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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冀中平原出现大规模
地道战的原因
抗日战争是庞大而落后的中国与小而强的日本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广大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主要以游击战的形式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众多的抗日根据地中，惟独冀中大平原上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地道战，这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
首先是地形方面的原因。如果将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方根据地按照地形的不同做一个划分（这里不包括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坚持斗争的南方水网地区），基本上可以分为山区和平原两种地形。当时的平原地区特别是冀中大平原已经有了较多的公路和铁路（冀中地区就在当时的平汉铁路、津浦铁路、北宁铁路和石德铁路之间，靠近日军占领的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和德州等重要据点），交通条件比较好。而当时的北方山区很少有公路和铁路，交通闭塞，不利于日军展开军事行动，因此也是我军主力部队经常活动的地区。虽然山区地形条件有利于我军，但自然条件却差得多，特别是粮食生产有限，难以供养大量部队，同时工商业不发达，所能够提供的财力也是非常有限的。平原地区则恰恰相反，其物产非常丰富，工商业也较为发达，可以提供较为充足的粮食产出和财力，但从地形上来说，不利于我军坚持抗日。在平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没有了山地地形的掩护，我军所面临的斗争形势是非常严峻的。面对这种情形，冀中人民采取避开日军锋芒，转入地下坚持斗争的方式，直接促进了地道战的产生。
其次，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迫使我方采取地道战的方式坚持斗争。抗日战争从整体上来说就是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对抗，而这一点在敌后抗日战场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时的中日两军，无论在武器装备还是在士兵的技战术素质方面，都是我方处于严重的劣势。在敌后战场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受到后勤保障不足的严重困扰，不仅经费来源没有保障，而且连起码的弹药补给也主要来源于战场缴获。当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战士，只有几发枪弹是常有的事。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我军难以与日军进行正面对抗，而只能采取避其锋芒然后瞅准机会给其突然袭击的方式与日军周旋。在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忙于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展开战略进攻，其后方的守备兵力非常薄弱，这样就造成其后方存在大片的其无力控制的空白地区。这也是抗战初期我军在敌后获得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不过，这种情况到了1940年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日军在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陷于停滞，其战线过长的缺陷日益显露，后方又一再遭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袭击，特别是1940年的“百团大战”使日军感到了八路军对其正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开始在正面战场采取巩固已有占领区的方式，而将注意力转移到敌后战场上来。这样一来，日军在敌后战场部署的兵力开始急速增加，加上其奉行的“以华制华”的措施而裹挟了大量伪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反复“扫荡”。1941年和1942年，我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到了严重困难。经过“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军区部队减员比例达到将近50%，部队损失近半，只得留下部分武装坚持斗争，将主力转移到山区根据地。地方干部也损失惨重，有的县损失达一半以上。1942年底，在冀中地区日伪军安置的据点、炮楼、碉堡达到1783个，平均每4个村庄就设有1个据点或1个炮楼、碉堡，再加上4000多公里的封锁沟（墙），从而形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冒狼烟”的局面。从前不敢轻易出来活动的日伪军小部队也放肆地开始到处烧杀抢掠，甚至三两个伪军也敢在白天出来抢东西。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的部队和当地游击队、民兵，以及抗日群众面临如此严重的困难，在地面上几乎是难以立足。当时在平原地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全部都改为穿便衣，编制也改为小团（直辖5个连左右的团，没有营级编制）和地区队（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加强火器连的营），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在游击区坚持作战。即使这样，一旦遭到日伪军合围，其生存力仍然是非常低的。既然无法改变地面上的地形条件，那么就只有从地下考虑了，地道战也就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中成为了冀中军民对日作战的重要方式之一。
地道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
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凡事都有一个产生、发展，遇到问题后出现波折，然后经过改进继续发展以至于最后完善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地道战同样如此，其发展完善的过程也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军的地道战是在日伪军反复进行严酷“扫荡”的情况下逼出来的。大家对地道的第一印象无疑是“可以藏人”，地道雏形的产生也正源于这一考虑。
地道最早的雏形出现在1939年秋。当时，为了解决遭到日伪军“扫荡”时的藏身问题，很多地区的抗日武装都在想办法。蠡县1区的干部和民兵最早采取了挖洞的方式藏身。当日伪军进村扫荡时，干部和民兵就跑到野外挖个土坑藏身，这样的土坑在当地被称为“土窖窖”。后来，这样的土坑又被盖上木板、秫秸杆，然后再培上土，有的在上面还种上庄稼，从而更加隐蔽。有的地区还创造了“活埋人”的方式，就是在坟地里筑一个新坟，上面插上灵幡作为伪装，而在坟内设置风箱，通过空心的向日葵杆通气，达到藏身的目的。这些地道的雏形在初期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就不行了。日伪军多次“扫荡”在村里扑空后，就引起了怀疑。后来，日伪军再进行“扫荡”时，就在村外野地里“拉大网”、“挖新坟”，致使很多干部和民兵、游击队员被捕牺牲。这样一来，在野外也就难以藏身了，干部和民兵只好再回到村子里坚持斗争。为了解决藏身问题，还得挖洞。先是在村边的背巷里挖，除了可以藏人外还能隐蔽一些东西，这样简单的藏身洞被称为“蛤蟆蹲”。后来，这样的“蛤蟆蹲”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很多短小的地道以通往坟地、苇坑和寺庙等处，用于撤退。
