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那个地下酒吧，朗诵会在进行中，我去喝了点儿啤酒，也就小半瓶，已微醺，脸颊发烫。去往主厅，一大群人围坐在里面听诗歌朗诵，一位高大俊美得好像母马的女诗人在读诗，底下人们不断叫喊，你一定知道这种场合谁也听不清台上的人在读什么，只是在下面瞎嚷嚷。我挤到过道上，终于见到三四个熟人，全部都是写诗写小说的，一个写剧本的也没有，那时候，大家还没什么机会写剧本。
　　那是2000年，千年虫发作的那一年，我觉得一千年这个计数器毫无意义，无论玛雅人印度人还是埃及人，对太阳给予的那一套时间观都束手无策，何况是至今存留世间的这些可怜人，一些聊度余生的悲催动物。
　　我们三个站在狭小的门廊上，装成好像在聊天，其实谁说了什么都听不清，没往心里去，大家都差不多，都濒临完蛋，没有力气鼓励其他人，也没有办法接受其他人的鼓励。每个人都像一个正方形漏斗，任何话进去了，像一勺水，沿着中央那个洞滑下去，直接抵达地面，被地面吸收了，没有谁真的把那些水吸收到身体里。
　　我说了，所有人都濒临完蛋。
　　这是真的。
　　那是2000年8月，我之所以清楚地记得月份，是因为接下来的那个月，我突然搬家了，搬到东三环边上一个略大一点儿的房子里，搬完家的那个晚上，下起了大雨，大雨如注，从屋顶的天灵盖灌下来，我几乎以为屋顶随时要崩塌了，让第一次住在里面的我惊惶不已，总是担心那么响的雷，突然炸开了用破玻璃封顶的露台，将那里堆的所有装着书的纸箱，悉数淋湿。
　　那一年的8月份，雨水非常多，北京很少有那么多雨的夏季，差不多每天到了一定时候，一定会来场暴雨，马路上常常还没干透，又被浇湿，道边的树木从未如此丰茂，叶子赶着叶子层层叠叠地长，我敢说，要是没有那么多雨水，那些叶子压根就没有见到天日的一天，它们就是些卵细胞。
　　我常常一个人从出租屋走到超市，最多买块肥皂，或者一包酸奶，就又走回来，那段路来回大概有1.5公里，走一趟可以遇到至少三四个人，其中包括一个卖烤红薯的大叔。这条路非常僻静，我租房子的小区很新，租的是个准毛胚房。
　　我在那个房子里住了一年整，睡在一架单人钢丝床上，屋子里有台二手的洗衣机，松下牌的单缸洗衣机，和海尔单开门冰箱，这两样还算像样的东西基本上也都奄奄一息了，除了电源还正常，其他都濒临彻底崩溃的边缘。厕所没有马桶，只是房东临时砌起来的蹲坑，洗澡的地方装了台电热水器，裸机，真裸，没有外壳儿。屋子里其他的家具也都是拼凑起来的，它们都有一种随时退役或者易主的随随便便的态度，就那么摆在那里，摆在一种理所当然无所顾忌的境地里。
　　傍晚阳光斜射下来，从阳台上，那个时刻太悲哀了，但我顾不上细想。
　　我有一台半新不旧的台式机，用它来写东西，上网的话，小区没有宽带，只能用电话线拨号上网，特别地慢。从搬到那个房子到搬走，大部分东西我都没有从搬家用的纸箱里取出来，客厅里大部分地方用来放这些纸箱，那时候我拥有约莫两百本书，大部分是文学书，那一年，我从未把任何一本书从任何一个纸箱里掏出来，也从未再买入哪怕一本书。
　　这个小破房子平日是没有任何人来玩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年所有的朋友都烟消云散了，他们住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有几个去了外地不知道干什么，要见朋友必须得出门。
　　然后能听到一点儿最新的消息：有个不久前去了外地的朋友打算不再回北京了，在那个连地名都不容易记住的地方安了家，带话给我们说，别想他，也别挽留他，他坚持不下去了，说得跟他得了癌症一样。他只是兴之所至出了门，坐上火车一路前行，到了自觉该下车的时候下了车，然后坐上一辆摩的，让司机开到县城的中心去，然后下车，找了家看起来不贵的招待所，住了三五天，成天呼呼大睡，然后出门去找工作，居然找到了一份做小区保安的工作，小区给提供宿舍。
