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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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对外贸易不谈,从宏观看,一个国家城市的规模要受种植业劳动生产率的制约,即种植业劳动者生产的食物超过自己消费的余额,决定城市人口的数量;从微观看,城市规模过大会破坏人和自然的均衡,招致自然对人的报复;在城市建设中,开发商的投机对象主要是地租,应该创设条件,使其不能吞噬地租,而只限于平均利润;政府建造廉价房屋出租给低收入者,却让一些人可以对房租一项减少部分支出,从而白白得到纳税人的好处,应制定相应的对策;考核官员如果单纯以对GDP的贡献,城市很可能形成为富人区和贫民区,那些对GDP贡献甚小的,可能成为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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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对外贸易不谈,从宏观看,一个国家城市的规模要受种植业劳动生产率的制约,即种植业劳动者生产的食物超过自己消费的余额,决定城市人口的数量;从微观看,城市规模过大会破坏人和自然的均衡,招致自然对人的报复;在城市建设中,开发商的投机对象主要是地租,应该创设条件,使其不能吞噬地租,而只限于平均利润;政府建造廉价房屋出租给低收入者,却让一些人可以对房租一项减少部分支出,从而白白得到纳税人的好处,应制定相应的对策;考核官员如果单纯以对GDP的贡献,城市很可能形成为富人区和贫民区,那些对GDP贡献甚小的,可能成为城乡结合部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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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和政府治理的发展,为在政府之外实现社会大多数成员公共利益而提供公共物品的公共事业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借鉴.本文通过对政府治理过程的分析,认为公共事业治理缘于政府治理创新和公共事业组织所承担的公共责任.并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公共事业治理的结构与模式.
本文通过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缘起、表现、特征及其在现代中国的际遇的讨论,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族裔、血缘的概念,而是世界体系中一个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群体在政治上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规定.本文指出,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品格是同现代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对外扩张性(如果说有的话)早已被它的文化渊源所消解、中和,它的内向变革性则因20世纪的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的反复锤炼而传承下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是可以结合的.如何建立一种以公共利益和公民性认同为中轴的公共生活运行机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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