随着形势的发展，上述的“蛤蟆蹲”和短小的地道也逐渐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了，地道也需要向着更长更复杂的方向发展。冀中区党政领导机关及时对开展地道战的工作进行了部署。1942年3月20日，也就是日军对我冀中地区进行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的前1个多月，冀中行署、冀中军区、冀中武委会共同发出了《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向全区推广进行地道斗争的经验。信中根据高阳、蠡县地区开展地道斗争的经验，首先强调了这种斗争方式的意义和作用。信中说，地道可以保障群众资财和生命安全，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使群众可以不耽误生产和工作；民兵可以依托地道保卫村庄和打击敌人，进行村落“麻雀战”和伏击战等；党政干部和群众则可以依托坑道坚持工作；正规军的小部队也可以利用地道进行分散活动。因此，地道在军事、经济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对于地道的结构和建设方法等问题，信中也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如，地道的内部结构分为干线、支线、洞口、地下室、气眼（即通气孔）、陷阱、村外地下堡垒、坚壁所及附属设备。附属设备是指防毒、防水、照明、指挥、联络等设备。对于干线的构筑要求是畅通、坚固，一般深8尺（2.6m），顶厚3尺（1m），地道高为5尺（1.65m）、宽3尺（1m），可容2人错过。干线要稍微曲折，防止敌人进入后射击，但也不要成死角以致浪费人力。干线的位置应当从院落、闲场、墙壁、破落房屋和其他障碍物下面穿过，这样便于保卫，但不能顺着街挖，以免被敌人抓住规律。但需要注意的是，干线通过房屋墙壁时需要保证顶厚3尺（1m）以上，这样才能保证房屋不会塌毁，同时要注意防水问题。干线一般要从人口稠密、地形复杂、向村外转移方便的地方挖掘，最好能成环形沟通各方联系。两村之间的干线地道需要构筑一条以上，以防止出现万一被敌人截断就无法向邻村转移的情况。
地道洞口区分为作战人员用和群众用两种，其位置要有所区别。如作战人员用洞口要选在可以攻击也便于防守的地形，如在高宅房屋、沿街墙里和警戒所在地附近，要充分利用村边围墙、交通沟、树林、坟地等便于作战的有利地形，适合于作战和警戒的具体要求。群众用的洞口主要要求是便于转移，突然遭到敌人袭击时能够及时从容地撤走。因此，这样的洞口一般要选择开在屋里、院里、柴棚、夹道、炕上、锅台、牲口槽、鸡笼或井里，总之要以不远离群众住宅为原则。
部队和群众进入地道后，应在事先挖掘好的地下室内休息，不能在地道内拥挤。地下室的面积以可容纳10～30人休息为准，高5尺（1.65m），长1丈（3.33m），宽5、6尺（1.65m～2m）即可。地道和地下室连接处的洞口要小，要安装上小门或准备好木板（也可以使用防毒帘），如遇敌人放毒气时，可将小门关上、拉上防毒帘或用木板盖上，然后用土覆盖，阻止毒气进入室内。地下室的数量要根据村子的人数和分布情况、位置等因素决定，但不可过于集中，以防万一被发现而一起损失。在洞口附近也可以设置一个小的地下室，以作为群众入洞时拥挤的缓冲点。地下室的位置一般选定在破房内、闲房内、砖堆下、土堆下等处，这样不易被发现和破坏。干线和地下室都需要留通气孔，其位置应与干线和地下室保持一段距离，且不能垂直于地面，要位于极为隐蔽的位置。为防止敌人通过通气孔向地道投毒气，可以在通气孔的半腰部位挖一个垂直的小井，或在通气孔内塞上秫秸。通气孔一般要设置2个以上，以便于空气对流。
除了地道本身外，村外的地下堡垒也是整个地道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位置一般选择在接近村边的位置，构筑方式可以采取造假坟、利用村边独立房屋或利用村外交通沟内的掩体。村外地下堡垒的主要作用是保持作战时的机动，可以通过地道转移到村外对包围村庄之敌进行反包围和夹击，平时可以用来进行警戒，形势有利时可以构成对敌封锁线。
地道内的陷阱是为了对付进入地道内的敌人，深度一般在8尺（2.6m）左右，长宽在3、4尺（1m～1.3m）即可，井内可注水或安装尖桩，井口设置翻板。平时陷阱用木板盖上，战时我方人员进入后将木板取下即可。敌人进入后踩踏翻板即落入井中，我方人员即可将其俘虏或歼灭。这样的翻板曾经意外地对日军释放毒气起到了很好的阻止作用。日军为了将毒气投送到地道内，经常将毒气筒绑在猪身上，然后在猪尾巴上浇上汽油，点燃后将猪放到地道口，企图让其将毒气筒带到地道深处。结果，猪进入地道后先是碰到陷阱，踩到翻板后就掉到陷阱里。毒气筒遇水也就不能再发烟了。
坚壁所则是用于隐蔽各类物资、牲畜的地下工事，洞口一般采取斜坡式，以便于物资和牲畜进出。
防毒设备方面，要在洞口下方挖掘小井或利用陷阱，当敌放毒时将盖上的木板抽去，使毒气筒落入其中，然后再盖上并覆土。防水设置方面需注意，通气孔、洞口和地下室的顶部不要低于地平线，防止被水侵入而没顶。对于洞内的排水问题，一般要利用陷阱，使之流入陷阱内。照明措施一般以在地道干线和地下室墙壁上挖出存放油灯的位置。除此之外，指示信中还对地道斗争的一般战术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
应该说，这一指示信对于当时冀中地区地道战的开展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然而，这一指示信搞出来只有1个多月，日伪军就开始了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方的地道根本就来不及进行全面的改造，以至于出现了非常惨痛的教训。其中尤以发生在1942年5月27日的定南县“北疃惨案”为典型。
定南县是今天河北省定州市的一部分，当时称定县。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定县被平汉路分割成两部分的情况以及对敌斗争的需要，定县被大体沿平汉路划分为定北县和定南县两部分。北疃村就位于定南县境内，距离县城约30km。日军进攻之前，北疃村和南疃村已经挖好了地道。其中有一条从西南至东北角的地道干线，还挖了与干线相通的支线地道、通往各户的地道和连户洞。地道高5尺（1.65m）、宽3尺（1m），里边能并行3人，洞口和通气口都很隐蔽，大部分在碾盘、磨盘下面，或水井里、墙头上。村口和房上也修了工事，以供我方部队依托抗击日寇。房上有3尺（1m）多高、1尺（0.3m）多宽的掩体，房顶之间搭起连户桥，以供部队在房顶机动。村口还建有土炮楼。但是，此时的地道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防毒改造，对付日军毒气攻击的能力很弱。
