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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私立大学的开山，陈时不仅享有“南陈（时）北张（伯苓）”之誉，还与其高足王亚南、冯友兰等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家传》传主，被周恩来称之为“具有民族气节的清苦教育家”。蔡元培亦云：“陈校长在武汉办了一个中华大学，并设有大、中、小学三部。像这样完善的学校，中国确实罕见。我们知道陈校长热心教育的精神与惨淡经营的情况，特别佩服！”
陈时（1891—1953），字叔澄，湖北黄陂人。早年留日经黄兴介绍，在孙中山亲自主盟下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学成归国后，他投身震惊中外的武昌首义，并任湖北军政府财政秘书;民国肇端，他功成身退，与其父陈宣恺昆仲慷慨捐资，于民元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四十年间，中华大学以“成德、达材、独立（合作）、进取”为校训，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万名及门弟子遍及海内外。
自1912年创立中华大学起，四十年间，陈时总是结合当时形势，将反对帝国主义入侵列为学校德育的主题内容。在“五七国耻日”，他及时召开教职员座谈会，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强加给北洋政府的“二十一条”，并要求校内的大、中、小学开展相关主题班会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尽管当局戒备森严，他却于“五七国耻日”召开一个特别的全校运动会，并在主旨讲话中严厉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与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强调振扬国雄精神。身为附中主任、学校体育部书记的恽代英则带领大家呼喊口号“不忘国耻”！运动场上顿时喊声震天，群情鼎沸，运动会几乎成为声讨大会。次日，《大汉报》、《汉口新闻报》与《申报》等纷纷予以报道。恽代英也在当天的日记中对运动会的情形进行了描述，还记录了陈时对他的“再三叮咛”，并组织同人上街散发传单，拉开了武汉三镇五四运动的帷幕。他这样写道：“今日为运动会正期……警备特别戒严，防有特别暴动。叔澄师对我叮咛再三，余允相机行动。……吾与陈学谓君及勺庭三君谈，人须‘舍得’才能救国。沿街发前印明信片及传单，梦铿实助余。”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时及时组织全校师生成立抗日救国会，并举行总宣誓，还亲自率领师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宣传抗日。当年11月，全校大学部与高中部成立青年义勇军，组织训练义勇军干部教导队;12月，初中全体学生成立义勇童子军。1932年初，为声援十九路军在上海自发扛起抗日大旗——“一·二八”淞沪抗战，重创入侵日军，陈时专门致电天津《大公报》并召开会议，就加强抗战的国际宣传以正视听。为了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陈时又安排教务处会同军训股，以一千五百名中华大学义勇军的名义致抗日前线的十九路军铁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鍇与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戴戟，在慰问、声援铁军的同时，还表达“枕戈待命”的同仇敌忾气概。
作为首届世界教育会议委员，陈时一直代表中国教育家在世界教育系统发声。1937年7月5日，当得知日本拟接纳日军扶持的伪满代表赴日参加国际教育会议，他联袂中国教育学会会员十七人，领衔致电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主席团。电文云：“阅报载世界教育会议，日本筹备负责人允许伪满参加，莫名骇异！特正式提醒，由本会决定联合教育学术团体表示意见，拒绝参加，并向会员各国宣言。”
