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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13年CHIP入户调查数据，构建并应用系统耦合模型，从家庭微观视角全面解析了信任度、人力资本与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者之间的协调性特征。结果表明：第一，各省份三者的耦合协调关系都处于濒临失调衰退状态，且绝对水平较低，省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整体上呈现由东到西递减态势。第二，家庭的脑力素质水平越高，对外部的信任度越低，则其金融资产配置越合理。第三，总体看，家庭人力资本与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对三系统耦合度的影响大于信任度对三系统耦合度的影响，人力资本对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关 键 词：信任度；人力资本；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系统耦合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517（2018）01-0014-10
DOI：10.19631/j.cnki.css.2018.01.003
Abstract： Based on CHIP’s household survey data in 2013， the paper constructed and applied systemic coupling model and mad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coordinative features of degree of trust， human capital and the rationality of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of these provinces is imbalanced and remains at an absolute low level. Second， the higher level of mental quality of the familyis， the lower level degree of trust they have in the outside， the mor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they have. Third， in general，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human capital and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on the coupling degree of three systems is greater than the influence of trust degree on the coupling degree of three systems. Human capital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ationality of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Key words： trust； human capital； family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systemic coupling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逐步推进， 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潜力得以强力释放，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进而在短时间内促使家庭财富总量持续上升。同时，在逐步富裕后，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与市场观念的转变激发了人们对于个人与家庭资产的安全性以及收益性的全面考量， 获取资产性收益的投资意识在微观主体层面得以迅速增强。在这一背景下，持续的市场化与开放化的金融体系改革和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渠道， 在迅速突破原有传统单一投融资模式的同时， 对我国的家庭资产增值期望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 从而在市场不断变革与家庭投资渠道不断拓展的进程中，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更趋于多元化。然而，家庭金融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是一个宏观金融环境与家庭个体选择双力作用的结果。因此，如何在金融市场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合理有效地配置家庭金融资产， 并在规避风险的博弈中，有效获取资本收益， 逐步成为微观层面的个人与家庭投资行为的重点选择目标。 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受制于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除了家庭个体的理性选择、 金融生态的逐步改善等因素的促动，其他因素， 如个体对社会环境的认知与个体投资能力的高低，则显得尤其重要，前者涉及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信用环境的好坏， 后者则涉及到投资主体专业化素质的提升。 从这两个方面看， 信用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个体对外部对象信任度的高低， 后者则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持续提高。因此，从这一逻辑出发，从家庭的信任度、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两个方面讨论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能力，具有现实意义。据此，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并应用多系统耦合模型，基于微观家庭数据，对相关典型省份的信任度、人力资本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做出讨论。
二、研究回顾
（一）信任度相关文献综述