1942年5月27日拂晓，日军110师团163联队第1大队500多人突然包围了北疃村，紧接着又包围了南疃村，企图一举消灭我定南县委和县大队。我县委机关和县大队第2中队已经转移到临近的东湖等村庄中，县大队主力、区小队和北疃村民兵则依托预设工事与日军展开激战。我方计划是首先利用村口工事作为第一道防线，继而在房上工事和土炮楼抗击敌人，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再进入地道。县大队主力和民兵从早上6时开始连续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后，因弹药耗尽而于下午13时后被迫进入北疃村地道。日军根据先前的侦察，堵塞了通往村外的地道，然后在村内从发现的地道口释放毒气，同时将柴草点燃后投到洞口并盖上棉被。随着毒气和烟雾的蔓延，更多的地道口被发现并被日军堵死。此时，地道内不仅有北疃村村民和县大队人员，而且有附近村庄逃避日军而进入地道的大量人员，造成地道内拥挤不堪，加上地道未经防毒改造，遂造成大量人员吸入高浓度毒气而中毒死亡。日军还守住各个洞口，对从地道内爬出的我军人员和无辜群众进行屠杀。部分从地道内逃出的我军人员和群众被俘后又想办法逃了出去，如被日军关押在一所房子内的县大队政委赵树光等20余人利用一桶水将土坯墙闷透后挖开缺口进入隔壁屋子内，然后从这个屋子里的洞口进入地道撤出人员。另有部分我军人员和群众也通过地道转移突围出去，如县大队有一个小队在地道内与解家庄交界的毒气稀薄处坚持到天黑，然后向上挖开地道撤出了北疃村；县大队的18人从南疃村的一个洞口突围出去；保合庄的一名小学女教师被日军强逼进入地道去找枪，后顺着地道向东到达解家庄而脱险。 在北疃村遇敌情后，位于东湖村的县大队第2中队赶到南疃村准备对县大队主力进行支援。部队于27日拂晓刚到南疃村进行战斗部署时，日军就包围了南疃村人。日军可能是以主力对付北疃村，而以部分兵力对南疃村进行包围，因此其进攻并不积极。双方以冷枪火力相互对射，一直对峙到黄昏。第2中队准备利用暗夜实施突围，刚把部队收拢集合到一个大院里，日军就全面压进了村子。这时，要想突围已经不可能了，第2中队只好进入南疃村的地道内。进入地道后，第2中队才发现地道内已经被日军施放了毒气。地道内部队和群众拥挤在一起，中毒死亡的人员又无法移出洞外，情况十分危险。此时，我军指挥员正好遇到了在南疃村养伤的县大队通讯员。这名通讯员是南疃村人，对地道的情况十分熟悉。通讯员即带领部队从地道内先转移到南疃村东南约300m处的一个大庙内，等到晚上7点钟左右，才顺着沙河大堤撤往东湖村。同时，部分群众也在部队带领下撤走。
最终，“北疃惨案”中有尸体证明的死难者共有800余人，此外尚有部分在地道深处死亡的无法进行统计。日军施放毒气对付我地道的方式，不仅给我方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而且也造成部分群众对地道斗争的效果产生怀疑，甚至有部分村庄的群众因此放弃了地道斗争。
地道的持续改进和最终完善
从上面日军对我地道施放毒气而给我方人员造成严重伤亡的教训来看，当时我方的地道还不能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地道的不完善虽然给我方造成了严重损失，而其作用仍然是值得肯定的。例如，在“北疃惨案”中，如果没有地道的隐蔽作用，那么我军被围的部队和群众几乎就没有突围出来的可能性，而通过地道，毕竟还是有部分部队和群众撤了出来。因此，地道斗争不是应不应该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而是应该进行改进完善。
“五一大扫荡”之后，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激烈斗争，冀中区的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地道战的经验也逐步丰富起来，最终于1945年1月形成了一本关于地道战的经验总结，即由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所著的《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一书。这本书是杨成武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后，通过对各种类型的地道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而写成的，当时其作为冀中军区司令部的绝密文件下发到各部队。这本书首先对地道战的目的进行了阐述，即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保护群众的利益，特别是掩护地方干部；打击敌人，威胁敌人；可以在敌人“扫荡”、“清剿”的残酷环境中继续坚持工作；在边沿区、村可以依托地道向外推进，扩大抗日根据地等。
对于以往的地道战，该书认为主要存在以下缺点：“第一，在村中只有孤立的堡垒，没有更多的枪眼，不能形成火力交叉。各村落堡垒距离较远，无法互援互救，难以守卫，出现了“能钻不能打”的局面。由于地道只有一层，若用于战斗，就再无藏身的地方了，即出现“能打不能藏”的局面。第二，军用地道和民用地道没有分开，军民全都拥挤在同一条地道里，无法抗击敌人，也无法隐蔽自己。第三，地道既无自动口（自动关闭洞口的设备），又无战斗设备，要打，只能离开地道到院子里或房顶上去打。即地道构筑时不是为了“打了钻，钻了走，走出来再打”，结果造成“上面不能打，下面不能走，只能坐以待毙”的局面。第四，地道斗争开展得不普遍，以致十几个村的乡亲拥在一隅之地，给敌人造成了突击目标。如北坦村（原文如此，为北疃村之误）就是这样，我方失掉了互助，也就不能实现村落联防作战。第五，地道斗争未与各种地雷适时进行爆炸结合起来，未能有效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地道口没有武装民兵守卫，北坦村正是因为这一点，结果遭到敌人的毒手。”
在对以往地道战的教训进行总结后，书中即提出了对地道战的具体要求。如提出了地道增设突围口的要求，突围口是指敌人占领了村子并破坏了地道，或敌人已经进入地道，而我方经过战斗不能将敌驱逐出去，自己有被消灭危险的时候启用的用于突围的地道口。突围口的构筑首先要注意在村外四个方向上都构筑1个或数个出口，可以根据敌人的进攻方向灵活选择突围方向；其次要将突围口构筑在村外的凹凸地、池塘边、坟地、道沟、古庙等隐蔽处，既方便隐蔽转移，也可以依托周围地形抗击敌人；突围口要特别注意保密，平时最好不要挖开，留下2、3尺（0.6m～1m）厚的土层，使用时再挖开，还要设置观察孔，防止突围人员遭到敌人伏击。
在地道构筑形式方面提出了要构筑重叠地道和平行地道。重叠地道就是挖成上下两层或三层地道，这样的好处是能够更好地隐蔽自己，防止敌人挖掘。如果敌人发现了第一层地道，就可以转移到第二层；如果日军放毒气，就可以将第二层地道的洞口堵死，使毒气只停留在第一层地道内；有时选择高低不平的地势，使第一层地道被挖在深处，而第二层和第三层地道则挖在高处，这样就可以使敌人灌水时不等流到第二层和第三层，第一层地道就会灌满水，敌人以为水满了自然也就不会再灌水了。并行地道则是指在同一平面上并行多条地道，可以使我方机动能力和回旋余地大大增加。军用地道侧重于作战，通常围着村子挖一圈或挖成“王”字形、“田”字形、“中”字形等形状。民用地道则侧重于隐蔽，通常挖成七星形或连环套的形式。军用地道和民用地道一般不予打通，只留1、2尺（0.3m～0.6m）厚的土层，以此保证某一条地道被敌人破坏时不至于影响其他地道，而在必要时则可以挖开土层突围或出其不意打击敌人。
该书中还提出挖掘村外地道，将村内地道向野外延伸，构成地道联防工事的组成部分，在调动敌人和配合村内战斗方面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此外，还要构筑联村地道，即连接附近各个村庄的地道。通过联村地道就可以使附近各村在作战时相互支援，组织村落联防，共同打击敌人，也是村外地道的依托。
对于地道内照明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发现，油灯照明烟太大，呛人而且耗氧量大，并不适合在地道内使用。使用蜡烛或手电照明效果最好，但因为这类东西太贵，加上日伪军的封锁，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后来，群众发明了用蜡绳照明的方式。这种蜡绳是用艾草搓成的，在融化的黄蜡里浸泡过，点燃后不容易灭而且耗氧量少，只要一摇晃就可以把周围照亮，解决了地道的照明问题。 进入地道的群众有可能带着婴儿，婴儿在又黑又憋的环境里会哭闹，往往会暴露地道口的位置。有时为了制止婴儿的啼哭，甚至因捂住其口鼻而不慎将孩子窒息。后来，群众逐渐摸出经验，进地道后给婴儿灌几小口酒，使其醉过去睡着，就不会哭闹了。