　　“然后他就不打算走了？”我问。
　　“也许是觉得做保安比写诗简单多了，只需要穿着制服站在大门边，站一整天，就能活下去。”那个带话来的人，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只得到了这么多消息。
　　就这样，我们又失去了一个朋友，过了几年他到北京来找我们玩儿，是特地来的，跟我们详细地描述了做保安的生活。
　　“可以说，这份工作非常地清閑，我每天上班最多八个小时，通常是夜半，从傍晚六点钟一直上到凌晨两点，第一年负责看管监控室，这是为了让你熟悉小区各个环节，那就是坐在那里，挨个儿盯着监控器。晚上的时候监控器出现的人最多，特别是下班那个时间段，你得略微用心一点盯一盯，通常到了八九点钟之后人就越来越少出门了，各个地方空荡荡的。我会在十一点左右吃点夜宵，通常是值班的兄弟出去买来给我吃的，我懒得跑动，煎饺或者炒面条，然后继续无所事事地坐在监控室里直到半夜下班。”
　　“监控室唯一的乐趣是监控电梯，电梯是整个小区唯一可能有的幽闭空间，我看到人们在里面做各种各样的事，提着菜篮子发呆，遛狗，一对夫妻吵架，两个小孩儿接吻，两个男女彼此动手动脚，喝醉酒的人弯腰大口大口地吐，最狗血的是有个哥们拿刀把站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哥们划了一下，然后自己吓傻了，那人捂着肚子走出电梯，一路走，肠子一路滑了出来，被捅的人一直在拉回他的肠子，但总跟不上掉出来的速度。”
　　我们听得目瞪口呆，但是监控器无法知道最后那个人到底把肠子都收拢回去没有，没有下文。
　　“你看，这个工作没有想象中那么无聊。第二年，我被分配去看管地下停车场，这个小区是这个县城第一个有地下停车场的小区，弯道修得特别陡，业主们下地库或者出地库，经常会蹭掉反光镜，也有把车头撞瘪的，也有手刹没拉好，滑下来，撞到另外一辆车的前脸上的，平均三天有一次大大小小的车祸，我协助业主报险、修车，忙得不行。”

　　“弯道是这样，里面也不消停，设计停车场的那个设计师可能得了盲肠炎，他一定是一边画设计稿一边盲肠炎发作，但无所谓了，我反正就是个保安，上班下班，拿工资，买菜做饭，想找女人就去趟发廊。”
　　他说的都是实情，北京并非一个伊甸园，离开的人会有一段时间非常地放松和庆幸。
　　但他还是回来了，在燕郊一個小区找了份保安的工作，不上班的那一天，会进城逛逛二手书店，参加参加朗诵会，或者到鼓楼西剧场看一场小剧场话剧。有一次我们还碰到了，在剧场外的小馆子里，高高兴兴地一起喝了一瓶啤酒，冰天雪地的，我们喝的啤酒割肠子一样冷。他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几乎一点儿指望都没有，我不用问都知道他也没什么指望。我们还都在写诗，写诗能有什么指望，我知道写诗其实还是有点儿指望的，那是十几年之后的事儿了，有人突然用它作曲成一首流行歌曲，那首歌传唱度还不错，去卡拉ok能点到。但是作曲的人把我的诗改得面目全非，几乎、完全看不出是哪首诗，如果不是他告诉我这改自我的一首诗，我都辨认不出来，我写过的诗，自己都记不清了。
　　有一天，我的朋友秦晓宇抱着两个大纸箱来找我，问我能不能把那两个纸箱放在我家里，寄存一段时间，他两只手冻得跟胡萝卜一样，秋天到了也没好，就那么红肿着双手来看我，我虽然很不喜欢他那双手，还是请他进屋喝了一大杯热水，刚烧开的热水，他一口气喝完了，然后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
　　“凯鲁亚克，我在读凯鲁亚克。”我说。
　　“《在路上》？”
