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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颁布，真正称得上青年的“80后”批评家在文学评论界的缺席，引起了关注。此后，《文学报》《文汇读书周报》《文艺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发文探讨，使得“80后”批评家这一代际概念迅速成为热点。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批评家，当“80后”作家被媒体、书商炮制、包装，闪亮登场多年之后，同龄的“80后”批评家却至今寥寥，无论数量还是社会影响力，均无法与同辈作家相较。其实，他们并非了无声息、绝迹于当下的文坛；相反，他们正积极发声、表露心性。其中的杨庆祥、金理、黄平、何同彬、岳雯、傅逸尘、李德南、刘涛和徐刚等人，正以自己的批评实践及对当下文坛的持续关注与介入，试图改写当下文学批评的版图。
2013年年底，我所供职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策划推出了“‘80后’批评家文丛”，目前已经推出两辑共十一位“80后”批评家的文学批评集，并于2014年度开始，每年选编一本《“80后”批评家年选》（选本由我和金理选编）。作为策划者和编辑人，近两年来，我对十余位“80后”批评家进行个案分析和访谈，这让我对他们的生存状态、成长路径、师承和理论资源，以及当下的关注重心，都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和体悟。
本文试图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流变，及“80后”批评家的现实处境、知识结构、成长路径等几个方面着手，对这批批评家予以评介，以便读者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80后”批评家，并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扶植。
一、流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1949年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也明确地提出了“批评是实行对文艺工作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漫长的历史时段内，文艺批评充当了思想斗争、甚至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规范的作家和作品；另一方面，对具有偏离、悖逆倾向的作家和作品加以警示。”{1}这一时期，主管宣传的官员、作协的官员、刊物的主编等“文化官员”，都成了拥有绝对权力的批评家，以意识形态去管理、指导文学创作，决定着创作、甚至是作家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末到 80年代初，文学批评仍然在当代文学制度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由‘文革’到‘新时期’的过渡中，文学批评一方面参与‘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引领新的文艺思潮、推动创作主潮的形成。虽然文学批评作为‘思想斗争’的武器，在近三十年来也有所使用（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历史也因此具有某种复杂性），但由于重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批评更主要的是回到了文学本位。”②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文学亦迎来了高潮期，虽然意识形态对文学批评仍然保持着特定的要求，但文学批评选择的自由性和多样性也随之增加。
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家，大都在高校里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随即留校任教，但作为批评家，他们指导文学创作的功能逐渐减弱。陈思和先生说过：“我觉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批评家开始分化了，这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看上去批评家的功能是减弱了，但是其实是走对的，因为减弱了以后，批评家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就凸出来了，他有创作作为依据，本来模糊的、理念化的东西就变得实践化了。”③
20世纪90年代，文学界的分化或者说多元化趋势更趋明显，文学制度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摆脱了“思想斗争”陈旧观念的束缚，进入相当活跃的时期。尽管“批评缺席”“批评失语”等说法也在不断浮现，但陈思和先生说：“我一直认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取得的成就高于80年代。所谓‘批评缺席’其实是伪问题，大统一的批评家没有了，批评的权力中心没有了。但是从多元性、自由性、个性来说，使1990年代以后的批评更有力量。”④这一时期，文学批评附加的政治权威已基本丧失，但文学批评在引领创作风潮，对作品进行解读鉴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批评家的地位依旧很高。
文学批评经历的第四次流变是在21世纪，此时网络开始盛行，作品发表没有门槛设置，人人皆作家，管你批评不批评，该写的都在热火朝天地写。评论家也更趋分化，主要的圈子有传媒批评圈和学院批评圈。传媒批评被冠以“酷评”，大有跟风之嫌，但其威力不容小觑；学院批评深奥难懂，批评家常年避居学院的深墙大院，与当下社会和文学创作隔膜渐深，批评也变成了自说自话。现在经常听到不少作家甚至一线作家声称自己从来不看文学批评，这似乎暗示了文学评论的落寞。“80后”批评家，就成长在文学批评寂寥难为的环境中，他们难以发声，并非自身不作为，而是大的时代环境所致。
虽然“80后”批评家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批评的处境也相对艰难，是否当下的文学就不需要批评了呢？显然不是，尽管文学批评指导和规范创作上的意义，如今已显得可有可无，但文学批评却更为接近它所具有的本真意味。对于批评家而言，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进行剖析、解读、阐释，在发掘文本背后更为广泛深刻的人性、人生，乃至社会意义的同时，也在表现和传达着批评家本身对这一切的态度和立场。文学批评并非是对作品简单的描摹，而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可以说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既是相互的，也是独立的，彼此均具有不可替代性。
文学批评是另一种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批评本身就具有存在的价值，作家与批评家对社会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文学本身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升华，当批评家进行文学批评时，也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的介入方式。除此，从当代文学批评的流变来看，文学批评本身也形成了它自身的发展历史，相关研究的展开，可以使我们更为清晰地把握住文学的发展脉络，以及各个时期文学与时代的相互关联。由每个批评家的批评理念所构成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当代人文思想的建设与丰富，都具有非常意义。
二、处境
从目前文学评论界的整体情况来看，老而弥坚的“50后”“60后”批评家依旧是中坚力量（批评家的成长和作家有些区别，作家凭才情能较早成名，但也容易早衰，而批评家的成长需要时间的淬炼，一旦成名，基本能够保持状态，且会越来越好，生命力总体比作家旺盛）。而“80后”评论家，不仅从数量上难以和老一辈评论家抗衡，在社会关注度甚至是圈子以内，也时常被其遮蔽。 在阅读统一化、标准化的时代，写作仅是少数专职作家的专利。一举成名后，作家们不仅能享受到来自社会的认可，甚至官方的肯定，因写作而加官晋爵的作家也不在少数。作为文学创作最有力的指导、最有价值的创作分析和对文学现象进行归纳总结的评论家，自然能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同时还能享受到来自作家的膜拜和追捧。而当下，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人皆作家、编辑、批评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这宣告了过去时代的一去不返。
20世纪“80后”的这一代人，出生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成长又时逢物质相对丰富的时期，是享受了改革之利的一代人。然而，在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衡量体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钱、权、名，成了当下量化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尺。难怪连《人民日报》都刊文感慨，似乎在一夜之间，“80后”一代集体变“老”了，可更应该警惕的，是“80后”精神早衰。如果说“叹老”只是情绪的释放和吐槽，那么精神上的“早衰”，就很不正常了。“早衰”的年轻人，有时会显得很“成熟”，举手投足都无比正确，接人待物都恰如其分，说话谈吐都深思熟虑，但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⑤ “80后基本上是在一个充斥着失败主义的情绪中接受文学教育的，知识分子边缘化、文学‘失去轰动效应’、遭炮轰……”⑥都使得他们无心恋战在文学这一人类尚存的为数不多的精神家园。
