仍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麻田一带，修了水渠，粮食亩产可达二三百斤，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产量了。总部和所属部队大力开展垦荒生产，收获了大量的蔬菜，粮食也可以做到自给三个月。
　　秋后，在完成反“扫荡”战备工作之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广大军民全力转到修河筑堤、兴修水利的工程中，从根本上加强根据地抗灾夺丰收的能力。滕代远则从前总直属队抽调近百人，编成两个生产大队，并率领他们上山开荒。他要求每人至少负责两亩土地，从开荒、播种、除草到收获，要负完全责任，贯彻到底。一年下来，滕代远除参加集体劳动生产外，还抽空另干农活。自己的地里上交蔬菜130多斤，节约鞋子5双、布袜2双、麻3斤、单军衣1套、棉衣1套，带头完成了生产节约任务。
　　中共中央北方局在1944年1月1日发出《关于1944年的方针》，对本年度完成的中心任务提出四条要求，其中第二条规定：“开展大生产运动，根据地党政民组织必须以百分之九十的力量领导人民生产，百分之十的力量用于财粮征收。”为了贯彻北方局的指示，滕代远在召开的动员大会上，结合当前任务，阐述了开展生产运动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八路军要学会三套本领，能打仗，能生产，又能团结群众、组织群众。”1944年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人人投入到这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运动中。滕代远说：“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第一大任务是领导全军作战，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第二大任务就是领导全军生产。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
　　刘伯承、邓小平连续发出指示，要求所属部队必须坚决节食节用。刘伯承坚持吃大灶，天天跟大家一起啃又黑又硬的菜馍馍。
　　邓小平也拿起工具，加入到抬石头、垒石堰的工作中。滕代远在屋前种菜，他种的一棵冬瓜长势特别茂盛，收获时最大的一个冬瓜重达30公斤。管理科副科长谢汉初用箩筐把冬瓜背走，摆在总部直属单位纪念“九一八”13周年大会主席台上，与会者都感到惊讶和兴奋。杨立三副参谋长经常和战士们一起上山背柴。他在工作实践中感受到，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生产节约的指示中，出台什么样的政策，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发动群众，能否在生产节约运动中取得良好的成绩。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在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上，在处理收益的分配问题上，能否照顾到个人私益，敢不敢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杨立三是一个务实、进取的人。为了调动大家生产节约的积极性，改善当时已十分困难的物质条件，他将后勤部生产节约获得的一部分收益奖给了个人，并允许个人养鸡、养兔、养蚕、养蜂，收入归己。因此，后勤部不但生产节约成效显著，而且供应也比其他单位好，有的人甚至有了上千元的积蓄，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总部的处长科长们和战士们一起比着干，按总务部门规定，每人完成全年上交500公斤蔬菜、50公斤小米的任务。一些有病或者坚持机关战备工作的人员也挤出时间积肥、打野菜、种菜、养鸡、纺棉花、捻毛线、织毛衣。滕代远决定从机关抽人组成垦荒队，赴武乡县、襄垣县和偏城县山区开荒种地。当年在小窝铺和龙王堂开垦荒地500亩，种了土豆、萝卜、荞麦、谷子等。由于土质好、肥料足，加上人们干劲大，当年就获得大丰收。有一个单位光是土豆就收获30多万公斤，自己吃不完，就用土豆酿烧酒，再把酒运到敌占区换回药品和枪支。情报处40人的垦荒队在队长梅聿实领导下，多项生产指标创纪录，收益突出，受到滕代远嘉奖。
　　当军民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之后，在生产物品的分配上，部队中出现了“一切归公，反对私有”和“个人应该多多分享”等模糊认识。有人甚至说“搞个人的利益是资本主义”。
　　为了澄清这些模糊的认识，需要有一个具体的政策条文规定。就在此时，滕代远、杨立三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通过召开座谈会和找个别人谈话，反复征求大家的意见，了解到人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大多数人最赞成的又是什么。他们汇集了大量的情况后，主持搞出一个实施生产节约的方案，即著名的《滕杨方案》。方案中明确提出“生产有分工，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利”的方针，调动了部队生产节约的积极性。
　　1942年底，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讲道：“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者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在解释将要实行的“精兵简政”政策以后，毛泽东指出：“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李富春在1944年1月的中央直属机关生产总结会上，也提出了“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原则。他还批评那些对此抱怀疑态度的人受了两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一是经验主义的影响，二是教条主义的影响。领导的讲话精神和切实支持，生产运动中群众积极性需要得到更好保护的现实要求，迫使八路军总部不得不制订出有关生产节约的相关文件。《滕杨方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