正如我军在朝鲜战场的坑道战中，需要将坑道和野战工事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一样，地道也需要和地面工事相结合才能更充分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对于村子本身需要进行一番改造，才能适应作战的需要。首先，所有村边的街口都要筑墙，墙上要筑射击孔，墙外要挖4～6尺（1.3m～2m）深的大坑，这样可以防止敌人利用该墙向村内射击；其次，要将院门由大门改为小门，仅可供一人通过，再把各家院墙打通，这样就可以阻止敌人在村内快速机动，而我方则可以利用院墙抗击敌人；在村边和临街的房屋要做成夹壁墙，墙上设射击孔和瞭望孔，可以利用其打击沿街和村边向我压缩之敌；将村子中最高的2、3个房顶进行改造，并用搭天桥的办法将其连接在一起，然后在房顶构筑工事，以保证掷弹筒和轻机枪可以打击向村庄进攻和进入村庄的敌人。与高房顶工事连接的是一个被称为“黑屋子”的工事（有时也将其称为“暗室”），这是一间独立房屋，全部门窗都要堵死并留出射击孔，屋内有地道口可以进入地道。“黑屋子”既可以作为巷战中的据点打击敌人，也可以作为我方人员从一条地道向另一条地道转移的通道。这些工事和地道结合起来，就形成了被群众称之为“天、地、荫”三道结合的交叉火力配系。天，即指高房工事；地是指地面的工事；荫则是指地道。这一火力配系再加上平面上的村沿、街道和胡同三道火网，就构成了纵横火力配系，足以和日伪军的中小规模部队一较高下。
经过这样改造的地道，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人可藏的工事体系，加上普遍挖掘地道的庞大数量（冀中地区到底构筑了多少地道没有详细统计，仅据1944年下半年以后的统计就达到了10000多公里），从而在战斗中很快就显示了巨大威力。
地道战典型战例
说起地道战的典型战例，清苑县冉庄地道战无疑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冉庄的地道最早也是从“蛤蟆蹲”发展起来的。在斗争最为残酷的1942年，依靠“蛤蟆蹲”进行隐蔽的干部群众曾遭到一定的损失。如1942年春，县委书记、2区区委书记和区长等9人曾被敌人从“蛤蟆蹲”里发现抓走，这就促使冉庄和其他村子改扩建地道。到1944年，冉庄挖成了顺东西南北大街的4条干线地道，又顺着街道延伸了支线24条，包括通向邻村的联村地道和村外地道，共计约15km。地道内设有油灯和指挥路牌、陷阱等设施。地道与附近的水井挖通，既可以当通气孔又可以取水。
除了地道外，村内重要路口处修起高房工事7处，地堡4个，庙宇工事6处，碾子工事2个，烧饼炉工事1个，锅台工事1个，“黑屋子”和墙角枪眼8处。各处工事都与地道相通，周围还埋有地雷，拉发线引入地道内，拉雷非常方便。
就在冉庄地道仍处于完善阶段的1943年1月7日，30名日伪军跑到村里进行抢掠，遭到冉庄民兵依托地道的抗击，被毙伤4人后撤走。进入1944年后，冉庄的地道已经构筑完善，具备了抗击日伪军较大规模攻击的能力。
1945年4月1日凌晨，驻保定的500余名日伪军占据了距冉庄2.5km的张庄和三间房村。这时，区小队和外村民兵都撤到了村外，冉庄民兵共20余人则进入地道，村长带领群众转移。当日伪军进入村内后，民兵利用埋设好的地雷炸死炸伤13名日伪军，迫使其狼狈撤出村子。我方民兵无一损失。此次战斗大大增强了民兵依托地道与日伪军斗争的信心，同时也稳定了群众的情绪，为以后的作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两个月后的6月20日，日伪军千余人到冉庄一带企图抢掠粮食。日伪军接近冉庄时，遭到30多名民兵在村边的阻击。随后，民兵撤入地道监视敌人。当部分伪军企图到村东破坏地堡时，民兵拉响地雷炸死数名伪军。与此同时，村北老母庙、南口地平堡、东街碾子堡和十字街的民兵，也都从“黑屋子”和高房工事向日伪军射击。日伪军在村子里找不到对手，光挨打，伤亡29人后只得撤走。23日，企图进行报复的大批日伪军再次攻击冉庄。他们先用掷弹筒和迫击炮轰击，然后步兵发起冲锋。当日伪军步兵刚到达村口，就踏响了地雷，几名日军被炸死。冲进村子的日伪军仍然找不到对手在哪里，只能到处乱开枪。当一批伪军到达东街时，其中带队的团长被小庙工事内的民兵击毙。随后，一名伪军企图将尸体拖走，也被暗处的民兵击毙。日伪军到达村北的布雷区时，在“黑屋子”里的5个民兵一起拉响了11颗地雷，炸死日伪军多人。趁着日伪军陷入混乱，民兵又以步枪火力毙其10余人。日伪军只得被迫后撤。几十分钟后，20多名伪军企图前来收尸，又被地雷炸死5人。经过13小时激战，冉庄民兵只以1人轻伤的代价就取得了毙伤日伪军33人的战果，将日伪军的进攻打退。据统计，从1942年到抗战胜利，冉庄民兵共进行地道战11次，毙伤日伪军96人，并缴获了许多战利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地道战》就是在冉庄实地拍摄的。
从战斗整体来看，地道战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这种作战方式一般要与麻雀战、地雷战、村落联防战，甚至主力部队的作战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皮里村地道战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皮里村位于冀中平原上的高阳县，当时属于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1945年1月，驻延安美军观察团派出杜伦中尉来到冀中军区实地考察敌后抗日战场对敌作战情况。1月15日，杜伦到达任丘县的边关村，受到9分区司令员魏洪亮和政委王道邦的接待。不巧的是，日军驻任丘和高阳县的2000多人快速部队于17日突然向边关村奔袭。9分区司令部随即紧急转移到有地道的高阳县皮里村。拂晓时分，六七百名日伪军将皮里村包围。我军人员带着杜伦紧急进入地道。当时，杜伦感到在他眼里的“土地道”根本就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因此非常担心。魏洪亮则告诉他，这里的地道是双层的，很安全。进村的日伪军随即就遭到我军依托地道的攻击，遭到一些伤亡后气急败坏而到处放火，企图寻找地道口。后来，由于皮里村里的一个汉奸告密，日伪军发现了4个地道口，就是魏洪亮和杜伦他们所在的地道。我军随即展开了保卫地道的战斗。日军逼着1个伪军进入地道，但立即被我军开枪击毙，尸体被日军用拴在身上的绳子拉了上去。日军又用绳子拴着一个村民进入地道，企图迫使村民侦察后回报情况。我军发现后，立即将绳子割断将村民解救下来。日军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地道内投毒气。我军一名警卫员发现后，立即冲上去抱起毒气筒从地道口扔了出去。院子里的日伪军见状，立刻捂着鼻子逃出了院子。几乎是同时，皮里村书记冲过来把防毒帘放下来，并把晕倒的警卫员背到通风的地方，解除了一场危机。
在另一处地道内，隐藏着魏洪亮的妻子和他们8个月大的儿子。日军进到地道口附近搜索时的动静，吓着了孩子。孩子立刻哭闹起来。如果孩子的哭声被日伪军听到，地道口就会暴露，里面隐藏的人和一部电台就会发生危险。于是，母亲立刻堵住了孩子的嘴，孩子憋得四肢乱抓乱蹬。等日伪军离开后，母亲发现孩子已经窒息死亡了。杜伦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悲伤，而通过瞭望孔看到日伪军被地道中的军民打得缩头缩脑时则又感到非常兴奋。
此后，魏洪亮派侦察员突围命令第42地区队傍晚向日伪军发动突袭。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也命令8分区的2个区队和9分区的24团向皮里村增援。黄昏时，准备撤退的日伪军遭到我42区队的突袭。42区队善于拼刺，将日伪军杀得乱成一团。此时，附近地区的游击大队和区小队也赶来支援，将日伪军彻底赶出了皮里村和边关村。日伪军向河间逃窜途中，又遭到我34区队的拦击，丢下一堆尸体狼狈逃回了据点。
此战，日伪军伤亡数百人，我方只有一名男婴窒息死亡和一名老大娘受伤。此次战斗充分表明，将地道战用于拖住并消耗敌人，然后以主力部队进行反击，可以获得很好的战果。
地道战在平原地区的抗日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历史贡献是非常明显的。后来，我军在朝鲜战场又根据地道战的做法，发展了山地坑道战，为稳定朝鲜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到了越南战争期间，越南抗美武装也如法炮制，采取地道战的方式对付美国军队。即使到了今天，技术高度发达的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在加沙地带的地道仍然没有什么好办法，也只能采取兵力突击占领后搜索再炸毁的原始方式。由此可见，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地道战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编辑/郑双雁
