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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偶像文化的变迁，不仅反映出其思想行为的变化，也折射出社会文化观念的巨大流变。
作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重大事件之一的偶像崇拜，会受不同时代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与价值取向。偶像文化是青少年文化的一种亚文化类型，代表了青少年这一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态度、价值观、思考及行为模式。青少年偶像文化的变迁，不仅反映出其思想行为的变化，也折射出社会文化观念的巨大流变。本文尝试从社会与青少年偶像文化的动态关系角度入手，对新中国成立至今的青少年偶像文化变迁进行回溯与考察，从而为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青少年文化提供帮助。
一、20世纪50-60年代：主流价值观下的英雄劳模与道德楷模
在新中国成立的初始阶段，国家与政府机构承担起了塑造偶像的历史使命，当时主要采用的媒介手段是以报刊书籍为主的纸媒与广播媒介。出于国家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道德楷模先后被塑造成最受欢迎和尊敬的偶像人物，成为那个时代道德和政治的载体与人们的精神导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休养生息、生产创业，但是国家同时还面临着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颠覆新政权的严峻形势。在这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需要塑造偶像并利用偶像来唤起民众保卫新中国的最大热情，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偶像主要来源于军队。为新中国舍弃了个人利益，甚至牺牲生命的革命先烈们被塑造为时代偶像，如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飞身堵枪眼的黄继光、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等等。军队和政党力量的介入建构，赋予了英雄偶像官方色彩与合法性，媒体及多种力量的合力塑造，使全国自上而下掀起了学习、纪念英雄的热潮。当战斗英雄被宣传推广后，激起了全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了群众对新政权的信心，坚定了群众捍卫和平生活的信念。
在取得了肃清敌对分子残余势力斗争的胜利后，中央人民政府已初步稳固了政权，接下来最大的任务就是带领人民在百废待兴中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国家初步的工业化、现代化。为配合经济建设的需要，一批以生产模范和道德楷模为代表的时代英雄被推举了出来，如铁人王进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等。
石油工人王进喜曾参与开发了大庆油田，为中国甩掉“贫油落后”的帽子作出了卓越贡献。《人民日报》曾刊发长篇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高度评价了王进喜伟大的一生，向全社会隆重推介了王进喜，特别介绍了王进喜不畏艰难、艰苦拼搏、爱国奉献的“铁人精神”。此后，许多生产单位纷纷作出了向铁人王进喜学习的决定，王进喜自此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他激励着人们在祖国建设大业中兢兢业业、不懈拼搏，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普通士兵雷锋是国家树立起的社会主义道德生活标兵。雷锋关心战友，关心群众，认真实践自己的座右铭——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品质，被政府、部队和宣传机构发掘。在此基础上，政府组织和媒体合力将雷锋由一名普通士兵塑造为全民学习的楷模。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纷纷为雷锋题词，共青团中央追认雷锋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也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人民日报》等媒体对雷锋事迹作了大量报道。雷锋的优秀事迹和精神被编成歌谣广为传唱，掀起了全国人民向雷锋学习的热潮。国家通过彰显雷锋的道德价值，试图对全国民众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积极的道德示范作用，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在人民心中建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宏大叙事背景下，20世纪50-60年代的偶像形象往往在身体形象的呈现上是缺位的，而在人格形象上则具有鲜明的“高大全”特征，常常表现为：舍身为人、无畏牺牲的奉献精神;忠心报国、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舍己为公的集体主义精神;不畏困难、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助人为乐、勤俭节约等朴素的美德。这些精神与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保持着高度一致，成为新中国精神道德大厦的基石。20世纪50-60年代也是这些英雄劳模型偶像的黄金时代，由于体制性力量的参与建构，这一时期的偶像比后来自发性的偶像具有更强大的道德影响力和感染力。当时几乎每一个偶像的出现都会形成全民性的影响，其普及程度是后来的偶像们所不能企及的。