陈时的通电得到了新闻界、学界的立即响应。翌日，《中央日报》全文刊登其电文。几天后，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主席团开会决定，致电世界教育会议代表孟禄，在声明反对日方接受伪满代表与会的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代表不参加此次会议的决定。
“武汉会战”拉开帷幕后，中华大学留守或搬迁的十字路口。此时，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新任负责攻略武汉的司令长官（后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曾与陈时是朋友，还曾有过诗词唱和;日方要员岸信介、佐藤荣作也和陈时有一定私交。而且，日本外交官重光葵致函陈时，对方以老朋友的身份要求陈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武汉，留下来共建“东亚共荣圈”，学校可以继续办下去，甚至，他代表日本政府承诺，给其高官厚禄。可是，陈时看着重光葵的来信，顿时怒火在心中燃烧，他义正词严地电复重光葵：“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决不会以个人的私交叛国投敌，我与我的同胞会团结一心抗战到底，直到收复失地！”
“武汉会战”期间，国民政府机关、工厂纷纷忙于西迁重庆，往返汉渝的民生公司船只几乎被政府部门包完了。在如此非常时期，政府无法对高等学校西迁全部做出安排，国立大学的搬迁都急得束手无策，更何况一所私立大学？
于是，陈时先期赶往宜昌与重庆考察合适新校址，本着场地与经费多方考虑，他决定先迁往路途较近的宜昌后坪（今三斗坪）小溪塔。随即他在此办理征地手续，建成简易校舍。安排就绪后，又马不停蹄地返回武汉。在日军占领武汉之前，陈时以其非凡的组织能力，率学校师生员工携带图书、仪器等教学用具，历经艰险将学校迁至宜昌小溪塔，在那里复校了三个星期。
随着武汉的失守，日军飞机对鄂西宜昌一带狂轰滥炸，中华大学无法在此继续上课。陈时当机立断，向重庆西迁。而后，他安排员工再把这些东西装箱用木划子分批往长江上游运，快到重庆时，木船上不去，只有用人来拉纤，师生员工有的坐木船，有的坐汽车，有时下来步行，辗转到了重庆。有中华大学校友以诗纪事为证：“东邻背义践吾邦，惨淡西迁遂流亡。峡壁凭高聊作障，渝南倚庙勉为堂。”
陈时初到人生地不熟的重庆，举步维艰。幸亏旅渝辛亥志士、中华大学校董喻育之，时任川东经济建设策进会副主任与湖北同乡会理事长，经他与同乡商定，遂将坐落在重庆南岸米市下街的湖广会馆，即涂山山麓的“禹王庙”旧址——当时的湖北同乡会会址，作为中华大学的战时校址。于是，他派人将庙堂稍加整修，将庙内大殿和两厢作为学校办公地方与部分男生宿舍，经殿楼为女生宿舍，涂山山坡上约两千平方米为校园。除教室、图书馆等，还借觉林寺的空场地作为学校操场，于1938年12月正式复学。由于战乱长途迁徙，中华大学师生流失严重，抵渝注册的大学生只有三百人。为了集中力量办学，陈时将原来的三个学院十三个系减少为三院五系（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数学、化学、工商管理学）一个专修科（会计）。同时，将附中合并到国立第十二中学。 “粮道街无粮，米市街缺米。”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华大学武昌校区位于粮道街，重庆校区又是米市街道，但陈时常常为学校无米下锅而发愁。尤其是在重庆，战时笔墨纸张等物资十分匮乏，而且物价飞涨，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经济拮据，借贷无门，困窘几乎使陈时无法承受。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办中华大学，好比佛教建寺，开头我是大护法，大施主，同时当上了方丈。不久就远出化缘，抗战时等于挂单，沿门托钵……”
在1942年春节前夕，中华大学面临着断炊的境地，陈时四处求贷，全校师生群策群力。著名抗日将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万福麟上将，当他从1940年考入重庆中华大学工商管理系学习的小儿子万国权那里得知中华大学师生陷入困境后，就主动让陈时在万家举行一次募捐义演。
