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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化自然即人类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范围域。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特别是阶级社会出发，立足现实的人，围绕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问题，界定人的本质、新哲学的使命等建构新理论学。从“现实社会”和“现实的人”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从科技的两面性及无产阶级的民族性辩证看待 “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及实现条件，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人化自然 现实的人 两个必然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其理论建构是一个历史过程。从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重点领域、主要问题及某些结论的历史背景，对于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化自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和范围界限
马克思主义建构的逻辑起点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重要钥匙。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是“人化自然”即人类社会，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十条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57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是什么样的人类社会？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主要是阶级社会。阶级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域。马克思认为，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一部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历史，阶级斗争成为朝代更替和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272。但是，过去一切阶级斗争结果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无产阶级的斗争将不同于以往的阶级斗争，它将消灭剥削和阶级，这就是新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马克思把这一发现作为自己对哲学的最重要贡献：“（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要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547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关注自在自然的世界、纯粹的动物界和阶级社会以前的社会及阶级消灭后的社会，因此，对于未来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详尽和具体描述，只是依据阶级社会“现存”状况描绘了未来社会的“应当”状况，这种描述建立在阶级社会基础之上。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不是关注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是着眼于阶级社会。这一点很重要，只要社会存在阶级和阶层，只要生产力不能达到消灭分工、私有制，那么阶级和阶层就会存在，国家也会存在，阶级斗争就不会消灭，这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那么，马克思如何看待自在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呢？马克思把对自然的研究同人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界定他们创造理论的适用范围即人类社会。马克思认为，人是一个理性的存在，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是通过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改造表现出来的，自然界是人证明自身本质的对象，自然界对人来说尽管具有时间的先在性，但是只有作为对象进入人的实践视野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有意义，人只有通过对象物即自然界的存在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3]335。因为“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这是说，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自身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与这些抽象概念分隔开来并与这些抽象概念不同的自然界，就是无，是证明自己为无的无，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3]336。马克思反对离开人谈论自然界，因为自然界对人来说是人的对象性存在物，人对自然界来说，也是证明自然界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对象性存在物。人通过实践，不断以自己的本质力量“化自然”，通过“人化自然”证明自身的存在与价值。同时，自然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地由“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才能证明自然界本身的存在价值。自在自然、人化自然和人都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实践的力量证明了人本质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在界定新哲学的范围界限后，就展开了自己的理论建构。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新哲學的出发点和前提：现实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1]67。是“现实中的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的”[1]71-71。从“现实的人”出发，探寻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78-79。马克思、恩格斯用现实中的人作为新哲学的立足点，在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主观唯心主义的同时，反对费尔巴哈离开社会和实践的“自然人”或“抽象的人”，他们把新哲学奠定在现实中的人、感性的人和实践的人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为时代的哲学，应当关注社会，回归人的实践活动和感性活动，关注现实人的生活。现实人的生活既不同于自在自然，又不同于动物界，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界定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6。因此，只有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本质属性才表现为社会性，这种本质属性是被社会化的，不能离开这一界定谈人性和人的本质，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的动物性为何会长期存在，比如婴儿，更多地表现出的是动物的本能属性。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明确了新哲学的范围界限及出发点的同时，提出了新哲学同旧哲学的区别及新哲学的历史使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1。这就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没有同任何科学真理一样，有其适用范围，即人类社会，主要是阶级社会，只要阶级和阶层存在，马克思主义用以分析阶级社会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有效，马克思主义就永远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武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范围界限，不仅不会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体现。 二、辩证看待“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及其实现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确定新哲学的逻辑起点即人类社会特别是阶级社会这一范围内的基础上建构新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的是“现实中的人”、现实社会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理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人道主义两个维度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得出了“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的灭亡同社会主义的胜利一样不可避免”的重要结论。“两个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辩证看待“两个必然”对自觉抵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错误思潮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述了自己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因，主要是对物质利益发表看法及阶级斗争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具体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得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生产力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化相矛盾，主要体现在个别企业生产的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相矛盾，就会产生生产过剩，导致每隔几年就会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资本主义丧钟就会敲响。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两个必然”基于以下两个前提：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二是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同时爆发，前提是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同时发动革命，相互支持，推翻资产阶级。