从已有研究看， 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信任是构成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重要元素， 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早期文献看，Colembiewski等（1981）认为信任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 不确定性和风险联系在一起[1]。Coleman（1988）认为信任他人意味着可以将自己的资产交给自己信任的人进行处理， 被信任者的诚实与否决定了资产的利得和损失[2]。Stout（2002）认为投资者的信任水平会影响其在金融市场上的参与率，投资者会因为相信市场而提高金融资产的持有水平[3]。近期一项有代表意义的研究表明，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保护与提升社会的信任程度， 而这会有力促进人们在风险投资方面的积极性[4]。同时，Gurun等（2015）也认为制度状况关系到投资者的资金在金融市场的应用状况， 进而影响投资者对金融资产的选择[5]。有关经济发展进程中信任问题的讨论在我国起步较晚， 但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相关投资者信任度对金融市场影响的研究进展非常迅速。王淑湘（2012）认为信任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高度发展的经济水平也会显著提高社会的信任水平[6]。崔巍（2013）探讨了信任度的高低对于金融市场投资收益的影响， 认为信任度与投资收益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7]。李正图（2014）认为，熟人关系等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接受诚信教育的年限、社会诚信环境、社会征信系统和法律制度等元素共同构成了信任的运行机制和社会保障[8]。王红丽等（2015）将传统经济中的信任度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上，揭示了不對称信任的进化过程[9]。 （二）人力资本相关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是一个综合化的概念， 它不仅包括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受教育年限，还包括健康状况和工作经验等。自20世纪60年代Schultz正式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后， 这一领域的研究得以极大繁荣。随后，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逐渐成为了宏观经济及其交叉领域内的研究热点。Uzawa（1965）[10]、Nelson等（1966）[11]、Lucas（1988）[12]和Aghion等（1989）[13]的经典研究都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而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 人力资本理论得以释放出更大的吸引力与现实解释力。 从受教育水平看，Mankiw等（1991）认为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 就越有可能参与资本市场的投资， 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14]。Bernheim等（1996）也发现， 居民参与股市的概率和投资程度会受其教育程度的影响， 更高的教育程度能使投资者更了解有关股票投资的信息， 使其投资股市的固定成本降低[15]。同时，Campbell（2006）认为受教育程度会影响投资者投资股票的信心及其投资比例[16]。而从健康状况看，Rosen等（2001）发现，健康状况对风险资产的参与概率和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有显著的影响， 健康状况差的家庭会降低其持有风险资产的概率[17]。与Rosen类似，Berkowitz等（2006）认为健康状况对家庭持有的风险资产会产生明确影响，当健康状况下降时，家庭的金融资产持有会减少，从而会减少风险资产的持有[18]。而从国内的研究来看，肖作平等（2012）认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收集和提取相关金融知识的能力越强，投资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就越大[19]。魏先华等（2014）认为，人力资本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有正向促进作用，人力资本越高，家庭参加风险金融市场的积极性越高[20]。胡振等（2016）也证实了人力资本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21]。
（三）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的文献综述
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这一主题方面，除了信任度和人力资本两个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也从理论和实证对其他影响因素进行了诸多研究。 在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财富因素方面，Carroll（2000）研究发现，拥有高财富的家庭会更倾向于持有股票等风险资产，并且投資组合会更加多样化[22]。Campbell（2006）统计分析了美国有关家庭财富的数据后发现，家庭的财富水平不同，其对金融资产的选择不同，穷人更偏向持有流动资产，而富人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中风险资产占有很大的比例[16]。徐佳等（2016）研究发现，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财富高度相关，随着财富的增长，家庭投资风险资产的决策会发生变化， 也会进一步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23]。同时，在关于年龄这一影响因素的研究中，Ameriks等（2004）通过研究美国家庭的年龄效应和股票参与率发现股票的投资参与率存在一个年龄的“钟型”分布[24]。而吴卫星等（2013）研究发现中国家庭对金融资产投资决策并不存在明显的生命周期效应[25]。此外，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因素还有婚姻状况、性别等。
（四）信任度、人力资本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的综合思考
从现有研究看，有关单独讨论信任度、人力资本以及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研究已形成有效而全面的分析层次。但至目前，还鲜有将三者综合到一起并且讨论三者关系的全面研究。本文认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已有研究存在四个重要的提示：第一， 人力资本的变动与人群之间的信任水平存在明确的关联性；第二，信用的主体意识主要表现为对外部事物的认知能力与信任水平；第三，资本市场当中， 投资主体收益的变动与其专业化的知识水平、社会信用环境引导下的个体间信任程度、对市场风险认知的理性与否具有明确的关联性；第四，投资的收益与资产结构具有明确的关联性。综合这四个提示则可以形成如下逻辑关系： 如果将资产收益放置于一个具有诸多影响因素的大环境中，首先，投资个体的认知能力、专业化知识水平与其人力资本水平具有直接的关系；其次，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又会直接影响到其对外部信息与事物的信任程度；再次，人力资本、信任程度又会影响个体的投资偏好， 从而对其投资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并最终对其资产收益产生影响。从这一逻辑出发，则可以认为，上述逻辑展现出一个在多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制约条件下而形成的具有综合特征的资产配置大系统，而要实现投资主体的资产优化， 需要协调好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协同共进。据此，本文从家庭层面出发，将信任度、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这三大因素综合置于一个研究框架内，以耦合理论为依据，探讨三者之间的协同关系。