二、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多元偶像
1966-1976年，中国经历了十年“文革”。在这段时期，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全方位地持续开展革命化的政治运动。在偶像崇拜方面，表现为一种对于革命领袖的群体性和非理性的狂热崇拜。限于篇幅，有关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偶像文化本文不作进一步讨论。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及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一元化的价值导向开始松动，社会价值观由同质单一向异质多样转型。与之相应，20世纪80年代的青少年偶像文化开始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当时主要的青少年偶像包括三个类型：第一类是传统的社会道德楷模。他们当中有身残志坚的“中国保尔”张海迪、救火牺牲的少年英雄赖宁等。这些人以无私无畏的奉獻精神继续成为大众景仰和学习的对象。第二类偶像则是在各行各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成功人士，例如科技界的陈景润、陈章良，体育界以郎平为代表的中国女排，他们都凭借自己在专业上的过人素质与奋斗精神，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万众仰慕的焦点。第三类是“三星”（影星、歌星、球星）偶像。当时国门刚刚打开，大量境外文化开始涌入，高仓健、邓丽君、周润发、马拉多纳等明星在内地拥有一大批以青少年为主体的“迷”和“追随者”。需要指出的是，在80年代兴起的“三星”崇拜中，青少年偶像文化的媒介平台已经开始超越传统印刷媒体与广播媒体，越来越多地向新兴的电影电视等大众电子媒介上靠拢。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继续深化改革，逐步形成与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世俗化”，与此相关的现象包括商业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新的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可以说，这股世俗化的浪潮全面地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美国学者利奥·洛文塔尔曾经将偶像分为“生产偶像”和“消费偶像”两种类型，并通过对20世纪美国流行杂志中传记专栏的内容分析发现，伴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人们崇拜的偶像逐渐由前者转变为后者。当90年代的中国日益呈现出一些消费社会的特征，青少年偶像文化也出现了洛文塔尔所说的“生产偶像”向“消费偶像”的转变。
在20世纪90年代，“三星”崇拜俨然已成为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核心。伴随着以电影电视为主要手段的大众传媒的普及，香港“四大天王”、台湾F4、英国球星贝克汉姆等流行偶像的身体形象在青少年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消费。到了90年代末，一个个新晋偶像被大批量复制包装出来贩卖给青少年受众，消费正慢慢成为青少年对偶像表示崇拜和认同的重要仪式。青少年在通过对带有偶像符码的商品的消费中，不但消费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还获取了各种各样的情感体验——快乐、梦想、欲望、自我认同以及离奇幻想等。这些符号意义形成一种时尚，为从众心理极强的青少年消费群体施加了一种心理压力，促使更多的青少年投身于偶像消费的世界中，以此方式来自我表达和建构意义。与此同时，传统的英雄与楷模偶像几乎完全被娱乐型的消费偶像挤到了社会的边缘，在大众媒介的话语圈，只能零星地看到关于他们的报道宣传，而且大多数是为了配合国家大事和某些官方政治活动的需要，生产型偶像的榜样功能正日渐消解。
三、21世纪以来：新型偶像崇拜的三重趋势
21世纪以来，中国处于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大潮中，整个社会进入了更加开放、多元、个性的时代。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媒介文化以势不可挡的姿态消解着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经典与时尚的分野。科技革新带来了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不仅传统的大众电子媒介方兴未艾，微博、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也开始盛行。新媒体不仅使受众接收到的信息日趋丰富，同时他们还可以作为信息终端自主发布信息。在技术、商品与文化三重逻辑共同作用下，偶像的意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青少年偶像文化开始呈现新的后现代表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重趋势。
（一）反偶像