“80后”批评家难以拱破既厚且坚的“冻土”冒出来，也跟老一辈评论家目前仍然是各主要评论刊物的重要作者有关。虽然也有像《南方文坛》《创作与评论》《名作欣赏》《文学报》《山花》等新锐刊物力推“80后”批评家，但毕竟尚未形成主流。刊物是新人获得社会认识、认可的一个主要平台，但在生存压力下，目前不少理论刊物走的是“以刊养刊”的路子，主要以收费刊文为主。至于出版自己的学术专著，在受数字出版冲击巨大，只能以利润为重中之重的出版社那里，更是难上加难。
“80后”批评家金理在与陈思和老师对谈时说：“我觉得‘先锋’的出现，是要‘人力’和‘天时’相配合的。它是在常态的文学上加上一鞭，这首先来自主观的能动，同时也要获得客观社会形势的支持。我记得章太炎、胡适都表达过这种意思，近代中国之所以‘你方唱罢我登场’，原因之一是‘中间主干之位’（‘社会重心’） 的不稳固、一直处于寻求过程中。胡适多次提及‘历史上的一个公式’：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相反，等到国家安定了，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就不明显了。也就是说，当变态的社会，学生运动、青年力量在社会生活，以及少年情怀、青春意象在文学中，均能大显身手、鼓动人心。像您提到的‘中年作家’，他们的出道，正逢一个大转折过后百废待兴、重心重建的过程，这是历史提供的客观际遇，他们是这个过程的推动者、参与者，今天看来也是受益者。五四与八十年代都恰逢这种客观际遇。但是如您所说，从‘文革’后到今天，中国社会结束持续动荡、骚动的‘青春期’，逐步进入了告别理想、崇尚实际的‘中年期’。这样的局面中是不利于青年人脱颖而出的。”⑦
相对固态的“中间主干之位”，加之社会越来越世故化，越来越被中老年文化所笼罩，甚至是宰治，年轻人依靠自身奋斗上位的路径很不通畅，“80后”选择从事文学创作的已经不多，而自甘“将冷板凳坐到底”的“80后”批评家，更是寥若晨星。而文学批评，除了批评家自身的才情、天分之外，还需要靠知识的积累和深厚的文化修养，或者是更为重要的人格修为来支撑的，这仍是“80后”难以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坚和劲旅的原因之一。
正是在这样艰难的“内忧外患”中，仍有那么一些有志的青年热爱着文学批评，艰难地在这个行当中勇敢地突围。正如金理所言：“不管时代怎么转换，文学怎么被排挤到边缘，对于真正热爱的人来说，文学的意义、文学批评的意义从来就不是问题。”⑧
三、现状
无论外界如何看待“80后”批评家这个群体，“80后”批评家显然已不容忽视，而且他们还是以整体的形式存在的，这和“70后”批评家的较为分散形成了对比。
青年批评家张元珂总结了“80后”批评家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两个机遇，即他所言的“北馆南社”。“北馆”指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馆自2012年开始的客座研究员机制，先后将“80后”批评家中的杨庆祥、金理、黄平、刘涛、何同彬、傅逸尘、徐刚、陈思、丛治辰等纳入到培养机制中；“南社”指的是云南人民出版社自2013年推出了“‘80后’评论家文丛”，属国内首次集中、大规模推介“80后”批评家。张元珂认为：“‘南社北馆’有望在新世纪文学批评领域引领一个时代，也有望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新气象、新格局。”⑨
“80后”批评家虽最近两年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迅速为外界所知，逐渐参与到当代文学的构建中。但是，作为“80后”批评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甚至问题。比如，“80后”批评家过早地“老于世故”，一旦小有名气，就奔波在各种研讨会、新书发布会上，不注重自我的学习，丧失批评家独立的人格，等等。这些，应该与他们的经历有关。
“80后”批评家的成长路径和同龄作家相比，有着霄壤之别。“80后”作家除张悦然、张怡微等少数几位是从小学一直念到大学甚或留学外，几乎是清一色的辍学“问题少年”。比如以反叛著称的“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更有如恭小兵、春树等完全来自底层的“草根作家”。“80后”批评家却截然不同，他们基本都是名牌大学，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毕业的硕士、博士，甚至博士后，有着充足的知识储备和完好的学术训练。当《萌芽》在1998年推出“新概念作文大赛”，重点关注“80后”作家，以及2004年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和出版社集中宣传“80后”作家时，“80后”批评家还正在学校接受教育。
从目前的学术成果看，这些“80后”批评家都在很有影响、最具权威的评论刊物如《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创作与评论》上发表过较有深度和影响的文章，且多人的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从专著来看，如金理出版了专著《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与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一眼集》《文学梦与青年记忆》《历史中诞生：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四部；杨庆祥出版有学术专著《“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与实践》《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分裂的想象》《现场的角力》，编著《文学史的潜力》《重读路遥》《中国新诗百年大典》（80后卷）等；刘涛出版评论集《当下消息》《“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晚清民初“个人—家—国—天下”体系之变》《瞧，这些人：“70后”作家论》；傅逸尘出版了文学评论集《叙事的嬗变——新世纪军旅小说的写作伦理》《重建英雄叙事》；徐刚出版了《想象城市的方法》《后革命时代的焦虑》；黄平出版了《贾平凹小说论稿》《大时代与小时代》《“80后”写作与中国梦》；何同彬出版了《浮游的守夜人》《重建青年性》；岳雯出版了《沉默所在》；项静出版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李德南出版了《途中之镜》；陈思出版了《现实的多重皱褶》。 值得注意的是，“80后”批评家中，除了从事文学批评，不少人还从事其他文体的创作，如杨庆祥是诗人，出版诗集《在边缘上行走》《虚语》；项静兼具散文和小说创作，出版了《民国少女》，备受好评；傅逸尘近两年来在报告文学上成绩亦很突出，出版了《远航记》；李德南出版了长篇小说《遍地伤花》。这些年轻的批评家穿梭在不同的文体间，使得他们的批评无论是文体意识还是语言、视野，都很鲜活。近年更有如霍艳，先在小说创作上成名，然后到高校攻读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还有以散文见长的江飞，在散文创作如日中天之际，又折身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散文创作和文学评论两不误。霍艳、江飞的加入使得“80后”批评家的整体风格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多样化的特征。
从获奖情况看，“80后”批评家中，杨庆祥、黄平、金理、岳雯等获得在业内很有影响的《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黄平还几度获得该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青年评论家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多个重要奖项，均有“80后”批评家的身影。这是主流认可“80后”批评家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80后”批评家亮相的绝好机会，令人欣喜。
四、心性
2013年是“80后”批评家成长元年。当年5月13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理论批评委员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是首次高级别的针对“80后”批评家的研讨会；2013年年底，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80后’批评家文丛”，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中有5位是“80后”批评家。但通过会议、丛书等来讨论、关注“80后”批评家，这一方式本身其实已经暴露了“80”后的现实处境。在老前辈把持的文学界，他们不仅要搞批评还要进行以话语权为主的权利谋求。他们的抱团取暖，不仅是孤单艰难的批评旅程上“心有戚戚焉”的日常交流，也是在险象丛生、迷雾环绕的政治、历史丛林里图谋一席之地的联合。
回顾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的1984年12月的“杭州会议”，那场引发了1985的寻根文学，作家与评论家合作推动文学潮流的会议。该会议遵循的同样是国有文学生产机制，由此衍生的寻根文学仍是中国当代文学无从面对现实、逃避政治压力的结果。当今的各种协会、杂志、学院的文学讨论会，在名家名作的生产上，在作家、作品的评奖上，依然起着主要的作用。就政治与文化处境而言，“80”后批评家与他们的前辈无异，但他们更多的是出于较为率真的现实考虑。
引起关注的“80”后批评家几乎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博士，深谙就真正的经典而言，话语权仅在传播学、解释学意义上对文学的价值实现产生作用。在作品、作家的选择和批评上，他们更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甚至把目光投向了边缘作家和作品，以不可低估的姿态书写他们文学批评的心性。