三、系统耦合机制的理论解析
耦合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 协调程度与发展水平是构成系统耦合关系的两个关键层次。由于信任度、 人力资本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三者之间存在复杂关系， 而且三者之间具有明确的交互作用关系，因此，本文拟在耦合机制框架内讨论三者关系， 从研究主题与思路来看都是新的研究视角。
（一）二系统耦合
耦合的基本形态是二系统耦合， 即两大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26]。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引入与二者都有关系的第三类系统， 进而将耦合拓展到三维层面。二系统耦合的计算原理为[27]：
其中，X、Y为两系统各自的综合指数；C表示两系统的协调度；T表示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D为耦合度；α、β表示两系统重要程度的权重，一般情况下各取0.5。
（二）三系统耦合
目前，三系统耦合尚处于探索与研究阶段，理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统一研究架构与分析范式。为此，本文在二系统耦合原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三系统耦合理论模型[28]，原理如图1。首先，当三个系统在X=Y=Z时，即这一时点的离差值为0时， 所有满足这一条件的点会形成一条从原点出发与正方体对角线相重合的空间射线，即最优协调线， 其在X-O-Y、Y-O-Z和X-O-Z平面上的投影为原点发出的平面45°射线。在这条射线上，X、Y和Z的协调程度始终为最优。 其次，三个二元系统中，即平面X-O-Y、Y-O-Z和X-O-Z内，分别包含无数条等水平发展线。它们共同在三维坐标系中构成三元系统发展空间， 空间向外扩展代表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最后，耦合度即协调度和发展度的交集，为最优协调线，最优协调线上任一点都表示一个相应的耦合度， 距离原点越远的点代表的耦合度越高，如图中A和B点都位于最优协调线上，协调度均为1，但B点发展度较高，因而其耦合度高于A点。若某一点不在最优协调线上，表明三个二元系统至少有一个没有达到最优水平，如图中M点只在Y-Z系统中达到最优。 基于上述认识， 在借鉴前述二系统耦合的基础上，这里引入离差系数代表协调度，同时引入等产量函数代表发展度， 最后将二者结合求解三系统耦合度。
首先，三系统协调度的离差系数可设定为[29]：
对应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则可分别以X、Y和Z代表信任度、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类系统，α、β和γ分别为三系统重要程度的权重。本文认为，在讨论三者的关系和系统耦合过程中，三者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可设定α=β=γ=1/3。
四、指标说明与数据处理
（一）指标体系
在展开实证分析之前，需构建信任度、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的量化指标集。 依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库，信任度的量化指标由家庭信任度和外部信任度两指标构成， 两者分别由数据中“您认为亲戚朋友可信吗？”“您认为除了亲戚朋友以外的人可信吗？”这两个问题代表。 这里人力资本被界定为脑力素质和身体素质两指标，二者分别由数据库中“受正规教育的年数”以及“与同龄人相比，您目前的健康状况”这两个问题代表。 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由流动资产配置合理性、 保本资产配置合理性和風险资产配置合理性三类指标构成。流动资产是数据库中“手存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总和；保本资产包括数据库中的“定期存款”“储蓄型保险”和“国债”；风险资产包括数据库中的“其他债券”“股票”“基金”“期货”“其他各种金融理财产品”“借出款”（不包括经营债款）和“其他金融资产”。之后，对相应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可得到信任度、人力资本以及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类指标的综合指数X、Y和Z。
需要说明的是， 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是一个结构化的指标。因此，确定一个权威的家庭金融资产的合理选择与配置结构（比例），对本文的研究至关重要。为此，本文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布的家庭资产结构作为标准[30]。参照这一标准，可将家庭资产最优配置结构划分为如下比例： 流动资产占30%、 保本资产占40%、风险资产占30%。在具体应用时可以设定：如果资产占比离标准比例的差别越小， 表明资产配置越合理，配置能力越高。为此，本文首先求出数据库中每个调查对象三类资产占比与最优资产配置比例之间偏差的绝对值，再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应用层次分析法求出三类资产的权重，进而得到资产配置合理性综合指数Z。表1为信任度、人力资本、 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二）数据来源
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由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主持， 数据内容包括住户个人层面的基本信息、 就业信息以及家庭层面的基本信息、主要收支信息和一些专题性问题，目前开放的数据年份有1988年、1995年、1999年、2002年、2007年、2008年和2013年。 本文选取了CHIP最新年份2013年的城镇调查数据， 调查对象包括14个省份。 数据全面反映了2013年大样本家庭的信任度、 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情况。进一步，为考量区域差异，文章又将14个省份进行了区域划分：东部地区包含广东、江苏、山东、北京和辽宁；中部地区包含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和山西；西部地区包含甘肃、云南、重庆和四川。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和分类， 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5870个。
（三）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由于原始数据会存在量纲的差异， 因此需要对计算得到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按照耦合原理，正向指标的指标值越大对系统越有利，反之则定义为负向指标。 本文利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四）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采用三标度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在设定各指标的重要性时， 向本领域的八名专家学者发放了问卷， 通过归纳并经多次讨论后而得。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到流动资产、保本资产和风险资产的权重向量为WZ=（0.2，0.6，0.2）。此外，本文认为家庭信任度和外部信任度对信任度的影响程度相同， 脑力素质和身体素质对人力资本的贡献程度相同。 故可得信任度的权重向量为WX=（0.5， 0.5），人力资本的权重向量为WY=（0.5， 0.5）。
