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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有恃无恐的洋人,一边是乘机发泄积愤的民众,在朝廷朝令夕改的矛盾中,山东的官员们左右两难。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春天。在山东济南及地方各县,又一轮朝廷命官的革职任命正在进行着。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山东巡抚张汝梅在这次大规模的人事变动中也被撤职了,而仅仅一年之前,他才走马上任。就在几个月前,到山东勘察治黄工程的李鸿章,还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到:“张汝梅熟悉地方情形,河防、海防及赈务都能尽力整饬,尚可胜东抚之任。”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他的表现很不满意,朝廷以贪污腐化为名,解除了张汝梅山东巡抚的职务。
顶替张汝梅的,是位叫毓贤的满族人。
任命
朝廷任命毓贤作为山东一省的最高长官,是在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
就在作出这一决定的去年夏天,由于连续暴雨、黄河水位陡升。8月8日,黄河在寿张决口。凶猛的洪水向东、西两个方向奔涌,吞没400座村庄,在席卷郓城后,泻入大运河。但是这样依然不能缓解下游堤坝所受的压力,当济南以下的南堤决口,吞噬1500座村庄、湮没2600平方英里土地之后,黄河北堤又在东阿决口,淹没了鲁西北3000多平方英里的农田。
由于大雨连绵,洪水减退缓慢,整整三个月,很多农民拥挤在堤坝上,靠吃树叶、树枝、和野草为生。当时的报纸称,此次大水是“黄河改道回山东以来受淹面积最广、灾害最大的一次洪水”。
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饥荒,大量人口流向逃荒、劫匪和叛乱的队伍,尤其在鲁西,各省交界的区域内,骚乱日益蔓延。
正如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说:“虽然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山东地方各种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新出现的国防和赔款问题,引起了政府的财政危机,但是,山东官员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仍然是非常传统的,即自然灾害和民众骚乱。”
针对山东的这些特殊问题,朝廷在1899年春天的时候选择毓贤来入主山东,正是看中了其在这两方面的才能。若从1879年,毓贤捐山东省候补知府的职位算起,他已在山东当官20年,熟知山东情况。1889年任曹州知府后,他便以善治盗、手段严厉,为上司嘉赏。而在河工事务上,据《清史列传》记载:“毓贤官山东久,河工尤为熟手。”此外,在讲求吏治、整饬捕务方面的成就,尤其给当日山东巡抚张曜以深刻的印象。
就在毓贤接到新的调任消息,正在准备为朝廷托付的邦国大事操劳努力的时候,在济南西北150里外的一座小县城,一位年近五十岁的读书人,来到县衙。他名叫蒋楷,是一位籍贯湖北荆门的贡生,之前在山东莒州做官时,民众闹事,攻打教堂,他因镇压不力而去了官。也是在这个春天,他接到了调任的消息,署平原知县。
蒋楷也非无能昏庸的官僚。与大多山东的地方官员一样,他也有治黄的经历,并编撰了《河上语》一卷。在很少的存世资料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位地方小官的身上,更多表现了一种传统读书人的生活。他在山东东平做官时,对当地史地掌故颇感兴趣;到莒州后,开始为当地修撰志书,从留下的文献中依然可以看出他吟诗作文,生活十分悠闲。后来他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被其纳入幕中。