看看我们的现当代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权威推荐，还是技巧揣摩有道者所著，大家顶多只知道作品的名字，有几部是人们爱看并入人心的？正如王德威所言，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国暴力与痛苦的道德后果和心理学后果”的记录，而对“历史这头怪兽”的恐惧和憎恶，则是最重要的主题。这就是在数百年暴力统治与反叛的杀戮中生活过来的中国人的“心性”。再用双眼凝视当下，把眼光集中在普通人口述的历史和记忆，看看权力和暴力是如何通过仪式将其合法化、日常化，我们或许就能更好地了解现当代的中国文学。然而，正因为现当代文学作家及其批评家，都只看到了历史和人性可憎的一面，并沉溺其中，也使得这种文学与心性显得狭隘而偏执。
只要熟悉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哲学和文化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其实中国的文学、抒情及批评传统，绝非完全是如此心性。不少中国边缘作家早就做出了卓绝的努力，并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果，如北京的老村、云南的郎生等。“80”后批评家能够积极关注并以极高的热情阅读、判断和书写这些边缘作家，已经表明了他们作为批评家和文学家的心性。他们作为人的心性开始复苏，从关注土地意识、生活意识到文学意识。“80”后批评家还未真正崛起，他们对历史的记忆或许缺少声音和形象，或许还缺乏对政治和公共领域的探查。但他们已经伸出手和脚，用心触摸真实，对全然丧失了真实感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而言，对全然丧失了个体记忆的历史时代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场艰难的文学启蒙。他们抱团取暖，敢于表达他们在文学批评上的心性和立场；并为此身体力行，努力为文学和文学批评回归正常心性做出个人的努力。
五、优劣
“80后”的写作，是更自我、更个性、甚至是更放纵的写作。他们为个人的写作，为心性的写作。这样的写作，与生命是黏血带肉式的关系，彼此联系紧密，贴得很近。“80后”批评家从事批评，主要是因为喜欢，因为热爱文学，这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创造性评论。同时，网络的崛起，也改变了批评的生态，诸如豆瓣等网站，已成为不少专业或非专业的批评者施展才华的舞台，“80后”批评家对纸媒的依赖度也相应地降低了，直接的效果是批评的文体和语言更加灵动，有生气、有体温。从学养上看，“80后”批评家绝大多数出身名校，师从国内一流的批评家，理论训练充足。因为外语好，这波批评家大多能直接阅读西方原著，能与海外无障碍交流，这使得他们视野开阔。同时，由于政治风气开化，批评环境相对较好，也让他们在批评的独立性上，较上几代批评家强，批评的主体意识能得到很好的张扬。这些，都是“80后”批评家的优势所在。
2013年5月北京召开的“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上，老一代批评家给予了“80后”批评家很高的评价：学识广博，感觉敏锐，接轨传统，打通经典，理论视野开阔，善于在务实中求新，相比前几代批评家多了“后”知识，富于潜力，与文学批评中的“50后”“60后”“70后”构成了很好的衔接。⑩对“80后”批评家的表扬背后，尤其是“接轨传统”一句，看似表扬，其实透射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80后”批评家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批评坐标、批评传统和美学评价体系，还只能在“接轨传统”中，或者是主动向所谓的传统靠拢中获得认可。用“80后”批评家何同彬的话来说，就是“世故”。和所谓的传统接轨，臣服在“老年性文化”中，当然能得到掌握权力的老年人的认可，但必然的结果，是“80后”批评家终将丧失自我。 顾随曾说，任何一个大师，他的门下高足总不成。是屋下架屋、床上安床的缘故么？一种学派，无论哲学、文学，皆是愈来愈小，愈演愈弱，以至于亡。{11}“80后”批评家要想真正有所建树，就不能“屋下架屋、床上安床”，要在充分吸收的基础上有所创越。
最近看到批评家李建军的一条微信，他写道：余以为，“50后”影响了“60后”和“70后”，也带坏了“80后”。“80后”缺乏“60后”的独立精神和成熟意识，所以受“50后”影响最大。你看，那些“80后”批评家的文章，写得版版六十四，沉闷，僵硬，堆垛，吹捧名流，迎合当路，市侩气十足，简直就是“50后”的克隆和翻版。所以，吾常言：“50后”带坏了“80后”；“80后”一代不成器。李建军此言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他对“80后”批评家存在的典型问题看得还是很到位的。
批评家李敬泽日前有篇对“80后写作”颇有见地的观察文章，他说“80后”作家“并没有为当代文学提供什么新的重要因素”“文学并没有重新开始，一批新人出现了，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新事”。{12}此理可挪用到“80后”批评家身上，虽然金理不无感慨地说，现在想起2012年媒体还在讨论“‘80后’为何难出批评家”，真有“换了人间的感慨”。{13}但“80后”批评家虽然在这两年受到了关注，却并未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建构提供什么新变因素。“80后”最大的特点是太乖，早熟，听话的孩子是难有创作力的，自然无法提供什么新鲜的东西。
“文学批评理论就是要在时代、文化发生转变的时候，及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通过解读某些创作现象来阐释事物发展的规律。”{14}在“80后”批评家中，虽有杨庆祥对“80后”创作以及当下的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问题，但相较整个“80后”批评家群体，这样的声音还显得单一，未形成和声。
从文体上讲，“80后”批评家们还是按照传统的学院派要求作文，老气横秋，少有如杨庆祥《“80后”，怎么办？》那样飘逸的文章。“80后”批评家要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文体上，也要有所创新。
“80后”批评家的优势和劣势都是很明显的，作为年轻人，有劣势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山面目。
六、瞻望
从“80后”批评家成长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状况分析，其实不难看出这批人今后的发展方向，甚至是在批评上的造诣。我理解的外部环境，包括期刊出版以及各级主管机构的扶持；而内部环境，可以理解为“80后”批评家的批评志向、关注趣味以及自身在修养上的努力。
“现在，关于要加强文艺批评的主流声音一直不断，大媒体报刊也相应地设立批评专页的版面，稿费据说不菲，在高校、出版系统申请出版批评文集的经费也不是特别困难。”但陈思和先生在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所做的序言中认为：“批评家今天的问题，是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缺失。他说：一方面是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缺失，看不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真实之间的深刻关系，一方面是局限于学院派知识结构的偏狭，一方面是学院熏陶的知识者的傲慢，学院批评无法突破知识与立场的局限而深入到真实生活深处，去把握生活变化的内在规律，而是把时间精力都耗费在轰轰烈烈的开大会、发文章、搞活动、做项目等等，尽是表面的锦团花簇而缺乏深入透彻地思考生活和理解生活。其实，批评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宽容温厚的心胸，敏感细腻的感觉，以及坚定不妥协的人文立场，才能发现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艺术力量，与他们患难与共地去推动发展文学艺术。在我看来，今天我们面临文化生活、审美观念、文学趋势之激剧变化，一点也不亚于1980年代中期的那场革命性的转型，但是现在，文艺探索与理论批评却是分裂的，探索不知为何探索，批评也不知为何批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文艺批评怎么能够产生真正的力量呢？所以我今天赞同续小强先生继续编辑出版《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但所希望的，不在多出几本批评文集，更不在乎多评几个职称，而是要培养一批敏感于生活，激荡于文字，充满活力而少混迹名利场的新锐批评家。”{15}
年轻的新锐批评家，必须经历漫长的学术训练。写作是要靠天赋的，而批评除了天赋，更需后天的理论训练，文本细读的训练。作为一个批评家，首先要有大量的阅读，对当下文学创作、走向有清晰的把握，同时，必须接轨传统，打通经典。评论家李敬泽就一直强调，“丰富的理论修养，起码的思辨能力，系统的社会科学知识，对于文学史的完整概念，这些作为文学史家、理论家的必备素质对于批评家不仅需要，而且必须具备”{16}。这样，在做批评时，才不至于大惊小怪，见什么都是“最”“首创”等。除了阅读，批评家“不参与到当下生活的激流中去，对当下复杂的生活现象没有大是大非的观念，没有大爱大憎的感情，那这个批评家也做不好，不管从哪里搬来多少理论，都是没有用的，如果批评家对生活采取冷漠的态度，根本就不了解这个生活的话，那么，这个批评家也是成不了气候的”{17}。
在“80后”批评家中，刘涛对提升自身修养有深刻认识。我们聊天中，刘涛常规劝我，要少写多读，最好是做一个专业读书人，而不是批评者。刘涛说，看懂一个作家，或看懂一种文学现象，比较简单，看懂一个时代则较难。如何看懂？或有两路：读书与历练。由于每个人机缘不同，会各有不同的经历，不可强求。读书则应求精求深，以当代文学批评为业者易浅，原因即或读书不精不深，因为功夫在诗外。所以从事当代文学批评者成名可较早，但难免后劲不足，每况愈下，应深戒之。金理也多次提到，“80后”批评家一定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否则，“80后”批评家最后只会变成一个空洞的概念。