消息传出，著名电影演员秦怡、白杨、路曦等与一批知名京剧票友纷纷加盟，联合演出了话剧《野玫瑰》（又名《天字第一号》）。《野玫瑰》讴歌地下工作者同汉奸斗智斗勇的义举，在大后方搬上高校与群众舞台后，曾轰动一时。那天的义演非常成功，不仅解决了学校师生在生活上度过年关的燃眉之急，而且包括万国权在内的同学，也纷纷粉墨登场与演员互动，大家充满激情的临场发挥时不时赢得了阵阵掌声，台下座无虚席，师生们在艰难困苦的年代，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中华大学在山城重庆艰难度日，但一批名师依然团结在陈时周围，患难与共。留美博士邹昌炽（允中）当时单身一人就住在禹王庙里不足十平方米的陋室，室内放着一张木床，供就寝之用;他一心扑在教书上，室内一张旧书桌上则摆着打字机、油印机各一台。他自编讲义、自刻蜡纸，并亲自油印。他不饮酒、不抽烟、不喝茶，唯一的爱好是喜欢吃洋面包，重庆没有面包他就如法炮制，偶尔弄一点猪油，用刀片涂到黑面馒头上解馋。
留美归来的知名教授严士佳，为陈时的人格魅力所动，他谢绝了高官厚禄，而宁愿追随陈时在中华大学甘守清贫，勤勉治校育人。作为学校的教务长，他不仅自己在教学上兢兢业业，以身示范，而且不分分内分外，竟然充当起全能代课老师的角色。一旦有老师请假，他都会亲自去代课。由大学到中学，中学的国文、外文、数学、物理、历史、地理，大学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他几乎门门精通，拿着课本走上课堂，深入浅出地生动讲述，深受师生好评。而且，他与陈时一样记忆力惊人，学校的几百名学生的名字，他们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学子们都十分敬佩他。陈时与严士佳可谓黄金搭档。陈长于进取，严善于防守;陈敏感，严谨慎;陈能量大，严生性质朴。两人取长补短，相辅相成。
陈时除倾家竭产办学外，还充分发挥校友会与董事会的作用，共同为学校走出困境献计出力。当时重庆的大米价格，市场价与政府平价供应反差大，这让原来没有享受政府平价的中华大学雪上加霜。经陈时向重庆国民政府粮食部提出申请，终于比照国立大学给中华大学平价米指标，缓解了师生的吃饭问题。
为了改善中华大学在重庆的办学条件，徐源泉、贺国光等多位在任军政官员的校董斡旋下，曾在重庆唯一电影院——“国泰戏院”募捐，采取每张票上加收五分钱的方式，为学校募集到经费十万元;还募集到四川各银行与大华、裕华纱厂捐赠的十二万元。另一方面，通过陈时的积极争取，促成教育部拨付了1941年度补助款十五万元。进而，利用这些资金按照校训中的前四个字“成德达材”建成了四栋三层楼校舍：山中的两栋为教室、办公室与图书馆，山上的两栋为实验室与礼堂。到了1943年，除在米市街60—70号改建八间教室外，又用募集的三十八万元新建了青砖结构平房四百平方米，将破烂不堪操场修葺一新。
不仅如此，陈时充分利用重庆人才荟萃这一社会资源，极力邀请各界名人来校任教、讲学与演讲。其中，著名考古学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的郭沫若教甲骨文;作家、学者卢前教中国文学史，太虚法师教佛学，余家菊讲儒家哲学并任中文系主任，陈启天讲法家哲学，张君劢讲魏晋玄学。同时邀请各界名人演讲联系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形势，阐述各自见解，诸如陈立夫的《唯生论》，杨杰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冯玉祥的《爱国主义和抗战胜利》，马寅初的《新人口論》，邹韬奋的《政治民主化》，范长江的《抗战形势》等。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用流利的英语讲国际形势时，当谈到德、意、日法西斯尽管凶横一时，但实际上就像一只关在囚笼中的野兽，处于世界人民的包围夹击之下垂死挣扎时，引起了广大师生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从而坚定了大家抗战必胜的信心。他还特邀了邓初民、陶行知、邵力子、李公朴、胡适、张群等著名人物先后来校讲学和演讲。
中华大学也是孕育外语人才的摇篮。抗战后期，为了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国民政府急需大批懂外语的人才，曾在1944年、1945年两次向重庆各大学招收翻译人员，应征师生共计五千余人。中华大学不少师生都通过了英语和其他方面考试，合格后应征入伍，随即奔赴抗日前线从事翻译工作。
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投降了，陈时率领师生在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庆典。9月，当年修书给陈时的日本朋友，此时身为日本外相的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代表递交投降书。