毓贤与蒋楷这两个此前并无联系的官员,在这一年,同时接到调任的消息。而几个月之后的一些事情,更是将他们卷了进了同一个事件的漩涡。
时局
自然灾害与民众骚乱依然是每一任山东巡抚都将面临的最基本问题,然而,除此之外,随着列强的入侵,各种矛盾的激化,一些越来越棘手的事情也随之出现了。
如果说,在此之前,外国人还一直依靠清政府官员履行协议来享受其权益的话,那么瓜分狂潮开始后,列强更愿意自己直接行使权力。在山东,德国攫取胶州湾后,他们的行为依然肆无忌惮、专横跋扈,而传教士另设公堂、包揽词讼的行为愈发严重,令当地政府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教民们利用洋教的势力处理纠纷显然更能得利,因而大量不法之徒纷纷入教逃避官府惩罚,进而“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良民”,民间积怨甚久。
洞悉中国问题的赫德说:“德国在山东的活动及军事行动也已经惹怒了广大民众,忧虑之情四处蔓延……每千人中必有大批暴民,而他们自己政府软弱无力的证据,将纵发其天生的粗暴性。”一边是有恃无恐的外国人,一边是乘机发泄积愤的汹汹民众,山东的地方官不得不面对这种两难的境地。
而最近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一些事情表明,在面对这些新问题时,山东的地方官员显然太不适应。以巨野教案为例,虽然山东政府迅速惩罚了数人以作出表示,但德国仍然以此为借口强租了胶州湾,而且更加贪婪地提出六条要求,其中之一便是大范围地惩治山东地方与省级的官员,而软弱的清朝政府竟然全盘接受了德国的要求。
于是,在1898年1月,与之前巨野教案有牵连的各级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迎来了厄运。前山东巡抚李秉衡和兖沂曹济道锡良、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曹州府知府邵承照,一并交部议处,寿张知县庄洪烈因该县有教堂被劫之案被查参,巨野县知县许廷瑞即行革职,济宁、菏泽、单县、成武等州县官吏分别撤调。此后不久便又决定,将李秉衡降二级调用,锡良、万本华、邵承照革职留任。
虽然清政府在对李秉衡的处罚上,比起德国人“革职永不叙用”的要求,已表现出足够的仁慈,但是终究不能掩盖住中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中可悲的角色。
当时,李秉衡担任山东巡抚一职虽然刚刚三年有余,虽然不得不承认其对洋务及西化的变革“抱不友好的态度”,但对于山东的一般百姓来说,时间却已证明了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巡抚。“这不仅因为他最大限度地制止了洋教的跋扈,而且他还为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节俭衙门开销、治理黄河而辛勤地工作”。
虽然对于其保守的立场不断抱怨,但西方的新闻报道仍然毫不吝啬地称赞他“非同寻常的诚实和节俭”。然而,“这样一位‘清官’,在一个外国列强的坚决要求之下,便不得再莅高官要职,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对巨野教案负有责任,这是外国指控者权力之大的一个可怕而可恶的见证”,周锡瑞不无感慨地说道。
这就是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二日(公元1899年4月1日),毓贤来到济南开始正式履行山东巡抚职务时所面临的局势。治黄与排除骚乱的问题,依然不得不用心考虑,但最大的威胁也许并不在此。“如何控制德国人及其盟友教民”,才是他的前任们屡被撤职的问题根源。
考验
毓贤显然并不是一个英华才俊式的人物,史书中他早年的经历也绝少被提到。想必已到中年,他才在曹州做到知府的职位,然而也是从此,他在仕途上的升迁却非常顺利。十年之内,他从知府,到臬司,再到布政使,如今又做到了山东巡抚的位子。
此时,其过往的成就已被朝廷所注意,并在内外交迫的局面下,委以要职,大有受命于危难之间的意思。尽管其为官苛酷被人所病,但对于当日山东复杂的局面来说,毓贤一贯的铁血手腕,也许正是给予朝廷某些期许的所在。
