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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荒记》是一部面向大地敞亮的生命寻根之作。乡土大地的滋养，时代风雨的砥砺，亲友邻里的熏陶，神秘习俗的濡染，是生命得以健康成长的场域，也是生命得以滋荣发展的源泉。同时，小说中塑造的刘务这一形象，不仅表现了个体成长的丰富蜕变，更是承载着作者向生活和传统寻求认同资源的意向。
雪峰山险，资江水急。在这山水之间的安化，可说兼得了山的厚重和水的灵动，层峦叠嶂的山峰与绵延不息的江水也赋予了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以朴实刚毅的人格品质和温柔旖旎的诗性心灵。作为雪峰山和资江水养育的作家，刘鸿伏的散文《人间序数》《大田记忆》《父老乡亲哪里去了》《陷落的村庄》等始终将笔触深植于安化和湖湘热土，描绘着山水的斑斓多姿，民俗的淳朴神秘，更瞩目它的兴衰起落、衍化蜕变。《南荒记》（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中的生活，同样源自安化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但他却将目光聚焦于人物的成长轨迹，在回溯中去叩问生命的源头，在反身性思考中去展开自我的精神寻根之旅。
一
《南荒记》的内容并不复杂，它以反身回望的方式，深情地叙写了山村少年刘务的成长经历，寄寓和表现了作者对生命发展的深入思考。从题材和内涵来看，它显然是一部成长小说。但作者在展开人物生命成长轨迹时，并非仅仅基于个体的日常生活或个体圈子，而是将其置于时代蜕变、社会发展的风云变幻中去进行考量和思索。从而整个作品的内容并没有拘囿于个体的狭小之域，而是向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敞开，让个体成长的轨迹与社会蜕变形成了联动，也让个体的具体遭遇与时代潮汐进行了应有的融汇。但无论是时代洪流的裹挟冲击，还是具体境遇的顺利和困顿，都熔铸为了生命的感悟和资鉴的源泉，都淬炼为了人物成长的菁华。
作为1960年代初出生的人来说，刘鸿伏的成长所面临的是中国经济极端贫困、社会生活混乱无序的年代。物质贫困导致的饥寒交迫、社会无序造成的身心伤害在《南荒记》中都有着或多或少、或浓或淡的投影。奶奶述说中刘务外公的书籍被焚、刘菊开和闫瞎子经历的朝鲜战争、母亲地主身份导致刘务在学校遭受的种种欺侮和委屈、队长生产时要亩产万斤的“放卫星”、“文革”时的批斗等，都可在作品中找到多样的痕迹。与时代苦难和社会失序相应的是自然灾难的印痕，旱灾、水灾、蝗灾……再加上猪瘟、水肿、麻疹等疾病，翻船、强盗抢劫……生之艰辛与活之不易，成为了人物成长的直接境遇。
与“民生之多艰”如影相随的，是“死亡”的降临和“饥饿”的困扰。“死亡”，是《南荒记》中高频出现的事件，刘王氏喝农药而死，癫子叔吃“闹药”离世，二姆妈摔死在茅厕里，稳叔、奶奶的病逝，泥鳅婶娘为了条半新裤子的上吊，堂伯妈的被牛顶得摔下山崖……他们或因不堪道德的重负，或不胜病痛的折磨，或因经济的贫困，或因身体的衰老。无论哪种死亡，但生命之逝，让读者深味着命运无常与人生哀戚，更给人以浓重的阴影，也让整个小说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与“死亡”的阴影相应，在刘务的成长经历中更为切近而真实的是“饥饿”给人的困扰。红薯丝饭是平日的主食，小螃蟹、鸟蛋、蛇肉、苦鳊屎、油渣等是平日难得的牙祭，甚至是老鼠肉、虫蛆汤也搬上了餐桌。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有一颗鸡蛋，在过年的时候才会有一餐真正的白米饭，一把花生、几筒“猫儿屎”更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他们成为了童年美妙无比的记忆，又何尝不是物质匮乏给刘务、黑皮等人带来的深深酸涩和困扰……