批评家吴义勤说，他发现“80后”批评家对理论的热情远远高于阅读的兴趣。他认为，要做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一定要做好文本细读工作，“两条腿走路”。吴义勤的告诫甚为有理，没有扎实的阅读，做文学批评只能是自欺欺人。
七、平台
期刊、出版和文学发展之间的关联，被不少论者关注和论述过；而批评的发展和期刊、出版的关联，甚至高于其他文学题材。“60后”那代批评家的横空出世，离不开20世纪90年代两套批评丛书《火凤凰批评文丛》和《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的出版。很多年轻的批评家，都是凭借着这两套丛书走上文学批评之路，为外界所认识的。 自2009年，文化体制改革后，出版社已蜕变为追求利润的文化企业，可以说，生存的压力是压在出版社头上的一座大山，出版社无法像之前一般，花费巨资去打造、培养文学新人。当然也有例外，如上述云南人民出版社就愿意花费巨资主动出击，打造《“80后”批评家文丛》。
目前，网络以其特有的便捷和优势，对传统出版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传统读者群已经分化。在此大背景下，期刊普遍采取“以刊养刊”的路，依靠收取版面费维系生存。不少批评刊物一个刊名两张皮，一本刊物依旧艰难地保持原先定位，另一本收费发稿，或改头换面另做他用，目的是赚钱养主刊。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南方文坛》自1998年始，开设“今日批评家”，一年六期，一期一名，15年来已有近90名青年批评家在此亮相，其中不乏“80后”。还有《创作与评论》，自2014年起，开设“新锐批评家”栏目，力推青年批评家，在已推介的青年批评家中，就有不少“80后”；《滇池》杂志近年由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展军主持的“中国批评家”，也推出了不少“80后”批评家；《都市》杂志自2014年年中开设“同步成长”专栏，每期访谈一位“80后”批评家。另外，在业内影响甚大的《文学报》，自2015年2月起，将开设“枪和玫瑰·聚焦‘80后’批评家”专栏，每月一期，每期一个整版，集中展示“80后”批评家的风采。
只要有更多的负责任的期刊加入到为“80后”批评家提供平台的阵营中，“80后”批评家成长的外部环境将得到进一步改善，他们将更茁壮地成长。
八、互动
关注同辈作家，不仅是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批评家”的有效回应，也是“80后”批评家自身成长的需要。批评家张柠说：“‘80后’应该有自己的批评家，不要等到30岁才搞批评，更不要试图通过阐释几个经典作家而成为批评家，要直接对自己的同时代人说话，应该自己对自己进行阐释和总结。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不一样，文艺批评必须和写作同步。”{18}
金理一再呼吁：“批评家一定要和同龄人中的作家群体多通声息、多合作。”{19}他举例，文学史上批评家与作家互相砥砺、互为激发，甚至长时间共同成长的例子比比皆是，从近的说，比如胡风和路翎、杜衡和戴望舒、王佐良和穆旦、吴亮和马原、陈思和和王安忆……
来自同龄人的评论，无疑会更容易获得“80后”作家们的信任。作家郑小驴说，“80后”批评家与我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文学经验，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比较一致，这让他们更容易进入我们的写作，对作品进行较为准确的解读。况且很多“80后”批评家自己也进行文学创作，这使得批评家对作家的写作更容易心领神会。{20}
自2012年以来，“80后”批评家更多地涌入文学现场，并努力跟进同辈人的创作节奏。杨庆祥、金理、黄平三位“80后”批评家2012年在《南方文坛》开设了“三人谈”的专栏，从选择以文学为“志业”的自我经验谈起，追溯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发展和审美的嬗变，辩驳文学在各色语境中的纠葛和挣扎。《创作与评论》从2013年起开办“新锐”栏目，每期推出一位“80后”作家小辑，由评论家谢有顺和弟子李德南主持，目前，几乎每期都有“80后”批评家针对“80后”作家的评论，形成有效的互动。杨庆祥和金理从2013年起在《名作欣赏》主持“80后评80后”栏目，每一期重点推出一位“80后”作家，同时邀请一位“80后”批评家写该作家的专论，力图在年轻作家和年轻批评家之间搭建起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新创刊的《百家评论》，设立了“青春实力派”栏目，主推青年作家和评论家，目前，徐刚、刘涛、李德南等都已为该栏目撰文。在新锐杂志的全力支持下，“80后”批评家通过对“80后”作家的评述，一定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更有利于彼此的成长。
“80后”批评家要引起人们关注，甚至说以他们的力量推动文学事业的繁荣，散兵游勇小打小闹是成不了气候的，必须要集体亮相。文学尽管是个人的事业，但要说到引起社会关注、介入公共世界，确实得集体亮相。所以，如果说最希望在哪些方面得到关注和帮助，我想首先是希望那些手握资源的前辈们多给年轻人提供舞台，各级宣传和文化部门多对年轻人落实制度上的扶持、资金上的投入，同时尽量保护年轻人的个性和锋芒，而且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一个整体。{21}
2013年5月13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理论批评委员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是首次高级别的针对“80后”批评家的研讨会，相信有了这个开始，“80后”批评家今后将得到更高层面的关注。另外，自2011年开始现代文学研究馆启动的客座研究员培养机制，对“80后”批评家也多有扶持，目前，杨庆祥、金理、黄平、刘涛、何同彬、傅逸尘、徐刚、陈思、丛治辰都是其麾下研究员。
批评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80后’批评家的‘迟到’，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代批评家在文学生态上的特殊位置所决定的。年轻批评家的成长确实要比年轻作家的成长慢一点，难一些，某种程度上讲，需要外力从旁协助，形成话语场地，在场地中尽快成长。”{22}而这样的“话语场地”正是需要如李敬泽这样的人及更多的刊物和出版社提供的。
在“80后批评家”研讨会上，《文艺报》主编、著名评论家阎晶明说，文学批评是一项寂寞的事业，是一项需要坚守的事业。今天的时代和文学众声喧哗，批评不再像20世纪中后期那样受到重视，但这也不见得就是坏事。“有时候土壤太过滋润可能不利于批评家成长，比如西瓜，土壤太肥沃，可能长得大，水多，但不甜。一直处于呵护下的批评无法获得持久旺盛的生命力。批评家除了关注作家作品外，还应当多做‘脑体操’，关注个人批评观的建构。”
“80后”批评家毕竟是一个崭新的概念，自2012年以来，已经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这对“80后”批评家来说，是一次机遇。俗话说，暴得大名不祥。“80后”批评家也就30多岁，不要为名太过焦躁，沉下心来，安静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多读书，多关注当下社会，一定能闯荡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作家郎生在评价老村的小说《骚土》时说，老村的《骚土》是中国当代小说的一场绝地起义。那么，借用郎生兄的话，“80后”批评家只有不做温顺的羔羊，来一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绝境突围，方能给当代的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带来新的变数。
注释：
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②王尧、林建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生成、发展与转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导言>》，《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
③④⑦ 金理、陈思和：《做同代人的批评家》，《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⑤白龙：《莫让青春染暮气》，《人民日报》2013年5月14日。
⑥{19}{21}金莹：《“80后”青年评论家为何难“冒头”？》，《文学报》2012年4月6日。
⑧朱自奋：《“80后批评家”正在发言——访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讲师金理》，《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7月6日。
⑨张元珂：《“80后”批评家群形成过程中的“北馆南社”事件》，《大家》2014年第2期。
⑩{22}金涛：《“80后”批评家，他们为何姗姗来迟？》，《中国艺术报》2014年7月29日。
{11}顾随：《中国古典文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12}李敬泽：《80后写作：未曾年轻，便已衰老》，《文学报》2014年12月3日。
{13}周明全、金理：《“80后”应首先找到自己的具体岗位》，《都市》2013年第6期。
{14}{15}陈思和：《再说说文艺批评——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而作》，《文汇报》2015年2月9日。
{16}李星：《关于当前文学批评现状的观察与思考》，《文艺报》2012年7月30日。
{17}陈思和：《批评与创作的同构关系——兼谈新世纪文学的危机与挑战》，《思和文存》（第3卷），黄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