五、实证分析
（一）综合指数
在计算耦合度之前，首先须求解各系统的综合指数：
（9）式中Xn、Yn、Zn分别为信任度、人力资本与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大系统的综合指数；Wx、Wy、Wz分别表示各指标的权重；Iin、Ijn、Ikn分别表示各指标的标准化数值；n为有效样本的个数。
图2描绘了各省份三系统及系统要素值的特征变化情况。首先，由图2a可知，各省份的家庭信任度普遍高于外部信任度。由此可知，外部信任度的提高是促进整体信任度提高的关键。另外，相对而言，中部的信任度水平相对较高，东部的信任度水平差异较大，而西部的信任度水平普遍偏低。其次，由图2b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各省份人力资本水平差异不明显，但脑力素质普遍高于身体素质，脑力素质呈现明显的由东至西依次递减态势，而身体素质恰好相反。由图2c可知，各省份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流动资产的配置更合理， 同时流动资产比保本资产的配置更合理。 通过分省份比较三系统及系统要素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 家庭成员的脑力素质水平越高，家庭信任度水平越高，外部信任度水平越低， 这个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越合理。
（二）耦合分析
以上述综合指数为基础， 可进一步求解信任度、 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大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度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耦合层次的具体划分标准见相关文献[28]。
观察表2中数据可知：第一，总体看，各省份三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 但各省份耦合度的绝对水平都较低，且区域间存在一定差异， 整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递减态势。 东部的北京耦合度最高，中、西部最高的省份分别为湖北与四川。 上述三省份在各自区域内都属于经济规模与发展水平最好的地区。 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信任度、 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因此，无论哪类地区，提高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 将有助于推进三者之间的协同发展水平。 第二，从信任度与三系统耦合度的关系看，东部地区三系统耦合度最高的北京， 其信任度水平最低，而中、西部地区的湖北和四川亦表现出相同的特点。这提示，并非一味提升家庭与社会的信任环境就可以有效支撑家庭资产的有效配置， 信任度与人口素质以及家庭资产保持适宜的关系，才可能有效促进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
第三，从人力资本与三系统耦合度的关系看，人力资本核心指标之一的脑力素质——受教育年限与三系统耦合度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东部地区中北京该指标最大，其三系统耦合度最高，山东、广东等人力资本脑力素质较高的省份亦具有相同的特征。这意味着，如果能够有效提高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则可以有效提升家庭三系统之间的耦合发展水平， 这将有助于提升家庭资产的配置效率。同时，结合前述第二点，可以得出一个有意义的结论，并非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人口素质越优，信任度就越高，这可能存在明显的“高素质人口信任疑虑”现象，可能的原因是接受教育的年限越长，人们更趋向过于理性，其家庭信任度水平可能会越高，但对外部信任度会越低①。而结合前文的指数分析结果可知， 家庭成員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则家庭信任度水平越高，外部信任度水平却越低。
第四， 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与三系统耦合度的关系看，二者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三大区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最合理的北京、湖南与四川，其三系统耦合度在区域内亦较高；相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最不合理的辽宁、山西与云南，其三系统耦合度亦最低。 这意味着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合理性可以有效促进信任度、 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 可以得到一个关联性的结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就越高，家庭的资产配置越合理，但家庭对外部的信任度反而越低。这意味着，家庭资产配置的合理与否主要取决于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而家庭成员对外部对象的信任水平并不是关键因素。
（三）进一步验证
上文初步分析了家庭信任度、 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与三系统耦合的关系， 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对三系统耦合度的影响要大于信任度对三系统耦合度的影响。综合上述分析可知， 在保持宏观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加快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优化配置家庭金融资产，将有助于提升家庭层面信任度、人力资本与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而外部信任度的提高并非一定有利于三系统之间的有效耦合。下面对上述结论做出验证。具体目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辨析信任度和人力资本对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的影响差异；二是确定信任度、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对三系统耦合度的影响。为此构建如下两类实证模型：
其中，X表示信任度，Y表示人力资本，Z表示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D表示三系统耦合度。
