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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符号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意义进行研究，是其主要贡献。本文从符号语言学的视角，利用符号中的能指与所指，指称意义、语用意义，对词语翻译过程中词语意义交叉联立进行分析探讨。在对词语意义进行翻译时，如果在对意义是指称意义的词语进行翻译时，就可采用直译或意译的方式。若意义是其指称意义时，则用前者，即直译。但是在实际翻译中，会遇到词语因为存在交叉对应关系或者联立关系而需要灵活处理的情况。在判断词语意义时，不能只局限在符号内部，还需要考虑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这时需要考虑词语搭配环境和文化背景差异等因素，对词语进行意译。
关键词： 词语翻译 交叉联立 符号语言学
一、引言
翻译的主要工作是在理解目标语的前提下，在原语中选择恰当合适的词汇对目标语进行表述，传达目标语想要传达的意思。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的等值和准确性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影响到目标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与原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是否一样。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发生在原语与目标语间的转换，所以翻译的实质可理解为两种符号系统的转换。鉴于符号学与翻译学之间关系密切，符号学对于翻译研究的作用在于它对意义的研究，所以可以从符号语言学的视角，对词语翻译进行研究探讨。下面，本文首先对符号学和符号语言学进行简要的介绍，继而按照查尔斯·莫里的应用成果：从三个方面对语言意义进行分类，即言内意义、指称意义、语用意义，本文主要利用后两个对词语翻译过程中词语的交叉联立意义进行分析探讨。
二、符号学、符号语言学
符号学是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吸引了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的注意力并对其研究。下面将对符号学研究代表人物索绪尔和巴特、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介绍。
（一）索绪尔、巴特的符号理论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亦是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语言符号理论，认为语言是基于符号和意义的一门科学。在巨著《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Saussure 1916）认为语言是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概念就是所指（signified），声音的心理印迹或音响形象就是能指（signifier）。索绪尔还阐述了语言符号的一些特点，如任意性和归约性、社会性和心理性等。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将索绪尔提出能指、所指从语言学扩展到了符号学。他认为语言符号都是由所指和能指结合而成的。比如，“猫”这个符号，它的能指就是“猫”这个字的词形，而它的能指就是“食肉目猫科动物，前肢五指，后肢四趾，前肢短小，趾尖的手指，弯曲的爪，爪能伸缩，夜间活动，猎捕其他动物的方式是伏击，大多能攀树”。所以“猫”这个符号就是由它的能指所指结合而成的。符号学使语言回归本源，产生了符号语言。符号语言学是对受语法、语用和语义规则支配的符号的使用（杨玲、卢振飞 2006：156）。
（二）莫里斯对皮尔斯符号理论的发展
索绪尔是符号学的奠基人，而美国逻辑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提出的“符号三分法”（同上：157）则是当代符号学理论形成的根本与溯源。之后，美国行为语义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对皮尔斯的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发展。莫里斯（1989）认为任何符号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实体，即符号载体（a sign vehicle）、符号所指（a represent of a sign）和解释者（an interpretant）。这三部分之间的关系构成符号学三方面的意义，即形式意义（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存在意义（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和实用意义（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符号的完整意义即这三个意义之和。此后，莫里斯将自己的符号学意义观应用到语言学研究：言内意义、指称意义、语用意义三者共同构成语言意义。接下来从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这两方面对词语翻译过程中词语的交叉联立意义进行研究。