地道战的原因
抗日战争是庞大而落后的中国与小而强的日本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广大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主要以游击战的形式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众多的抗日根据地中，惟独冀中大平原上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地道战，这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
首先是地形方面的原因。如果将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方根据地按照地形的不同做一个划分（这里不包括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坚持斗争的南方水网地区），基本上可以分为山区和平原两种地形。当时的平原地区特别是冀中大平原已经有了较多的公路和铁路（冀中地区就在当时的平汉铁路、津浦铁路、北宁铁路和石德铁路之间，靠近日军占领的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和德州等重要据点），交通条件比较好。而当时的北方山区很少有公路和铁路，交通闭塞，不利于日军展开军事行动，因此也是我军主力部队经常活动的地区。虽然山区地形条件有利于我军，但自然条件却差得多，特别是粮食生产有限，难以供养大量部队，同时工商业不发达，所能够提供的财力也是非常有限的。平原地区则恰恰相反，其物产非常丰富，工商业也较为发达，可以提供较为充足的粮食产出和财力，但从地形上来说，不利于我军坚持抗日。在平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没有了山地地形的掩护，我军所面临的斗争形势是非常严峻的。面对这种情形，冀中人民采取避开日军锋芒，转入地下坚持斗争的方式，直接促进了地道战的产生。
其次，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迫使我方采取地道战的方式坚持斗争。抗日战争从整体上来说就是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对抗，而这一点在敌后抗日战场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时的中日两军，无论在武器装备还是在士兵的技战术素质方面，都是我方处于严重的劣势。在敌后战场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受到后勤保障不足的严重困扰，不仅经费来源没有保障，而且连起码的弹药补给也主要来源于战场缴获。当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战士，只有几发枪弹是常有的事。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我军难以与日军进行正面对抗，而只能采取避其锋芒然后瞅准机会给其突然袭击的方式与日军周旋。在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忙于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展开战略进攻，其后方的守备兵力非常薄弱，这样就造成其后方存在大片的其无力控制的空白地区。这也是抗战初期我军在敌后获得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不过，这种情况到了1940年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日军在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陷于停滞，其战线过长的缺陷日益显露，后方又一再遭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袭击，特别是1940年的“百团大战”使日军感到了八路军对其正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开始在正面战场采取巩固已有占领区的方式，而将注意力转移到敌后战场上来。这样一来，日军在敌后战场部署的兵力开始急速增加，加上其奉行的“以华制华”的措施而裹挟了大量伪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反复“扫荡”。1941年和1942年，我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到了严重困难。经过“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军区部队减员比例达到将近50%，部队损失近半，只得留下部分武装坚持斗争，将主力转移到山区根据地。地方干部也损失惨重，有的县损失达一半以上。1942年底，在冀中地区日伪军安置的据点、炮楼、碉堡达到1783个，平均每4个村庄就设有1个据点或1个炮楼、碉堡，再加上4000多公里的封锁沟（墙），从而形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冒狼烟”的局面。从前不敢轻易出来活动的日伪军小部队也放肆地开始到处烧杀抢掠，甚至三两个伪军也敢在白天出来抢东西。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的部队和当地游击队、民兵，以及抗日群众面临如此严重的困难，在地面上几乎是难以立足。当时在平原地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全部都改为穿便衣，编制也改为小团（直辖5个连左右的团，没有营级编制）和地区队（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加强火器连的营），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在游击区坚持作战。即使这样，一旦遭到日伪军合围，其生存力仍然是非常低的。既然无法改变地面上的地形条件，那么就只有从地下考虑了，地道战也就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中成为了冀中军民对日作战的重要方式之一。
地道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
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凡事都有一个产生、发展，遇到问题后出现波折，然后经过改进继续发展以至于最后完善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地道战同样如此，其发展完善的过程也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军的地道战是在日伪军反复进行严酷“扫荡”的情况下逼出来的。大家对地道的第一印象无疑是“可以藏人”，地道雏形的产生也正源于这一考虑。
地道最早的雏形出现在1939年秋。当时，为了解决遭到日伪军“扫荡”时的藏身问题，很多地区的抗日武装都在想办法。蠡县1区的干部和民兵最早采取了挖洞的方式藏身。当日伪军进村扫荡时，干部和民兵就跑到野外挖个土坑藏身，这样的土坑在当地被称为“土窖窖”。后来，这样的土坑又被盖上木板、秫秸杆，然后再培上土，有的在上面还种上庄稼，从而更加隐蔽。有的地区还创造了“活埋人”的方式，就是在坟地里筑一个新坟，上面插上灵幡作为伪装，而在坟内设置风箱，通过空心的向日葵杆通气，达到藏身的目的。这些地道的雏形在初期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就不行了。日伪军多次“扫荡”在村里扑空后，就引起了怀疑。后来，日伪军再进行“扫荡”时，就在村外野地里“拉大网”、“挖新坟”，致使很多干部和民兵、游击队员被捕牺牲。这样一来，在野外也就难以藏身了，干部和民兵只好再回到村子里坚持斗争。为了解决藏身问题，还得挖洞。先是在村边的背巷里挖，除了可以藏人外还能隐蔽一些东西，这样简单的藏身洞被称为“蛤蟆蹲”。后来，这样的“蛤蟆蹲”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很多短小的地道以通往坟地、苇坑和寺庙等处，用于撤退。