历史对毓贤的考验,连一瞬的时间都没有等待。几乎大权在握的同时,他就面临了一系列来自德国人的新的威胁。当时,德国军队刚刚袭击了鲁南的日照和兰山等地,而一切的征兆都将表明此事还远未结束,麻烦正等着这位新上任的巡抚大人作出处理。
事情开始于通常的民间纠纷,这些冲突,又常常会因为教会的介入而演变成反洋教的事件。去年11月,当“巨野教案的幸存者、恣肆狂妄的德国传教士薛田资”来到日照后街头村,并威胁群众交出迫害教民的人时,他极大地惹怒了当地的村民们。在一位“义士”的带领下,当地人绑架了薛田资,并毫不客气地教训了这位狂妄的洋人。
尽管不久之后当地官员就严查此案,并与德国圣言会副主教福若瑟“婉言妥议”,但主教安治泰并不满足。这位声名狼藉的传教士一边隐瞒了结案的事实,一边向德国政府请求为薛田资争取恤款,在军事上给中国以厉害。
于是,1899年3月,两支德军的军舰连夜从青岛出发,分别向着兰山、日照驶去。到达兰山的德军,在韩家村放火烧毁了300间房屋,一夜之间40户居民便无家可归。事后,他们便扬长而去。令一支德军在日照登陆后,撞开城门、冲入县署,抓捕了该县新任的知县,而他的前任因为之前的教案刚刚被撤职。占领日照的之后几个月里,德国人在城市乡间所引起的冲突也一直不断。
德国政府称,这些行动绝无“领土野心”,只是“协助地方官保护德国的工程师和传教士,使居民保持平静”。与此同时,安治泰奔赴济南进行谈判,以求圆满解决在他的鲁南主教区发生的所有教案。
毓贤在上任之时,便领会了朝廷极为微妙的态度。光绪皇帝在一份上谕中说:“如果一味蛮横,固不得事事忍让,无所底止,尤不得稍涉孟浪,衅自我开。”并一再强调,要为国家全局考虑,不得率意径行。于是,毓贤首先派出清兵于日照附近驻扎,一面告知德军弹压保护之意,“一面不动声色,妥为布置,以防意外”。
而谈判时,面对安治泰所提出的苛刻条件,毓贤显然不想过分追究非教民的责任。多年在山东任职的经历,让他对于教案有了自己的看法。毓贤认为,山东民教不和,实在是因为近来教堂收纳教民,“不分良莠”,许多奸民借机溷入教内,倚仗教堂为护符,“鱼肉良懦,凌轹乡邻”。他说:“结怨既久,仇衅逾深,外匪乘机构煽,以报怨复仇为名,故以闹教生事。”
针对德国一而再的挑衅,毓贤的态度是:既然德国可以对教民所蒙受的财产损失要求赔偿的话,那么中国也有权对因德国的侵袭而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要求赔偿;既然德国可以屡次施压中国政府撤换地方官员,那么总理衙门也应指示中国住德公使,要求撤换这些蛮横的德国驻华人员。
显然,这些想法太不现实,它唯一的意义也许仅在于证明,毓贤对洋人没有好感。
红拳
1899年夏天,安治泰在得到一笔数额不菲的赔偿后,同意了结了日照教案。但是,德国所引起的愤怒却已经迅速地向着四周蔓延。
在济宁,早期大刀会经常活动的据点,因为当地拳会组织——红拳的加入,使得这一时期的反洋教运动有了新的特点。当地的官员认为,这些由外来的拳师领导的有组织的骚乱,如果不及时禁止的话,将演变成一场严重的暴动,并将引发更大的危机。因为随着反教活动的进行,拳民的活动已经突破了自卫的范畴,开始出现了找茬勒索钱物、绑架敲诈赎金和纵火打劫这样的苗头,这就成了与乱匪无异的群体。
由于在处理教案时,毓贤坚持的秉公办案、持平处理的方式,在当日的情况下,很容易被理解成是一种反对洋人的立场。因而当红拳产生的时候,洋人以及教民们也四处造谣说拳民的骚乱得到了这位巡抚的默许,他们并不断向北京施加压力。而流言扩散后,甚至拳民们也开始认为巡抚大人是支持他们反洋教的行为的,进而,暴力活动再次升级。
当鲁西南的骚乱由小到大不断发展的时候,毓贤并没有及时采取行动,但由此便认定毓贤支持拳民反对教民,显然有失公允,因为从1899年的夏天开始,他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是在黄河沿岸视察堤岸,显然不能及时了解事态的变化。
而在7月底,当红拳问题已变得严重时,他则在视察黄河防洪工程的途中临时改道去了济宁。与当地官员会谈之后,他便四处张贴告示,禁止此类活动,并派兵“惩首解从”以化解这次骚乱。