{18}张柠：《80后写作，偶像与实力之争》，《南风窗》2004年6月（上）。
{20}黄尚恩：《“80后”批评家应关注同代作家》，《文艺报》2012年10月26日。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批评家，当“80后”作家被媒体、书商炮制、包装，闪亮登场多年之后，同龄的“80后”批评家却至今寥寥，无论数量还是社会影响力，均无法与同辈作家相较。其实，他们并非了无声息、绝迹于当下的文坛；相反，他们正积极发声、表露心性。其中的杨庆祥、金理、黄平、何同彬、岳雯、傅逸尘、李德南、刘涛和徐刚等人，正以自己的批评实践及对当下文坛的持续关注与介入，试图改写当下文学批评的版图。
2013年年底，我所供职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策划推出了“‘80后’批评家文丛”，目前已经推出两辑共十一位“80后”批评家的文学批评集，并于2014年度开始，每年选编一本《“80后”批评家年选》（选本由我和金理选编）。作为策划者和编辑人，近两年来，我对十余位“80后”批评家进行个案分析和访谈，这让我对他们的生存状态、成长路径、师承和理论资源，以及当下的关注重心，都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和体悟。
本文试图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流变，及“80后”批评家的现实处境、知识结构、成长路径等几个方面着手，对这批批评家予以评介，以便读者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80后”批评家，并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扶植。
一、流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1949年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也明确地提出了“批评是实行对文艺工作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漫长的历史时段内，文艺批评充当了思想斗争、甚至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规范的作家和作品；另一方面，对具有偏离、悖逆倾向的作家和作品加以警示。”{1}这一时期，主管宣传的官员、作协的官员、刊物的主编等“文化官员”，都成了拥有绝对权力的批评家，以意识形态去管理、指导文学创作，决定着创作、甚至是作家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末到 80年代初，文学批评仍然在当代文学制度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由‘文革’到‘新时期’的过渡中，文学批评一方面参与‘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引领新的文艺思潮、推动创作主潮的形成。虽然文学批评作为‘思想斗争’的武器，在近三十年来也有所使用（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历史也因此具有某种复杂性），但由于重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批评更主要的是回到了文学本位。”②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文学亦迎来了高潮期，虽然意识形态对文学批评仍然保持着特定的要求，但文学批评选择的自由性和多样性也随之增加。
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家，大都在高校里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随即留校任教，但作为批评家，他们指导文学创作的功能逐渐减弱。陈思和先生说过：“我觉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批评家开始分化了，这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看上去批评家的功能是减弱了，但是其实是走对的，因为减弱了以后，批评家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就凸出来了，他有创作作为依据，本来模糊的、理念化的东西就变得实践化了。”③
20世纪90年代，文学界的分化或者说多元化趋势更趋明显，文学制度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摆脱了“思想斗争”陈旧观念的束缚，进入相当活跃的时期。尽管“批评缺席”“批评失语”等说法也在不断浮现，但陈思和先生说：“我一直认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取得的成就高于80年代。所谓‘批评缺席’其实是伪问题，大统一的批评家没有了，批评的权力中心没有了。但是从多元性、自由性、个性来说，使1990年代以后的批评更有力量。”④这一时期，文学批评附加的政治权威已基本丧失，但文学批评在引领创作风潮，对作品进行解读鉴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批评家的地位依旧很高。
文学批评经历的第四次流变是在21世纪，此时网络开始盛行，作品发表没有门槛设置，人人皆作家，管你批评不批评，该写的都在热火朝天地写。评论家也更趋分化，主要的圈子有传媒批评圈和学院批评圈。传媒批评被冠以“酷评”，大有跟风之嫌，但其威力不容小觑；学院批评深奥难懂，批评家常年避居学院的深墙大院，与当下社会和文学创作隔膜渐深，批评也变成了自说自话。现在经常听到不少作家甚至一线作家声称自己从来不看文学批评，这似乎暗示了文学评论的落寞。“80后”批评家，就成长在文学批评寂寥难为的环境中，他们难以发声，并非自身不作为，而是大的时代环境所致。
虽然“80后”批评家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批评的处境也相对艰难，是否当下的文学就不需要批评了呢？显然不是，尽管文学批评指导和规范创作上的意义，如今已显得可有可无，但文学批评却更为接近它所具有的本真意味。对于批评家而言，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进行剖析、解读、阐释，在发掘文本背后更为广泛深刻的人性、人生，乃至社会意义的同时，也在表现和传达着批评家本身对这一切的态度和立场。文学批评并非是对作品简单的描摹，而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可以说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既是相互的，也是独立的，彼此均具有不可替代性。
文学批评是另一种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批评本身就具有存在的价值，作家与批评家对社会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文学本身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升华，当批评家进行文学批评时，也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的介入方式。除此，从当代文学批评的流变来看，文学批评本身也形成了它自身的发展历史，相关研究的展开，可以使我们更为清晰地把握住文学的发展脉络，以及各个时期文学与时代的相互关联。由每个批评家的批评理念所构成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当代人文思想的建设与丰富，都具有非常意义。
二、处境
从目前文学评论界的整体情况来看，老而弥坚的“50后”“60后”批评家依旧是中坚力量（批评家的成长和作家有些区别，作家凭才情能较早成名，但也容易早衰，而批评家的成长需要时间的淬炼，一旦成名，基本能够保持状态，且会越来越好，生命力总体比作家旺盛）。而“80后”评论家，不仅从数量上难以和老一辈评论家抗衡，在社会关注度甚至是圈子以内，也时常被其遮蔽。 在阅读统一化、标准化的时代，写作仅是少数专职作家的专利。一举成名后，作家们不仅能享受到来自社会的认可，甚至官方的肯定，因写作而加官晋爵的作家也不在少数。作为文学创作最有力的指导、最有价值的创作分析和对文学现象进行归纳总结的评论家，自然能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同时还能享受到来自作家的膜拜和追捧。而当下，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人皆作家、编辑、批评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这宣告了过去时代的一去不返。
20世纪“80后”的这一代人，出生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成长又时逢物质相对丰富的时期，是享受了改革之利的一代人。然而，在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衡量体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钱、权、名，成了当下量化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尺。难怪连《人民日报》都刊文感慨，似乎在一夜之间，“80后”一代集体变“老”了，可更应该警惕的，是“80后”精神早衰。如果说“叹老”只是情绪的释放和吐槽，那么精神上的“早衰”，就很不正常了。“早衰”的年轻人，有时会显得很“成熟”，举手投足都无比正确，接人待物都恰如其分，说话谈吐都深思熟虑，但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⑤ “80后基本上是在一个充斥着失败主义的情绪中接受文学教育的，知识分子边缘化、文学‘失去轰动效应’、遭炮轰……”⑥都使得他们无心恋战在文学这一人类尚存的为数不多的精神家园。