对模型两边变量取对数后，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展开估计，结果见表3和表4。由表3可知， 模型1的回归结果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信任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就提高0.40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金融资产合理性就提高0.54个百分点。信任度和人力资本都会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合理性产生影响， 但人力资本的影响要明显强于信任度。由表4可知， 模型2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信任度、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对耦合度的影响依次下降。人力资本提高一个百分点， 耦合度提高0.39个百分点； 信任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耦合度提高0.36个百分点； 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耦合度提高0.29个百分点。这表明，人力资本对三系统的耦合具有主要作用。
两类回归的结果与前述耦合分析的结果是类似的， 即无论是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合理性影响，还是对三系统耦合的作用，家庭人力资本都起着关键性作用。这意味着，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将有助于提高更为专业化的金融资产配置能力以及金融资产配置的合理性， 并有助于形成更为谨慎的投资态度，对外部对象做出细致的信任选择，而这样做，将有助于其减少因“盲目信任”或“过度信任”而产生的资产配置风险。
六、结论
本文构建了三系统耦合模型，基于CHIP的微观数据讨论了我国2013年14个省份城镇家庭的信任度、人力资本、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主要结论为：
第一，三大区域信任度、人力资本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者关系失调， 绝对耦合水平较低，实现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任重而道远，离优质协调发展阶段还有很大差距。 省份之间三系统耦合度存在一定的差别， 整体上呈现由东到西递减态势。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需结合本区域实际发展状况和比较优势，促进信任度、人力资本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经济的良好发展。
第二， 各省份三系统的关系表明家庭的脑力素质水平越高，信任度水平越低，这个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越合理。
第三，总体看，人力资本与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对三系统耦合度的影响大于信任度对三系统耦合度的影响， 人力资本对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故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来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合理性，进而提高三系统之间协调发展度，促进三系统之间的内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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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HIP’s household survey data in 2013， the paper constructed and applied systemic coupling model and mad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coordinative features of degree of trust， human capital and the rationality of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of these provinces is imbalanced and remains at an absolute low level. Second， the higher level of mental quality of the familyis， the lower level degree of trust they have in the outside， the mor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they have. Third， in general，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human capital and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on the coupling degree of three systems is greater than the influence of trust degree on the coupling degree of three systems. Human capital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ationality of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Key words： trust； human capital； family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systemic coupling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逐步推进， 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潜力得以强力释放，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进而在短时间内促使家庭财富总量持续上升。同时，在逐步富裕后，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与市场观念的转变激发了人们对于个人与家庭资产的安全性以及收益性的全面考量， 获取资产性收益的投资意识在微观主体层面得以迅速增强。在这一背景下，持续的市场化与开放化的金融体系改革和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渠道， 在迅速突破原有传统单一投融资模式的同时， 对我国的家庭资产增值期望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 从而在市场不断变革与家庭投资渠道不断拓展的进程中，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更趋于多元化。然而，家庭金融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是一个宏观金融环境与家庭个体选择双力作用的结果。因此，如何在金融市场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合理有效地配置家庭金融资产， 并在规避风险的博弈中，有效获取资本收益， 逐步成为微观层面的个人与家庭投资行为的重点选择目标。 