1946年元月，陈时再次排除万难，又将中华大学的图书、仪器、档案等分批从重庆搬回武汉……
陈时（1891—1953），字叔澄，湖北黄陂人。早年留日经黄兴介绍，在孙中山亲自主盟下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学成归国后，他投身震惊中外的武昌首义，并任湖北军政府财政秘书;民国肇端，他功成身退，与其父陈宣恺昆仲慷慨捐资，于民元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四十年间，中华大学以“成德、达材、独立（合作）、进取”为校训，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万名及门弟子遍及海内外。
自1912年创立中华大学起，四十年间，陈时总是结合当时形势，将反对帝国主义入侵列为学校德育的主题内容。在“五七国耻日”，他及时召开教职员座谈会，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强加给北洋政府的“二十一条”，并要求校内的大、中、小学开展相关主题班会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尽管当局戒备森严，他却于“五七国耻日”召开一个特别的全校运动会，并在主旨讲话中严厉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与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强调振扬国雄精神。身为附中主任、学校体育部书记的恽代英则带领大家呼喊口号“不忘国耻”！运动场上顿时喊声震天，群情鼎沸，运动会几乎成为声讨大会。次日，《大汉报》、《汉口新闻报》与《申报》等纷纷予以报道。恽代英也在当天的日记中对运动会的情形进行了描述，还记录了陈时对他的“再三叮咛”，并组织同人上街散发传单，拉开了武汉三镇五四运动的帷幕。他这样写道：“今日为运动会正期……警备特别戒严，防有特别暴动。叔澄师对我叮咛再三，余允相机行动。……吾与陈学谓君及勺庭三君谈，人须‘舍得’才能救国。沿街发前印明信片及传单，梦铿实助余。”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时及时组织全校师生成立抗日救国会，并举行总宣誓，还亲自率领师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宣传抗日。当年11月，全校大学部与高中部成立青年义勇军，组织训练义勇军干部教导队;12月，初中全体学生成立义勇童子军。1932年初，为声援十九路军在上海自发扛起抗日大旗——“一·二八”淞沪抗战，重创入侵日军，陈时专门致电天津《大公报》并召开会议，就加强抗战的国际宣传以正视听。为了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陈时又安排教务处会同军训股，以一千五百名中华大学义勇军的名义致抗日前线的十九路军铁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鍇与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戴戟，在慰问、声援铁军的同时，还表达“枕戈待命”的同仇敌忾气概。
作为首届世界教育会议委员，陈时一直代表中国教育家在世界教育系统发声。1937年7月5日，当得知日本拟接纳日军扶持的伪满代表赴日参加国际教育会议，他联袂中国教育学会会员十七人，领衔致电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主席团。电文云：“阅报载世界教育会议，日本筹备负责人允许伪满参加，莫名骇异！特正式提醒，由本会决定联合教育学术团体表示意见，拒绝参加，并向会员各国宣言。”
陈时的通电得到了新闻界、学界的立即响应。翌日，《中央日报》全文刊登其电文。几天后，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主席团开会决定，致电世界教育会议代表孟禄，在声明反对日方接受伪满代表与会的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代表不参加此次会议的决定。