三、符号语言学与词语翻译
符号学对于翻译研究的作用在于它对意义的研究，接下来从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这两方面对词语的交叉联立意义进行研究。
（一）指称意义
指称意义是语言符号与其所描绘或叙述的事物的关系，是语言符号表层的意义， 其核心内容是事物的基本的区别性特征， 可以理解为语言符号的“所指”（关德英 2006：117），其实就是字典中的解释。“猫”的指称意义就是它的能指“食肉目猫科动物，前肢五指，后肢四趾，前肢短小，趾尖的手指，弯曲的爪，爪能伸缩。夜间活动。猎捕其他动物的方式是伏击，大多能攀树”。这个符号是由词形（能指）和“四足哺乳动物”（所指）结合而成的，它的意义就是所指。当遇到诸如“cold war”，“hot line”，“black market”等词时，就可以分别直译为“冷战”，“热线”，“黑市”。
然而，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并不能决定符号的意义，参考索绪尔（1916），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传统的，我们绝对可以用其他能指，如“狗”或“猪”代替所指“四足哺乳动物”。所以想要了解符号的意义，不仅是所指和能指的关系，而且是符号和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翟凤荣 2001：46）。比如“this is a cat”中的“cat”这个符号的语义是“猫”；而在“she is a cat”中，就不能再把“cat”理解为“猫”了，而是“她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所以这时的符号“cat”语义就由和其他另一个符号“she”的关系决定。由此可以看出，对一个词语即一个符号进行翻译，在判断词语意义时，不能只局限在符号内部，即所指，需要考虑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
在对意义是指称意义即符号内部的所指这样的词语进行翻译时，可以采用直译的方式。但是在实际交际过程中，会遇到词语因为存在交叉对应关系或者联立关系而需要灵活处理的情况，接下来，对词语翻译的交叉联立意义进行探究。 1.词语翻译的交叉意义
交叉：汉语和英语词语之间有语义部分是相同的，其他不同的语义的现象。大部分英语和汉语词语在语义上表现为交叉对应。举例说明，works词性为名词时有“著作”和“工厂”的意思；“工厂”用英语中的“works”和“plant”来表示；而“plant”词性是名词，则有“工厂”和“植物”的意思。所以，搭配、上下文和语境共同决定英汉词语间的交叉对应。比如，“works”可以根据不同的搭配表示不同的意思：“Hemingway’s greatest works（海明威最伟大的作品）”在这里，“works”的意思是“著作”；而在“steel works（炼钢厂）”中，“works”表示“工厂”。
2.词语翻译的联立意义
一般来说，一个孤立的英语词语，它的意义是不确定、不稳定的，受到临近词语的制约，所以只有处于一定的联立关系中，即特定的搭配环境中，它的词义才稳定，明确。也就是说，“word has no meaning till it is in a context.”（词在上下文中方有意义）。词义是由受到临近词的制约，也就是与周围词的搭配关系，而意义不同，例如“take”，当只看到它，能想到的是它最基本最常用的意义，即“拿，取”，是无法给出具体明确的意义的，翻开字典也会看到，它的意义有很多条，而很大程度上，“take”的词义是由与它临近的词的搭配关系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take after”是照顾，照料的意思；“take place”是发生，进行，举行的意思；而“take pains”是努力，下工夫，尽力的意思。
（二）语用意义
语用意义，就是语言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意义。指称意义是字面意思，是词的最基本的意义，语用意义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语境下，由指称意义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意义。但是在交际中，只使用词的指称意义的情况是很少的，往往要结合不同的语用意义达到传递信息或透彻理解信息的交际目的。所以对于语用意义，在翻译时，往往要将原语与目标语的社会文化差异考虑进去。例如，中国人有谦虚美德，经常用诸如“鄙人”、“寒舍”、“犬子”“贱内”等词语来表示谦虚之意，但是在西方国家，却不存在这样的“自贬”词汇，所以在翻译“我”的意思时，如果目标语是英语，则可直接翻译成“I”，而汉语若是目标语，则应根据不同语境进行酌情翻译成“我”，“鄙人”等。再比如对颜色词语的翻译，不同的文化赋予同一种颜色不同的含义，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文化背景差异使得词语翻译多样化。英语中的“green”在“green with envy”、“green-eyed monster”、 green as jealousy”表达的都是嫉妒；在“green hand”、“greenhorn”表达的是缺乏经验，新手的意思；而在“green fingers”中，表示的是“高超的园艺技术”，但是在汉语中绿色却没有那种意思。反之，在汉语中，我们经常用“绿帽子”表示妻子对丈夫不忠贞，而如果要翻译成英语，则不能直译为“green hat”，造成外国读者的不解，而是用“cuckold”表示汉语中的“绿帽子”。
