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梳理近代城市规划的社会学渊源,认为建基于功能主义的传统城市规划,将城市视为与生物有机体相似的社会系统,一味追求秩序、稳定、共识等目标,已经无法适应冲突已属规律和常态的转型社会,也难以满足一个开放社会提升治理能力的要求,应该借鉴社会冲突理论,从规划的目标、内容、态度和方法等各个层面进行范式意义上的根本性变革。建议摒弃清晰唯一的目标控制与结果安排,而从城市自身的资源禀赋出发,结合价值导向确定城市发展的基本方向,在此基础上强化"底线"和"弹性框架"的研究与措施安排,并从以往全面、主动的积极干预,转向有选择、补救式的消极干预,从关心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转向关心不能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从自上而下全方位地理性构建,转向强调协商协作和适时修正的工作方式,让市场和社会有更多自由活动的空间,也让城市有更多创新发展和自由成长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