“武汉会战”拉开帷幕后，中华大学留守或搬迁的十字路口。此时，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新任负责攻略武汉的司令长官（后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曾与陈时是朋友，还曾有过诗词唱和;日方要员岸信介、佐藤荣作也和陈时有一定私交。而且，日本外交官重光葵致函陈时，对方以老朋友的身份要求陈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武汉，留下来共建“东亚共荣圈”，学校可以继续办下去，甚至，他代表日本政府承诺，给其高官厚禄。可是，陈时看着重光葵的来信，顿时怒火在心中燃烧，他义正词严地电复重光葵：“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决不会以个人的私交叛国投敌，我与我的同胞会团结一心抗战到底，直到收复失地！”
“武汉会战”期间，国民政府机关、工厂纷纷忙于西迁重庆，往返汉渝的民生公司船只几乎被政府部门包完了。在如此非常时期，政府无法对高等学校西迁全部做出安排，国立大学的搬迁都急得束手无策，更何况一所私立大学？
于是，陈时先期赶往宜昌与重庆考察合适新校址，本着场地与经费多方考虑，他决定先迁往路途较近的宜昌后坪（今三斗坪）小溪塔。随即他在此办理征地手续，建成简易校舍。安排就绪后，又马不停蹄地返回武汉。在日军占领武汉之前，陈时以其非凡的组织能力，率学校师生员工携带图书、仪器等教学用具，历经艰险将学校迁至宜昌小溪塔，在那里复校了三个星期。
随着武汉的失守，日军飞机对鄂西宜昌一带狂轰滥炸，中华大学无法在此继续上课。陈时当机立断，向重庆西迁。而后，他安排员工再把这些东西装箱用木划子分批往长江上游运，快到重庆时，木船上不去，只有用人来拉纤，师生员工有的坐木船，有的坐汽车，有时下来步行，辗转到了重庆。有中华大学校友以诗纪事为证：“东邻背义践吾邦，惨淡西迁遂流亡。峡壁凭高聊作障，渝南倚庙勉为堂。”
陈时初到人生地不熟的重庆，举步维艰。幸亏旅渝辛亥志士、中华大学校董喻育之，时任川东经济建设策进会副主任与湖北同乡会理事长，经他与同乡商定，遂将坐落在重庆南岸米市下街的湖广会馆，即涂山山麓的“禹王庙”旧址——当时的湖北同乡会会址，作为中华大学的战时校址。于是，他派人将庙堂稍加整修，将庙内大殿和两厢作为学校办公地方与部分男生宿舍，经殿楼为女生宿舍，涂山山坡上约两千平方米为校园。除教室、图书馆等，还借觉林寺的空场地作为学校操场，于1938年12月正式复学。由于战乱长途迁徙，中华大学师生流失严重，抵渝注册的大学生只有三百人。为了集中力量办学，陈时将原来的三个学院十三个系减少为三院五系（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数学、化学、工商管理学）一个专修科（会计）。同时，将附中合并到国立第十二中学。 “粮道街无粮，米市街缺米。”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华大学武昌校区位于粮道街，重庆校区又是米市街道，但陈时常常为学校无米下锅而发愁。尤其是在重庆，战时笔墨纸张等物资十分匮乏，而且物价飞涨，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经济拮据，借贷无门，困窘几乎使陈时无法承受。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办中华大学，好比佛教建寺，开头我是大护法，大施主，同时当上了方丈。不久就远出化缘，抗战时等于挂单，沿门托钵……”
在1942年春节前夕，中华大学面临着断炊的境地，陈时四处求贷，全校师生群策群力。著名抗日将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万福麟上将，当他从1940年考入重庆中华大学工商管理系学习的小儿子万国权那里得知中华大学师生陷入困境后，就主动让陈时在万家举行一次募捐义演。
消息传出，著名电影演员秦怡、白杨、路曦等与一批知名京剧票友纷纷加盟，联合演出了话剧《野玫瑰》（又名《天字第一号》）。《野玫瑰》讴歌地下工作者同汉奸斗智斗勇的义举，在大后方搬上高校与群众舞台后，曾轰动一时。那天的义演非常成功，不仅解决了学校师生在生活上度过年关的燃眉之急，而且包括万国权在内的同学，也纷纷粉墨登场与演员互动，大家充满激情的临场发挥时不时赢得了阵阵掌声，台下座无虚席，师生们在艰难困苦的年代，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中华大学在山城重庆艰难度日，但一批名师依然团结在陈时周围，患难与共。留美博士邹昌炽（允中）当时单身一人就住在禹王庙里不足十平方米的陋室，室内放着一张木床，供就寝之用;他一心扑在教书上，室内一张旧书桌上则摆着打字机、油印机各一台。他自编讲义、自刻蜡纸，并亲自油印。他不饮酒、不抽烟、不喝茶，唯一的爱好是喜欢吃洋面包，重庆没有面包他就如法炮制，偶尔弄一点猪油，用刀片涂到黑面馒头上解馋。