随着形势的发展，上述的“蛤蟆蹲”和短小的地道也逐渐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了，地道也需要向着更长更复杂的方向发展。冀中区党政领导机关及时对开展地道战的工作进行了部署。1942年3月20日，也就是日军对我冀中地区进行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的前1个多月，冀中行署、冀中军区、冀中武委会共同发出了《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向全区推广进行地道斗争的经验。信中根据高阳、蠡县地区开展地道斗争的经验，首先强调了这种斗争方式的意义和作用。信中说，地道可以保障群众资财和生命安全，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使群众可以不耽误生产和工作；民兵可以依托地道保卫村庄和打击敌人，进行村落“麻雀战”和伏击战等；党政干部和群众则可以依托坑道坚持工作；正规军的小部队也可以利用地道进行分散活动。因此，地道在军事、经济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对于地道的结构和建设方法等问题，信中也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如，地道的内部结构分为干线、支线、洞口、地下室、气眼（即通气孔）、陷阱、村外地下堡垒、坚壁所及附属设备。附属设备是指防毒、防水、照明、指挥、联络等设备。对于干线的构筑要求是畅通、坚固，一般深8尺（2.6m），顶厚3尺（1m），地道高为5尺（1.65m）、宽3尺（1m），可容2人错过。干线要稍微曲折，防止敌人进入后射击，但也不要成死角以致浪费人力。干线的位置应当从院落、闲场、墙壁、破落房屋和其他障碍物下面穿过，这样便于保卫，但不能顺着街挖，以免被敌人抓住规律。但需要注意的是，干线通过房屋墙壁时需要保证顶厚3尺（1m）以上，这样才能保证房屋不会塌毁，同时要注意防水问题。干线一般要从人口稠密、地形复杂、向村外转移方便的地方挖掘，最好能成环形沟通各方联系。两村之间的干线地道需要构筑一条以上，以防止出现万一被敌人截断就无法向邻村转移的情况。
地道洞口区分为作战人员用和群众用两种，其位置要有所区别。如作战人员用洞口要选在可以攻击也便于防守的地形，如在高宅房屋、沿街墙里和警戒所在地附近，要充分利用村边围墙、交通沟、树林、坟地等便于作战的有利地形，适合于作战和警戒的具体要求。群众用的洞口主要要求是便于转移，突然遭到敌人袭击时能够及时从容地撤走。因此，这样的洞口一般要选择开在屋里、院里、柴棚、夹道、炕上、锅台、牲口槽、鸡笼或井里，总之要以不远离群众住宅为原则。
部队和群众进入地道后，应在事先挖掘好的地下室内休息，不能在地道内拥挤。地下室的面积以可容纳10～30人休息为准，高5尺（1.65m），长1丈（3.33m），宽5、6尺（1.65m～2m）即可。地道和地下室连接处的洞口要小，要安装上小门或准备好木板（也可以使用防毒帘），如遇敌人放毒气时，可将小门关上、拉上防毒帘或用木板盖上，然后用土覆盖，阻止毒气进入室内。地下室的数量要根据村子的人数和分布情况、位置等因素决定，但不可过于集中，以防万一被发现而一起损失。在洞口附近也可以设置一个小的地下室，以作为群众入洞时拥挤的缓冲点。地下室的位置一般选定在破房内、闲房内、砖堆下、土堆下等处，这样不易被发现和破坏。干线和地下室都需要留通气孔，其位置应与干线和地下室保持一段距离，且不能垂直于地面，要位于极为隐蔽的位置。为防止敌人通过通气孔向地道投毒气，可以在通气孔的半腰部位挖一个垂直的小井，或在通气孔内塞上秫秸。通气孔一般要设置2个以上，以便于空气对流。
除了地道本身外，村外的地下堡垒也是整个地道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位置一般选择在接近村边的位置，构筑方式可以采取造假坟、利用村边独立房屋或利用村外交通沟内的掩体。村外地下堡垒的主要作用是保持作战时的机动，可以通过地道转移到村外对包围村庄之敌进行反包围和夹击，平时可以用来进行警戒，形势有利时可以构成对敌封锁线。
地道内的陷阱是为了对付进入地道内的敌人，深度一般在8尺（2.6m）左右，长宽在3、4尺（1m～1.3m）即可，井内可注水或安装尖桩，井口设置翻板。平时陷阱用木板盖上，战时我方人员进入后将木板取下即可。敌人进入后踩踏翻板即落入井中，我方人员即可将其俘虏或歼灭。这样的翻板曾经意外地对日军释放毒气起到了很好的阻止作用。日军为了将毒气投送到地道内，经常将毒气筒绑在猪身上，然后在猪尾巴上浇上汽油，点燃后将猪放到地道口，企图让其将毒气筒带到地道深处。结果，猪进入地道后先是碰到陷阱，踩到翻板后就掉到陷阱里。毒气筒遇水也就不能再发烟了。
坚壁所则是用于隐蔽各类物资、牲畜的地下工事，洞口一般采取斜坡式，以便于物资和牲畜进出。
防毒设备方面，要在洞口下方挖掘小井或利用陷阱，当敌放毒时将盖上的木板抽去，使毒气筒落入其中，然后再盖上并覆土。防水设置方面需注意，通气孔、洞口和地下室的顶部不要低于地平线，防止被水侵入而没顶。对于洞内的排水问题，一般要利用陷阱，使之流入陷阱内。照明措施一般以在地道干线和地下室墙壁上挖出存放油灯的位置。除此之外，指示信中还对地道斗争的一般战术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
应该说，这一指示信对于当时冀中地区地道战的开展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然而，这一指示信搞出来只有1个多月，日伪军就开始了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方的地道根本就来不及进行全面的改造，以至于出现了非常惨痛的教训。其中尤以发生在1942年5月27日的定南县“北疃惨案”为典型。
定南县是今天河北省定州市的一部分，当时称定县。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定县被平汉路分割成两部分的情况以及对敌斗争的需要，定县被大体沿平汉路划分为定北县和定南县两部分。北疃村就位于定南县境内，距离县城约30km。日军进攻之前，北疃村和南疃村已经挖好了地道。其中有一条从西南至东北角的地道干线，还挖了与干线相通的支线地道、通往各户的地道和连户洞。地道高5尺（1.65m）、宽3尺（1m），里边能并行3人，洞口和通气口都很隐蔽，大部分在碾盘、磨盘下面，或水井里、墙头上。村口和房上也修了工事，以供我方部队依托抗击日寇。房上有3尺（1m）多高、1尺（0.3m）多宽的掩体，房顶之间搭起连户桥，以供部队在房顶机动。村口还建有土炮楼。但是，此时的地道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防毒改造，对付日军毒气攻击的能力很弱。
1942年5月27日拂晓，日军110师团163联队第1大队500多人突然包围了北疃村，紧接着又包围了南疃村，企图一举消灭我定南县委和县大队。我县委机关和县大队第2中队已经转移到临近的东湖等村庄中，县大队主力、区小队和北疃村民兵则依托预设工事与日军展开激战。我方计划是首先利用村口工事作为第一道防线，继而在房上工事和土炮楼抗击敌人，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再进入地道。县大队主力和民兵从早上6时开始连续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后，因弹药耗尽而于下午13时后被迫进入北疃村地道。日军根据先前的侦察，堵塞了通往村外的地道，然后在村内从发现的地道口释放毒气，同时将柴草点燃后投到洞口并盖上棉被。随着毒气和烟雾的蔓延，更多的地道口被发现并被日军堵死。此时，地道内不仅有北疃村村民和县大队人员，而且有附近村庄逃避日军而进入地道的大量人员，造成地道内拥挤不堪，加上地道未经防毒改造，遂造成大量人员吸入高浓度毒气而中毒死亡。日军还守住各个洞口，对从地道内爬出的我军人员和无辜群众进行屠杀。部分从地道内逃出的我军人员和群众被俘后又想办法逃了出去，如被日军关押在一所房子内的县大队政委赵树光等20余人利用一桶水将土坯墙闷透后挖开缺口进入隔壁屋子内，然后从这个屋子里的洞口进入地道撤出人员。