现在，我们分析“两个必然”的两个基础：首先，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那么，是什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从生产力的构成来看：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对于劳动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是对象化的客观存在，不会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力量，那么，推动生产力发展就只能是劳动者和劳动工具，从劳动者来看，劳动者（暂且扩大为人），人的需要特别是生存发展的需要时推动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单纯的劳动者，如果不借助劳动工具，对于生产力推动作用和社会进步作用不大，那么，劳动工具就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又一个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工业革命时代，看到了科学技术带动生产工具变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他们很看重生产工具的变革，生产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现，历史上生产工具的变革与创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磨制石器是原始社会后期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铁制农具的出现和应用是封建社会开始的标志，机器的大规模运用开启了资本主义时代。可见，生产工具是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社会制度的结合，更加发挥出科学技术的优势，由此，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性，“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内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1]318。马克思、恩格斯热情讴歌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巨大作用，乐观地预见了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进步，社会也在不断发展进步，科学技术导致生产工具不断革新，从而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4]32-33。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洞察力是深邃的，他们看到了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与发展的巨大作用。但是，科学技术既可以发挥正能量造福人类，又可以发挥副作用破坏生产力发展。由于时代限制，那个时代科学技术副作用并没有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两个必然”的结论不免有些乐观。马克思尽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两个绝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33。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更看重“两个必然”的结论，这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看到了工具理性的反人性，但他只把人的异化归结为社会制度，认为主要是私有制造成的，而未能从科学技术本身分析其两面性。今天来看，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正在广泛应用，社会制度存在种种缺陷，还处于成长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从第二个基础即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来看，无产阶级被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最先进最进步的阶级，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当成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基于以下两个前提：一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发达国家爆发，因为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先进，无产阶级集中；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发达国家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无产阶级的联合，亲自领导了第一共产国际实现这种联合。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自巴黎公社以来，还没有出现过一次世界性无产阶级大联合推翻本国政府的。原因很简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他们都有很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界限，特别是当国家受到外部威胁时，他们往往会放弃分歧，和统治者一道抵御外部威胁，而不是所谓的无民族界限的大联合，如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代社会尚存有历史局限性、时代和实践对理论的限制，但是，这绝不能掩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穿透力和深邃性，绝不会改变“两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与真理为人们所崇尚和追求的根源所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人化自然 现实的人 两个必然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其理论建构是一个历史过程。从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重点领域、主要问题及某些结论的历史背景，对于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化自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和范围界限
马克思主义建构的逻辑起点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重要钥匙。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是“人化自然”即人类社会，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十条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57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是什么样的人类社会？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主要是阶级社会。阶级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域。马克思认为，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一部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历史，阶级斗争成为朝代更替和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272。但是，过去一切阶级斗争结果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无产阶级的斗争将不同于以往的阶级斗争，它将消灭剥削和阶级，这就是新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马克思把这一发现作为自己对哲学的最重要贡献：“（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要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547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关注自在自然的世界、纯粹的动物界和阶级社会以前的社会及阶级消灭后的社会，因此，对于未来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详尽和具体描述，只是依据阶级社会“现存”状况描绘了未来社会的“应当”状况，这种描述建立在阶级社会基础之上。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不是关注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是着眼于阶级社会。这一点很重要，只要社会存在阶级和阶层，只要生产力不能达到消灭分工、私有制，那么阶级和阶层就会存在，国家也会存在，阶级斗争就不会消灭，这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那么，马克思如何看待自在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呢？马克思把对自然的研究同人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界定他们创造理论的适用范围即人类社会。马克思认为，人是一个理性的存在，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是通过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改造表现出来的，自然界是人证明自身本质的对象，自然界对人来说尽管具有时间的先在性，但是只有作为对象进入人的实践视野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有意义，人只有通过对象物即自然界的存在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3]335。因为“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这是说，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自身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与这些抽象概念分隔开来并与这些抽象概念不同的自然界，就是无，是证明自己为无的无，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3]336。马克思反对离开人谈论自然界，因为自然界对人来说是人的对象性存在物，人对自然界来说，也是证明自然界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对象性存在物。人通过实践，不断以自己的本质力量“化自然”，通过“人化自然”证明自身的存在与价值。同时，自然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地由“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才能证明自然界本身的存在价值。