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受制于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除了家庭个体的理性选择、 金融生态的逐步改善等因素的促动，其他因素， 如个体对社会环境的认知与个体投资能力的高低，则显得尤其重要，前者涉及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信用环境的好坏， 后者则涉及到投资主体专业化素质的提升。 从这两个方面看， 信用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个体对外部对象信任度的高低， 后者则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持续提高。因此，从这一逻辑出发，从家庭的信任度、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两个方面讨论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能力，具有现实意义。据此，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并应用多系统耦合模型，基于微观家庭数据，对相关典型省份的信任度、人力资本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做出讨论。
二、研究回顾
（一）信任度相关文献综述
从已有研究看， 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信任是构成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重要元素， 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早期文献看，Colembiewski等（1981）认为信任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 不确定性和风险联系在一起[1]。Coleman（1988）认为信任他人意味着可以将自己的资产交给自己信任的人进行处理， 被信任者的诚实与否决定了资产的利得和损失[2]。Stout（2002）认为投资者的信任水平会影响其在金融市场上的参与率，投资者会因为相信市场而提高金融资产的持有水平[3]。近期一项有代表意义的研究表明，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保护与提升社会的信任程度， 而这会有力促进人们在风险投资方面的积极性[4]。同时，Gurun等（2015）也认为制度状况关系到投资者的资金在金融市场的应用状况， 进而影响投资者对金融资产的选择[5]。有关经济发展进程中信任问题的讨论在我国起步较晚， 但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相关投资者信任度对金融市场影响的研究进展非常迅速。王淑湘（2012）认为信任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高度发展的经济水平也会显著提高社会的信任水平[6]。崔巍（2013）探讨了信任度的高低对于金融市场投资收益的影响， 认为信任度与投资收益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7]。李正图（2014）认为，熟人关系等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接受诚信教育的年限、社会诚信环境、社会征信系统和法律制度等元素共同构成了信任的运行机制和社会保障[8]。王红丽等（2015）将传统经济中的信任度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上，揭示了不對称信任的进化过程[9]。 （二）人力资本相关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是一个综合化的概念， 它不仅包括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受教育年限，还包括健康状况和工作经验等。自20世纪60年代Schultz正式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后， 这一领域的研究得以极大繁荣。随后，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逐渐成为了宏观经济及其交叉领域内的研究热点。Uzawa（1965）[10]、Nelson等（1966）[11]、Lucas（1988）[12]和Aghion等（1989）[13]的经典研究都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而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 人力资本理论得以释放出更大的吸引力与现实解释力。 从受教育水平看，Mankiw等（1991）认为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 就越有可能参与资本市场的投资， 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14]。Bernheim等（1996）也发现， 居民参与股市的概率和投资程度会受其教育程度的影响， 更高的教育程度能使投资者更了解有关股票投资的信息， 使其投资股市的固定成本降低[15]。同时，Campbell（2006）认为受教育程度会影响投资者投资股票的信心及其投资比例[16]。而从健康状况看，Rosen等（2001）发现，健康状况对风险资产的参与概率和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有显著的影响， 健康状况差的家庭会降低其持有风险资产的概率[17]。与Rosen类似，Berkowitz等（2006）认为健康状况对家庭持有的风险资产会产生明确影响，当健康状况下降时，家庭的金融资产持有会减少，从而会减少风险资产的持有[18]。而从国内的研究来看，肖作平等（2012）认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收集和提取相关金融知识的能力越强，投资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就越大[19]。魏先华等（2014）认为，人力资本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有正向促进作用，人力资本越高，家庭参加风险金融市场的积极性越高[20]。胡振等（2016）也证实了人力资本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21]。
（三）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的文献综述
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这一主题方面，除了信任度和人力资本两个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也从理论和实证对其他影响因素进行了诸多研究。 在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财富因素方面，Carroll（2000）研究发现，拥有高财富的家庭会更倾向于持有股票等风险资产，并且投資组合会更加多样化[22]。Campbell（2006）统计分析了美国有关家庭财富的数据后发现，家庭的财富水平不同，其对金融资产的选择不同，穷人更偏向持有流动资产，而富人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中风险资产占有很大的比例[16]。徐佳等（2016）研究发现，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财富高度相关，随着财富的增长，家庭投资风险资产的决策会发生变化， 也会进一步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23]。同时，在关于年龄这一影响因素的研究中，Ameriks等（2004）通过研究美国家庭的年龄效应和股票参与率发现股票的投资参与率存在一个年龄的“钟型”分布[24]。而吴卫星等（2013）研究发现中国家庭对金融资产投资决策并不存在明显的生命周期效应[25]。此外，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因素还有婚姻状况、性别等。
