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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木椅价值千万!
2009年10月8日,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举行的中国瓷器及工艺品专场中,一张清代乾隆皇帝的紫檀宝座在7600万港元处落槌,成为全场最大卖点。宝座由上乘紫檀木精心雕琢而成,五条“水波云龙”栩栩如生,长140.5厘米,是迄今拍出的最大紫檀木龙椅之一。这张宝座1935年曾在日本大阪展览,而后一直被私人收藏,这是第一次公开拍卖,拍卖前市场估价2000万港元-3000万港元。最终加上佣金,成交价高达8578万港元,打破了中国古家具的世界拍卖纪录。
皇帝的坐具与常人的坐具不仅形制不同,叫法也不同。我们的椅子再大也称之为椅,而皇帝的椅子则称之为宝座。宝座的第一特点是尺寸大,大到坐者不甚舒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为了皇家的尊严,皇帝只好委屈坐在如此宽大的坐具里,享受着平民百姓无法享受的威严与痛苦。其实,坐在宝座上就相当于坐在板凳上,无法倚靠。为了补救这个缺陷,宝座上要置放大小不一的软垫,以缓解不适。在古家具收藏中,宝座是个罕物,尤其紫檀宝座,工艺精湛,每个都充满了智慧的设计。
大、小美之分
中国自古是一个自给自足经济的农业大国,手工业发达。千百年来,手工业对百姓的生活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家具生产是手工业极重要的一个门类。过去的中国人是否富有,外看房屋,内看陈设,一目了然。古人的财富比较直观,不像今人,穿得简朴,囊中却藏有巨额股票。
室内陈设中最重要的当属家具。古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家具设计上制定了一个原则——尊严第一,舒适第二。这个原则是古人生存的哲学。宋代以后,程朱理学主导了中国社会生存理念,强调做人做事的准则。恰巧,中国古家具在此时定型,与后来的元明清时期无大异。尊严第一,是指家具设计中首要考虑的因素是视觉感受,体积、式样、材质、工艺等等无一不强调使用者的尊严;舒适第二,在前者的基础上,再考虑使用者的舒适度。
这非常令今人费解。家具使用,本应舒适第一,而古人为何先要强调尊严呢?诺基亚手机的广告词反复说“以人为本”,这是西方人的意识。而中国古家具如也拟一句广告词,可以说“以人文精神为本”。这就是东方与西方在人生哲学上的不同。
在一般外行人眼里,提到中国古典家具都会认为是那种“紫檀、雕花的、厚重的”器物,乾隆宝座创出天价成交似乎无可厚非。实际上,明式的尤其是黄花梨木家具才是中国古典家具的上乘之作。作为非专业人士,鉴别古典家具首要准则是“大势”,就是我们常说的“战略上要藐视对手”。
文化是家具最明显的外在表现方式。明式家具与清式家具最显著的区别是简洁。明朝是汉族文化发展到极至的时候,那时候文人的审美是“极简主义”,表面上看似乎平淡无奇,但变化常在最细微处引起波澜。而清式家具由于当时少数民族情感的主导,追求宏伟气魄,崇尚雕梁画柱甚至繁复厚重,用材也一改黄花梨的飘逸气质,全社会都向往紫檀木的气势汹汹。
其实,在中国古家具的价值标准判断中,明式家具是世界上公认的艺术价值的最高峰。清式家具的美,在明式家具面前充其量只能称得上“小美”。
文人的品味
在审美层面对明式家具艺术产生深刻影响的,是宋代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史有着独特贡献的“儒学的复兴”——宋朝皇帝有养士之风,以至在士大夫阶层逐渐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他们将儒家的伦理道德置于佛家、道家的宇宙观之上,认为宇宙之运行包含着无数的因果关系,人类的行为当与自然法则(他们称之为“天理”)相符。
一种自觉精神也在士大夫社会渐渐萌生——“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操成为了一种时代精神,进而为以后中国儒生正直守节操的集体人格树立了精神原则。
在宋代文人阶层的精神气质影响下产生出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就是“主静”和“主敬”;在审美层面,则专注于无形的生命体验,展开了一种纯精神性的探索。宋代的艺术重新回到表现自然的世界,在静穆、枯寂中体验自然内在的韵律,超越了以满足感官愉悦而经营声色的华丽漂亮,反对人为的雕琢藻绘之工,追求自然天成,以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为最高境界。这种审美追求在宋代、乃至后来的明代家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到目前为止,最能够反映出一个文化富裕程度的并非是多,而是少——让人看起来很多的少。这里说的不是现代的简约主义,而是始于中国宋代(尤其南宋)、成于明代的艺术面貌。一种满有信心地“将一切可能煽动情感的视觉元素都慎藏起来”的细腻美学风尚。
中国的审美族群大致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皇族——包括上流富户,事事要求材料好,造型富贵华丽;
平民百姓——只能用一般材料,在造型上力求吉祥富贵;
文人——也就是知识分子,喜爱质料好,造型清雅。
用不太贴切的说法,“君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恍若一切完美的“终点”。在皇族、平民和文人之间,文人一直都在致力于“君子模式”,论品位自然最接近“终点”。而皇室和平民就在高、低两个审美水平间跟着跑。王公贵胄与平民百姓一旦沾上(或要表现)文人本色,审美便会趋近那种平平淡淡。