死亡和饥饿成为了《南荒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整个作品的审美基调并不悲观和阴郁，而是始终洋溢着乐观向上的积极情调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元气。“长冲”这个小小山村中的人们的春种秋收、生老病死，上演着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的时代蜕变和代际演进，但其审美意蕴所务并非在此，而是在于个体健康成长源泉的探求，生命何以拔节超越的观照。可以说，作品以刘务为中心，在丰富纷繁的生活中，厘清了生命成长的源头河水。具体来看，它是“长冲”村人的德性场域，是亲人长辈的引领，更是纯真伙伴的陪伴。邻居利麻子的诚朴，二姆妈的善良，稳叔“冷漠”下的细心，五毛谐趣中的热情，驼背四爹长年累月掩埋尸首中对生命的悲悯和敬畏、含辛茹苦抚养露水时的善良与仁慈，村里人合伙给四爹新盖茅屋的义举等，在刘务等后辈四周构建出了一个德性场域，让他们获得了成长的温厚土壤和绵延润泽。与此同时，更有亲人的引领和儿时伙伴的善良友爱、单纯天真驱走了人们心头的阴霾和酸涩。刘务、黑皮、泥鳅、三麻子、玉米一块放牛、拔笋、挖山药、捡寒菌、抓螃蟹、骑竹马，无忧无虑，快乐单纯，生命如山间草木与大地同在，应季节滋荣生长。……“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①。刘务父亲刘菊开的生活信念与态度，品质和性情更是子辈们成长不可或缺的阳光和雨露。“天不生无禄之人，地不长无根之草”，是他对于生活的基本信念。勤劳坚韧、干练稳重、仁厚弘毅、方正醇厚是他的基本品性。无论是洪灾、旱灾还是蝗灾，无论是翻船受惊、放排受伤、还是寻亲历险，无论是长年辛劳、外出借粮还是战场浴血奋战，他都能坚毅平和，无怨无悔，不急不躁;他是“做工的皇帝，是阳世上最勤劳的工蜂”。即使肩头有着再沉重的担子，他也能唱出快乐的歌声。即使是喝黄连水，他也是喝得最响。还有他对母亲的孝顺，对老舅的惦念，别人帮助时的不卑不亢，重情重义，无不让子辈们在精神深处获得了应有的引领和可贵的导向……
“個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②这些风俗和民情是上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相与，是彼此的情意相连，还有那神秘土地上流传的巫觋人文。安化地处湘中，是“梅山文化”的集中点，也是巫楚文化的流传之地。道士、巫师、赶尸人、梅山术、强盗水、打猎捕鱼时对山河的祭拜、意外伤害中开启的天眼、攘除病痛时的招魂、日夜颠倒诡异神秘的石头村，令人毛骨悚然的“蜕皮屋”、神秘莫测的梦游、可笑且神奇的仙界生活、还有各种奇妙费解的灵异事件和传奇故事……或许从现代理性来看，这些奇特的民俗与独特的现象有着某些迷信的意味，但在这里“巫术是被相信的，不是被理解的。它是集体灵魂的一种状态”③。在《南荒记》中，它是一种真实的“相信”。刘务被斧头砍中，是利麻子的强盗水救了他;他梦游时是巫师帮助了他;奶奶听到拖鞋板的声音时，就会有一个人离开人世;人都说他家有冲天的光柱，他果真考上了大学……可以说这些是长冲村人们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神秘交流念想的表现，也是自然和命运神秘与伟大力量的具体存在，它引领着生命与神秘的未知之域交流，建构人和世界的直觉感应，让生命让他能够与命运有着超乎常人的直觉和感应，也让他对自然和命运永怀着敬畏和虔诚…… 可以说，在《南荒记》中，作品通过刘务的成长经历，表现出了对生命成长源泉的深度思考，时代生活苦难的磨砺和锻造，亲人朋友的关爱和帮助，浓郁的巫觋人文与民俗风情的熏陶和濡染，一同哺育和滋养了生命的成长，更是个体人生玉汝于成的丰厚土壤和不竭源泉。
