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南海古建筑有些微损，中办遂抓住这个机会大兴土木。岳父（李先念）本不愿拆他所居住的摄政王府，一再嘱咐：“能修修补补就不要推倒重建。”岳父搬到西皇城根南街九号，中办立即把摄政王府夷为平地。岳父甚恼。后来他迟迟不愿搬回中南海，这也是原因之一。后来华国锋看中了西皇城根南街九号，想搬来，于是一个劲游说岳父搬回中南海。
　　华说：“除了九号，我哪儿也不去。”岳父不愿搬，后经邓小平亲自拍板，才乔迁。
　　华国锋搬进了西皇城根南街九号。岳父搬回中南海后，岳母留下这几幢厢房做仓库，又开辟了其中一个套间作为书房。我当时在空军创作组工作，不用上班。我有一个毛病：写东西必置身于艱苦环境中，豪华安逸的房间不出作品。每天早晨，我骑车来到这里，一坐就是一天。中午由宋兴东从食堂打饭送来。华国锋已搬进来，此房后面的空地就是他散步处。我在屋里常能听见他那橐橐的脚步声。脚步声很稳定，很沉着，我纳闷：这么稳定的步伐怎么还会跌倒呢？华国锋是山西交城人，交城、清徐一带的人有种植葡萄的传统。华国锋弄了几株葡萄伺候着。他把治党治国的精力转移到治理葡萄上来。那几株葡萄被他养得坚实饱满，着实可人。葡萄下立着哨兵，既监视葡萄也监视华国锋。某日早晨，我听见华国锋训斥哨兵：“我的葡萄怎么少了三颗？是不是你昨晚上偷吃了？”哨兵嗫嚅着承认：“是我偷吃了，首长。”我大惊，原来华国锋对葡萄的粒数还心知肚明！
　　1974年，在武汉大学图书馆旁的小松林中，我对小林（李先念之女李小林，刘亚州之妻）说：“毛主席迟早会把江青抓起来，她干的坏事太多了。”李小林连忙用手捂我的嘴，说：“不许这么议论。”1976年9月，毛泽东撒手人寰。我把黑袖章戴了整整一个月。
　　1976年10月9日，我到北京看小林，她见我还戴着黑袖章，说：“还戴它干吗？扯下来算了。”“为什么？”“江青他们被抓起来了。”我大喜，却抑制住狂喜，问：“谁抓的？”“我爸爸和叶老帅。”我了解的情况如下：最早启动这件事的人是华国锋。毛泽东去世才几天，他先到西皇城根九号来找李先念，说：“江青他们几个要闹事，你看怎么办？”李先念对华国锋不了解，不免警惕，反问：“你说怎么办？”华国锋说：“今天我来，主要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李先念沉吟道：“那就开全会吧。”华国锋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要抓人！”李先念一拍大腿：“嗨，你说到我心里去啦！”二人商定：华国锋去找汪东兴，李先念去找叶剑英，抓住全军。叶剑英时住西山，李先念去看望。二人进客厅，打开收音机，宛如地下党接头般地密谈。议毕，李先念说：华主席还有一层意思：事体机密，“四人帮”爪牙遍京城，找完汪、叶后即请他们自行布置，不必再串联。叶剑英频频点头。李先念前脚走，叶剑英后脚就去找华国锋再次商议。
　　叶剑英在华国锋处得到肯定后，迅即动作，将京畿地区部队部署停当。李先念则依计向一些可靠的老同志“吹毛毛雨”。李先念的护士小闻是上海人，长得极美，是王洪文推荐来。李先念曾问徐桂宝：“小闻可靠否？要不要把她看起来？”徐桂宝沉吟良久：“我看她是可靠的。”华、叶、李、汪这面摩拳擦掌，“四人帮”那厢则麻木不仁，沉浸在平和的气氛中。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
　　10月6日，汪东兴在中南海怀仁堂布下重兵，由华国锋亲自通知“四人帮”来开会。他们像企鹅般地呆头呆脑地依次而来，被逮个正着。王洪文企图反抗，动作激烈，但被士兵们推搡几下后便老实了。张春桥一进怀仁堂就明白大势已去，一言不发，从那一刻起到今天，二十年他再未开口，据说声带已彻底坏了。姚文元则熊包多了，一看阵势不对，连忙说：“我有罪，我有罪。”江青则是在二O二被捕获的。
　　华国锋怀仁堂得手后，李先念驱车前往玉泉山。旧的一页翻过去了，新时代真的开始了。在距离国务院九号院约三公里的宽街的一座院落里，一个矮小的老人（邓小平）咝咝地抽烟。叶剑英派叶选宁把“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告诉他，他亳不动容，只淡淡说了一句：“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