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斗争采取盲动主义，搞集会、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准备暴动，致使党的地下组织屡遭破坏：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彭真、中共军委系统的薄一波和共青团员刘仁等三十几位同志，在天津被国民党的宪兵司令部和公安局逮捕。上级党组织指示，尽一切努力营救这些同志出狱。担任此项工作的就是张友渔同志。
　　张友渔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中共顺直省委派其到阎锡山占据的天津利用蒋、阎之间矛盾的加剧进行统战、情报和掩护、营救共产党员的工作。张友渔利用和天津特别市市长南桂馨的特殊关系，打进市政府，任市政府秘书处外设第三科科长，负责宣传、社会、文教和社会团体工作。
　　接受任务后，张友渔决定向接替南桂馨的天津市长崔廷献建议成立“自新院”。当时国民党对他们所谓“罪行”重的政治犯投放监狱，轻的就关进另外设置的机构。张友渔正是要借此把被捕的三十几位同志转到“自新院”，表面上是要他们悔过自新，实际上是把这些同志弄出监狱，以便进一步营救。他借和崔廷献谈工作的机会，建议加强天津市的政治工作，说现在监狱里轻重罪犯关在一起，不易管理，更不利于对犯人的争取教育。崔廷献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在天津先成立一个“临时‘自新院’”，并委任张友渔负责筹办。
　　“临时自新院”很快就筹备就绪了，院址选在海河金汤桥附近奥租界的一座小洋楼，被判三年以下徒刑的政治犯(除判刑重的彭真同志外，薄一波、徐彬如、李运昌、刘仁等被捕的三十几名地下党员都包括在内)都被移送到这里。
　　“临时自新院”的生活待遇比较好，俩人住一屋。各唾一个小铁床，每天三餐，都是大米白面。除了文书、会计、事务等几个非国民党员的管理人员，只有几个警察轮流站站岗，政治犯在里面可以自由活动，只是不能外出。
　　此时，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激化，阎锡山被迫放弃北平和天津，由张学良接管。张友渔明白，随着政权的移交，自己也将失去市政府科长的职位，因此，必须迅速把这三十几位同志营救出来。他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一条妙计。
　　他走进市长办公室，假借谈工作，利用一个适当的时机，以激愤的口吻说：“我们是得撤退了。我们是被蒋、张挤掉的，我们不能就这样地输下去。不能让张学良拣了便宜，把天津轻易地端过去。那些政治犯，我们不交给他们，把他们放出去，让他们跟蒋介石、张学良捣乱，这对我们不是很有利吗?”
　　这一番话很中崔廷献的意他问具体怎么做。张友渔建议说，把“临时自新院”撤销。理由是，这只是个“临时”机构，任务完成了，就可以撤销。崔廷献觉得这个办法挺好。
　　就这样，在奉军代表接管天津市政府的前一天，这个“临时自新院”就闪电般地摘了牌，撤了岗，地下党三十几位同志被立即释放。
　　撤销“临时自新院”虽然是个妙计，可也是一步险棋。它利用了阎锡山与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矛盾。张友渔同志很清楚，张学良进津，国民党蒋派的市党部必然立刻恢复，他们对共产党是决不会放过的，对这件事一定会追查，于是便隐蔽在法租界的六国饭店。
　　果然，蒋派国民党市党部恢复后，宣传部长刘不同得知“临时自新院”撤销了，政治犯全部释放了，便打听张友渔的下落，要缉捕他。党组织及时获取了这个情报，立即通知他，指示他东渡日本暂避。
　　
　　据《团结报》07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