二
虽然当下叙事作品的价值取向日趋多元，但形象塑造依然是其重要的价值维度。《南荒记》中叙写了丰富多样的生活，展现了神秘斑斓的民俗，也给读者塑造了诸多性格鲜明、命运独特的人物形象。奶奶、刘菊开、稳叔、驼背四爹、刀生、新化瓦匠、闫瞎子等人不仅有着独特的个性，而且有着引人入胜的人生故事和命运遭际，但其中给人印象最为生动也最为突出的当属刘务。
与许多个体一样，少时刘务是天閟未启的自然之子，有着一颗自由自在的童心，也有着未经雕琢的原初野性。他会与打鱼的老翁故意捣乱，会口无遮拦地散播他人情事，会挖大队种的花生、到别人家蹭饭，会因贪玩而差点将弟弟弄丢，会因不平而将别人打伤，会有着不着边际的江湖梦，还有着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恶作剧……随着文本推进，刘务之天赋良禀和心性善端逐渐得以滋荣发展，而日益步入仁爱精勤之正道。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并非仅仅所谓先验赋予，而更多的是后天习染。这里有着上文所提及的乡风民俗的熏陶浸润，父母家人的言传身教，更有着生存境遇的砥砺陶铸。邻里利麻子、二姆妈、稳叔等的淳朴厚道，驼背四爹敬畏生命的仁者情怀，父母忠孝纯良的人格精神，无不是让刘务良知萌蘖、良能茁壮的沃土。但外在条件只是个体成长的可能，关键所在还是个体在人事自然中的心智开悟与修为参得。从刘务成长经历来看，其人性生成、修养培植中最为关键的是劳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幼年开始，刘务“就像一只勤劳的小工蜂”，放牛、砍柴、捡寒菌、拔笋子、雪中砍柴、上山采药、砖厂做工、芦荡割苇等事件更是极富质感又具诗意的生活场景。在劳动中，刘务体验到了生之艰辛、父母劬劳，更是确立了“赖其力者生”的朴素信念，不仅筹集了买裤子的钱，替父母减轻了负担，更是与土地和自然有了直接而亲切的交流和对话，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在劳动中，胼手砥足地与自然相契、万物感应，获得了天地神人共在的诗性自由和生命境界。雪天砍柴虽然寒冷，但他不仅能感受着雪粒落下如漫天的梵音，更有着那山苍水泱的高远念想;芦荡割苇虽然辛劳，但他能切身体会“秋水与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美景。可以说，劳动，让刘务心胸得以廓大，也让其生命得以诗意的飞扬，更让其建构了属我的生命境界。
作为从山野乡村成长起来的孩子，刘务身上表现出了自然之子的茁壮生机，其心性精神更是散发出醇厚浓郁的传统文化情韵。虽是农家弟子，但他聪颖明慧，心性纯正，能从父母邻里身上感受人间温爱获得绵长滋养，也能从艰难境遇中返身自省获得不竭的前行资源。整体来看，刘务身上满蕴着生命成长的盎然生机，更散发出醇厚温润、绵长久远的文化气韵。他照顾奶奶、弟弟的孝顺真诚;贫困生活中对苍生的念及，帮助露水筹钱买下了她所有的鱼儿，将唯一梨子送给小乞丐的仁爱情懷;砍柴、做工、割苇、采药之中，所养成的勤劳品质和自强意志;求知若渴、不辍进取、弘毅图强的人格精神;谨身节用、善良诚信、民胞物与的道德情操;对三麻子、黑皮、方德、鸬鹚等的恻隐之心;明性自觉、即体即用、日常即道的实践理性……无不是源自深厚乡土中儒家文化的滋养。他的见素抱朴、亲近自然的心性;不为物累、超然达观、好静恬然的性情气质;他的天地与我同在万物与我合一的生命视域……无不是山水日月之中获得的道家文化的参悟。