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关于梁启超是否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观点各异。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首先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者，其次他传播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再次他的目的应该是为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服务，基于这三点理由，对梁启超的思想和言论进行分析，得出他并没有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梁启超；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考
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写一两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就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吗？或是坚持社会主义观点就是认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已久，但关于怎样才算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家却思考甚少，本文在分析借鉴其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以下三点理由，认为只有符合以下三点基本情况才能说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为了用科学理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使无产阶级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进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同时使其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信仰。一个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不会由衷的赞美和传播它的。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或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往往在认识上不能把握它的时代价值，丧失深度了解的兴趣，同时存在较大的主观偏见，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才能对待马克思主义如获至宝，积极认识和宣传它的内涵，并将其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价值。
（二）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所传播的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只言片语或其生平，更不是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的科学思想体系，传播的内容必须忠于这一科学体系。这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熟知并在文章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但是必须要确保在文章、言论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基本符合其思想内容，不是自己盲目的截取或对道听途说的复述。只言片语的介绍、不加分析的引证、甚至是错误的理解，都不是传播马克思主义。
（三）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可实践性，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中国人民也迫切需要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程，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剖析资本主义的对无产阶级剥削秘密才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它因无产阶级斗争需要而生，同时这一理论一经形成就立即指导工人运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要传播并显示其生命力所在，也必须和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之一，就是广大劳苦大众，在长期的自发斗争和失败之后，反思和借鉴俄国斗争的历史，意识到需要科学的思想理论做指导。
这三点相互联系，只有做到这三个方面，才是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二、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对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认识。从1896年起，在他主办的《时务报》上就译载过有关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些报道。通过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报道和宣传，梁启超对工人运动有了初步认识，产生了类似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在1899年10月25日的《论强权》一文中，梁启超用类似于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阐述，“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动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故资本家与男人之强权，视劳动者和女子尚甚远……”[1]32-33梁启超对工人运动和“阶级革命”的报道，更多的是停留在事实陈述的层面，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有相似之处，但是认识较浅，依然是对表面现象的陈述，并未看到核心对立的阶级矛盾，甚至把男子与妇人之间的矛盾和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相等同。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就不可能传播马克思主义。
早期对马克思及社会主义的认识。梁启超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的，1902年在《进化论革命者劼德之学说》一文中借劼德之言介绍了“麦咯士之社会主义”，称麦咯士（即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在《新大陆游记》中又再次提到，此时梁启超对马克思仅是名字的介绍而已，对马克思本人没有深入的了解，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是同时代中国人所不可望及的。1901年，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提及社会主义：“（康）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流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源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18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士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梁启超是在大同理想社会层面理解社会主义，将二者等同。同时这里只是提到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无联系。在《进化论革命者劼德之学说》中提到“麦咯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尼采）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二者……目的皆在現在，而未尝有所谓未来者存也。”梁启超在比较马克思和尼采的社会观时，又把二者作为批判对象，仅作为现在国家主义思潮中的样本，而不是未来主义者。同时把社会主义看作强弱之争，很难说这是正确理解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梁启超的《干涉与放任》一文中，他将国家学说分为干涉与放任两大主义，而将干涉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又可称为“帝国主义”。从国家视角来理解社会主义，符合20世纪出的世界形势，使其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在新认识中存在着把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本质混同的误区。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书中，他指出“夫帝国主义也，社会主义也，一则为政府当道之所凭藉，一则为劳动贫民之所执持，其性质本依相反也。”此时，梁启超才明白了社会主义是为“劳动贫民”谋利益的。在一系列错误的认识之后，才慢慢接近正确的彼岸。
在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探讨中，梁启超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中的土地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咯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梁启超察觉到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问题，但是在这方面却没有再进一步的探索，而是将其与中国历史上的井田制、均天减赋等相等同，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这在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人认识社会主义，但也会误导国人，引发不必要的或相反的作用。二是分配制度。“世界之问题亦多矣，而最大者宜莫如经济问题。……今日世界各国之最苦于解决者，尤莫如其中之分配问题。坐式之故，而有所谓社会主义者兴。”梁启超看到了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但把分配问题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重中之重，在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问题上存在偏颇，不仅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对国家问题产生裨益，因为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是生产问题，而非分配问题。由于认识不足，他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由于救国需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被当作众多学说中的一种被引介和筛选，内容零碎、片段，既不全面也不科学，介绍的目的是论证它与当时中国的格格不入以弃之。没有产生太多的社会影响，更无从谈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说梁启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之后，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在对其社会主义的反对上表现的尤为强烈。