青少年是被社会和学校所规训和控制的边缘群体，他们又处在一个自主意识快速发展的年龄阶段，面对规训和各种压力，他们产生的反叛动机与情绪日益强烈，由此也带来了青少年的反偶像文化。这种文化肇始于世纪之交北京大学生对电影《大话西游》的追捧与解读，经历了五音不全的选秀歌手孔庆翔、善于摆拍的自恋女生芙蓉姐姐、网络游戏主播红人“带带大师兄”等，青少年的反偶像文化已经蔚然成风。反偶像文化中的偶像不再是拥有完美外形的明星，而是相貌平平、才艺普通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们经常表现出庸常或猥琐的一面，甚至以一种反讽、自嘲的面目出现，这种真实的、原生态的偶像无疑给青少年表达自我提供了—种新的素材。当今“00后”青少年成长于新媒体勃兴的环境中，相比于之前几代青少年，他们更擅长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创作表达，而现在流行的B站、抖音等则给他们提供了得力的媒介平台。在当下的反偶像文化中，青少年主要以短视频为工具，通过对偶像“原材料”的戏仿、拼贴和篡改，实现了对于偶像的反讽与消解，体会到了一种对抗与破坏成人社会的快感，正如美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所言：“‘拼装’是一种典型的权且利用的行为……，是一种‘被统治者’从‘他者’资源里创造出自己文化的—种手段。”
（二）“养成系”偶像
近年来，一种新的偶像文化在青少年中越来越流行，那就是“养成系”偶像。养成，含有“培养使其形成或成长”之意;而“养成系”偶像则是由娱乐公司打造，以萌、陪伴、共同成长为支撑点，“贩卖”真实成长过程的“可面对面”的偶像。2005年，第二届《超级女声》火爆荧屏，讓人认识到这种“养成系”偶像的潜力，2018年，《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这两档充分借鉴了日韩经验的养成类综艺节目播出之后，再次掀起了“养成系”偶像热潮，在青少年中产生了不凡的影响。2020年，《青春有你》《创造营2020》等养成类选秀综艺继续热播。
传统的“三星”偶像是经过经纪公司精心包装后的产物，通过偶像在镜头前的曝光和后期的媒介加工，形成一种“晕轮效应”，让粉丝产生崇拜心理，这种传统的流行偶像运营理念让偶像与粉丝的距离甚远。到了新媒体时代，以移动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的崛起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模式，技术赋权使粉丝与偶像之间的主客关系发生了转变，粉丝由被动接受成型偶像的客体转变为自主“养成”偶像的主体。这类“养成系”偶像并非以训练有素的完成体样态展现于粉丝面前，而是让粉丝参与偶像的成长——偶像的每一次成长、成功，都与粉丝的付出多寡相关。“养成系”偶像的造星方式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体的出现息息相关，粉丝通过互联网参与偶像生产的成本大大降低，也衍生出丰富多样的粉丝集合形态，形成一种青少年亚文化。
（三）虚拟偶像
虚拟偶像文化的崛起与二次元文化的迅速传播相伴相生。二次元是二维空间、二维平面媒介的总称，以虚拟、幻想、有爱的特性而备受青少年追捧，已经占据了流行文化的半壁江山，甚至成为年轻人建立在互联网上的“第二人生”。借助二次元亚文化的狂潮，青少年一代的偶像崇拜已发生重构，依托于现代科技塑造的虚拟偶像越来越得到青少年的喜爱，例如日本第一虚拟偶像“初音未来”、中国本土虚拟偶像“洛天依”“言和”“荷兹”等。与基于故事情节和英雄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想象而构建起来的动漫、小说人物偶像不同，他们是依靠新技术的革命和互联网思维，并结合二次元文化构建起来的网络虚拟偶像。
从偶像素质上讲，借助于人工智能实现的海量知识储备，使虚拟偶像更无限趋近于理想与完美;从偶像设定来说，作为寄托粉丝理想的符码，虚拟偶像更加纯粹，无须伪装加工，在这个意义上，虚拟偶像人物设定即自我本质，是一个更“真诚”的“镜像”，更值得信赖;从偶像与粉丝的交互性来说，由于数字内容产业提供了开放参与的可能，粉丝得以深度参与到内容的生产和偶像的塑造中，真正享有了官方意义上的文化制作权;从偶像功能上讲，相比于遥远的真人偶像，虚拟偶像能够基于无处不在的网络给予多场景下的陪伴，成为更“懂粉”“宠粉”的陪伴式亲密偶像。基于以上原因，由技术驱动的虚拟偶像正在青少年亚文化领域强势崛起，以其“完美人设”构筑无限想象空间，通过“同人”创作迎合粉丝的互动欲望，甚至突破青少年的二次元亚文化“次元壁”走进了现实世界。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们基本了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青少年偶像文化变迁的历程。青少年偶像文化发展到今天，已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自主化、商业化，偶像崇拜也成为青少年彰显话语权、获取文化意义和发展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具有积极向上的正面意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今青少年偶像文化中裹挟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正潜隐而微妙地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给他们带来价值异化的倾向。构成“粉丝”群体中坚力量的青少年处于心理趋于成熟但又尚未成熟的人生阶段，他们更容易对偶像形成一种直觉化与极端化的社会学习和依恋状态，也更容易在偶像文化的“拟态环境”中迷失自我、丧失批判性，这些都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学校教育，特别是德育如何去引领和提升青少年偶像文化，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