正如其早期平息大刀会时所取得成就一样,在惩治了几位首领之后,毓贤很快将大批作乱的拳民驱散了,鲁西南的社会又恢复安定。周锡瑞说:“人们几乎完全可以想象毓贤对于自己成功对付1899年夏天的危机而感到的那种怡然自许的样子。”这次的成功,无疑增强了其对于胜任巡抚一职的信心,而再面对拳民的骚乱时,他只要按照鲁西南的经验如法炮制就可以了。
而恰在此时,在鲁西北,神拳开始举事。
神拳
1899年春天,蒋楷来刚到平原县的时候,就已听说西边一河之隔的恩县四境之内盛行神拳。平原县内的北堤离恩县最近,最先有了神拳,并由此向县内东边跟南边的几个村庄传播。不过,似乎并不严重,偶尔几次纠纷,也被蒋楷语重心长的劝说给调解了。
从有限的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蒋楷与毓贤在秉性、气质上实在相差太大,蒋楷不像是官,倒更像是一个和顺但稍有些迂腐的教书先生。若以后来人的眼光看,以这样一种性格,在1899年的时候,来到平原做知县,似乎已注定了悲剧的发生。
在听说了刀枪不入的神术和降神附体的仪式后,蒋楷对于神拳感到了惊骇,并认为他是跟汉末张角、近世白莲教一样的邪教组织。这是这位读书人最为忧虑的,于是,当年五月,蒋楷赶紧上奏巡抚大人请求禁止。而此时,毓贤正在巡视黄河防洪工程,因而,蒋楷迟迟等不到来自济南的回复。
也许是之前在莒州时,因为闹出教案而被罢官的缘故,蒋楷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出现大的乱子。尽管已将神拳视为邪教,但外面的传言说,神拳已经得到了巡抚大人支持,他将信将疑,依然避免着任何过激的行为,而直到那时,他还试图将拳民编入民团。
转眼到了七月,巡抚的批复也等到了。正在处理红拳骚乱的毓贤,显然把神拳也归入了这一鲁西南的武术组织。令蒋楷不安的是,此时神拳在平原县更加普遍,而巡抚大人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其独特的异端仪式。
拳民们日益激烈的反教活动,已经超出了这位行事和缓的知县的控制,已有传教士将消息传给了北京的法国公使,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陈述过怨情,总理衙门又转而向毓贤询问事件的详情。而此时,蒋楷在报告中却大大隐瞒了事态的严重程度。他一面向巡抚报告平安无事,一面又告诉传教士此地歹徒充斥,不能前往。
很显然,在拳民骚乱问题上,蒋楷常感到左右为难。他说,拳民犯法而地方官不敢行法,是因为都清楚教民多无赖,“其所谓会长又无赖之尤”,平日仗势欺凌平民,积怨甚众,因而,了解情况的地方官都会怜悯拳民,“不复科以重典”。然而作为朝廷命官,他又不能任拳民抢掠而不保护教民。于是,他也只有一再向巡抚报告前景乐观的消息,但乱子依然没有平息的迹象。
直到拳民向官兵发起了攻击后,蒋楷不得不向济南请求军事援助,才暴露了平原拳民挑起事端的严重性。而毓贤得知后,大为震怒,第一件事情便是将蒋楷革职。在巡抚看来,尤其不能原谅的是,蒋楷在发往济南的禀报中一味粉饰太平,当事情已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时,才召集军队,从而造成了一个十分被动的局面。
当毓贤试图仍旧以“惩首解从”的政策来收拾残局时,他发现这一成功对付红拳的招数在鲁西北再也不灵了。因为,在济宁始终还有一个强大的乡绅势力,可以控制当地的拳民与团练,而在鲁西北,流动的社会结构,农民人口的习惯性迁徙以及落后的地主经济和薄弱的士绅阶层,都显示了与鲁西南的巨大不同。另外,神拳组织上的松散,首领的自我复制,也都决定了这一运动一旦发展起来,并不是消灭几位领袖就可以扑灭的。
洪水
有传教士认为,官兵与拳民在平原的第二场战斗(森罗殿战斗)就应该是这场运动的终结,然而,作战失败了的朱红灯却在此后极大地扩大了他的影响,不仅如此,义和团的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这些事件又使人们联想起山东巡抚对于拳民态度,并且认定毓贤的纵容与支持是造成义和团运动的原因。于是,外国人对于毓贤的不满又有了更多的根据。