留美归来的知名教授严士佳，为陈时的人格魅力所动，他谢绝了高官厚禄，而宁愿追随陈时在中华大学甘守清贫，勤勉治校育人。作为学校的教务长，他不仅自己在教学上兢兢业业，以身示范，而且不分分内分外，竟然充当起全能代课老师的角色。一旦有老师请假，他都会亲自去代课。由大学到中学，中学的国文、外文、数学、物理、历史、地理，大学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他几乎门门精通，拿着课本走上课堂，深入浅出地生动讲述，深受师生好评。而且，他与陈时一样记忆力惊人，学校的几百名学生的名字，他们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学子们都十分敬佩他。陈时与严士佳可谓黄金搭档。陈长于进取，严善于防守;陈敏感，严谨慎;陈能量大，严生性质朴。两人取长补短，相辅相成。
陈时除倾家竭产办学外，还充分发挥校友会与董事会的作用，共同为学校走出困境献计出力。当时重庆的大米价格，市场价与政府平价供应反差大，这让原来没有享受政府平价的中华大学雪上加霜。经陈时向重庆国民政府粮食部提出申请，终于比照国立大学给中华大学平价米指标，缓解了师生的吃饭问题。
为了改善中华大学在重庆的办学条件，徐源泉、贺国光等多位在任军政官员的校董斡旋下，曾在重庆唯一电影院——“国泰戏院”募捐，采取每张票上加收五分钱的方式，为学校募集到经费十万元;还募集到四川各银行与大华、裕华纱厂捐赠的十二万元。另一方面，通过陈时的积极争取，促成教育部拨付了1941年度补助款十五万元。进而，利用这些资金按照校训中的前四个字“成德达材”建成了四栋三层楼校舍：山中的两栋为教室、办公室与图书馆，山上的两栋为实验室与礼堂。到了1943年，除在米市街60—70号改建八间教室外，又用募集的三十八万元新建了青砖结构平房四百平方米，将破烂不堪操场修葺一新。
不仅如此，陈时充分利用重庆人才荟萃这一社会资源，极力邀请各界名人来校任教、讲学与演讲。其中，著名考古学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的郭沫若教甲骨文;作家、学者卢前教中国文学史，太虚法师教佛学，余家菊讲儒家哲学并任中文系主任，陈启天讲法家哲学，张君劢讲魏晋玄学。同时邀请各界名人演讲联系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形势，阐述各自见解，诸如陈立夫的《唯生论》，杨杰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冯玉祥的《爱国主义和抗战胜利》，马寅初的《新人口論》，邹韬奋的《政治民主化》，范长江的《抗战形势》等。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用流利的英语讲国际形势时，当谈到德、意、日法西斯尽管凶横一时，但实际上就像一只关在囚笼中的野兽，处于世界人民的包围夹击之下垂死挣扎时，引起了广大师生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从而坚定了大家抗战必胜的信心。他还特邀了邓初民、陶行知、邵力子、李公朴、胡适、张群等著名人物先后来校讲学和演讲。
中华大学也是孕育外语人才的摇篮。抗战后期，为了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国民政府急需大批懂外语的人才，曾在1944年、1945年两次向重庆各大学招收翻译人员，应征师生共计五千余人。中华大学不少师生都通过了英语和其他方面考试，合格后应征入伍，随即奔赴抗日前线从事翻译工作。
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投降了，陈时率领师生在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庆典。9月，当年修书给陈时的日本朋友，此时身为日本外相的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代表递交投降书。
1946年元月，陈时再次排除万难，又将中华大学的图书、仪器、档案等分批从重庆搬回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