“80后”批评家难以拱破既厚且坚的“冻土”冒出来，也跟老一辈评论家目前仍然是各主要评论刊物的重要作者有关。虽然也有像《南方文坛》《创作与评论》《名作欣赏》《文学报》《山花》等新锐刊物力推“80后”批评家，但毕竟尚未形成主流。刊物是新人获得社会认识、认可的一个主要平台，但在生存压力下，目前不少理论刊物走的是“以刊养刊”的路子，主要以收费刊文为主。至于出版自己的学术专著，在受数字出版冲击巨大，只能以利润为重中之重的出版社那里，更是难上加难。
“80后”批评家金理在与陈思和老师对谈时说：“我觉得‘先锋’的出现，是要‘人力’和‘天时’相配合的。它是在常态的文学上加上一鞭，这首先来自主观的能动，同时也要获得客观社会形势的支持。我记得章太炎、胡适都表达过这种意思，近代中国之所以‘你方唱罢我登场’，原因之一是‘中间主干之位’（‘社会重心’） 的不稳固、一直处于寻求过程中。胡适多次提及‘历史上的一个公式’：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相反，等到国家安定了，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就不明显了。也就是说，当变态的社会，学生运动、青年力量在社会生活，以及少年情怀、青春意象在文学中，均能大显身手、鼓动人心。像您提到的‘中年作家’，他们的出道，正逢一个大转折过后百废待兴、重心重建的过程，这是历史提供的客观际遇，他们是这个过程的推动者、参与者，今天看来也是受益者。五四与八十年代都恰逢这种客观际遇。但是如您所说，从‘文革’后到今天，中国社会结束持续动荡、骚动的‘青春期’，逐步进入了告别理想、崇尚实际的‘中年期’。这样的局面中是不利于青年人脱颖而出的。”⑦
相对固态的“中间主干之位”，加之社会越来越世故化，越来越被中老年文化所笼罩，甚至是宰治，年轻人依靠自身奋斗上位的路径很不通畅，“80后”选择从事文学创作的已经不多，而自甘“将冷板凳坐到底”的“80后”批评家，更是寥若晨星。而文学批评，除了批评家自身的才情、天分之外，还需要靠知识的积累和深厚的文化修养，或者是更为重要的人格修为来支撑的，这仍是“80后”难以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坚和劲旅的原因之一。
正是在这样艰难的“内忧外患”中，仍有那么一些有志的青年热爱着文学批评，艰难地在这个行当中勇敢地突围。正如金理所言：“不管时代怎么转换，文学怎么被排挤到边缘，对于真正热爱的人来说，文学的意义、文学批评的意义从来就不是问题。”⑧
三、现状
无论外界如何看待“80后”批评家这个群体，“80后”批评家显然已不容忽视，而且他们还是以整体的形式存在的，这和“70后”批评家的较为分散形成了对比。
青年批评家张元珂总结了“80后”批评家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两个机遇，即他所言的“北馆南社”。“北馆”指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馆自2012年开始的客座研究员机制，先后将“80后”批评家中的杨庆祥、金理、黄平、刘涛、何同彬、傅逸尘、徐刚、陈思、丛治辰等纳入到培养机制中；“南社”指的是云南人民出版社自2013年推出了“‘80后’评论家文丛”，属国内首次集中、大规模推介“80后”批评家。张元珂认为：“‘南社北馆’有望在新世纪文学批评领域引领一个时代，也有望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新气象、新格局。”⑨
“80后”批评家虽最近两年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迅速为外界所知，逐渐参与到当代文学的构建中。但是，作为“80后”批评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甚至问题。比如，“80后”批评家过早地“老于世故”，一旦小有名气，就奔波在各种研讨会、新书发布会上，不注重自我的学习，丧失批评家独立的人格，等等。这些，应该与他们的经历有关。
“80后”批评家的成长路径和同龄作家相比，有着霄壤之别。“80后”作家除张悦然、张怡微等少数几位是从小学一直念到大学甚或留学外，几乎是清一色的辍学“问题少年”。比如以反叛著称的“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更有如恭小兵、春树等完全来自底层的“草根作家”。“80后”批评家却截然不同，他们基本都是名牌大学，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毕业的硕士、博士，甚至博士后，有着充足的知识储备和完好的学术训练。当《萌芽》在1998年推出“新概念作文大赛”，重点关注“80后”作家，以及2004年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和出版社集中宣传“80后”作家时，“80后”批评家还正在学校接受教育。
从目前的学术成果看，这些“80后”批评家都在很有影响、最具权威的评论刊物如《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创作与评论》上发表过较有深度和影响的文章，且多人的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从专著来看，如金理出版了专著《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与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一眼集》《文学梦与青年记忆》《历史中诞生：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四部；杨庆祥出版有学术专著《“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与实践》《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分裂的想象》《现场的角力》，编著《文学史的潜力》《重读路遥》《中国新诗百年大典》（80后卷）等；刘涛出版评论集《当下消息》《“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晚清民初“个人—家—国—天下”体系之变》《瞧，这些人：“70后”作家论》；傅逸尘出版了文学评论集《叙事的嬗变——新世纪军旅小说的写作伦理》《重建英雄叙事》；徐刚出版了《想象城市的方法》《后革命时代的焦虑》；黄平出版了《贾平凹小说论稿》《大时代与小时代》《“80后”写作与中国梦》；何同彬出版了《浮游的守夜人》《重建青年性》；岳雯出版了《沉默所在》；项静出版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李德南出版了《途中之镜》；陈思出版了《现实的多重皱褶》。 值得注意的是，“80后”批评家中，除了从事文学批评，不少人还从事其他文体的创作，如杨庆祥是诗人，出版诗集《在边缘上行走》《虚语》；项静兼具散文和小说创作，出版了《民国少女》，备受好评；傅逸尘近两年来在报告文学上成绩亦很突出，出版了《远航记》；李德南出版了长篇小说《遍地伤花》。这些年轻的批评家穿梭在不同的文体间，使得他们的批评无论是文体意识还是语言、视野，都很鲜活。近年更有如霍艳，先在小说创作上成名，然后到高校攻读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还有以散文见长的江飞，在散文创作如日中天之际，又折身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散文创作和文学评论两不误。霍艳、江飞的加入使得“80后”批评家的整体风格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多样化的特征。
从获奖情况看，“80后”批评家中，杨庆祥、黄平、金理、岳雯等获得在业内很有影响的《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黄平还几度获得该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青年评论家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多个重要奖项，均有“80后”批评家的身影。这是主流认可“80后”批评家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80后”批评家亮相的绝好机会，令人欣喜。
四、心性
2013年是“80后”批评家成长元年。当年5月13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理论批评委员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是首次高级别的针对“80后”批评家的研讨会；2013年年底，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80后’批评家文丛”，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中有5位是“80后”批评家。但通过会议、丛书等来讨论、关注“80后”批评家，这一方式本身其实已经暴露了“80”后的现实处境。在老前辈把持的文学界，他们不仅要搞批评还要进行以话语权为主的权利谋求。他们的抱团取暖，不仅是孤单艰难的批评旅程上“心有戚戚焉”的日常交流，也是在险象丛生、迷雾环绕的政治、历史丛林里图谋一席之地的联合。
回顾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的1984年12月的“杭州会议”，那场引发了1985的寻根文学，作家与评论家合作推动文学潮流的会议。该会议遵循的同样是国有文学生产机制，由此衍生的寻根文学仍是中国当代文学无从面对现实、逃避政治压力的结果。当今的各种协会、杂志、学院的文学讨论会，在名家名作的生产上，在作家、作品的评奖上，依然起着主要的作用。就政治与文化处境而言，“80”后批评家与他们的前辈无异，但他们更多的是出于较为率真的现实考虑。
引起关注的“80”后批评家几乎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博士，深谙就真正的经典而言，话语权仅在传播学、解释学意义上对文学的价值实现产生作用。在作品、作家的选择和批评上，他们更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甚至把目光投向了边缘作家和作品，以不可低估的姿态书写他们文学批评的心性。
