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常常数落我的睡眠习惯。他们告诉我早睡早起有多少好处，还拿出年轻时的表现作为范本。最让我动容的一句话是：“你就算不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也该为孩子的身体想一想！”的确，我女儿不到五岁，动不动就10点11点上床，我也没有催促的意识。反观我上小学以前，养成了每天不到9点就入睡的习惯，的确是靠父母以身作则。
　　我有时也不理解他们：“那么早睡觉，你们不会不甘心吗？“会啊，谁不想玩，”他们说，“但为了健康嘛！”
　　仔细想了想，我对健康并没有那么大的焦虑。我又问：“那你们是觉得，晚睡几小时就要生病吗？这种观念是医生说的还是哪里来的？”他们说不上来，但认为肯定对健康不好，毫无疑问。
　　“小孩子睡不够的话，长不高！”母亲说。
　　我女儿长得也不矮。
　　父亲又提出新论点：“早睡早起本来就是好习惯！”
　　“可确实有很多事情想做。”
　　“你熬夜做的都不是正事，”父亲一眼看穿了我，“玩手机、打游戏，有什么用？有时间，不如第二天早早花到正事上，比如早锻炼。”
　　当听到父母说“正事”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一点，在他们的世界里，生活是严肃、刻板、乏味的。睡觉对他们来说，是正事，是有用的。
　　总体上，父母这代人活得很确定。当一个人认为生活很危险，就需要用规则来保护自己。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活下去，活得安全一点。对那代人来说，生活并没有太多可供挑選的余地。对于什么是好，他们有非常确定的想象。
　　吃自助餐的时候，有人精挑细选，也有人胡吃海塞，吃到胃难受。后者多半还没有完全摆脱心理上的匮乏感。在自助餐厅里，那并非理性的选择，但是换到一个食物匮乏的环境，就是重要的求生策略了。父母那一代年轻时真正可以掌控的东西太少，看不见未来的路，听天由命，凭票分配，没有资源，也没有梦想，不敢下海，不懂理财，牢牢抓着一个铁饭碗，吸收不到更多信息，也不敢相信已经脱离险境。他们每天规律起居，好像唯有如此才能维持某种恒定感。
　　他们有时候责怪我太马虎，不用心，做不好一个父亲。我在我女儿这么大的时候，被迫认识了全套汉语拼音、几百个字，背好多首唐诗，好像还会20以内的加减法，而现在我什么都不教给孩子，哪怕我一整个晚上都在玩手机玩游戏。“你这样怎么行，太不负责任。”我终于理解了他们的忧虑。可我就是不担心啊。
　　只能说我生长在相对丰饶的环境里，很少体验到匮乏的滋味，就不觉得生活可怕。虽然健康、财富、孩子、事业……一切都有变数，但都没那么值得担心。
　　我不需要抱着“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来应对生活本身。
　　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可以工作，可以看书，可以看视频，可以在群里聊天，可以发呆，困了当然也可以睡。每个选择都不错。有时我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而正是通过这种迷惑，我才确认了我的自由，不必按照给定的模板或规则定制我的人生。也许正是为了确认这一点，我才久久不睡。
　　有时我也站在床前，看着女儿歪七扭八的睡相，想起小时候的那些条条框框。对下一代来说，出生在一个更加不同的环境里，恐惧更少，自由更大。我忍不住想：长大以后你是什么样？会比现在的我更迷惑吗？
　　我猜，父母看到这一幕，一定会摇头喟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想它干啥，快睡！”我理解，但也特别想抱一抱他们，说声谢谢。
　　（梁衍军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2016年第34期 图/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