当然，传统文化也有着它自身无法避免的痼疾和误区，也有着时代的局限和固有的缺点，如它的狭隘保守、虚伪繁琐、自私残忍、苟合隐忍、马虎自欺、蹈虚空谈、恣纵偏执等。但刘务并不为其所累，这与时代语境变化和乡土生活有关，也与叙述者为人物自我形塑的指向有关。时代的发展，剥落了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乡土的自在朴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摒除了它的虚文繁琐的弊端。它融于民风，存于日常，形神合一，化入了生命的时时处处、点点滴滴。当然，这与刘务对自我形塑指向的关系更为密切。对于个体自我的形塑的进程来看，他会“依据对未来的预期而对过往历史进行筛选，并经由此种筛选对过往历史进行再利用。”④乐观坚毅的父亲、才情横溢的王勃、满腹诗书的外公，“独立空山一声笑，收拾乾坤一肩挑”的志士成了他人生的引领者，自然儒道中的糟粕和痼疾也就在其意识中被过滤和清除。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刘务的成长资源中，除开儒道文化滋养外，还有着以梅山文化为中心的神秘诡异、灵幻奇特的巫觋人文。人们从事巫术活动的主观目的在于“沟通天人，和合祖先，降福氏族，维系生存”⑤。《南荒记》中的巫觋人文也多在攘灾治病、人鬼通灵的范畴。刘务身上就有着鲜明的巫觋人文的印痕，拜石头为干娘、利斧伤疤所生成的“天眼”、令人匪夷所思的“梦游”、神奇幽冥世界的窥见等。但作品只是在其童蒙未开时多有表现，并未让刘务在沟通天地、祀神事鬼的维度发展。随着刘务求学的发展、阅历的增进而逐渐退隐为生命的远景。但巫觋人文中的万物有灵、天人相生的无意识，却化为他生命原初的底色;泛灵意识、神秘色彩转化为他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万物生灵的爱怜，以及对命运宇宙的冥想……它与刘务在劳动中与自然的交流和对话一同深化了刘务的内心世界和生命意识，更提升了他生命的感悟和精神的境界。也正因如此，他在雪天砍柴时，会将一窝鹞子蛋送回楮树;在割芦苇时，会绕开小鸟的巢穴;静心时能倾听到草木虫鱼的生动声息，独处时能感受天地万物绵延不绝的生机;会为受制于打鱼人失去自由的鸬鹚而悲悯不已;也会在与天地交流中，感应生命的召唤……
可以说，在《南荒记》中，刘务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体，他在面向生活的时候，更有着对于生命的“澄明”，他是作者所塑造的一个生命溯源者，也是一个精神寻根人。在他身上不仅体现出作者寻找生命认同资源的意向，而且承载着个体向传统皈依的自觉追求。众所周知，因历史和时代等原因，传统文化的弊端掣肘与制约了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而成为人们颠覆和诟病的对象。西方思想和文化的急剧涌入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人们以新的参照和借鉴，但历时性资源共时性奔涌的淆乱，再加上物质发展的迅猛，人们的精神和心灵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困境，在彷徨孤独中犹如没有根基的飞蓬。“根基被斩断的个人只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⑥显然，放浪形骸、宣泄情绪、沉迷欲望，只能让精神和心灵越发孤独和离散，面向传统和大地，在前瞻时后顾，让自我与土地与先辈的心灵血脉相连，让自我与他人、历史、土地获得契合和融合。刘务立足大地之上，沉着宁静、浑朴淳厚、笃行慎独、仁爱精勤、澄明真诚，在与博大自然和浑厚传统的交流中，获得了生命的根基，在对文化的承续中获得“类”的精神连续性，建构出应有的秩序感和相与感，让自己重新和世界凝聚为整体，在天——地——人——神同在的世界中实现了诗意的栖居⑦……