看看我们的现当代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权威推荐，还是技巧揣摩有道者所著，大家顶多只知道作品的名字，有几部是人们爱看并入人心的？正如王德威所言，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国暴力与痛苦的道德后果和心理学后果”的记录，而对“历史这头怪兽”的恐惧和憎恶，则是最重要的主题。这就是在数百年暴力统治与反叛的杀戮中生活过来的中国人的“心性”。再用双眼凝视当下，把眼光集中在普通人口述的历史和记忆，看看权力和暴力是如何通过仪式将其合法化、日常化，我们或许就能更好地了解现当代的中国文学。然而，正因为现当代文学作家及其批评家，都只看到了历史和人性可憎的一面，并沉溺其中，也使得这种文学与心性显得狭隘而偏执。
只要熟悉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哲学和文化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其实中国的文学、抒情及批评传统，绝非完全是如此心性。不少中国边缘作家早就做出了卓绝的努力，并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果，如北京的老村、云南的郎生等。“80”后批评家能够积极关注并以极高的热情阅读、判断和书写这些边缘作家，已经表明了他们作为批评家和文学家的心性。他们作为人的心性开始复苏，从关注土地意识、生活意识到文学意识。“80”后批评家还未真正崛起，他们对历史的记忆或许缺少声音和形象，或许还缺乏对政治和公共领域的探查。但他们已经伸出手和脚，用心触摸真实，对全然丧失了真实感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而言，对全然丧失了个体记忆的历史时代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场艰难的文学启蒙。他们抱团取暖，敢于表达他们在文学批评上的心性和立场；并为此身体力行，努力为文学和文学批评回归正常心性做出个人的努力。
五、优劣
“80后”的写作，是更自我、更个性、甚至是更放纵的写作。他们为个人的写作，为心性的写作。这样的写作，与生命是黏血带肉式的关系，彼此联系紧密，贴得很近。“80后”批评家从事批评，主要是因为喜欢，因为热爱文学，这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创造性评论。同时，网络的崛起，也改变了批评的生态，诸如豆瓣等网站，已成为不少专业或非专业的批评者施展才华的舞台，“80后”批评家对纸媒的依赖度也相应地降低了，直接的效果是批评的文体和语言更加灵动，有生气、有体温。从学养上看，“80后”批评家绝大多数出身名校，师从国内一流的批评家，理论训练充足。因为外语好，这波批评家大多能直接阅读西方原著，能与海外无障碍交流，这使得他们视野开阔。同时，由于政治风气开化，批评环境相对较好，也让他们在批评的独立性上，较上几代批评家强，批评的主体意识能得到很好的张扬。这些，都是“80后”批评家的优势所在。
2013年5月北京召开的“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上，老一代批评家给予了“80后”批评家很高的评价：学识广博，感觉敏锐，接轨传统，打通经典，理论视野开阔，善于在务实中求新，相比前几代批评家多了“后”知识，富于潜力，与文学批评中的“50后”“60后”“70后”构成了很好的衔接。⑩对“80后”批评家的表扬背后，尤其是“接轨传统”一句，看似表扬，其实透射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80后”批评家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批评坐标、批评传统和美学评价体系，还只能在“接轨传统”中，或者是主动向所谓的传统靠拢中获得认可。用“80后”批评家何同彬的话来说，就是“世故”。和所谓的传统接轨，臣服在“老年性文化”中，当然能得到掌握权力的老年人的认可，但必然的结果，是“80后”批评家终将丧失自我。 顾随曾说，任何一个大师，他的门下高足总不成。是屋下架屋、床上安床的缘故么？一种学派，无论哲学、文学，皆是愈来愈小，愈演愈弱，以至于亡。{11}“80后”批评家要想真正有所建树，就不能“屋下架屋、床上安床”，要在充分吸收的基础上有所创越。
最近看到批评家李建军的一条微信，他写道：余以为，“50后”影响了“60后”和“70后”，也带坏了“80后”。“80后”缺乏“60后”的独立精神和成熟意识，所以受“50后”影响最大。你看，那些“80后”批评家的文章，写得版版六十四，沉闷，僵硬，堆垛，吹捧名流，迎合当路，市侩气十足，简直就是“50后”的克隆和翻版。所以，吾常言：“50后”带坏了“80后”；“80后”一代不成器。李建军此言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他对“80后”批评家存在的典型问题看得还是很到位的。
批评家李敬泽日前有篇对“80后写作”颇有见地的观察文章，他说“80后”作家“并没有为当代文学提供什么新的重要因素”“文学并没有重新开始，一批新人出现了，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新事”。{12}此理可挪用到“80后”批评家身上，虽然金理不无感慨地说，现在想起2012年媒体还在讨论“‘80后’为何难出批评家”，真有“换了人间的感慨”。{13}但“80后”批评家虽然在这两年受到了关注，却并未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建构提供什么新变因素。“80后”最大的特点是太乖，早熟，听话的孩子是难有创作力的，自然无法提供什么新鲜的东西。
“文学批评理论就是要在时代、文化发生转变的时候，及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通过解读某些创作现象来阐释事物发展的规律。”{14}在“80后”批评家中，虽有杨庆祥对“80后”创作以及当下的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问题，但相较整个“80后”批评家群体，这样的声音还显得单一，未形成和声。
从文体上讲，“80后”批评家们还是按照传统的学院派要求作文，老气横秋，少有如杨庆祥《“80后”，怎么办？》那样飘逸的文章。“80后”批评家要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文体上，也要有所创新。
“80后”批评家的优势和劣势都是很明显的，作为年轻人，有劣势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山面目。
六、瞻望
从“80后”批评家成长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状况分析，其实不难看出这批人今后的发展方向，甚至是在批评上的造诣。我理解的外部环境，包括期刊出版以及各级主管机构的扶持；而内部环境，可以理解为“80后”批评家的批评志向、关注趣味以及自身在修养上的努力。
“现在，关于要加强文艺批评的主流声音一直不断，大媒体报刊也相应地设立批评专页的版面，稿费据说不菲，在高校、出版系统申请出版批评文集的经费也不是特别困难。”但陈思和先生在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所做的序言中认为：“批评家今天的问题，是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缺失。他说：一方面是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缺失，看不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真实之间的深刻关系，一方面是局限于学院派知识结构的偏狭，一方面是学院熏陶的知识者的傲慢，学院批评无法突破知识与立场的局限而深入到真实生活深处，去把握生活变化的内在规律，而是把时间精力都耗费在轰轰烈烈的开大会、发文章、搞活动、做项目等等，尽是表面的锦团花簇而缺乏深入透彻地思考生活和理解生活。其实，批评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宽容温厚的心胸，敏感细腻的感觉，以及坚定不妥协的人文立场，才能发现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艺术力量，与他们患难与共地去推动发展文学艺术。在我看来，今天我们面临文化生活、审美观念、文学趋势之激剧变化，一点也不亚于1980年代中期的那场革命性的转型，但是现在，文艺探索与理论批评却是分裂的，探索不知为何探索，批评也不知为何批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文艺批评怎么能够产生真正的力量呢？所以我今天赞同续小强先生继续编辑出版《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但所希望的，不在多出几本批评文集，更不在乎多评几个职称，而是要培养一批敏感于生活，激荡于文字，充满活力而少混迹名利场的新锐批评家。”{15}
年轻的新锐批评家，必须经历漫长的学术训练。写作是要靠天赋的，而批评除了天赋，更需后天的理论训练，文本细读的训练。作为一个批评家，首先要有大量的阅读，对当下文学创作、走向有清晰的把握，同时，必须接轨传统，打通经典。评论家李敬泽就一直强调，“丰富的理论修养，起码的思辨能力，系统的社会科学知识，对于文学史的完整概念，这些作为文学史家、理论家的必备素质对于批评家不仅需要，而且必须具备”{16}。这样，在做批评时，才不至于大惊小怪，见什么都是“最”“首创”等。除了阅读，批评家“不参与到当下生活的激流中去，对当下复杂的生活现象没有大是大非的观念，没有大爱大憎的感情，那这个批评家也做不好，不管从哪里搬来多少理论，都是没有用的，如果批评家对生活采取冷漠的态度，根本就不了解这个生活的话，那么，这个批评家也是成不了气候的”{17}。
在“80后”批评家中，刘涛对提升自身修养有深刻认识。我们聊天中，刘涛常规劝我，要少写多读，最好是做一个专业读书人，而不是批评者。刘涛说，看懂一个作家，或看懂一种文学现象，比较简单，看懂一个时代则较难。如何看懂？或有两路：读书与历练。由于每个人机缘不同，会各有不同的经历，不可强求。读书则应求精求深，以当代文学批评为业者易浅，原因即或读书不精不深，因为功夫在诗外。所以从事当代文学批评者成名可较早，但难免后劲不足，每况愈下，应深戒之。金理也多次提到，“80后”批评家一定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否则，“80后”批评家最后只会变成一个空洞的概念。
批评家吴义勤说，他发现“80后”批评家对理论的热情远远高于阅读的兴趣。他认为，要做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一定要做好文本细读工作，“两条腿走路”。吴义勤的告诫甚为有理，没有扎实的阅读，做文学批评只能是自欺欺人。
