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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可眼下，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从事出卖自己肉体的“兼职”——提供卖淫嫖娼服务，有的甚至放弃了自己原有工作，做起了全职卖淫。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跨度极大，有经不起诱惑的在校学生、有刚踏入社会的年轻白领、也有收入微薄的工厂女工，她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把自己的阴部当成赚钱的工具，有的换取的是一个脱贫致富的梦想、有的只是图一时刺激之快，而有的仅仅是换取一个家庭的生活必需。
中国的农村女性为了生存而被迫卖淫的事例已屡见不鲜，回乡的卖淫女甚至成为当地民众发财致富的象征，吸引了更多怀有淘金梦的姐妹，连七八岁的小女孩也心生向往。很多失业或失恋的打工妹，也投入并壮大了黄色娘子军的队伍。
小丽：后悔没早点做“兼职”
在郑州某企业顺着南岗村的进村路往里走，一些诸如“10元保健”“10元按摩”的招牌正闪烁着红色的霓虹灯。在玻璃大门内，都会在中间坐着几个长发且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孩。
在深圳某大型企业厂区附近，数量仅次于KTV和按摩房的是许多妇科诊所。这些妇科诊所除了给企业的女工解决日常的医疗问题外，其中很多诊所都设有一个重要的业务：人工流产。在与这家企业的员工聊起男女话题时，经常可以听到的是“很多女工怀孕不是什么稀罕事”。
小丽，湖南妹子，是这家企业流水线上的一名女工。除了脖子和耳朵上戴着精致的铂金饰品，她和其他工厂女工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普通的衣着、普通的长相，唯一不普通的是她“兼职”的身份。
据她说，厂里像她这样做兼职的女工人数“不在少数”。而问及出来做兼职的原因，她有点戏谑地答道：“你把十几万的孤男寡女放在一起，能不出事吗？既然肯定要出事，那顺带赚点钱就没什么不对的了，都是钱的问题。”
她去年来到这家大型企业的厂区之后，这边的加班变得少了起来，来之前盼望的4000多元的工资，因为没了加班，只有2000多。正在后悔之际，她进厂后认识的一位同乡给她介绍了这份“兼职”，她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趁年轻，赶紧赚钱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钱太好赚，这家企业有的女工干脆辞工做起了全职。小丽提起跟她几乎同时开始做“兼职”的一个女孩，过年后就辞工去了罗湖那边的工作做起了全职。
“那你为什么不把工作也辞了？”听到这个问题，小丽顿了顿，没有回答，反倒说起了今后的打算：“等攒足了钱，我就回长沙去做个小买卖。”“那你准备攒多少钱呢？”“不知道，先攒吧，以现在这个速度，还得几年呢。”
“做‘兼职’你后悔吗？”“是挺后悔的，后悔没早点来这儿，早点‘兼职’。”
梅梅：只和“朋友”出去过夜
19岁的梅梅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出现时，穿着红衣，超短裙，网眼袜，脸上涂着廉价的脂粉，她说刚下课，就去换了衣服。长相还算清纯的她，年纪轻轻，怎么看也不像做“兼职”的。回忆起自己做“兼职”的过程，她还是满脸通红，时常低头不语。
她说自己是广西人，来深圳上学，家境还算不错。很快在学校认识了男朋友，但每天枯燥乏味的生活渐渐让她不能忍受，看着同宿舍的女生每天有男朋友开车接送，平时还会送衣服、送香水，学校的很多女生也会在酒吧找兼职工作，就这样，虚荣心作祟的她也想寻找点刺激。
对于第一次“兼职”，梅梅不断强调和她亲密接触的男子是“朋友”。“生活很闷，父母给的生活费不能满足我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且这生活成本本来就高。有个大我几岁的女性朋友一天晚上邀我到KTV唱歌，大家都喝多了，玩到高兴的时候，一个男人把我单独带了出去，开了间房，就这样，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说，分手时该男子给了她800元，她没有拒绝，两人也互留了手机号码。