当一个词在英语和汉语中不表达相同的语用意义，语用意义和语义意义是不平等的，我们不能简单地使用语义意义，即直译，需要做出调整，应表达其语用含义，为了达到最自然的对等（吴娜、张余辉 2011：79）。例如，“She is a fox”，可以直接翻译成“她是个狐狸精”，因为在英语和汉语中有“狡猾，狡猾的人”的意思，“fox”的语义含义和语用含义此时是相等的；但对于“She is a cat”，如果翻译成“她是一只猫”，读者就不知所云了。很明显，这里的“cat”翻译时不能使用其语义含义，而是要用它的语用含义，“狠毒的女人”，翻译成“她是个包藏祸心的女人”。同样是“cat”这个词，再如“rains cats and dogs”，如果直译成“下猫下狗”，则一定会让读者不理解其想表达的意思，而捧腹大笑的，所以，此时不能拘泥于词语的字面意思，需要做一些修改，译为“倾盆大雨”。
五、结语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翻译是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转换，因此翻译的本质可认为是两种符号系统的转换。本文从符号语言学的视角，利用符号中的能指与所指，指称意义、语用意义，对词语翻译过程中词语意义交叉联立进行分析探讨。在对意义是指称意义即符号内部的所指这样的词语进行翻译时，可以采用直译的方式。但是在实际翻译中，会遇到大量词语因为存在交叉对应关系或者联立关系而需要灵活处理的情况。并且，对一个词语即一个符号进行翻译，在判断词语意义时，不能只局限在符号内部，即所指，还需要考虑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这时需要考虑词语搭配环境和文化背景差异等因素，对词语进行意译。
参考文献：
[1]关德英.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看翻译中的语言视差[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6（6）：117.
[2]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黄天源译.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9.
[3]莫里斯.指号、语言和行为[M].罗兰、周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5]吴娜，张余辉.试析符号学视角下的翻译等值问题[J].办公室业务·理论讨论， 2011：79.
[6]杨玲，卢振飞.从符号语言学看翻译中的等值[J].江西社会科学， 2006：156-57.
[7]翟凤荣.符号学在翻译中的功用[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2）：46.
关键词： 词语翻译 交叉联立 符号语言学
一、引言
翻译的主要工作是在理解目标语的前提下，在原语中选择恰当合适的词汇对目标语进行表述，传达目标语想要传达的意思。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的等值和准确性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影响到目标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与原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是否一样。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发生在原语与目标语间的转换，所以翻译的实质可理解为两种符号系统的转换。鉴于符号学与翻译学之间关系密切，符号学对于翻译研究的作用在于它对意义的研究，所以可以从符号语言学的视角，对词语翻译进行研究探讨。下面，本文首先对符号学和符号语言学进行简要的介绍，继而按照查尔斯·莫里的应用成果：从三个方面对语言意义进行分类，即言内意义、指称意义、语用意义，本文主要利用后两个对词语翻译过程中词语的交叉联立意义进行分析探讨。
二、符号学、符号语言学
符号学是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吸引了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的注意力并对其研究。下面将对符号学研究代表人物索绪尔和巴特、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介绍。