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有相当篇幅是用来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梁启超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采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是因为他们是工业国家，然而当下的中国贫败不堪，基本上没有工业的发展，因而在中国不需要社会主义。他还指出，在中国只需要采取与传统文化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就足够了，不必将它作为一种必要的途径选择。梁启超越研究社会主义越偏离马克思主义，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实质，认为工业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基础，这与马克思主义相差甚远。此外，他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一致性，这固然很好，但是基于此认识，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精神的东西来对待，且无传播价值，仅停留在传统文化的层面。在三次论战中，梁启超可谓反对在华推行社会主义的先锋。梁启超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受罗素思想的影响，认为当时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开发实业、兴办教育、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应暂缓推行。他们甚至反对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场最早的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争，最终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
从最初对马克思名字的提及，到十月革命之后的道路之争，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形成科学的认识，虽然在社会主义的探索上达到了当时国人所不及的程度，但是他的误解也在不断加深，从而成长为一个坚定地反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何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三、简评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第一，梁启超没有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持反对、批判的态度。他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是以这样的逻辑顺序来阐述问题的：“过去的进化论观点有缺点，即可以说清过去而不能说清未来；马克思看出过去进化论者的缺点并提出批评（在这里梁启超介绍了马克思的名字及其他理解的马克思的学说），但是马克思的学说也是有问题的：即虽能难人，而不能解难于人，能解难于人的是颉德的学说。”实际上这是批判马克思主义，也说明他并不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
第二，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动机看，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上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反对社会革命。他们要利用社会主义运动“影响达于全球”的威力去胁迫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为实现资产阶级立宪政体开辟道路。然而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于君主专制背道而驰的，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和介绍只是在为君主立宪政体做嫁衣裳，这就决定他们不可能信仰马克思主义，也不会科学、全面的去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三，梁启超虽没有传播马克思主义，但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后来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无论是零星地介绍还是歪曲的认识，他都使得一些人對“马克思”这个名词有了印象，同时凭借梁启超的个人影响，也使一些人开始关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虽然在此之前在社会上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力，但也不能抹杀在传播前一些学者的贡献，如梁启超。这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程上依旧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 郭刚.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梁启超与西学东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4] 郭丽兰.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认识[J].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1（05）
[5] 王刚.论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J].中共党史研究，2009（08）
[6] 董方奎.梁启超社会主义观再认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05）
[7] 李凤成.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源流、主张及其历史贡献[J].求索，2012（05）.
关键词：梁启超；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考
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写一两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就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吗？或是坚持社会主义观点就是认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已久，但关于怎样才算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家却思考甚少，本文在分析借鉴其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以下三点理由，认为只有符合以下三点基本情况才能说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为了用科学理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使无产阶级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进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同时使其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信仰。一个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不会由衷的赞美和传播它的。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或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往往在认识上不能把握它的时代价值，丧失深度了解的兴趣，同时存在较大的主观偏见，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才能对待马克思主义如获至宝，积极认识和宣传它的内涵，并将其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价值。
（二）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所传播的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只言片语或其生平，更不是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的科学思想体系，传播的内容必须忠于这一科学体系。这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熟知并在文章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但是必须要确保在文章、言论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基本符合其思想内容，不是自己盲目的截取或对道听途说的复述。只言片语的介绍、不加分析的引证、甚至是错误的理解，都不是传播马克思主义。
（三）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可实践性，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中国人民也迫切需要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程，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剖析资本主义的对无产阶级剥削秘密才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它因无产阶级斗争需要而生，同时这一理论一经形成就立即指导工人运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要传播并显示其生命力所在，也必须和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之一，就是广大劳苦大众，在长期的自发斗争和失败之后，反思和借鉴俄国斗争的历史，意识到需要科学的思想理论做指导。
这三点相互联系，只有做到这三个方面，才是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二、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对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认识。从1896年起，在他主办的《时务报》上就译载过有关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些报道。通过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报道和宣传，梁启超对工人运动有了初步认识，产生了类似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在1899年10月25日的《论强权》一文中，梁启超用类似于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阐述，“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动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故资本家与男人之强权，视劳动者和女子尚甚远……”[1]32-33梁启超对工人运动和“阶级革命”的报道，更多的是停留在事实陈述的层面，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有相似之处，但是认识较浅，依然是对表面现象的陈述，并未看到核心对立的阶级矛盾，甚至把男子与妇人之间的矛盾和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相等同。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就不可能传播马克思主义。