[李凡卓，厦门大学军事教研室，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何蕊
作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重大事件之一的偶像崇拜，会受不同时代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与价值取向。偶像文化是青少年文化的一种亚文化类型，代表了青少年这一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态度、价值观、思考及行为模式。青少年偶像文化的变迁，不仅反映出其思想行为的变化，也折射出社会文化观念的巨大流变。本文尝试从社会与青少年偶像文化的动态关系角度入手，对新中国成立至今的青少年偶像文化变迁进行回溯与考察，从而为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青少年文化提供帮助。
一、20世纪50-60年代：主流价值观下的英雄劳模与道德楷模
在新中国成立的初始阶段，国家与政府机构承担起了塑造偶像的历史使命，当时主要采用的媒介手段是以报刊书籍为主的纸媒与广播媒介。出于国家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道德楷模先后被塑造成最受欢迎和尊敬的偶像人物，成为那个时代道德和政治的载体与人们的精神导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休养生息、生产创业，但是国家同时还面临着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颠覆新政权的严峻形势。在这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需要塑造偶像并利用偶像来唤起民众保卫新中国的最大热情，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偶像主要来源于军队。为新中国舍弃了个人利益，甚至牺牲生命的革命先烈们被塑造为时代偶像，如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飞身堵枪眼的黄继光、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等等。军队和政党力量的介入建构，赋予了英雄偶像官方色彩与合法性，媒体及多种力量的合力塑造，使全国自上而下掀起了学习、纪念英雄的热潮。当战斗英雄被宣传推广后，激起了全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了群众对新政权的信心，坚定了群众捍卫和平生活的信念。
在取得了肃清敌对分子残余势力斗争的胜利后，中央人民政府已初步稳固了政权，接下来最大的任务就是带领人民在百废待兴中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国家初步的工业化、现代化。为配合经济建设的需要，一批以生产模范和道德楷模为代表的时代英雄被推举了出来，如铁人王进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等。
石油工人王进喜曾参与开发了大庆油田，为中国甩掉“贫油落后”的帽子作出了卓越贡献。《人民日报》曾刊发长篇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高度评价了王进喜伟大的一生，向全社会隆重推介了王进喜，特别介绍了王进喜不畏艰难、艰苦拼搏、爱国奉献的“铁人精神”。此后，许多生产单位纷纷作出了向铁人王进喜学习的决定，王进喜自此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他激励着人们在祖国建设大业中兢兢业业、不懈拼搏，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普通士兵雷锋是国家树立起的社会主义道德生活标兵。雷锋关心战友，关心群众，认真实践自己的座右铭——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品质，被政府、部队和宣传机构发掘。在此基础上，政府组织和媒体合力将雷锋由一名普通士兵塑造为全民学习的楷模。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纷纷为雷锋题词，共青团中央追认雷锋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也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人民日报》等媒体对雷锋事迹作了大量报道。雷锋的优秀事迹和精神被编成歌谣广为传唱，掀起了全国人民向雷锋学习的热潮。国家通过彰显雷锋的道德价值，试图对全国民众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积极的道德示范作用，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在人民心中建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宏大叙事背景下，20世纪50-60年代的偶像形象往往在身体形象的呈现上是缺位的，而在人格形象上则具有鲜明的“高大全”特征，常常表现为：舍身为人、无畏牺牲的奉献精神;忠心报国、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舍己为公的集体主义精神;不畏困难、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助人为乐、勤俭节约等朴素的美德。这些精神与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保持着高度一致，成为新中国精神道德大厦的基石。20世纪50-60年代也是这些英雄劳模型偶像的黄金时代，由于体制性力量的参与建构，这一时期的偶像比后来自发性的偶像具有更强大的道德影响力和感染力。当时几乎每一个偶像的出现都会形成全民性的影响，其普及程度是后来的偶像们所不能企及的。