雪峰山险，资江水急。在这山水之间的安化，可说兼得了山的厚重和水的灵动，层峦叠嶂的山峰与绵延不息的江水也赋予了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以朴实刚毅的人格品质和温柔旖旎的诗性心灵。作为雪峰山和资江水养育的作家，刘鸿伏的散文《人间序数》《大田记忆》《父老乡亲哪里去了》《陷落的村庄》等始终将笔触深植于安化和湖湘热土，描绘着山水的斑斓多姿，民俗的淳朴神秘，更瞩目它的兴衰起落、衍化蜕变。《南荒记》（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中的生活，同样源自安化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但他却将目光聚焦于人物的成长轨迹，在回溯中去叩问生命的源头，在反身性思考中去展开自我的精神寻根之旅。
一
《南荒记》的内容并不复杂，它以反身回望的方式，深情地叙写了山村少年刘务的成长经历，寄寓和表现了作者对生命发展的深入思考。从题材和内涵来看，它显然是一部成长小说。但作者在展开人物生命成长轨迹时，并非仅仅基于个体的日常生活或个体圈子，而是将其置于时代蜕变、社会发展的风云变幻中去进行考量和思索。从而整个作品的内容并没有拘囿于个体的狭小之域，而是向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敞开，让个体成长的轨迹与社会蜕变形成了联动，也让个体的具体遭遇与时代潮汐进行了应有的融汇。但无论是时代洪流的裹挟冲击，还是具体境遇的顺利和困顿，都熔铸为了生命的感悟和资鉴的源泉，都淬炼为了人物成长的菁华。
作为1960年代初出生的人来说，刘鸿伏的成长所面临的是中国经济极端贫困、社会生活混乱无序的年代。物质贫困导致的饥寒交迫、社会无序造成的身心伤害在《南荒记》中都有着或多或少、或浓或淡的投影。奶奶述说中刘务外公的书籍被焚、刘菊开和闫瞎子经历的朝鲜战争、母亲地主身份导致刘务在学校遭受的种种欺侮和委屈、队长生产时要亩产万斤的“放卫星”、“文革”时的批斗等，都可在作品中找到多样的痕迹。与时代苦难和社会失序相应的是自然灾难的印痕，旱灾、水灾、蝗灾……再加上猪瘟、水肿、麻疹等疾病，翻船、强盗抢劫……生之艰辛与活之不易，成为了人物成长的直接境遇。
与“民生之多艰”如影相随的，是“死亡”的降临和“饥饿”的困扰。“死亡”，是《南荒记》中高频出现的事件，刘王氏喝农药而死，癫子叔吃“闹药”离世，二姆妈摔死在茅厕里，稳叔、奶奶的病逝，泥鳅婶娘为了条半新裤子的上吊，堂伯妈的被牛顶得摔下山崖……他们或因不堪道德的重负，或不胜病痛的折磨，或因经济的贫困，或因身体的衰老。无论哪种死亡，但生命之逝，让读者深味着命运无常与人生哀戚，更给人以浓重的阴影，也让整个小说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与“死亡”的阴影相应，在刘务的成长经历中更为切近而真实的是“饥饿”给人的困扰。红薯丝饭是平日的主食，小螃蟹、鸟蛋、蛇肉、苦鳊屎、油渣等是平日难得的牙祭，甚至是老鼠肉、虫蛆汤也搬上了餐桌。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有一颗鸡蛋，在过年的时候才会有一餐真正的白米饭，一把花生、几筒“猫儿屎”更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他们成为了童年美妙无比的记忆，又何尝不是物质匮乏给刘务、黑皮等人带来的深深酸涩和困扰……