早期对马克思及社会主义的认识。梁启超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的，1902年在《进化论革命者劼德之学说》一文中借劼德之言介绍了“麦咯士之社会主义”，称麦咯士（即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在《新大陆游记》中又再次提到，此时梁启超对马克思仅是名字的介绍而已，对马克思本人没有深入的了解，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是同时代中国人所不可望及的。1901年，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提及社会主义：“（康）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流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源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18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士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梁启超是在大同理想社会层面理解社会主义，将二者等同。同时这里只是提到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无联系。在《进化论革命者劼德之学说》中提到“麦咯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尼采）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二者……目的皆在現在，而未尝有所谓未来者存也。”梁启超在比较马克思和尼采的社会观时，又把二者作为批判对象，仅作为现在国家主义思潮中的样本，而不是未来主义者。同时把社会主义看作强弱之争，很难说这是正确理解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梁启超的《干涉与放任》一文中，他将国家学说分为干涉与放任两大主义，而将干涉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又可称为“帝国主义”。从国家视角来理解社会主义，符合20世纪出的世界形势，使其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在新认识中存在着把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本质混同的误区。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书中，他指出“夫帝国主义也，社会主义也，一则为政府当道之所凭藉，一则为劳动贫民之所执持，其性质本依相反也。”此时，梁启超才明白了社会主义是为“劳动贫民”谋利益的。在一系列错误的认识之后，才慢慢接近正确的彼岸。
在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探讨中，梁启超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中的土地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咯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梁启超察觉到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问题，但是在这方面却没有再进一步的探索，而是将其与中国历史上的井田制、均天减赋等相等同，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这在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人认识社会主义，但也会误导国人，引发不必要的或相反的作用。二是分配制度。“世界之问题亦多矣，而最大者宜莫如经济问题。……今日世界各国之最苦于解决者，尤莫如其中之分配问题。坐式之故，而有所谓社会主义者兴。”梁启超看到了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但把分配问题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重中之重，在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问题上存在偏颇，不仅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对国家问题产生裨益，因为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是生产问题，而非分配问题。由于认识不足，他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由于救国需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被当作众多学说中的一种被引介和筛选，内容零碎、片段，既不全面也不科学，介绍的目的是论证它与当时中国的格格不入以弃之。没有产生太多的社会影响，更无从谈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说梁启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之后，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在对其社会主义的反对上表现的尤为强烈。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有相当篇幅是用来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梁启超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采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是因为他们是工业国家，然而当下的中国贫败不堪，基本上没有工业的发展，因而在中国不需要社会主义。他还指出，在中国只需要采取与传统文化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就足够了，不必将它作为一种必要的途径选择。梁启超越研究社会主义越偏离马克思主义，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实质，认为工业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基础，这与马克思主义相差甚远。此外，他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一致性，这固然很好，但是基于此认识，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精神的东西来对待，且无传播价值，仅停留在传统文化的层面。在三次论战中，梁启超可谓反对在华推行社会主义的先锋。梁启超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受罗素思想的影响，认为当时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开发实业、兴办教育、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应暂缓推行。他们甚至反对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场最早的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争，最终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
从最初对马克思名字的提及，到十月革命之后的道路之争，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形成科学的认识，虽然在社会主义的探索上达到了当时国人所不及的程度，但是他的误解也在不断加深，从而成长为一个坚定地反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何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三、简评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第一，梁启超没有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持反对、批判的态度。他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是以这样的逻辑顺序来阐述问题的：“过去的进化论观点有缺点，即可以说清过去而不能说清未来；马克思看出过去进化论者的缺点并提出批评（在这里梁启超介绍了马克思的名字及其他理解的马克思的学说），但是马克思的学说也是有问题的：即虽能难人，而不能解难于人，能解难于人的是颉德的学说。”实际上这是批判马克思主义，也说明他并不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
第二，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动机看，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上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反对社会革命。他们要利用社会主义运动“影响达于全球”的威力去胁迫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为实现资产阶级立宪政体开辟道路。然而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于君主专制背道而驰的，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和介绍只是在为君主立宪政体做嫁衣裳，这就决定他们不可能信仰马克思主义，也不会科学、全面的去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三，梁启超虽没有传播马克思主义，但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后来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无论是零星地介绍还是歪曲的认识，他都使得一些人對“马克思”这个名词有了印象，同时凭借梁启超的个人影响，也使一些人开始关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虽然在此之前在社会上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力，但也不能抹杀在传播前一些学者的贡献，如梁启超。这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程上依旧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 郭刚.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梁启超与西学东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4] 郭丽兰.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认识[J].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1（05）
[5] 王刚.论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J].中共党史研究，2009（08）
[6] 董方奎.梁启超社会主义观再认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05）
[7] 李凤成.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源流、主张及其历史贡献[J].求索，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