1899年10月,当朱红灯走出平原的时候,同时也宣告了毓贤传统的治理经验已经彻底失败了。此后,无论他如何迅速地将朱红灯逮捕杀害,义和团就像是冲破牢笼的猛兽,再也没能拦住。因为此事,这位满族巡抚上任不到一年便丢官罢职,而这也只是其影响里最无关紧要的一件事情而已。 ■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春天。在山东济南及地方各县,又一轮朝廷命官的革职任命正在进行着。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山东巡抚张汝梅在这次大规模的人事变动中也被撤职了,而仅仅一年之前,他才走马上任。就在几个月前,到山东勘察治黄工程的李鸿章,还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到:“张汝梅熟悉地方情形,河防、海防及赈务都能尽力整饬,尚可胜东抚之任。”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他的表现很不满意,朝廷以贪污腐化为名,解除了张汝梅山东巡抚的职务。
顶替张汝梅的,是位叫毓贤的满族人。
任命
朝廷任命毓贤作为山东一省的最高长官,是在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
就在作出这一决定的去年夏天,由于连续暴雨、黄河水位陡升。8月8日,黄河在寿张决口。凶猛的洪水向东、西两个方向奔涌,吞没400座村庄,在席卷郓城后,泻入大运河。但是这样依然不能缓解下游堤坝所受的压力,当济南以下的南堤决口,吞噬1500座村庄、湮没2600平方英里土地之后,黄河北堤又在东阿决口,淹没了鲁西北3000多平方英里的农田。
由于大雨连绵,洪水减退缓慢,整整三个月,很多农民拥挤在堤坝上,靠吃树叶、树枝、和野草为生。当时的报纸称,此次大水是“黄河改道回山东以来受淹面积最广、灾害最大的一次洪水”。
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饥荒,大量人口流向逃荒、劫匪和叛乱的队伍,尤其在鲁西,各省交界的区域内,骚乱日益蔓延。
正如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说:“虽然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山东地方各种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新出现的国防和赔款问题,引起了政府的财政危机,但是,山东官员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仍然是非常传统的,即自然灾害和民众骚乱。”
针对山东的这些特殊问题,朝廷在1899年春天的时候选择毓贤来入主山东,正是看中了其在这两方面的才能。若从1879年,毓贤捐山东省候补知府的职位算起,他已在山东当官20年,熟知山东情况。1889年任曹州知府后,他便以善治盗、手段严厉,为上司嘉赏。而在河工事务上,据《清史列传》记载:“毓贤官山东久,河工尤为熟手。”此外,在讲求吏治、整饬捕务方面的成就,尤其给当日山东巡抚张曜以深刻的印象。
就在毓贤接到新的调任消息,正在准备为朝廷托付的邦国大事操劳努力的时候,在济南西北150里外的一座小县城,一位年近五十岁的读书人,来到县衙。他名叫蒋楷,是一位籍贯湖北荆门的贡生,之前在山东莒州做官时,民众闹事,攻打教堂,他因镇压不力而去了官。也是在这个春天,他接到了调任的消息,署平原知县。
蒋楷也非无能昏庸的官僚。与大多山东的地方官员一样,他也有治黄的经历,并编撰了《河上语》一卷。在很少的存世资料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位地方小官的身上,更多表现了一种传统读书人的生活。他在山东东平做官时,对当地史地掌故颇感兴趣;到莒州后,开始为当地修撰志书,从留下的文献中依然可以看出他吟诗作文,生活十分悠闲。后来他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被其纳入幕中。
毓贤与蒋楷这两个此前并无联系的官员,在这一年,同时接到调任的消息。而几个月之后的一些事情,更是将他们卷了进了同一个事件的漩涡。
时局