（四）信任度、人力资本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的综合思考
从现有研究看，有关单独讨论信任度、人力资本以及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研究已形成有效而全面的分析层次。但至目前，还鲜有将三者综合到一起并且讨论三者关系的全面研究。本文认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已有研究存在四个重要的提示：第一， 人力资本的变动与人群之间的信任水平存在明确的关联性；第二，信用的主体意识主要表现为对外部事物的认知能力与信任水平；第三，资本市场当中， 投资主体收益的变动与其专业化的知识水平、社会信用环境引导下的个体间信任程度、对市场风险认知的理性与否具有明确的关联性；第四，投资的收益与资产结构具有明确的关联性。综合这四个提示则可以形成如下逻辑关系： 如果将资产收益放置于一个具有诸多影响因素的大环境中，首先，投资个体的认知能力、专业化知识水平与其人力资本水平具有直接的关系；其次，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又会直接影响到其对外部信息与事物的信任程度；再次，人力资本、信任程度又会影响个体的投资偏好， 从而对其投资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并最终对其资产收益产生影响。从这一逻辑出发，则可以认为，上述逻辑展现出一个在多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制约条件下而形成的具有综合特征的资产配置大系统，而要实现投资主体的资产优化， 需要协调好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协同共进。据此，本文从家庭层面出发，将信任度、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这三大因素综合置于一个研究框架内，以耦合理论为依据，探讨三者之间的协同关系。
三、系统耦合机制的理论解析
耦合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 协调程度与发展水平是构成系统耦合关系的两个关键层次。由于信任度、 人力资本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三者之间存在复杂关系， 而且三者之间具有明确的交互作用关系，因此，本文拟在耦合机制框架内讨论三者关系， 从研究主题与思路来看都是新的研究视角。
（一）二系统耦合
耦合的基本形态是二系统耦合， 即两大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26]。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引入与二者都有关系的第三类系统， 进而将耦合拓展到三维层面。二系统耦合的计算原理为[27]：
其中，X、Y为两系统各自的综合指数；C表示两系统的协调度；T表示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D为耦合度；α、β表示两系统重要程度的权重，一般情况下各取0.5。
（二）三系统耦合
目前，三系统耦合尚处于探索与研究阶段，理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统一研究架构与分析范式。为此，本文在二系统耦合原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三系统耦合理论模型[28]，原理如图1。首先，当三个系统在X=Y=Z时，即这一时点的离差值为0时， 所有满足这一条件的点会形成一条从原点出发与正方体对角线相重合的空间射线，即最优协调线， 其在X-O-Y、Y-O-Z和X-O-Z平面上的投影为原点发出的平面45°射线。在这条射线上，X、Y和Z的协调程度始终为最优。 其次，三个二元系统中，即平面X-O-Y、Y-O-Z和X-O-Z内，分别包含无数条等水平发展线。它们共同在三维坐标系中构成三元系统发展空间， 空间向外扩展代表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最后，耦合度即协调度和发展度的交集，为最优协调线，最优协调线上任一点都表示一个相应的耦合度， 距离原点越远的点代表的耦合度越高，如图中A和B点都位于最优协调线上，协调度均为1，但B点发展度较高，因而其耦合度高于A点。若某一点不在最优协调线上，表明三个二元系统至少有一个没有达到最优水平，如图中M点只在Y-Z系统中达到最优。 基于上述认识， 在借鉴前述二系统耦合的基础上，这里引入离差系数代表协调度，同时引入等产量函数代表发展度， 最后将二者结合求解三系统耦合度。
首先，三系统协调度的离差系数可设定为[29]：
对应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则可分别以X、Y和Z代表信任度、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类系统，α、β和γ分别为三系统重要程度的权重。本文认为，在讨论三者的关系和系统耦合过程中，三者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可设定α=β=γ=1/3。
四、指标说明与数据处理
（一）指标体系
在展开实证分析之前，需构建信任度、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的量化指标集。 依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库，信任度的量化指标由家庭信任度和外部信任度两指标构成， 两者分别由数据中“您认为亲戚朋友可信吗？”“您认为除了亲戚朋友以外的人可信吗？”这两个问题代表。 这里人力资本被界定为脑力素质和身体素质两指标，二者分别由数据库中“受正规教育的年数”以及“与同龄人相比，您目前的健康状况”这两个问题代表。 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由流动资产配置合理性、 保本资产配置合理性和風险资产配置合理性三类指标构成。流动资产是数据库中“手存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总和；保本资产包括数据库中的“定期存款”“储蓄型保险”和“国债”；风险资产包括数据库中的“其他债券”“股票”“基金”“期货”“其他各种金融理财产品”“借出款”（不包括经营债款）和“其他金融资产”。之后，对相应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可得到信任度、人力资本以及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类指标的综合指数X、Y和Z。
需要说明的是， 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是一个结构化的指标。因此，确定一个权威的家庭金融资产的合理选择与配置结构（比例），对本文的研究至关重要。为此，本文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布的家庭资产结构作为标准[30]。参照这一标准，可将家庭资产最优配置结构划分为如下比例： 流动资产占30%、 保本资产占40%、风险资产占30%。在具体应用时可以设定：如果资产占比离标准比例的差别越小， 表明资产配置越合理，配置能力越高。为此，本文首先求出数据库中每个调查对象三类资产占比与最优资产配置比例之间偏差的绝对值，再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应用层次分析法求出三类资产的权重，进而得到资产配置合理性综合指数Z。表1为信任度、人力资本、 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二）数据来源