自在自然、人化自然和人都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实践的力量证明了人本质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在界定新哲学的范围界限后，就展开了自己的理论建构。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新哲學的出发点和前提：现实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1]67。是“现实中的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的”[1]71-71。从“现实的人”出发，探寻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78-79。马克思、恩格斯用现实中的人作为新哲学的立足点，在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主观唯心主义的同时，反对费尔巴哈离开社会和实践的“自然人”或“抽象的人”，他们把新哲学奠定在现实中的人、感性的人和实践的人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为时代的哲学，应当关注社会，回归人的实践活动和感性活动，关注现实人的生活。现实人的生活既不同于自在自然，又不同于动物界，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界定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6。因此，只有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本质属性才表现为社会性，这种本质属性是被社会化的，不能离开这一界定谈人性和人的本质，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的动物性为何会长期存在，比如婴儿，更多地表现出的是动物的本能属性。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明确了新哲学的范围界限及出发点的同时，提出了新哲学同旧哲学的区别及新哲学的历史使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1。这就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没有同任何科学真理一样，有其适用范围，即人类社会，主要是阶级社会，只要阶级和阶层存在，马克思主义用以分析阶级社会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有效，马克思主义就永远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武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范围界限，不仅不会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体现。 二、辩证看待“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及其实现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确定新哲学的逻辑起点即人类社会特别是阶级社会这一范围内的基础上建构新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的是“现实中的人”、现实社会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理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人道主义两个维度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得出了“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的灭亡同社会主义的胜利一样不可避免”的重要结论。“两个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辩证看待“两个必然”对自觉抵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错误思潮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述了自己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因，主要是对物质利益发表看法及阶级斗争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具体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得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生产力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化相矛盾，主要体现在个别企业生产的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相矛盾，就会产生生产过剩，导致每隔几年就会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资本主义丧钟就会敲响。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两个必然”基于以下两个前提：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二是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同时爆发，前提是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同时发动革命，相互支持，推翻资产阶级。
现在，我们分析“两个必然”的两个基础：首先，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那么，是什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从生产力的构成来看：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对于劳动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是对象化的客观存在，不会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力量，那么，推动生产力发展就只能是劳动者和劳动工具，从劳动者来看，劳动者（暂且扩大为人），人的需要特别是生存发展的需要时推动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单纯的劳动者，如果不借助劳动工具，对于生产力推动作用和社会进步作用不大，那么，劳动工具就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又一个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工业革命时代，看到了科学技术带动生产工具变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他们很看重生产工具的变革，生产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现，历史上生产工具的变革与创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磨制石器是原始社会后期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铁制农具的出现和应用是封建社会开始的标志，机器的大规模运用开启了资本主义时代。可见，生产工具是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社会制度的结合，更加发挥出科学技术的优势，由此，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性，“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内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1]318。马克思、恩格斯热情讴歌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巨大作用，乐观地预见了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进步，社会也在不断发展进步，科学技术导致生产工具不断革新，从而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4]32-33。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洞察力是深邃的，他们看到了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与发展的巨大作用。但是，科学技术既可以发挥正能量造福人类，又可以发挥副作用破坏生产力发展。由于时代限制，那个时代科学技术副作用并没有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两个必然”的结论不免有些乐观。马克思尽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两个绝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33。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更看重“两个必然”的结论，这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看到了工具理性的反人性，但他只把人的异化归结为社会制度，认为主要是私有制造成的，而未能从科学技术本身分析其两面性。今天来看，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正在广泛应用，社会制度存在种种缺陷，还处于成长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从第二个基础即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来看，无产阶级被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最先进最进步的阶级，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当成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基于以下两个前提：一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发达国家爆发，因为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先进，无产阶级集中；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发达国家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无产阶级的联合，亲自领导了第一共产国际实现这种联合。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自巴黎公社以来，还没有出现过一次世界性无产阶级大联合推翻本国政府的。原因很简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他们都有很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界限，特别是当国家受到外部威胁时，他们往往会放弃分歧，和统治者一道抵御外部威胁，而不是所谓的无民族界限的大联合，如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代社会尚存有历史局限性、时代和实践对理论的限制，但是，这绝不能掩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穿透力和深邃性，绝不会改变“两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与真理为人们所崇尚和追求的根源所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