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那厄尔布鲁士山呐，白雪皑皑，古树葱葱”，伊朗国家新闻台节目经常插播这首民谣。德黑兰坐落在厄尔布鲁士山的南麓，常年可见白雪覆顶的山脉，但若要见到葱葱古树，则必须到山的另一边——紧挨里海、终年湿润的马赞达兰。
　　历史上，广义的马赞达兰地区不仅仅包括今天的马赞达兰省，它指的是处于稻米文明影响下的里海沿岸，西至今天的吉兰省，东至今天的戈勒斯坦省戈尔甘-卡布斯一带，在阿拉伯语的地理志中被称为塔巴列斯坦地区。这一地区的居民德莱木人因骁勇善战，自萨珊王朝（公元3～7世纪）起就成为中央统治者的兵源。进入伊斯兰时代后，德莱木人一直抵抗阿拉伯及伊斯兰文明，频频袭扰厄尔布鲁士山南被阿拉伯人占领的城市。后来，因收容遭哈里发迫害的什叶派避难者，德莱木人渐渐受其影响改信什叶派伊斯兰教。一部分人在与阿拉伯人冲突中被俘，继而转卖给哈里发的军阀们当雇佣兵，通过一个世纪的摸爬滚打，渐渐把持军权直至篡位，建立了统治伊朗中西部和伊拉克一带的白益王朝，使巴格达的哈里发成为自己的傀儡。留下的人，先是建立了信奉阿拉维派教义的乌拉维扬小王国，后在白益王朝和萨曼王朝（一个中亚的伊朗人王朝，信奉逊尼派）的夹击下因内乱而终结。齐亚尔王朝继之，举起复兴萨珊王朝的大旗，东抗萨曼王朝，西迫巴格达哈里发政权，后来在11世纪为塞尔柱突厥人所灭。
　　伊朗历史课上没有的历史
　　我乘坐大巴前往戈勒斯坦省的卡布斯市——2012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卡布斯拱北塔就坐落在这里。卡布斯拱北塔是一座53米高的墓葬，建于1006年，靠近伊朗东北部戈尔甘河畔的卓章古城废墟，是中亚游牧民族和伊朗古代文明之间文化交流的见证。卡布斯拱北塔是伊斯兰建筑杰出的技术创新典范，并对伊朗、安纳托利亚和中亚的宗教仪式建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一下大巴，一群出租车司机就围过来揽生意，一个个黄皮肤小眼睛，恍惚间我还以为回到了中国。他们是土库曼人，早先被称作图兰人，在中亚咸海以东游牧，与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长期对抗，为此伊朗萨珊王朝还在戈勒斯坦省南部修建长城防御——如今这些长城只剩下地基和墙根。萨珊王朝覆灭后，突厥人大量涌入，大多数人散养牛羊，当地的耕地和稻米文明渐渐失色，另一些人给阿拉伯人当雇佣兵，渐渐把持军事大权，后来他们建立了塞尔柱突厥王朝。不过，这批突厥人后来继续西迁到了土耳其，如今本地的土库曼人大多是随成吉思汗迁来的。
　　司机把我拉到卡布斯拱北塔，一路上用带有土库曼口音的波斯语与我闲谈。每个人对自己的家乡都有特殊情结，这位司机也不例外，不停地抱怨自己的城市卡布斯没有成为省会：“我们这省叫戈勒斯坦省（花园之意），结果省府居然在戈尔甘（群狼之意），多扫兴！还不如让我的城市做省会，用齐亚尔王朝国君卡布斯的名字命名，又有世界文化遗产，多大气！”
　　不过我关心的是，这位宗教派别、种族都异于伊朗主体人口的逊尼派土库曼人怎么看待伊朗的民族政策。司机淡淡地答道：“政府是他们的，日子是我们的。我们依然按自己的习俗生活，讲自己的语言。他们不惹我们麻烦，我们也不没事找事。”
　　不久，一座棕黄色的砖塔进入我的视野，那便是卡布斯拱北塔了。令我意外的是，塔内漆黑一片，空空如也。看门人见我对突厥历史感兴趣，便把我引荐给卡布斯墓研究所所长古尔浑教授。