2009年10月8日,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举行的中国瓷器及工艺品专场中,一张清代乾隆皇帝的紫檀宝座在7600万港元处落槌,成为全场最大卖点。宝座由上乘紫檀木精心雕琢而成,五条“水波云龙”栩栩如生,长140.5厘米,是迄今拍出的最大紫檀木龙椅之一。这张宝座1935年曾在日本大阪展览,而后一直被私人收藏,这是第一次公开拍卖,拍卖前市场估价2000万港元-3000万港元。最终加上佣金,成交价高达8578万港元,打破了中国古家具的世界拍卖纪录。
皇帝的坐具与常人的坐具不仅形制不同,叫法也不同。我们的椅子再大也称之为椅,而皇帝的椅子则称之为宝座。宝座的第一特点是尺寸大,大到坐者不甚舒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为了皇家的尊严,皇帝只好委屈坐在如此宽大的坐具里,享受着平民百姓无法享受的威严与痛苦。其实,坐在宝座上就相当于坐在板凳上,无法倚靠。为了补救这个缺陷,宝座上要置放大小不一的软垫,以缓解不适。在古家具收藏中,宝座是个罕物,尤其紫檀宝座,工艺精湛,每个都充满了智慧的设计。
大、小美之分
中国自古是一个自给自足经济的农业大国,手工业发达。千百年来,手工业对百姓的生活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家具生产是手工业极重要的一个门类。过去的中国人是否富有,外看房屋,内看陈设,一目了然。古人的财富比较直观,不像今人,穿得简朴,囊中却藏有巨额股票。
室内陈设中最重要的当属家具。古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家具设计上制定了一个原则——尊严第一,舒适第二。这个原则是古人生存的哲学。宋代以后,程朱理学主导了中国社会生存理念,强调做人做事的准则。恰巧,中国古家具在此时定型,与后来的元明清时期无大异。尊严第一,是指家具设计中首要考虑的因素是视觉感受,体积、式样、材质、工艺等等无一不强调使用者的尊严;舒适第二,在前者的基础上,再考虑使用者的舒适度。
这非常令今人费解。家具使用,本应舒适第一,而古人为何先要强调尊严呢?诺基亚手机的广告词反复说“以人为本”,这是西方人的意识。而中国古家具如也拟一句广告词,可以说“以人文精神为本”。这就是东方与西方在人生哲学上的不同。
在一般外行人眼里,提到中国古典家具都会认为是那种“紫檀、雕花的、厚重的”器物,乾隆宝座创出天价成交似乎无可厚非。实际上,明式的尤其是黄花梨木家具才是中国古典家具的上乘之作。作为非专业人士,鉴别古典家具首要准则是“大势”,就是我们常说的“战略上要藐视对手”。
文化是家具最明显的外在表现方式。明式家具与清式家具最显著的区别是简洁。明朝是汉族文化发展到极至的时候,那时候文人的审美是“极简主义”,表面上看似乎平淡无奇,但变化常在最细微处引起波澜。而清式家具由于当时少数民族情感的主导,追求宏伟气魄,崇尚雕梁画柱甚至繁复厚重,用材也一改黄花梨的飘逸气质,全社会都向往紫檀木的气势汹汹。
其实,在中国古家具的价值标准判断中,明式家具是世界上公认的艺术价值的最高峰。清式家具的美,在明式家具面前充其量只能称得上“小美”。
文人的品味
在审美层面对明式家具艺术产生深刻影响的,是宋代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史有着独特贡献的“儒学的复兴”——宋朝皇帝有养士之风,以至在士大夫阶层逐渐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他们将儒家的伦理道德置于佛家、道家的宇宙观之上,认为宇宙之运行包含着无数的因果关系,人类的行为当与自然法则(他们称之为“天理”)相符。
一种自觉精神也在士大夫社会渐渐萌生——“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操成为了一种时代精神,进而为以后中国儒生正直守节操的集体人格树立了精神原则。
在宋代文人阶层的精神气质影响下产生出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就是“主静”和“主敬”;在审美层面,则专注于无形的生命体验,展开了一种纯精神性的探索。宋代的艺术重新回到表现自然的世界,在静穆、枯寂中体验自然内在的韵律,超越了以满足感官愉悦而经营声色的华丽漂亮,反对人为的雕琢藻绘之工,追求自然天成,以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为最高境界。这种审美追求在宋代、乃至后来的明代家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到目前为止,最能够反映出一个文化富裕程度的并非是多,而是少——让人看起来很多的少。这里说的不是现代的简约主义,而是始于中国宋代(尤其南宋)、成于明代的艺术面貌。一种满有信心地“将一切可能煽动情感的视觉元素都慎藏起来”的细腻美学风尚。
中国的审美族群大致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皇族——包括上流富户,事事要求材料好,造型富贵华丽;
平民百姓——只能用一般材料,在造型上力求吉祥富贵;
文人——也就是知识分子,喜爱质料好,造型清雅。
用不太贴切的说法,“君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恍若一切完美的“终点”。在皇族、平民和文人之间,文人一直都在致力于“君子模式”,论品位自然最接近“终点”。而皇室和平民就在高、低两个审美水平间跟着跑。王公贵胄与平民百姓一旦沾上(或要表现)文人本色,审美便会趋近那种平平淡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