自然灾害与民众骚乱依然是每一任山东巡抚都将面临的最基本问题,然而,除此之外,随着列强的入侵,各种矛盾的激化,一些越来越棘手的事情也随之出现了。
如果说,在此之前,外国人还一直依靠清政府官员履行协议来享受其权益的话,那么瓜分狂潮开始后,列强更愿意自己直接行使权力。在山东,德国攫取胶州湾后,他们的行为依然肆无忌惮、专横跋扈,而传教士另设公堂、包揽词讼的行为愈发严重,令当地政府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教民们利用洋教的势力处理纠纷显然更能得利,因而大量不法之徒纷纷入教逃避官府惩罚,进而“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良民”,民间积怨甚久。
洞悉中国问题的赫德说:“德国在山东的活动及军事行动也已经惹怒了广大民众,忧虑之情四处蔓延……每千人中必有大批暴民,而他们自己政府软弱无力的证据,将纵发其天生的粗暴性。”一边是有恃无恐的外国人,一边是乘机发泄积愤的汹汹民众,山东的地方官不得不面对这种两难的境地。
而最近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一些事情表明,在面对这些新问题时,山东的地方官员显然太不适应。以巨野教案为例,虽然山东政府迅速惩罚了数人以作出表示,但德国仍然以此为借口强租了胶州湾,而且更加贪婪地提出六条要求,其中之一便是大范围地惩治山东地方与省级的官员,而软弱的清朝政府竟然全盘接受了德国的要求。
于是,在1898年1月,与之前巨野教案有牵连的各级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迎来了厄运。前山东巡抚李秉衡和兖沂曹济道锡良、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曹州府知府邵承照,一并交部议处,寿张知县庄洪烈因该县有教堂被劫之案被查参,巨野县知县许廷瑞即行革职,济宁、菏泽、单县、成武等州县官吏分别撤调。此后不久便又决定,将李秉衡降二级调用,锡良、万本华、邵承照革职留任。
虽然清政府在对李秉衡的处罚上,比起德国人“革职永不叙用”的要求,已表现出足够的仁慈,但是终究不能掩盖住中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中可悲的角色。
当时,李秉衡担任山东巡抚一职虽然刚刚三年有余,虽然不得不承认其对洋务及西化的变革“抱不友好的态度”,但对于山东的一般百姓来说,时间却已证明了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巡抚。“这不仅因为他最大限度地制止了洋教的跋扈,而且他还为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节俭衙门开销、治理黄河而辛勤地工作”。
虽然对于其保守的立场不断抱怨,但西方的新闻报道仍然毫不吝啬地称赞他“非同寻常的诚实和节俭”。然而,“这样一位‘清官’,在一个外国列强的坚决要求之下,便不得再莅高官要职,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对巨野教案负有责任,这是外国指控者权力之大的一个可怕而可恶的见证”,周锡瑞不无感慨地说道。
这就是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二日(公元1899年4月1日),毓贤来到济南开始正式履行山东巡抚职务时所面临的局势。治黄与排除骚乱的问题,依然不得不用心考虑,但最大的威胁也许并不在此。“如何控制德国人及其盟友教民”,才是他的前任们屡被撤职的问题根源。
考验
毓贤显然并不是一个英华才俊式的人物,史书中他早年的经历也绝少被提到。想必已到中年,他才在曹州做到知府的职位,然而也是从此,他在仕途上的升迁却非常顺利。十年之内,他从知府,到臬司,再到布政使,如今又做到了山东巡抚的位子。
此时,其过往的成就已被朝廷所注意,并在内外交迫的局面下,委以要职,大有受命于危难之间的意思。尽管其为官苛酷被人所病,但对于当日山东复杂的局面来说,毓贤一贯的铁血手腕,也许正是给予朝廷某些期许的所在。