死亡和饥饿成为了《南荒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整个作品的审美基调并不悲观和阴郁，而是始终洋溢着乐观向上的积极情调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元气。“长冲”这个小小山村中的人们的春种秋收、生老病死，上演着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的时代蜕变和代际演进，但其审美意蕴所务并非在此，而是在于个体健康成长源泉的探求，生命何以拔节超越的观照。可以说，作品以刘务为中心，在丰富纷繁的生活中，厘清了生命成长的源头河水。具体来看，它是“长冲”村人的德性场域，是亲人长辈的引领，更是纯真伙伴的陪伴。邻居利麻子的诚朴，二姆妈的善良，稳叔“冷漠”下的细心，五毛谐趣中的热情，驼背四爹长年累月掩埋尸首中对生命的悲悯和敬畏、含辛茹苦抚养露水时的善良与仁慈，村里人合伙给四爹新盖茅屋的义举等，在刘务等后辈四周构建出了一个德性场域，让他们获得了成长的温厚土壤和绵延润泽。与此同时，更有亲人的引领和儿时伙伴的善良友爱、单纯天真驱走了人们心头的阴霾和酸涩。刘务、黑皮、泥鳅、三麻子、玉米一块放牛、拔笋、挖山药、捡寒菌、抓螃蟹、骑竹马，无忧无虑，快乐单纯，生命如山间草木与大地同在，应季节滋荣生长。……“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①。刘务父亲刘菊开的生活信念与态度，品质和性情更是子辈们成长不可或缺的阳光和雨露。“天不生无禄之人，地不长无根之草”，是他对于生活的基本信念。勤劳坚韧、干练稳重、仁厚弘毅、方正醇厚是他的基本品性。无论是洪灾、旱灾还是蝗灾，无论是翻船受惊、放排受伤、还是寻亲历险，无论是长年辛劳、外出借粮还是战场浴血奋战，他都能坚毅平和，无怨无悔，不急不躁;他是“做工的皇帝，是阳世上最勤劳的工蜂”。即使肩头有着再沉重的担子，他也能唱出快乐的歌声。即使是喝黄连水，他也是喝得最响。还有他对母亲的孝顺，对老舅的惦念，别人帮助时的不卑不亢，重情重义，无不让子辈们在精神深处获得了应有的引领和可贵的导向……
“個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②这些风俗和民情是上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相与，是彼此的情意相连，还有那神秘土地上流传的巫觋人文。安化地处湘中，是“梅山文化”的集中点，也是巫楚文化的流传之地。道士、巫师、赶尸人、梅山术、强盗水、打猎捕鱼时对山河的祭拜、意外伤害中开启的天眼、攘除病痛时的招魂、日夜颠倒诡异神秘的石头村，令人毛骨悚然的“蜕皮屋”、神秘莫测的梦游、可笑且神奇的仙界生活、还有各种奇妙费解的灵异事件和传奇故事……或许从现代理性来看，这些奇特的民俗与独特的现象有着某些迷信的意味，但在这里“巫术是被相信的，不是被理解的。它是集体灵魂的一种状态”③。在《南荒记》中，它是一种真实的“相信”。刘务被斧头砍中，是利麻子的强盗水救了他;他梦游时是巫师帮助了他;奶奶听到拖鞋板的声音时，就会有一个人离开人世;人都说他家有冲天的光柱，他果真考上了大学……可以说这些是长冲村人们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神秘交流念想的表现，也是自然和命运神秘与伟大力量的具体存在，它引领着生命与神秘的未知之域交流，建构人和世界的直觉感应，让生命让他能够与命运有着超乎常人的直觉和感应，也让他对自然和命运永怀着敬畏和虔诚…… 可以说，在《南荒记》中，作品通过刘务的成长经历，表现出了对生命成长源泉的深度思考，时代生活苦难的磨砺和锻造，亲人朋友的关爱和帮助，浓郁的巫觋人文与民俗风情的熏陶和濡染，一同哺育和滋养了生命的成长，更是个体人生玉汝于成的丰厚土壤和不竭源泉。