（一）索绪尔、巴特的符号理论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亦是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语言符号理论，认为语言是基于符号和意义的一门科学。在巨著《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Saussure 1916）认为语言是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概念就是所指（signified），声音的心理印迹或音响形象就是能指（signifier）。索绪尔还阐述了语言符号的一些特点，如任意性和归约性、社会性和心理性等。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将索绪尔提出能指、所指从语言学扩展到了符号学。他认为语言符号都是由所指和能指结合而成的。比如，“猫”这个符号，它的能指就是“猫”这个字的词形，而它的能指就是“食肉目猫科动物，前肢五指，后肢四趾，前肢短小，趾尖的手指，弯曲的爪，爪能伸缩，夜间活动，猎捕其他动物的方式是伏击，大多能攀树”。所以“猫”这个符号就是由它的能指所指结合而成的。符号学使语言回归本源，产生了符号语言。符号语言学是对受语法、语用和语义规则支配的符号的使用（杨玲、卢振飞 2006：156）。
（二）莫里斯对皮尔斯符号理论的发展
索绪尔是符号学的奠基人，而美国逻辑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提出的“符号三分法”（同上：157）则是当代符号学理论形成的根本与溯源。之后，美国行为语义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对皮尔斯的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发展。莫里斯（1989）认为任何符号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实体，即符号载体（a sign vehicle）、符号所指（a represent of a sign）和解释者（an interpretant）。这三部分之间的关系构成符号学三方面的意义，即形式意义（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存在意义（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和实用意义（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符号的完整意义即这三个意义之和。此后，莫里斯将自己的符号学意义观应用到语言学研究：言内意义、指称意义、语用意义三者共同构成语言意义。接下来从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这两方面对词语翻译过程中词语的交叉联立意义进行研究。
三、符号语言学与词语翻译
符号学对于翻译研究的作用在于它对意义的研究，接下来从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这两方面对词语的交叉联立意义进行研究。
（一）指称意义
指称意义是语言符号与其所描绘或叙述的事物的关系，是语言符号表层的意义， 其核心内容是事物的基本的区别性特征， 可以理解为语言符号的“所指”（关德英 2006：117），其实就是字典中的解释。“猫”的指称意义就是它的能指“食肉目猫科动物，前肢五指，后肢四趾，前肢短小，趾尖的手指，弯曲的爪，爪能伸缩。夜间活动。猎捕其他动物的方式是伏击，大多能攀树”。这个符号是由词形（能指）和“四足哺乳动物”（所指）结合而成的，它的意义就是所指。当遇到诸如“cold war”，“hot line”，“black market”等词时，就可以分别直译为“冷战”，“热线”，“黑市”。
然而，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并不能决定符号的意义，参考索绪尔（1916），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传统的，我们绝对可以用其他能指，如“狗”或“猪”代替所指“四足哺乳动物”。所以想要了解符号的意义，不仅是所指和能指的关系，而且是符号和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翟凤荣 2001：46）。比如“this is a cat”中的“cat”这个符号的语义是“猫”；而在“she is a cat”中，就不能再把“cat”理解为“猫”了，而是“她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所以这时的符号“cat”语义就由和其他另一个符号“she”的关系决定。由此可以看出，对一个词语即一个符号进行翻译，在判断词语意义时，不能只局限在符号内部，即所指，需要考虑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
在对意义是指称意义即符号内部的所指这样的词语进行翻译时，可以采用直译的方式。但是在实际交际过程中，会遇到词语因为存在交叉对应关系或者联立关系而需要灵活处理的情况，接下来，对词语翻译的交叉联立意义进行探究。 1.词语翻译的交叉意义
交叉：汉语和英语词语之间有语义部分是相同的，其他不同的语义的现象。大部分英语和汉语词语在语义上表现为交叉对应。举例说明，works词性为名词时有“著作”和“工厂”的意思；“工厂”用英语中的“works”和“plant”来表示；而“plant”词性是名词，则有“工厂”和“植物”的意思。所以，搭配、上下文和语境共同决定英汉词语间的交叉对应。比如，“works”可以根据不同的搭配表示不同的意思：“Hemingway’s greatest works（海明威最伟大的作品）”在这里，“works”的意思是“著作”；而在“steel works（炼钢厂）”中，“works”表示“工厂”。
2.词语翻译的联立意义