　　古尔浑教授有张典型的图兰人面庞：肤色不黄不白，伊朗人的高鼻梁，东方人的小眼睛。我用问司机的问题问他。有文化的人明显比老百姓民族主义一些，他说：“我对政府很不满意，政府大肆宣扬伊朗是雅利安人的土地，而历史上并非如此，我们突厥人也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波斯大诗人菲尔多西的《王书》中与伊朗人对抗的图兰人就是我们。但大学历史课程刻意淡化伊朗土地上的突厥人历史。德黑兰大学有个古代史教授干脆说前伊斯兰时代伊朗和中亚没有突厥人存在。”
　　他的话似乎有些道理，德黑兰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课程中确实没有塞尔柱突厥人的历史，尽管他们统治伊朗200年之久。
　　伊朗高原的粮仓
　　游览卡布斯后，我又回到德黑兰，与来自马赞达兰省的佩德隆一起前往他的故乡——里海南岸的萨里市。与戈勒斯坦省不同，马赞达兰省在历史上未曾受过游牧文明侵占，水稻文明至今保存完好。如果说戈勒斯坦省呈现的是马赞达兰文明死去的历史遗迹，那马赞达兰省就是活着的博物馆。
　　我们乘坐的大巴翻过厄尔布鲁士山后，绿油油的水稻田映入眼帘，仿佛来到了中国的江南水乡。一些海景别墅散落在里海岸边，佩德隆说：“那是革命卫队军官和国企员工的独享度假区。”据佩德隆介绍，一些别墅也向私人出租，一个晚上大概需要200元人民币。
　　佩德隆的家在市郊，是一座200多平米的平房，在当地被视作上层中产。由于潮湿多雨，这里的民房与伊朗其他地区的平顶房不同，上面为尖顶，可以泄雨，下面地板用石桩支起离地半米高，用来防潮。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比起伊朗高原上膀大腰圆、毛孔粗大的法尔斯人和阿塞拜疆人，马赞达兰人肌肤娇嫩、面庞润泽——以至于佩德隆的母亲萨米拉女士打开家门时，我错把她当成了同辈。佩德隆的父亲胡拉安在国王时代曾留学英国，伊斯兰革命后顶着诺丁汉大学工学硕士的光环还乡，现担任国营石油公司工程师。胡拉安先生酷爱看史书，家里书架上摆满了从英国带回来的历史书。
　　胡拉安在马赞达兰省乡土历史研究上颇有建树。他去印度北部旅游后发现当地语音与本省方言相近，回家后钻研古代梵语，证实马赞达兰省的众多地名和作物名称是梵语的变格，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今日马赞达兰人的祖先是居于印度北部的稻米种植者。当年亚历山大手下大将塞琉古的治下领土多为旱地，里海南岸的湿润狭长地带便成为理想粮仓，于是他将印度北部的雅利安人和稻米耕种技术一起迁来，稻米文明进而在马赞达兰扎根繁衍。自此，马赞达兰的文化发展与厄尔布鲁士山南的伊朗高原分道扬镳。胡拉安得意地说，这一观点引起伊朗学术界注意，90岁高龄的伊朗史学泰斗鲍逸兹（Bastan Payizi）曾亲自登门拜访讨教。 　　为了形象展示本地的稻米文明，胡拉安先生亲自驾车带我去看他家的水稻田。因为时值大选前夕，一路上随处可见省市议员的竞选海报。有趣的是，很多海报中女性选民大大方方地站在中间，双目炯炯、衣装靓丽，与德黑兰罩袍紧裹、很难引人注意的女政客形象大相径庭。胡拉安先生将这个差异归因于稻米文明。稻米耕种因其劳动密集性质吸收大量女性参与日常劳作，因此赋予女性与男性几乎平等的地位。而生活在德黑兰、伊斯法罕等城市的女性，直到半个世纪前都没有外出工作的压力和必要，便衍生出一种保守的性别文化。