历史对毓贤的考验,连一瞬的时间都没有等待。几乎大权在握的同时,他就面临了一系列来自德国人的新的威胁。当时,德国军队刚刚袭击了鲁南的日照和兰山等地,而一切的征兆都将表明此事还远未结束,麻烦正等着这位新上任的巡抚大人作出处理。
事情开始于通常的民间纠纷,这些冲突,又常常会因为教会的介入而演变成反洋教的事件。去年11月,当“巨野教案的幸存者、恣肆狂妄的德国传教士薛田资”来到日照后街头村,并威胁群众交出迫害教民的人时,他极大地惹怒了当地的村民们。在一位“义士”的带领下,当地人绑架了薛田资,并毫不客气地教训了这位狂妄的洋人。
尽管不久之后当地官员就严查此案,并与德国圣言会副主教福若瑟“婉言妥议”,但主教安治泰并不满足。这位声名狼藉的传教士一边隐瞒了结案的事实,一边向德国政府请求为薛田资争取恤款,在军事上给中国以厉害。
于是,1899年3月,两支德军的军舰连夜从青岛出发,分别向着兰山、日照驶去。到达兰山的德军,在韩家村放火烧毁了300间房屋,一夜之间40户居民便无家可归。事后,他们便扬长而去。令一支德军在日照登陆后,撞开城门、冲入县署,抓捕了该县新任的知县,而他的前任因为之前的教案刚刚被撤职。占领日照的之后几个月里,德国人在城市乡间所引起的冲突也一直不断。
德国政府称,这些行动绝无“领土野心”,只是“协助地方官保护德国的工程师和传教士,使居民保持平静”。与此同时,安治泰奔赴济南进行谈判,以求圆满解决在他的鲁南主教区发生的所有教案。
毓贤在上任之时,便领会了朝廷极为微妙的态度。光绪皇帝在一份上谕中说:“如果一味蛮横,固不得事事忍让,无所底止,尤不得稍涉孟浪,衅自我开。”并一再强调,要为国家全局考虑,不得率意径行。于是,毓贤首先派出清兵于日照附近驻扎,一面告知德军弹压保护之意,“一面不动声色,妥为布置,以防意外”。
而谈判时,面对安治泰所提出的苛刻条件,毓贤显然不想过分追究非教民的责任。多年在山东任职的经历,让他对于教案有了自己的看法。毓贤认为,山东民教不和,实在是因为近来教堂收纳教民,“不分良莠”,许多奸民借机溷入教内,倚仗教堂为护符,“鱼肉良懦,凌轹乡邻”。他说:“结怨既久,仇衅逾深,外匪乘机构煽,以报怨复仇为名,故以闹教生事。”
针对德国一而再的挑衅,毓贤的态度是:既然德国可以对教民所蒙受的财产损失要求赔偿的话,那么中国也有权对因德国的侵袭而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要求赔偿;既然德国可以屡次施压中国政府撤换地方官员,那么总理衙门也应指示中国住德公使,要求撤换这些蛮横的德国驻华人员。
显然,这些想法太不现实,它唯一的意义也许仅在于证明,毓贤对洋人没有好感。
红拳
1899年夏天,安治泰在得到一笔数额不菲的赔偿后,同意了结了日照教案。但是,德国所引起的愤怒却已经迅速地向着四周蔓延。
在济宁,早期大刀会经常活动的据点,因为当地拳会组织——红拳的加入,使得这一时期的反洋教运动有了新的特点。当地的官员认为,这些由外来的拳师领导的有组织的骚乱,如果不及时禁止的话,将演变成一场严重的暴动,并将引发更大的危机。因为随着反教活动的进行,拳民的活动已经突破了自卫的范畴,开始出现了找茬勒索钱物、绑架敲诈赎金和纵火打劫这样的苗头,这就成了与乱匪无异的群体。
由于在处理教案时,毓贤坚持的秉公办案、持平处理的方式,在当日的情况下,很容易被理解成是一种反对洋人的立场。因而当红拳产生的时候,洋人以及教民们也四处造谣说拳民的骚乱得到了这位巡抚的默许,他们并不断向北京施加压力。而流言扩散后,甚至拳民们也开始认为巡抚大人是支持他们反洋教的行为的,进而,暴力活动再次升级。
当鲁西南的骚乱由小到大不断发展的时候,毓贤并没有及时采取行动,但由此便认定毓贤支持拳民反对教民,显然有失公允,因为从1899年的夏天开始,他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是在黄河沿岸视察堤岸,显然不能及时了解事态的变化。
而在7月底,当红拳问题已变得严重时,他则在视察黄河防洪工程的途中临时改道去了济宁。与当地官员会谈之后,他便四处张贴告示,禁止此类活动,并派兵“惩首解从”以化解这次骚乱。
正如其早期平息大刀会时所取得成就一样,在惩治了几位首领之后,毓贤很快将大批作乱的拳民驱散了,鲁西南的社会又恢复安定。周锡瑞说:“人们几乎完全可以想象毓贤对于自己成功对付1899年夏天的危机而感到的那种怡然自许的样子。”这次的成功,无疑增强了其对于胜任巡抚一职的信心,而再面对拳民的骚乱时,他只要按照鲁西南的经验如法炮制就可以了。