另有部分我军人员和群众也通过地道转移突围出去，如县大队有一个小队在地道内与解家庄交界的毒气稀薄处坚持到天黑，然后向上挖开地道撤出了北疃村；县大队的18人从南疃村的一个洞口突围出去；保合庄的一名小学女教师被日军强逼进入地道去找枪，后顺着地道向东到达解家庄而脱险。 在北疃村遇敌情后，位于东湖村的县大队第2中队赶到南疃村准备对县大队主力进行支援。部队于27日拂晓刚到南疃村进行战斗部署时，日军就包围了南疃村人。日军可能是以主力对付北疃村，而以部分兵力对南疃村进行包围，因此其进攻并不积极。双方以冷枪火力相互对射，一直对峙到黄昏。第2中队准备利用暗夜实施突围，刚把部队收拢集合到一个大院里，日军就全面压进了村子。这时，要想突围已经不可能了，第2中队只好进入南疃村的地道内。进入地道后，第2中队才发现地道内已经被日军施放了毒气。地道内部队和群众拥挤在一起，中毒死亡的人员又无法移出洞外，情况十分危险。此时，我军指挥员正好遇到了在南疃村养伤的县大队通讯员。这名通讯员是南疃村人，对地道的情况十分熟悉。通讯员即带领部队从地道内先转移到南疃村东南约300m处的一个大庙内，等到晚上7点钟左右，才顺着沙河大堤撤往东湖村。同时，部分群众也在部队带领下撤走。
最终，“北疃惨案”中有尸体证明的死难者共有800余人，此外尚有部分在地道深处死亡的无法进行统计。日军施放毒气对付我地道的方式，不仅给我方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而且也造成部分群众对地道斗争的效果产生怀疑，甚至有部分村庄的群众因此放弃了地道斗争。
地道的持续改进和最终完善
从上面日军对我地道施放毒气而给我方人员造成严重伤亡的教训来看，当时我方的地道还不能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地道的不完善虽然给我方造成了严重损失，而其作用仍然是值得肯定的。例如，在“北疃惨案”中，如果没有地道的隐蔽作用，那么我军被围的部队和群众几乎就没有突围出来的可能性，而通过地道，毕竟还是有部分部队和群众撤了出来。因此，地道斗争不是应不应该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而是应该进行改进完善。
“五一大扫荡”之后，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激烈斗争，冀中区的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地道战的经验也逐步丰富起来，最终于1945年1月形成了一本关于地道战的经验总结，即由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所著的《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一书。这本书是杨成武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后，通过对各种类型的地道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而写成的，当时其作为冀中军区司令部的绝密文件下发到各部队。这本书首先对地道战的目的进行了阐述，即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保护群众的利益，特别是掩护地方干部；打击敌人，威胁敌人；可以在敌人“扫荡”、“清剿”的残酷环境中继续坚持工作；在边沿区、村可以依托地道向外推进，扩大抗日根据地等。
对于以往的地道战，该书认为主要存在以下缺点：“第一，在村中只有孤立的堡垒，没有更多的枪眼，不能形成火力交叉。各村落堡垒距离较远，无法互援互救，难以守卫，出现了“能钻不能打”的局面。由于地道只有一层，若用于战斗，就再无藏身的地方了，即出现“能打不能藏”的局面。第二，军用地道和民用地道没有分开，军民全都拥挤在同一条地道里，无法抗击敌人，也无法隐蔽自己。第三，地道既无自动口（自动关闭洞口的设备），又无战斗设备，要打，只能离开地道到院子里或房顶上去打。即地道构筑时不是为了“打了钻，钻了走，走出来再打”，结果造成“上面不能打，下面不能走，只能坐以待毙”的局面。第四，地道斗争开展得不普遍，以致十几个村的乡亲拥在一隅之地，给敌人造成了突击目标。如北坦村（原文如此，为北疃村之误）就是这样，我方失掉了互助，也就不能实现村落联防作战。第五，地道斗争未与各种地雷适时进行爆炸结合起来，未能有效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地道口没有武装民兵守卫，北坦村正是因为这一点，结果遭到敌人的毒手。”
在对以往地道战的教训进行总结后，书中即提出了对地道战的具体要求。如提出了地道增设突围口的要求，突围口是指敌人占领了村子并破坏了地道，或敌人已经进入地道，而我方经过战斗不能将敌驱逐出去，自己有被消灭危险的时候启用的用于突围的地道口。突围口的构筑首先要注意在村外四个方向上都构筑1个或数个出口，可以根据敌人的进攻方向灵活选择突围方向；其次要将突围口构筑在村外的凹凸地、池塘边、坟地、道沟、古庙等隐蔽处，既方便隐蔽转移，也可以依托周围地形抗击敌人；突围口要特别注意保密，平时最好不要挖开，留下2、3尺（0.6m～1m）厚的土层，使用时再挖开，还要设置观察孔，防止突围人员遭到敌人伏击。
在地道构筑形式方面提出了要构筑重叠地道和平行地道。重叠地道就是挖成上下两层或三层地道，这样的好处是能够更好地隐蔽自己，防止敌人挖掘。如果敌人发现了第一层地道，就可以转移到第二层；如果日军放毒气，就可以将第二层地道的洞口堵死，使毒气只停留在第一层地道内；有时选择高低不平的地势，使第一层地道被挖在深处，而第二层和第三层地道则挖在高处，这样就可以使敌人灌水时不等流到第二层和第三层，第一层地道就会灌满水，敌人以为水满了自然也就不会再灌水了。并行地道则是指在同一平面上并行多条地道，可以使我方机动能力和回旋余地大大增加。军用地道侧重于作战，通常围着村子挖一圈或挖成“王”字形、“田”字形、“中”字形等形状。民用地道则侧重于隐蔽，通常挖成七星形或连环套的形式。军用地道和民用地道一般不予打通，只留1、2尺（0.3m～0.6m）厚的土层，以此保证某一条地道被敌人破坏时不至于影响其他地道，而在必要时则可以挖开土层突围或出其不意打击敌人。
该书中还提出挖掘村外地道，将村内地道向野外延伸，构成地道联防工事的组成部分，在调动敌人和配合村内战斗方面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此外，还要构筑联村地道，即连接附近各个村庄的地道。通过联村地道就可以使附近各村在作战时相互支援，组织村落联防，共同打击敌人，也是村外地道的依托。
对于地道内照明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发现，油灯照明烟太大，呛人而且耗氧量大，并不适合在地道内使用。使用蜡烛或手电照明效果最好，但因为这类东西太贵，加上日伪军的封锁，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后来，群众发明了用蜡绳照明的方式。这种蜡绳是用艾草搓成的，在融化的黄蜡里浸泡过，点燃后不容易灭而且耗氧量少，只要一摇晃就可以把周围照亮，解决了地道的照明问题。 进入地道的群众有可能带着婴儿，婴儿在又黑又憋的环境里会哭闹，往往会暴露地道口的位置。有时为了制止婴儿的啼哭，甚至因捂住其口鼻而不慎将孩子窒息。后来，群众逐渐摸出经验，进地道后给婴儿灌几小口酒，使其醉过去睡着，就不会哭闹了。
正如我军在朝鲜战场的坑道战中，需要将坑道和野战工事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一样，地道也需要和地面工事相结合才能更充分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对于村子本身需要进行一番改造，才能适应作战的需要。首先，所有村边的街口都要筑墙，墙上要筑射击孔，墙外要挖4～6尺（1.3m～2m）深的大坑，这样可以防止敌人利用该墙向村内射击；其次，要将院门由大门改为小门，仅可供一人通过，再把各家院墙打通，这样就可以阻止敌人在村内快速机动，而我方则可以利用院墙抗击敌人；在村边和临街的房屋要做成夹壁墙，墙上设射击孔和瞭望孔，可以利用其打击沿街和村边向我压缩之敌；将村子中最高的2、3个房顶进行改造，并用搭天桥的办法将其连接在一起，然后在房顶构筑工事，以保证掷弹筒和轻机枪可以打击向村庄进攻和进入村庄的敌人。与高房顶工事连接的是一个被称为“黑屋子”的工事（有时也将其称为“暗室”），这是一间独立房屋，全部门窗都要堵死并留出射击孔，屋内有地道口可以进入地道。“黑屋子”既可以作为巷战中的据点打击敌人，也可以作为我方人员从一条地道向另一条地道转移的通道。这些工事和地道结合起来，就形成了被群众称之为“天、地、荫”三道结合的交叉火力配系。天，即指高房工事；地是指地面的工事；荫则是指地道。这一火力配系再加上平面上的村沿、街道和胡同三道火网，就构成了纵横火力配系，足以和日伪军的中小规模部队一较高下。