　　“一直到现代化初期，伊朗边远山区的妇女地位高于城市妇女”，胡拉安总结道，“巴列维国王想通过城市化推进伊朗世俗化，结果事与愿违，城市化导致农村妇女失业，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胡拉安先生的愿望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胡拉安先生的梯田。“20年前，我从政府手中买下这座山，现在种植的稻米可以自给自足，多余的水果还能卖给同乡”，胡拉安颇为得意地介绍说，“对面那座山是国有的，20年前是碎木杂草，现在还是这样。要说怎么经营山间产业，政府还得向我取经。”
　　“这里的稻米这么好，政府为什么还要从国外进口，难道没想到要扶持下民族农业么？”我问他。
　　“恰恰相反，政府从印度进口廉价稻米，以低于本国稻米的价格出售，反而能收买民心。毕竟老百姓花小钱就填饱肚子了嘛”，胡拉安耸耸肩。
　　“这不利于国家经济和粮食安全吧。”我答道。
　　胡拉安对我的判断不置可否，反而问我：“中国政府的收入从何而来？”
　　“制造、加工业出口，还有老百姓交的税。”
　　“问题就在这！中国政府的收入来自于民族企业和百姓税收，所以政府要鼓励这些企业发展，对这些企业和百姓负责，不然就会饿死。而伊朗政府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石油，对其他工业、农业制造业几乎不收税，也不关注这些行业的状况。政府只需要对不到2万人的石油工人负责就够了。”
　　在胡拉安看来，这是伊朗腐败、落后的根源，因为“一个现代的政府必须对所有公民负责”。于是，与一般史学家不同，胡拉安把伊朗现代化进程的转折点定在了19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而不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石油危机后，油价暴涨，几乎可以支撑巴列维政权的所有开支。于是，巴列维变得傲慢起来，以为只要有石油美元就能为所欲为，不再需要民众支持了。”后来的事情是，巴列维乱上项目导致国家通货膨胀，盲目引入西方产品把民族资本家推向崩溃边缘，开放外资兴建大型超市导致巴扎商人破产，肆意挑衅宗教阶层使政权失去了毛拉的道德庇护，在面对各阶层的联手起义不得不流亡海外后，巴列维还刚愎自用地认为百姓会把他请回去。”
　　当然，在胡拉安眼里，革命后的伊斯兰政权依然“吃石油老本，罔顾百姓诉求”。胡拉安发现问题的眼光现实而犀利，解决问题的思路却理想主义十足。身为石油工程师，他曾多次在国家经济探讨会上发言，呼吁改变依赖石油的单一经济结构，但应者寥寥无几。我劝他：“你怎么能期望人把吃进嘴里的肉吐出来呢？”但他依然故我，相信伊朗领导人有朝一日会肩负起改变国家经济乃至政治命运的责任：“伊朗人怎么能不爱自己的国家，任其腐败落后呢？”
　　所幸，在遭到西方严厉的石油禁运、货币两年间贬值200%之际，伊朗民族工农业总算迎来了一丝振兴的曙光——尽管这只是伊斯兰政权为了存活的被迫之举。我只能期望，胡拉安先生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伊朗经济转型的那一天。届时，马赞达兰将重新成为伊朗高原的粮仓。
　　佩德隆显然继承了父亲理想浪漫的基因，相信能从体制内部改良国家。在伊朗大选投票日，他早早起床把票投给了鲁哈尼。到了中午，他看到鲁哈尼在50%的得票率上徘徊，便开始催促母亲去投票。但是萨米拉女士只顾在厨房切菜，任由儿子在一旁哀求。情急之下，佩德隆擅自翻出母亲的身份证就往外走。萨米拉这才一脸苦笑地整理衣装，带上头巾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