此后该男子经常打电话约她，“都是晚上我下课后，一般都直接去开房，有时时间比较早，也会一起吃晚饭。”虽然该男子每次事后都会给钱，但梅梅一直很回避谈“钱”这个字眼，总强调“大家是朋友，我有困难，他帮我很正常。”而梅梅眼中的困难就是“没钱买漂亮衣服”，她说这个“朋友”每次都给好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这样的赚钱方式似乎比普通工作赚钱来得容易多了。
“这些事情你告诉男朋友了吗？你买了那么多漂亮衣服，男友没觉得异样？”“他很老实，也不和我住一起，不知道，而且也不懂衣服的价钱。”
梅梅说，此后她的“朋友”越来越多，基本上都是那位女性朋友介绍的，这些男子都是30岁以上，大多是做生意的。“比起夜总会的小姐，他们说更喜欢清纯的学生妹。”
梅梅表示，她只和熟悉的“朋友”一起出去过夜，都是电话联系，直接开房。一般她的“约会”比较多，晚了就不回宿舍了，学校查的也不紧。“上周一个人最多给我打了8次电话，有时一晚好几次。”梅梅说，如果“约会”与男友的约会冲突，她都会推掉男朋友的约会，“他哪有钱带我出去玩？做兼职钱多。”
“那为什么不跟男朋友分手？”“还是喜欢他的，他跟那些只知道性的臭男人不一样。”梅梅说。
阿红：穿着厂服去坐台
青菜1元，鸡蛋2元，夜宵2元，买那个（安全套）10元，羊胎素279元……这是一个发廊妹的生活日记内容。
这名发廊妹叫阿红，她通过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走到今天的全过程。
她来自四川农村，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家有一个儿子和多病的母亲。
因为要让儿子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她在2011年除夕夜，乘南下广东的火车到东莞，在一家电子厂找到了工作，因为老家妹妹要钱盖房子，她不得不向老乡借钱，因为无力还钱，老乡把她带到一家酒楼，让她坐台。
“我没有衣服换，家里的衣服连厂服都不如。”就这样，“妈咪”让她穿着工服开始了坐台生涯。
两个月后，阿红厂里有了订单，她开始白天上班，晚上去酒楼坐台。因有了坐台的收入，一年后她除了还完老乡的钱，还有4000元存款。
但到了2013年元月，工厂老板多次去唱卡拉OK碰到她坐台，就这样她成了第一个因此被裁掉的员工。
之后阿红虽然又在鞋厂找到了工作，但每天工作10多小时，就因为迟到一小时被罚100元，一气之下她干脆辞职坐台，再次去一家发廊做小姐。
从那时起，她成为一名职业发廊妹。
娟儿：“兼职”染艾滋
22岁的娟儿抬头望天，手上还拿着一根抽了一半的女士香烟，透露出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与风尘。
不知道的人，绝对不会想到白天的娟儿，还跟一般的打工妹一样，穿着工作服在车间上班，可是到了夜晚，摇身一变的她，成为了一名坐台小姐，仿佛就是不同世界的两个人。
但对于安全性防护，娟儿知道的似乎并不多，“知不知道什么疾病可以通过性途径传播？”娟儿摇摇头。对于艾滋病，娟儿表示虽然知道，但不知道如何传播，“开房也会传播这个病吗？”
后来，因为晚上“兼职”太多，她白天上班没精神，最终被老板开除。“虽然知道艾滋病可能通过性传播，但有时客人坚持不戴安全套，为了赚到钱，满足客人要求，有时也不做防护，结果终于有一天，我感到全身没力气。”
娟儿到监测点让工作人员采取了她的血样，初步筛查和最终确定都证明她感染了艾滋病毒。
“我几乎哭了一星期，天天不知道要做什么，市、区疾控中心的医生对我很好，不断鼓励我说这个病潜伏时间很长，只要注意身体不要破损流血，还说我可以定期到医院检查咨询。”
娟儿说，医生也常跟踪随访她，并劝告她不要与他人有性接触。现在的娟儿，基本处于绝望生活的边缘，每天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对未来没有了希望。
一些基层计生工作人员说，这些外来女性的生活枯燥，因此会经不住诱惑，被人带出去吃喝玩乐，“说是交朋友，其实用钱惯了就开始从事性服务。”