　　“还不如《在路上》呢，《达摩流浪记》。”我笑着说，请他又吃了一只发糕，那本来是我的午饭，但是来了朋友必须要好好招待一下。于是我们在一起聊了十五分钟的凯鲁亚克和垮掉的一代，他还模仿金斯堡来了一段朗诵，模仿得惟妙惟肖，虽然我从来没有亲眼看过金斯堡怎么朗诵的，我还是觉得他模仿得非常生动而正确，然后我们打电话给其他朋友，都是写诗的，一个写小说的也没有，不对，其中一个已经开始写小说的，因为写小说会感觉比写诗略微有一点点奔头，至少写小说有稿费。我们轮着跟那三个朋友讲了电话，说的内容都差不多，但笑得东倒西歪，什么重要的事都没谈到，全是胡说八道。
　　我问秦晓宇：“你女朋友呢？”
　　“她？嗨。”
　　“怎么回事？”
　　“忍不住跟其他人睡了，睡了也就一二三四五六个我的哥们吧。”
　　“那么能睡啊。”
　　“那是我知道的，不知道的还不知道还有多少。有一天我组了饭局，我请客你知道吗？环顾四周，全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连，每一个都跟我女朋友睡过。”
　　“你能看出来，你怎么看出来的？”
　　“他们口口相传，最后有个人告诉我的，他也睡过，他让我最好别再跟她在一起了，我本来无所谓，但他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跟她在一起了，我说，这有什么啦，一个女人睡的男人越多，她没准儿更值得在一起，她知道男人是怎么回事儿了。”
　　“是挺好的，特别好。”
　　“我不管他怎么说，又跟她在一起很长时间，她把我认识的每个人都睡了一遍，男人睡完了睡女人。我就问她，你干嘛不一开始就睡女人，睡女人我没意见，一起睡都行，她不乐意。”
　　“你把生殖器看得太重了，不像个诗人。”
　　“我靠，没想到你也这么想，她就是这么想的，她还没开始写诗呢，她说自己是个行动上的诗人，他妈的她完全就是，她会解开扣子，冲所有对面楼的邻居挥舞双手，大白天哦，她就是个疯子，女神经。”
　　“你就是喜欢她那种疯疯癫癫的女孩。”
　　“也许吧，谁让你总那么不动声色的。”他突然看着我。
　　我站起来，去往厨房把整整一袋子芝麻糊，都倒到一只大到不能再大的杯子里，加入刚刚烧开的水，这是我的早餐，他来得太早了。我不喜欢总是光吃芝麻糊做早饭，它们会在食道上糊上一层水泥，食道变窄了以后，你得加大力度喘息，才能把那层水泥慢慢地推到胃里。没办法，冰箱里几乎啥也没有，我觉得我该去找份工作了，否则下个月不知道怎么办。
　　我喝完芝麻糊，他啃完最后一只发糕，我们一起坐在电脑前上网，喝淡出鸟来的绿茶，我们在网上各自写了两首诗，然后贴到论坛上，然后等着别人评论，然后回帖，然后做出种种古怪的样子来逗彼此笑。
　　“你那两个纸箱子里面装着什么？”
　　“证据。”
　　“什么证据？”
　　“我活过的证据。”
　　我冲过去打开纸箱子翻看，几乎全是杂物，没有一样正经东西。一件穿得快要磨破了的带帽卫衣，一个用旧了的黑色鼠标，同款鼠标垫，鼠标垫上印着天蓝色的变形金刚，从来没见过一个鼠标垫比这个更脏更烂，有几处都裂开了，又用透明胶布贴上，这个伤痕累累的鼠标肯定是他活着什么狗屁证据。然后是两个铅笔盒，里面放着几根笔。然后是一把剪刀，我也从未见过比那个更伤痕累累的剪刀了，应该是剪过各种坚硬的东西，刀刃上有不少豁口。然后是散落着的打口卡带，也有摇滚乐也有流行乐和古典乐，口味斑杂。
　　“看不出什么，你活着的证据就这些？”
　　他从底下翻出一面小圆镜：“这个，是用来看后排女生的，上小学的时候。”
　　“哦。”
　　“后来不过瘾，到女生厕所去看。”
　　“你编的吧。”
　　“是编的，我妈留给我的，她死了。”
　　“我怎么那么不信啊。”
　　“她没死，跟死了差不多。”
　　“我记得你妈对你非常好，小时候都给你洗脚，送热牛奶去学校给你喝。”
　　“算了，我就是想跟加缪一样。” 　　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虚构了一个残酷个人成长史，问题是，因为彼此太熟了，我们既知道虚构的部分，也知道真实的版本，我们这群人没有一个真正的混蛋，最坏的那个人从来不说不笑，他永远在吃菜，吃完菜去厕所洗个手，顺道撒尿，然后再回来默默地听我们说些什么。有一次，他要睡我，我不同意，我怕被他睡了结局会很惨，然后，其他女诗人也都接到了他要睡她们的邀请，有些人睡了有些人没睡，没睡的，陆陆续续也都睡了。