而恰在此时,在鲁西北,神拳开始举事。
神拳
1899年春天,蒋楷来刚到平原县的时候,就已听说西边一河之隔的恩县四境之内盛行神拳。平原县内的北堤离恩县最近,最先有了神拳,并由此向县内东边跟南边的几个村庄传播。不过,似乎并不严重,偶尔几次纠纷,也被蒋楷语重心长的劝说给调解了。
从有限的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蒋楷与毓贤在秉性、气质上实在相差太大,蒋楷不像是官,倒更像是一个和顺但稍有些迂腐的教书先生。若以后来人的眼光看,以这样一种性格,在1899年的时候,来到平原做知县,似乎已注定了悲剧的发生。
在听说了刀枪不入的神术和降神附体的仪式后,蒋楷对于神拳感到了惊骇,并认为他是跟汉末张角、近世白莲教一样的邪教组织。这是这位读书人最为忧虑的,于是,当年五月,蒋楷赶紧上奏巡抚大人请求禁止。而此时,毓贤正在巡视黄河防洪工程,因而,蒋楷迟迟等不到来自济南的回复。
也许是之前在莒州时,因为闹出教案而被罢官的缘故,蒋楷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出现大的乱子。尽管已将神拳视为邪教,但外面的传言说,神拳已经得到了巡抚大人支持,他将信将疑,依然避免着任何过激的行为,而直到那时,他还试图将拳民编入民团。
转眼到了七月,巡抚的批复也等到了。正在处理红拳骚乱的毓贤,显然把神拳也归入了这一鲁西南的武术组织。令蒋楷不安的是,此时神拳在平原县更加普遍,而巡抚大人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其独特的异端仪式。
拳民们日益激烈的反教活动,已经超出了这位行事和缓的知县的控制,已有传教士将消息传给了北京的法国公使,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陈述过怨情,总理衙门又转而向毓贤询问事件的详情。而此时,蒋楷在报告中却大大隐瞒了事态的严重程度。他一面向巡抚报告平安无事,一面又告诉传教士此地歹徒充斥,不能前往。
很显然,在拳民骚乱问题上,蒋楷常感到左右为难。他说,拳民犯法而地方官不敢行法,是因为都清楚教民多无赖,“其所谓会长又无赖之尤”,平日仗势欺凌平民,积怨甚众,因而,了解情况的地方官都会怜悯拳民,“不复科以重典”。然而作为朝廷命官,他又不能任拳民抢掠而不保护教民。于是,他也只有一再向巡抚报告前景乐观的消息,但乱子依然没有平息的迹象。
直到拳民向官兵发起了攻击后,蒋楷不得不向济南请求军事援助,才暴露了平原拳民挑起事端的严重性。而毓贤得知后,大为震怒,第一件事情便是将蒋楷革职。在巡抚看来,尤其不能原谅的是,蒋楷在发往济南的禀报中一味粉饰太平,当事情已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时,才召集军队,从而造成了一个十分被动的局面。
当毓贤试图仍旧以“惩首解从”的政策来收拾残局时,他发现这一成功对付红拳的招数在鲁西北再也不灵了。因为,在济宁始终还有一个强大的乡绅势力,可以控制当地的拳民与团练,而在鲁西北,流动的社会结构,农民人口的习惯性迁徙以及落后的地主经济和薄弱的士绅阶层,都显示了与鲁西南的巨大不同。另外,神拳组织上的松散,首领的自我复制,也都决定了这一运动一旦发展起来,并不是消灭几位领袖就可以扑灭的。
洪水
有传教士认为,官兵与拳民在平原的第二场战斗(森罗殿战斗)就应该是这场运动的终结,然而,作战失败了的朱红灯却在此后极大地扩大了他的影响,不仅如此,义和团的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这些事件又使人们联想起山东巡抚对于拳民态度,并且认定毓贤的纵容与支持是造成义和团运动的原因。于是,外国人对于毓贤的不满又有了更多的根据。
1899年10月,当朱红灯走出平原的时候,同时也宣告了毓贤传统的治理经验已经彻底失败了。此后,无论他如何迅速地将朱红灯逮捕杀害,义和团就像是冲破牢笼的猛兽,再也没能拦住。因为此事,这位满族巡抚上任不到一年便丢官罢职,而这也只是其影响里最无关紧要的一件事情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