但因为她们也会有正当工作可以解决温饱，如果有男朋友，受到传统道德的约束，对“全职”从事性服务，既认为无必要，也有内心争斗。加上长相中等，做“全职小姐”生意未必好，就选择“兼职”。如果生活、感情有变故，她们很可能会走上“全职服务”的路。（因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女性为化名）
中国的农村女性为了生存而被迫卖淫的事例已屡见不鲜，回乡的卖淫女甚至成为当地民众发财致富的象征，吸引了更多怀有淘金梦的姐妹，连七八岁的小女孩也心生向往。很多失业或失恋的打工妹，也投入并壮大了黄色娘子军的队伍。
小丽：后悔没早点做“兼职”
在郑州某企业顺着南岗村的进村路往里走，一些诸如“10元保健”“10元按摩”的招牌正闪烁着红色的霓虹灯。在玻璃大门内，都会在中间坐着几个长发且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孩。
在深圳某大型企业厂区附近，数量仅次于KTV和按摩房的是许多妇科诊所。这些妇科诊所除了给企业的女工解决日常的医疗问题外，其中很多诊所都设有一个重要的业务：人工流产。在与这家企业的员工聊起男女话题时，经常可以听到的是“很多女工怀孕不是什么稀罕事”。
小丽，湖南妹子，是这家企业流水线上的一名女工。除了脖子和耳朵上戴着精致的铂金饰品，她和其他工厂女工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普通的衣着、普通的长相，唯一不普通的是她“兼职”的身份。
据她说，厂里像她这样做兼职的女工人数“不在少数”。而问及出来做兼职的原因，她有点戏谑地答道：“你把十几万的孤男寡女放在一起，能不出事吗？既然肯定要出事，那顺带赚点钱就没什么不对的了，都是钱的问题。”
她去年来到这家大型企业的厂区之后，这边的加班变得少了起来，来之前盼望的4000多元的工资，因为没了加班，只有2000多。正在后悔之际，她进厂后认识的一位同乡给她介绍了这份“兼职”，她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趁年轻，赶紧赚钱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钱太好赚，这家企业有的女工干脆辞工做起了全职。小丽提起跟她几乎同时开始做“兼职”的一个女孩，过年后就辞工去了罗湖那边的工作做起了全职。
“那你为什么不把工作也辞了？”听到这个问题，小丽顿了顿，没有回答，反倒说起了今后的打算：“等攒足了钱，我就回长沙去做个小买卖。”“那你准备攒多少钱呢？”“不知道，先攒吧，以现在这个速度，还得几年呢。”
“做‘兼职’你后悔吗？”“是挺后悔的，后悔没早点来这儿，早点‘兼职’。”
梅梅：只和“朋友”出去过夜
19岁的梅梅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出现时，穿着红衣，超短裙，网眼袜，脸上涂着廉价的脂粉，她说刚下课，就去换了衣服。长相还算清纯的她，年纪轻轻，怎么看也不像做“兼职”的。回忆起自己做“兼职”的过程，她还是满脸通红，时常低头不语。
她说自己是广西人，来深圳上学，家境还算不错。很快在学校认识了男朋友，但每天枯燥乏味的生活渐渐让她不能忍受，看着同宿舍的女生每天有男朋友开车接送，平时还会送衣服、送香水，学校的很多女生也会在酒吧找兼职工作，就这样，虚荣心作祟的她也想寻找点刺激。
对于第一次“兼职”，梅梅不断强调和她亲密接触的男子是“朋友”。“生活很闷，父母给的生活费不能满足我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且这生活成本本来就高。有个大我几岁的女性朋友一天晚上邀我到KTV唱歌，大家都喝多了，玩到高兴的时候，一个男人把我单独带了出去，开了间房，就这样，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说，分手时该男子给了她800元，她没有拒绝，两人也互留了手机号码。
此后该男子经常打电话约她，“都是晚上我下课后，一般都直接去开房，有时时间比较早，也会一起吃晚饭。”虽然该男子每次事后都会给钱，但梅梅一直很回避谈“钱”这个字眼，总强调“大家是朋友，我有困难，他帮我很正常。”而梅梅眼中的困难就是“没钱买漂亮衣服”，她说这个“朋友”每次都给好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这样的赚钱方式似乎比普通工作赚钱来得容易多了。