七、平台
期刊、出版和文学发展之间的关联，被不少论者关注和论述过；而批评的发展和期刊、出版的关联，甚至高于其他文学题材。“60后”那代批评家的横空出世，离不开20世纪90年代两套批评丛书《火凤凰批评文丛》和《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的出版。很多年轻的批评家，都是凭借着这两套丛书走上文学批评之路，为外界所认识的。 自2009年，文化体制改革后，出版社已蜕变为追求利润的文化企业，可以说，生存的压力是压在出版社头上的一座大山，出版社无法像之前一般，花费巨资去打造、培养文学新人。当然也有例外，如上述云南人民出版社就愿意花费巨资主动出击，打造《“80后”批评家文丛》。
目前，网络以其特有的便捷和优势，对传统出版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传统读者群已经分化。在此大背景下，期刊普遍采取“以刊养刊”的路，依靠收取版面费维系生存。不少批评刊物一个刊名两张皮，一本刊物依旧艰难地保持原先定位，另一本收费发稿，或改头换面另做他用，目的是赚钱养主刊。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南方文坛》自1998年始，开设“今日批评家”，一年六期，一期一名，15年来已有近90名青年批评家在此亮相，其中不乏“80后”。还有《创作与评论》，自2014年起，开设“新锐批评家”栏目，力推青年批评家，在已推介的青年批评家中，就有不少“80后”；《滇池》杂志近年由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展军主持的“中国批评家”，也推出了不少“80后”批评家；《都市》杂志自2014年年中开设“同步成长”专栏，每期访谈一位“80后”批评家。另外，在业内影响甚大的《文学报》，自2015年2月起，将开设“枪和玫瑰·聚焦‘80后’批评家”专栏，每月一期，每期一个整版，集中展示“80后”批评家的风采。
只要有更多的负责任的期刊加入到为“80后”批评家提供平台的阵营中，“80后”批评家成长的外部环境将得到进一步改善，他们将更茁壮地成长。
八、互动
关注同辈作家，不仅是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批评家”的有效回应，也是“80后”批评家自身成长的需要。批评家张柠说：“‘80后’应该有自己的批评家，不要等到30岁才搞批评，更不要试图通过阐释几个经典作家而成为批评家，要直接对自己的同时代人说话，应该自己对自己进行阐释和总结。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不一样，文艺批评必须和写作同步。”{18}
金理一再呼吁：“批评家一定要和同龄人中的作家群体多通声息、多合作。”{19}他举例，文学史上批评家与作家互相砥砺、互为激发，甚至长时间共同成长的例子比比皆是，从近的说，比如胡风和路翎、杜衡和戴望舒、王佐良和穆旦、吴亮和马原、陈思和和王安忆……
来自同龄人的评论，无疑会更容易获得“80后”作家们的信任。作家郑小驴说，“80后”批评家与我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文学经验，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比较一致，这让他们更容易进入我们的写作，对作品进行较为准确的解读。况且很多“80后”批评家自己也进行文学创作，这使得批评家对作家的写作更容易心领神会。{20}
自2012年以来，“80后”批评家更多地涌入文学现场，并努力跟进同辈人的创作节奏。杨庆祥、金理、黄平三位“80后”批评家2012年在《南方文坛》开设了“三人谈”的专栏，从选择以文学为“志业”的自我经验谈起，追溯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发展和审美的嬗变，辩驳文学在各色语境中的纠葛和挣扎。《创作与评论》从2013年起开办“新锐”栏目，每期推出一位“80后”作家小辑，由评论家谢有顺和弟子李德南主持，目前，几乎每期都有“80后”批评家针对“80后”作家的评论，形成有效的互动。杨庆祥和金理从2013年起在《名作欣赏》主持“80后评80后”栏目，每一期重点推出一位“80后”作家，同时邀请一位“80后”批评家写该作家的专论，力图在年轻作家和年轻批评家之间搭建起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新创刊的《百家评论》，设立了“青春实力派”栏目，主推青年作家和评论家，目前，徐刚、刘涛、李德南等都已为该栏目撰文。在新锐杂志的全力支持下，“80后”批评家通过对“80后”作家的评述，一定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更有利于彼此的成长。
“80后”批评家要引起人们关注，甚至说以他们的力量推动文学事业的繁荣，散兵游勇小打小闹是成不了气候的，必须要集体亮相。文学尽管是个人的事业，但要说到引起社会关注、介入公共世界，确实得集体亮相。所以，如果说最希望在哪些方面得到关注和帮助，我想首先是希望那些手握资源的前辈们多给年轻人提供舞台，各级宣传和文化部门多对年轻人落实制度上的扶持、资金上的投入，同时尽量保护年轻人的个性和锋芒，而且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一个整体。{21}
2013年5月13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理论批评委员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是首次高级别的针对“80后”批评家的研讨会，相信有了这个开始，“80后”批评家今后将得到更高层面的关注。另外，自2011年开始现代文学研究馆启动的客座研究员培养机制，对“80后”批评家也多有扶持，目前，杨庆祥、金理、黄平、刘涛、何同彬、傅逸尘、徐刚、陈思、丛治辰都是其麾下研究员。
批评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80后’批评家的‘迟到’，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代批评家在文学生态上的特殊位置所决定的。年轻批评家的成长确实要比年轻作家的成长慢一点，难一些，某种程度上讲，需要外力从旁协助，形成话语场地，在场地中尽快成长。”{22}而这样的“话语场地”正是需要如李敬泽这样的人及更多的刊物和出版社提供的。
在“80后批评家”研讨会上，《文艺报》主编、著名评论家阎晶明说，文学批评是一项寂寞的事业，是一项需要坚守的事业。今天的时代和文学众声喧哗，批评不再像20世纪中后期那样受到重视，但这也不见得就是坏事。“有时候土壤太过滋润可能不利于批评家成长，比如西瓜，土壤太肥沃，可能长得大，水多，但不甜。一直处于呵护下的批评无法获得持久旺盛的生命力。批评家除了关注作家作品外，还应当多做‘脑体操’，关注个人批评观的建构。”
“80后”批评家毕竟是一个崭新的概念，自2012年以来，已经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这对“80后”批评家来说，是一次机遇。俗话说，暴得大名不祥。“80后”批评家也就30多岁，不要为名太过焦躁，沉下心来，安静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多读书，多关注当下社会，一定能闯荡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作家郎生在评价老村的小说《骚土》时说，老村的《骚土》是中国当代小说的一场绝地起义。那么，借用郎生兄的话，“80后”批评家只有不做温顺的羔羊，来一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绝境突围，方能给当代的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带来新的变数。
注释：
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②王尧、林建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生成、发展与转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导言>》，《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
③④⑦ 金理、陈思和：《做同代人的批评家》，《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⑤白龙：《莫让青春染暮气》，《人民日报》2013年5月14日。
⑥{19}{21}金莹：《“80后”青年评论家为何难“冒头”？》，《文学报》2012年4月6日。
⑧朱自奋：《“80后批评家”正在发言——访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讲师金理》，《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7月6日。
⑨张元珂：《“80后”批评家群形成过程中的“北馆南社”事件》，《大家》2014年第2期。
⑩{22}金涛：《“80后”批评家，他们为何姗姗来迟？》，《中国艺术报》2014年7月29日。
{11}顾随：《中国古典文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12}李敬泽：《80后写作：未曾年轻，便已衰老》，《文学报》2014年12月3日。
{13}周明全、金理：《“80后”应首先找到自己的具体岗位》，《都市》2013年第6期。
{14}{15}陈思和：《再说说文艺批评——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而作》，《文汇报》2015年2月9日。
{16}李星：《关于当前文学批评现状的观察与思考》，《文艺报》2012年7月30日。
{17}陈思和：《批评与创作的同构关系——兼谈新世纪文学的危机与挑战》，《思和文存》（第3卷），黄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
{18}张柠：《80后写作，偶像与实力之争》，《南风窗》2004年6月（上）。
{20}黄尚恩：《“80后”批评家应关注同代作家》，《文艺报》2012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