经过这样改造的地道，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人可藏的工事体系，加上普遍挖掘地道的庞大数量（冀中地区到底构筑了多少地道没有详细统计，仅据1944年下半年以后的统计就达到了10000多公里），从而在战斗中很快就显示了巨大威力。
地道战典型战例
说起地道战的典型战例，清苑县冉庄地道战无疑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冉庄的地道最早也是从“蛤蟆蹲”发展起来的。在斗争最为残酷的1942年，依靠“蛤蟆蹲”进行隐蔽的干部群众曾遭到一定的损失。如1942年春，县委书记、2区区委书记和区长等9人曾被敌人从“蛤蟆蹲”里发现抓走，这就促使冉庄和其他村子改扩建地道。到1944年，冉庄挖成了顺东西南北大街的4条干线地道，又顺着街道延伸了支线24条，包括通向邻村的联村地道和村外地道，共计约15km。地道内设有油灯和指挥路牌、陷阱等设施。地道与附近的水井挖通，既可以当通气孔又可以取水。
除了地道外，村内重要路口处修起高房工事7处，地堡4个，庙宇工事6处，碾子工事2个，烧饼炉工事1个，锅台工事1个，“黑屋子”和墙角枪眼8处。各处工事都与地道相通，周围还埋有地雷，拉发线引入地道内，拉雷非常方便。
就在冉庄地道仍处于完善阶段的1943年1月7日，30名日伪军跑到村里进行抢掠，遭到冉庄民兵依托地道的抗击，被毙伤4人后撤走。进入1944年后，冉庄的地道已经构筑完善，具备了抗击日伪军较大规模攻击的能力。
1945年4月1日凌晨，驻保定的500余名日伪军占据了距冉庄2.5km的张庄和三间房村。这时，区小队和外村民兵都撤到了村外，冉庄民兵共20余人则进入地道，村长带领群众转移。当日伪军进入村内后，民兵利用埋设好的地雷炸死炸伤13名日伪军，迫使其狼狈撤出村子。我方民兵无一损失。此次战斗大大增强了民兵依托地道与日伪军斗争的信心，同时也稳定了群众的情绪，为以后的作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两个月后的6月20日，日伪军千余人到冉庄一带企图抢掠粮食。日伪军接近冉庄时，遭到30多名民兵在村边的阻击。随后，民兵撤入地道监视敌人。当部分伪军企图到村东破坏地堡时，民兵拉响地雷炸死数名伪军。与此同时，村北老母庙、南口地平堡、东街碾子堡和十字街的民兵，也都从“黑屋子”和高房工事向日伪军射击。日伪军在村子里找不到对手，光挨打，伤亡29人后只得撤走。23日，企图进行报复的大批日伪军再次攻击冉庄。他们先用掷弹筒和迫击炮轰击，然后步兵发起冲锋。当日伪军步兵刚到达村口，就踏响了地雷，几名日军被炸死。冲进村子的日伪军仍然找不到对手在哪里，只能到处乱开枪。当一批伪军到达东街时，其中带队的团长被小庙工事内的民兵击毙。随后，一名伪军企图将尸体拖走，也被暗处的民兵击毙。日伪军到达村北的布雷区时，在“黑屋子”里的5个民兵一起拉响了11颗地雷，炸死日伪军多人。趁着日伪军陷入混乱，民兵又以步枪火力毙其10余人。日伪军只得被迫后撤。几十分钟后，20多名伪军企图前来收尸，又被地雷炸死5人。经过13小时激战，冉庄民兵只以1人轻伤的代价就取得了毙伤日伪军33人的战果，将日伪军的进攻打退。据统计，从1942年到抗战胜利，冉庄民兵共进行地道战11次，毙伤日伪军96人，并缴获了许多战利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地道战》就是在冉庄实地拍摄的。
从战斗整体来看，地道战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这种作战方式一般要与麻雀战、地雷战、村落联防战，甚至主力部队的作战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皮里村地道战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皮里村位于冀中平原上的高阳县，当时属于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1945年1月，驻延安美军观察团派出杜伦中尉来到冀中军区实地考察敌后抗日战场对敌作战情况。1月15日，杜伦到达任丘县的边关村，受到9分区司令员魏洪亮和政委王道邦的接待。不巧的是，日军驻任丘和高阳县的2000多人快速部队于17日突然向边关村奔袭。9分区司令部随即紧急转移到有地道的高阳县皮里村。拂晓时分，六七百名日伪军将皮里村包围。我军人员带着杜伦紧急进入地道。当时，杜伦感到在他眼里的“土地道”根本就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因此非常担心。魏洪亮则告诉他，这里的地道是双层的，很安全。进村的日伪军随即就遭到我军依托地道的攻击，遭到一些伤亡后气急败坏而到处放火，企图寻找地道口。后来，由于皮里村里的一个汉奸告密，日伪军发现了4个地道口，就是魏洪亮和杜伦他们所在的地道。我军随即展开了保卫地道的战斗。日军逼着1个伪军进入地道，但立即被我军开枪击毙，尸体被日军用拴在身上的绳子拉了上去。日军又用绳子拴着一个村民进入地道，企图迫使村民侦察后回报情况。我军发现后，立即将绳子割断将村民解救下来。日军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地道内投毒气。我军一名警卫员发现后，立即冲上去抱起毒气筒从地道口扔了出去。院子里的日伪军见状，立刻捂着鼻子逃出了院子。几乎是同时，皮里村书记冲过来把防毒帘放下来，并把晕倒的警卫员背到通风的地方，解除了一场危机。
在另一处地道内，隐藏着魏洪亮的妻子和他们8个月大的儿子。日军进到地道口附近搜索时的动静，吓着了孩子。孩子立刻哭闹起来。如果孩子的哭声被日伪军听到，地道口就会暴露，里面隐藏的人和一部电台就会发生危险。于是，母亲立刻堵住了孩子的嘴，孩子憋得四肢乱抓乱蹬。等日伪军离开后，母亲发现孩子已经窒息死亡了。杜伦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悲伤，而通过瞭望孔看到日伪军被地道中的军民打得缩头缩脑时则又感到非常兴奋。
此后，魏洪亮派侦察员突围命令第42地区队傍晚向日伪军发动突袭。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也命令8分区的2个区队和9分区的24团向皮里村增援。黄昏时，准备撤退的日伪军遭到我42区队的突袭。42区队善于拼刺，将日伪军杀得乱成一团。此时，附近地区的游击大队和区小队也赶来支援，将日伪军彻底赶出了皮里村和边关村。日伪军向河间逃窜途中，又遭到我34区队的拦击，丢下一堆尸体狼狈逃回了据点。
此战，日伪军伤亡数百人，我方只有一名男婴窒息死亡和一名老大娘受伤。此次战斗充分表明，将地道战用于拖住并消耗敌人，然后以主力部队进行反击，可以获得很好的战果。
地道战在平原地区的抗日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历史贡献是非常明显的。后来，我军在朝鲜战场又根据地道战的做法，发展了山地坑道战，为稳定朝鲜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到了越南战争期间，越南抗美武装也如法炮制，采取地道战的方式对付美国军队。即使到了今天，技术高度发达的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在加沙地带的地道仍然没有什么好办法，也只能采取兵力突击占领后搜索再炸毁的原始方式。由此可见，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地道战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编辑/郑双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