一般来说，一个孤立的英语词语，它的意义是不确定、不稳定的，受到临近词语的制约，所以只有处于一定的联立关系中，即特定的搭配环境中，它的词义才稳定，明确。也就是说，“word has no meaning till it is in a context.”（词在上下文中方有意义）。词义是由受到临近词的制约，也就是与周围词的搭配关系，而意义不同，例如“take”，当只看到它，能想到的是它最基本最常用的意义，即“拿，取”，是无法给出具体明确的意义的，翻开字典也会看到，它的意义有很多条，而很大程度上，“take”的词义是由与它临近的词的搭配关系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take after”是照顾，照料的意思；“take place”是发生，进行，举行的意思；而“take pains”是努力，下工夫，尽力的意思。
（二）语用意义
语用意义，就是语言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意义。指称意义是字面意思，是词的最基本的意义，语用意义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语境下，由指称意义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意义。但是在交际中，只使用词的指称意义的情况是很少的，往往要结合不同的语用意义达到传递信息或透彻理解信息的交际目的。所以对于语用意义，在翻译时，往往要将原语与目标语的社会文化差异考虑进去。例如，中国人有谦虚美德，经常用诸如“鄙人”、“寒舍”、“犬子”“贱内”等词语来表示谦虚之意，但是在西方国家，却不存在这样的“自贬”词汇，所以在翻译“我”的意思时，如果目标语是英语，则可直接翻译成“I”，而汉语若是目标语，则应根据不同语境进行酌情翻译成“我”，“鄙人”等。再比如对颜色词语的翻译，不同的文化赋予同一种颜色不同的含义，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文化背景差异使得词语翻译多样化。英语中的“green”在“green with envy”、“green-eyed monster”、 green as jealousy”表达的都是嫉妒；在“green hand”、“greenhorn”表达的是缺乏经验，新手的意思；而在“green fingers”中，表示的是“高超的园艺技术”，但是在汉语中绿色却没有那种意思。反之，在汉语中，我们经常用“绿帽子”表示妻子对丈夫不忠贞，而如果要翻译成英语，则不能直译为“green hat”，造成外国读者的不解，而是用“cuckold”表示汉语中的“绿帽子”。
当一个词在英语和汉语中不表达相同的语用意义，语用意义和语义意义是不平等的，我们不能简单地使用语义意义，即直译，需要做出调整，应表达其语用含义，为了达到最自然的对等（吴娜、张余辉 2011：79）。例如，“She is a fox”，可以直接翻译成“她是个狐狸精”，因为在英语和汉语中有“狡猾，狡猾的人”的意思，“fox”的语义含义和语用含义此时是相等的；但对于“She is a cat”，如果翻译成“她是一只猫”，读者就不知所云了。很明显，这里的“cat”翻译时不能使用其语义含义，而是要用它的语用含义，“狠毒的女人”，翻译成“她是个包藏祸心的女人”。同样是“cat”这个词，再如“rains cats and dogs”，如果直译成“下猫下狗”，则一定会让读者不理解其想表达的意思，而捧腹大笑的，所以，此时不能拘泥于词语的字面意思，需要做一些修改，译为“倾盆大雨”。
五、结语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翻译是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转换，因此翻译的本质可认为是两种符号系统的转换。本文从符号语言学的视角，利用符号中的能指与所指，指称意义、语用意义，对词语翻译过程中词语意义交叉联立进行分析探讨。在对意义是指称意义即符号内部的所指这样的词语进行翻译时，可以采用直译的方式。但是在实际翻译中，会遇到大量词语因为存在交叉对应关系或者联立关系而需要灵活处理的情况。并且，对一个词语即一个符号进行翻译，在判断词语意义时，不能只局限在符号内部，即所指，还需要考虑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这时需要考虑词语搭配环境和文化背景差异等因素，对词语进行意译。
参考文献：
[1]关德英.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看翻译中的语言视差[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6（6）：117.
[2]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黄天源译.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9.
[3]莫里斯.指号、语言和行为[M].罗兰、周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5]吴娜，张余辉.试析符号学视角下的翻译等值问题[J].办公室业务·理论讨论， 2011：79.
[6]杨玲，卢振飞.从符号语言学看翻译中的等值[J].江西社会科学， 2006：156-57.
[7]翟凤荣.符号学在翻译中的功用[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