二
虽然当下叙事作品的价值取向日趋多元，但形象塑造依然是其重要的价值维度。《南荒记》中叙写了丰富多样的生活，展现了神秘斑斓的民俗，也给读者塑造了诸多性格鲜明、命运独特的人物形象。奶奶、刘菊开、稳叔、驼背四爹、刀生、新化瓦匠、闫瞎子等人不仅有着独特的个性，而且有着引人入胜的人生故事和命运遭际，但其中给人印象最为生动也最为突出的当属刘务。
与许多个体一样，少时刘务是天閟未启的自然之子，有着一颗自由自在的童心，也有着未经雕琢的原初野性。他会与打鱼的老翁故意捣乱，会口无遮拦地散播他人情事，会挖大队种的花生、到别人家蹭饭，会因贪玩而差点将弟弟弄丢，会因不平而将别人打伤，会有着不着边际的江湖梦，还有着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恶作剧……随着文本推进，刘务之天赋良禀和心性善端逐渐得以滋荣发展，而日益步入仁爱精勤之正道。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并非仅仅所谓先验赋予，而更多的是后天习染。这里有着上文所提及的乡风民俗的熏陶浸润，父母家人的言传身教，更有着生存境遇的砥砺陶铸。邻里利麻子、二姆妈、稳叔等的淳朴厚道，驼背四爹敬畏生命的仁者情怀，父母忠孝纯良的人格精神，无不是让刘务良知萌蘖、良能茁壮的沃土。但外在条件只是个体成长的可能，关键所在还是个体在人事自然中的心智开悟与修为参得。从刘务成长经历来看，其人性生成、修养培植中最为关键的是劳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幼年开始，刘务“就像一只勤劳的小工蜂”，放牛、砍柴、捡寒菌、拔笋子、雪中砍柴、上山采药、砖厂做工、芦荡割苇等事件更是极富质感又具诗意的生活场景。在劳动中，刘务体验到了生之艰辛、父母劬劳，更是确立了“赖其力者生”的朴素信念，不仅筹集了买裤子的钱，替父母减轻了负担，更是与土地和自然有了直接而亲切的交流和对话，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在劳动中，胼手砥足地与自然相契、万物感应，获得了天地神人共在的诗性自由和生命境界。雪天砍柴虽然寒冷，但他不仅能感受着雪粒落下如漫天的梵音，更有着那山苍水泱的高远念想;芦荡割苇虽然辛劳，但他能切身体会“秋水与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美景。可以说，劳动，让刘务心胸得以廓大，也让其生命得以诗意的飞扬，更让其建构了属我的生命境界。
作为从山野乡村成长起来的孩子，刘务身上表现出了自然之子的茁壮生机，其心性精神更是散发出醇厚浓郁的传统文化情韵。虽是农家弟子，但他聪颖明慧，心性纯正，能从父母邻里身上感受人间温爱获得绵长滋养，也能从艰难境遇中返身自省获得不竭的前行资源。整体来看，刘务身上满蕴着生命成长的盎然生机，更散发出醇厚温润、绵长久远的文化气韵。他照顾奶奶、弟弟的孝顺真诚;贫困生活中对苍生的念及，帮助露水筹钱买下了她所有的鱼儿，将唯一梨子送给小乞丐的仁爱情懷;砍柴、做工、割苇、采药之中，所养成的勤劳品质和自强意志;求知若渴、不辍进取、弘毅图强的人格精神;谨身节用、善良诚信、民胞物与的道德情操;对三麻子、黑皮、方德、鸬鹚等的恻隐之心;明性自觉、即体即用、日常即道的实践理性……无不是源自深厚乡土中儒家文化的滋养。他的见素抱朴、亲近自然的心性;不为物累、超然达观、好静恬然的性情气质;他的天地与我同在万物与我合一的生命视域……无不是山水日月之中获得的道家文化的参悟。当然，传统文化也有着它自身无法避免的痼疾和误区，也有着时代的局限和固有的缺点，如它的狭隘保守、虚伪繁琐、自私残忍、苟合隐忍、马虎自欺、蹈虚空谈、恣纵偏执等。但刘务并不为其所累，这与时代语境变化和乡土生活有关，也与叙述者为人物自我形塑的指向有关。