二、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多元偶像
1966-1976年，中国经历了十年“文革”。在这段时期，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全方位地持续开展革命化的政治运动。在偶像崇拜方面，表现为一种对于革命领袖的群体性和非理性的狂热崇拜。限于篇幅，有关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偶像文化本文不作进一步讨论。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及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一元化的价值导向开始松动，社会价值观由同质单一向异质多样转型。与之相应，20世纪80年代的青少年偶像文化开始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当时主要的青少年偶像包括三个类型：第一类是传统的社会道德楷模。他们当中有身残志坚的“中国保尔”张海迪、救火牺牲的少年英雄赖宁等。这些人以无私无畏的奉獻精神继续成为大众景仰和学习的对象。第二类偶像则是在各行各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成功人士，例如科技界的陈景润、陈章良，体育界以郎平为代表的中国女排，他们都凭借自己在专业上的过人素质与奋斗精神，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万众仰慕的焦点。第三类是“三星”（影星、歌星、球星）偶像。当时国门刚刚打开，大量境外文化开始涌入，高仓健、邓丽君、周润发、马拉多纳等明星在内地拥有一大批以青少年为主体的“迷”和“追随者”。需要指出的是，在80年代兴起的“三星”崇拜中，青少年偶像文化的媒介平台已经开始超越传统印刷媒体与广播媒体，越来越多地向新兴的电影电视等大众电子媒介上靠拢。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继续深化改革，逐步形成与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世俗化”，与此相关的现象包括商业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新的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可以说，这股世俗化的浪潮全面地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美国学者利奥·洛文塔尔曾经将偶像分为“生产偶像”和“消费偶像”两种类型，并通过对20世纪美国流行杂志中传记专栏的内容分析发现，伴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人们崇拜的偶像逐渐由前者转变为后者。当90年代的中国日益呈现出一些消费社会的特征，青少年偶像文化也出现了洛文塔尔所说的“生产偶像”向“消费偶像”的转变。
在20世纪90年代，“三星”崇拜俨然已成为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核心。伴随着以电影电视为主要手段的大众传媒的普及，香港“四大天王”、台湾F4、英国球星贝克汉姆等流行偶像的身体形象在青少年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消费。到了90年代末，一个个新晋偶像被大批量复制包装出来贩卖给青少年受众，消费正慢慢成为青少年对偶像表示崇拜和认同的重要仪式。青少年在通过对带有偶像符码的商品的消费中，不但消费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还获取了各种各样的情感体验——快乐、梦想、欲望、自我认同以及离奇幻想等。这些符号意义形成一种时尚，为从众心理极强的青少年消费群体施加了一种心理压力，促使更多的青少年投身于偶像消费的世界中，以此方式来自我表达和建构意义。与此同时，传统的英雄与楷模偶像几乎完全被娱乐型的消费偶像挤到了社会的边缘，在大众媒介的话语圈，只能零星地看到关于他们的报道宣传，而且大多数是为了配合国家大事和某些官方政治活动的需要，生产型偶像的榜样功能正日渐消解。
三、21世纪以来：新型偶像崇拜的三重趋势
21世纪以来，中国处于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大潮中，整个社会进入了更加开放、多元、个性的时代。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媒介文化以势不可挡的姿态消解着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经典与时尚的分野。科技革新带来了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不仅传统的大众电子媒介方兴未艾，微博、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也开始盛行。新媒体不仅使受众接收到的信息日趋丰富，同时他们还可以作为信息终端自主发布信息。在技术、商品与文化三重逻辑共同作用下，偶像的意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青少年偶像文化开始呈现新的后现代表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重趋势。
（一）反偶像