　　然后他又回來找我，站在我跟前一言不发。
　　“好吧。”我说，投降了。
　　实际上他乏善可陈，但是，就是有那么一股狙击手的勇猛精进，对准目标A，目标A进入射程，进入射程后，咵嚓倒地，再对准目标B，目标B倒地，然后是C和D，以及磨磨蹭蹭的E，F，F，F，略有难度，但也免不了咵嚓。
　　我庆幸自己没有错过那个时代最坏的人。
　　秦晓宇没回老家当保安，他去积水潭附近一家台球厅找了份工作，做个伺候人打球的员工，他说那份工作除了要忍受每个晚上烟雾缭绕，有时候还有人打架，也没什么好操心的。上班的话，一个月能挣一千二，晚上可以住在台球厅放杂物的地方，月光照亮的那一小块空地上，他包了个铺盖卷儿，铺在地上，枕头下面压了把藏刀，台球厅的老板要他兼作夜间值班，这样每个月还给他发一些补贴，两三百，白天吃饭赶上老板也在吃外卖，也可以拿到一两次盒饭，挺不错的。
　　有一天他来看我，送了我两只桌球，一种黑花，一只白球，两只球放在一起跟一只形状不规则的奶牛似的，奶牛的大奶袋，突起的奶头。秦晓宇问我能不能睡在我家一个晚上，他感觉自己的腰快要被那块月光照得到的空地弄断了，我觉得可以，他可以睡在我床边上的小钢丝床上，晚上还可以一起聊聊天。
　　我的卧室有一只大床，房东老两口淘汰的老式床，然后还有一只钢丝床，钢丝床上没有铺盖，只有沙发上挪过来的垫子，他盖了个毛毯，十月份夜里已经转冷，他哆哆嗦嗦的。
　　“秦晓宇，你说我会不会死？”我把手放在腹部，问他。
　　“今天晚上死不了。”
　　“将来，总有一天会吧？”
　　“你死的那天，我会从台球厅偷一大堆台球把你埋起来。”
　　“不错，”我想了想，“特别好。”
　　他太累了，很快睡着了，半夜我醒过来，他已经睡在我被窝里了，我们摆成了一个很难自证清白的体位。
　　“你说我会不会死？”等他睁开眼睛，我又问他。
　　“你死吧，我再睡会儿。”
　　不等他醒来，我已经起床，气呼呼地洗了一个澡，洗澡的过程中把自己的背搓破了，然后跑回床上，他的钢丝床上，把他的毯子掀开，骑在他身上。
　　“秦晓宇。”我喊他。
　　他掐住我的脖子，像是真的再也不想让我活下去了。
　　“你想干嘛，你干嘛想死？”
　　“我不知道。”我说。
　　“我他妈的比你还想死，我比你想死多了你知道吗？”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没有睡在一起，我躺在自己床上，他躺在钢丝床上，那只黑鸟停在我们之间，但它谁也没看，它好像也看不见什么，我伸出手摸了一下它的翅膀，羽毛那么慈悲而光滑，从瀑布借来的顺滑，也像是天国的灵光。
　　等我从回笼觉里醒来，秦晓宇已经去上班了，他很长时间没有再来找我，那两只纸箱给我扔到垃圾桶，这期间，我写了几首诗，写得很差，都扔到垃圾箱里去了，收到了妈妈从老家寄来的一箱文旦。剥开了以后觉得文旦长得真是很像恐龙蛋，但它没有生命体征，听不到它的心跳，我把一只文旦静置在椅子上，它慢慢漂浮起来，浮在地板和天花板之间，它在静默中长出牙，牙龈上流出血来。
　　我看着它，觉得自己真的应该去找份工作了，这只文旦给了我具体的启示。
　　“你们招人吗？”我问小区对面复印打字社的小老板。
　　“我表妹来帮忙，我连她都养不活，说真话。”
　　“哦，我打字很快。”
　　“小妹儿，你打字很快是没错，我表妹不需要我发薪水，包吃包住就行。”
　　“我也可以。”
　　“你一天吃多少钱，住多少钱？”
　　“没算过。”
　　“我表妹吃二十块足够了，住在我家，打地铺，我一个月养活她只需要六百块。”
　　“我也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