“这些事情你告诉男朋友了吗？你买了那么多漂亮衣服，男友没觉得异样？”“他很老实，也不和我住一起，不知道，而且也不懂衣服的价钱。”
梅梅说，此后她的“朋友”越来越多，基本上都是那位女性朋友介绍的，这些男子都是30岁以上，大多是做生意的。“比起夜总会的小姐，他们说更喜欢清纯的学生妹。”
梅梅表示，她只和熟悉的“朋友”一起出去过夜，都是电话联系，直接开房。一般她的“约会”比较多，晚了就不回宿舍了，学校查的也不紧。“上周一个人最多给我打了8次电话，有时一晚好几次。”梅梅说，如果“约会”与男友的约会冲突，她都会推掉男朋友的约会，“他哪有钱带我出去玩？做兼职钱多。”
“那为什么不跟男朋友分手？”“还是喜欢他的，他跟那些只知道性的臭男人不一样。”梅梅说。
阿红：穿着厂服去坐台
青菜1元，鸡蛋2元，夜宵2元，买那个（安全套）10元，羊胎素279元……这是一个发廊妹的生活日记内容。
这名发廊妹叫阿红，她通过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走到今天的全过程。
她来自四川农村，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家有一个儿子和多病的母亲。
因为要让儿子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她在2011年除夕夜，乘南下广东的火车到东莞，在一家电子厂找到了工作，因为老家妹妹要钱盖房子，她不得不向老乡借钱，因为无力还钱，老乡把她带到一家酒楼，让她坐台。
“我没有衣服换，家里的衣服连厂服都不如。”就这样，“妈咪”让她穿着工服开始了坐台生涯。
两个月后，阿红厂里有了订单，她开始白天上班，晚上去酒楼坐台。因有了坐台的收入，一年后她除了还完老乡的钱，还有4000元存款。
但到了2013年元月，工厂老板多次去唱卡拉OK碰到她坐台，就这样她成了第一个因此被裁掉的员工。
之后阿红虽然又在鞋厂找到了工作，但每天工作10多小时，就因为迟到一小时被罚100元，一气之下她干脆辞职坐台，再次去一家发廊做小姐。
从那时起，她成为一名职业发廊妹。
娟儿：“兼职”染艾滋
22岁的娟儿抬头望天，手上还拿着一根抽了一半的女士香烟，透露出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与风尘。
不知道的人，绝对不会想到白天的娟儿，还跟一般的打工妹一样，穿着工作服在车间上班，可是到了夜晚，摇身一变的她，成为了一名坐台小姐，仿佛就是不同世界的两个人。
但对于安全性防护，娟儿知道的似乎并不多，“知不知道什么疾病可以通过性途径传播？”娟儿摇摇头。对于艾滋病，娟儿表示虽然知道，但不知道如何传播，“开房也会传播这个病吗？”
后来，因为晚上“兼职”太多，她白天上班没精神，最终被老板开除。“虽然知道艾滋病可能通过性传播，但有时客人坚持不戴安全套，为了赚到钱，满足客人要求，有时也不做防护，结果终于有一天，我感到全身没力气。”
娟儿到监测点让工作人员采取了她的血样，初步筛查和最终确定都证明她感染了艾滋病毒。
“我几乎哭了一星期，天天不知道要做什么，市、区疾控中心的医生对我很好，不断鼓励我说这个病潜伏时间很长，只要注意身体不要破损流血，还说我可以定期到医院检查咨询。”
娟儿说，医生也常跟踪随访她，并劝告她不要与他人有性接触。现在的娟儿，基本处于绝望生活的边缘，每天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对未来没有了希望。
一些基层计生工作人员说，这些外来女性的生活枯燥，因此会经不住诱惑，被人带出去吃喝玩乐，“说是交朋友，其实用钱惯了就开始从事性服务。”
但因为她们也会有正当工作可以解决温饱，如果有男朋友，受到传统道德的约束，对“全职”从事性服务，既认为无必要，也有内心争斗。加上长相中等，做“全职小姐”生意未必好，就选择“兼职”。如果生活、感情有变故，她们很可能会走上“全职服务”的路。（因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女性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