青少年是被社会和学校所规训和控制的边缘群体，他们又处在一个自主意识快速发展的年龄阶段，面对规训和各种压力，他们产生的反叛动机与情绪日益强烈，由此也带来了青少年的反偶像文化。这种文化肇始于世纪之交北京大学生对电影《大话西游》的追捧与解读，经历了五音不全的选秀歌手孔庆翔、善于摆拍的自恋女生芙蓉姐姐、网络游戏主播红人“带带大师兄”等，青少年的反偶像文化已经蔚然成风。反偶像文化中的偶像不再是拥有完美外形的明星，而是相貌平平、才艺普通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们经常表现出庸常或猥琐的一面，甚至以一种反讽、自嘲的面目出现，这种真实的、原生态的偶像无疑给青少年表达自我提供了—种新的素材。当今“00后”青少年成长于新媒体勃兴的环境中，相比于之前几代青少年，他们更擅长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创作表达，而现在流行的B站、抖音等则给他们提供了得力的媒介平台。在当下的反偶像文化中，青少年主要以短视频为工具，通过对偶像“原材料”的戏仿、拼贴和篡改，实现了对于偶像的反讽与消解，体会到了一种对抗与破坏成人社会的快感，正如美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所言：“‘拼装’是一种典型的权且利用的行为……，是一种‘被统治者’从‘他者’资源里创造出自己文化的—种手段。”
（二）“养成系”偶像
近年来，一种新的偶像文化在青少年中越来越流行，那就是“养成系”偶像。养成，含有“培养使其形成或成长”之意;而“养成系”偶像则是由娱乐公司打造，以萌、陪伴、共同成长为支撑点，“贩卖”真实成长过程的“可面对面”的偶像。2005年，第二届《超级女声》火爆荧屏，讓人认识到这种“养成系”偶像的潜力，2018年，《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这两档充分借鉴了日韩经验的养成类综艺节目播出之后，再次掀起了“养成系”偶像热潮，在青少年中产生了不凡的影响。2020年，《青春有你》《创造营2020》等养成类选秀综艺继续热播。
传统的“三星”偶像是经过经纪公司精心包装后的产物，通过偶像在镜头前的曝光和后期的媒介加工，形成一种“晕轮效应”，让粉丝产生崇拜心理，这种传统的流行偶像运营理念让偶像与粉丝的距离甚远。到了新媒体时代，以移动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的崛起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模式，技术赋权使粉丝与偶像之间的主客关系发生了转变，粉丝由被动接受成型偶像的客体转变为自主“养成”偶像的主体。这类“养成系”偶像并非以训练有素的完成体样态展现于粉丝面前，而是让粉丝参与偶像的成长——偶像的每一次成长、成功，都与粉丝的付出多寡相关。“养成系”偶像的造星方式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体的出现息息相关，粉丝通过互联网参与偶像生产的成本大大降低，也衍生出丰富多样的粉丝集合形态，形成一种青少年亚文化。
（三）虚拟偶像
虚拟偶像文化的崛起与二次元文化的迅速传播相伴相生。二次元是二维空间、二维平面媒介的总称，以虚拟、幻想、有爱的特性而备受青少年追捧，已经占据了流行文化的半壁江山，甚至成为年轻人建立在互联网上的“第二人生”。借助二次元亚文化的狂潮，青少年一代的偶像崇拜已发生重构，依托于现代科技塑造的虚拟偶像越来越得到青少年的喜爱，例如日本第一虚拟偶像“初音未来”、中国本土虚拟偶像“洛天依”“言和”“荷兹”等。与基于故事情节和英雄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想象而构建起来的动漫、小说人物偶像不同，他们是依靠新技术的革命和互联网思维，并结合二次元文化构建起来的网络虚拟偶像。
从偶像素质上讲，借助于人工智能实现的海量知识储备，使虚拟偶像更无限趋近于理想与完美;从偶像设定来说，作为寄托粉丝理想的符码，虚拟偶像更加纯粹，无须伪装加工，在这个意义上，虚拟偶像人物设定即自我本质，是一个更“真诚”的“镜像”，更值得信赖;从偶像与粉丝的交互性来说，由于数字内容产业提供了开放参与的可能，粉丝得以深度参与到内容的生产和偶像的塑造中，真正享有了官方意义上的文化制作权;从偶像功能上讲，相比于遥远的真人偶像，虚拟偶像能够基于无处不在的网络给予多场景下的陪伴，成为更“懂粉”“宠粉”的陪伴式亲密偶像。基于以上原因，由技术驱动的虚拟偶像正在青少年亚文化领域强势崛起，以其“完美人设”构筑无限想象空间，通过“同人”创作迎合粉丝的互动欲望，甚至突破青少年的二次元亚文化“次元壁”走进了现实世界。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们基本了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青少年偶像文化变迁的历程。青少年偶像文化发展到今天，已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自主化、商业化，偶像崇拜也成为青少年彰显话语权、获取文化意义和发展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具有积极向上的正面意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今青少年偶像文化中裹挟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正潜隐而微妙地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给他们带来价值异化的倾向。构成“粉丝”群体中坚力量的青少年处于心理趋于成熟但又尚未成熟的人生阶段，他们更容易对偶像形成一种直觉化与极端化的社会学习和依恋状态，也更容易在偶像文化的“拟态环境”中迷失自我、丧失批判性，这些都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学校教育，特别是德育如何去引领和提升青少年偶像文化，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
[李凡卓，厦门大学军事教研室，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何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