时代的发展，剥落了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乡土的自在朴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摒除了它的虚文繁琐的弊端。它融于民风，存于日常，形神合一，化入了生命的时时处处、点点滴滴。当然，这与刘务对自我形塑指向的关系更为密切。对于个体自我的形塑的进程来看，他会“依据对未来的预期而对过往历史进行筛选，并经由此种筛选对过往历史进行再利用。”④乐观坚毅的父亲、才情横溢的王勃、满腹诗书的外公，“独立空山一声笑，收拾乾坤一肩挑”的志士成了他人生的引领者，自然儒道中的糟粕和痼疾也就在其意识中被过滤和清除。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刘务的成长资源中，除开儒道文化滋养外，还有着以梅山文化为中心的神秘诡异、灵幻奇特的巫觋人文。人们从事巫术活动的主观目的在于“沟通天人，和合祖先，降福氏族，维系生存”⑤。《南荒记》中的巫觋人文也多在攘灾治病、人鬼通灵的范畴。刘务身上就有着鲜明的巫觋人文的印痕，拜石头为干娘、利斧伤疤所生成的“天眼”、令人匪夷所思的“梦游”、神奇幽冥世界的窥见等。但作品只是在其童蒙未开时多有表现，并未让刘务在沟通天地、祀神事鬼的维度发展。随着刘务求学的发展、阅历的增进而逐渐退隐为生命的远景。但巫觋人文中的万物有灵、天人相生的无意识，却化为他生命原初的底色;泛灵意识、神秘色彩转化为他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万物生灵的爱怜，以及对命运宇宙的冥想……它与刘务在劳动中与自然的交流和对话一同深化了刘务的内心世界和生命意识，更提升了他生命的感悟和精神的境界。也正因如此，他在雪天砍柴时，会将一窝鹞子蛋送回楮树;在割芦苇时，会绕开小鸟的巢穴;静心时能倾听到草木虫鱼的生动声息，独处时能感受天地万物绵延不绝的生机;会为受制于打鱼人失去自由的鸬鹚而悲悯不已;也会在与天地交流中，感应生命的召唤……
可以说，在《南荒记》中，刘务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体，他在面向生活的时候，更有着对于生命的“澄明”，他是作者所塑造的一个生命溯源者，也是一个精神寻根人。在他身上不仅体现出作者寻找生命认同资源的意向，而且承载着个体向传统皈依的自觉追求。众所周知，因历史和时代等原因，传统文化的弊端掣肘与制约了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而成为人们颠覆和诟病的对象。西方思想和文化的急剧涌入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人们以新的参照和借鉴，但历时性资源共时性奔涌的淆乱，再加上物质发展的迅猛，人们的精神和心灵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困境，在彷徨孤独中犹如没有根基的飞蓬。“根基被斩断的个人只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⑥显然，放浪形骸、宣泄情绪、沉迷欲望，只能让精神和心灵越发孤独和离散，面向传统和大地，在前瞻时后顾，让自我与土地与先辈的心灵血脉相连，让自我与他人、历史、土地获得契合和融合。刘务立足大地之上，沉着宁静、浑朴淳厚、笃行慎独、仁爱精勤、澄明真诚，在与博大自然和浑厚传统的交流中，获得了生命的根基，在对文化的承续中获得“类”的精神连续性，建构出应有的秩序感和相与感，让自己重新和世界凝聚为整体，在天——地——人——神同在的世界中实现了诗意的栖居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