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由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主持， 数据内容包括住户个人层面的基本信息、 就业信息以及家庭层面的基本信息、主要收支信息和一些专题性问题，目前开放的数据年份有1988年、1995年、1999年、2002年、2007年、2008年和2013年。 本文选取了CHIP最新年份2013年的城镇调查数据， 调查对象包括14个省份。 数据全面反映了2013年大样本家庭的信任度、 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情况。进一步，为考量区域差异，文章又将14个省份进行了区域划分：东部地区包含广东、江苏、山东、北京和辽宁；中部地区包含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和山西；西部地区包含甘肃、云南、重庆和四川。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和分类， 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5870个。
（三）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由于原始数据会存在量纲的差异， 因此需要对计算得到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按照耦合原理，正向指标的指标值越大对系统越有利，反之则定义为负向指标。 本文利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四）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采用三标度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在设定各指标的重要性时， 向本领域的八名专家学者发放了问卷， 通过归纳并经多次讨论后而得。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到流动资产、保本资产和风险资产的权重向量为WZ=（0.2，0.6，0.2）。此外，本文认为家庭信任度和外部信任度对信任度的影响程度相同， 脑力素质和身体素质对人力资本的贡献程度相同。 故可得信任度的权重向量为WX=（0.5， 0.5），人力资本的权重向量为WY=（0.5， 0.5）。
五、实证分析
（一）综合指数
在计算耦合度之前，首先须求解各系统的综合指数：
（9）式中Xn、Yn、Zn分别为信任度、人力资本与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大系统的综合指数；Wx、Wy、Wz分别表示各指标的权重；Iin、Ijn、Ikn分别表示各指标的标准化数值；n为有效样本的个数。
图2描绘了各省份三系统及系统要素值的特征变化情况。首先，由图2a可知，各省份的家庭信任度普遍高于外部信任度。由此可知，外部信任度的提高是促进整体信任度提高的关键。另外，相对而言，中部的信任度水平相对较高，东部的信任度水平差异较大，而西部的信任度水平普遍偏低。其次，由图2b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各省份人力资本水平差异不明显，但脑力素质普遍高于身体素质，脑力素质呈现明显的由东至西依次递减态势，而身体素质恰好相反。由图2c可知，各省份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流动资产的配置更合理， 同时流动资产比保本资产的配置更合理。 通过分省份比较三系统及系统要素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 家庭成员的脑力素质水平越高，家庭信任度水平越高，外部信任度水平越低， 这个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越合理。
（二）耦合分析
以上述综合指数为基础， 可进一步求解信任度、 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大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度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耦合层次的具体划分标准见相关文献[28]。
观察表2中数据可知：第一，总体看，各省份三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 但各省份耦合度的绝对水平都较低，且区域间存在一定差异， 整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递减态势。 东部的北京耦合度最高，中、西部最高的省份分别为湖北与四川。 上述三省份在各自区域内都属于经济规模与发展水平最好的地区。 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信任度、 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因此，无论哪类地区，提高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 将有助于推进三者之间的协同发展水平。 第二，从信任度与三系统耦合度的关系看，东部地区三系统耦合度最高的北京， 其信任度水平最低，而中、西部地区的湖北和四川亦表现出相同的特点。这提示，并非一味提升家庭与社会的信任环境就可以有效支撑家庭资产的有效配置， 信任度与人口素质以及家庭资产保持适宜的关系，才可能有效促进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
第三，从人力资本与三系统耦合度的关系看，人力资本核心指标之一的脑力素质——受教育年限与三系统耦合度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东部地区中北京该指标最大，其三系统耦合度最高，山东、广东等人力资本脑力素质较高的省份亦具有相同的特征。这意味着，如果能够有效提高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则可以有效提升家庭三系统之间的耦合发展水平， 这将有助于提升家庭资产的配置效率。同时，结合前述第二点，可以得出一个有意义的结论，并非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人口素质越优，信任度就越高，这可能存在明显的“高素质人口信任疑虑”现象，可能的原因是接受教育的年限越长，人们更趋向过于理性，其家庭信任度水平可能会越高，但对外部信任度会越低①。而结合前文的指数分析结果可知， 家庭成員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则家庭信任度水平越高，外部信任度水平却越低。
第四， 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与三系统耦合度的关系看，二者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三大区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最合理的北京、湖南与四川，其三系统耦合度在区域内亦较高；相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最不合理的辽宁、山西与云南，其三系统耦合度亦最低。 这意味着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合理性可以有效促进信任度、 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 可以得到一个关联性的结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就越高，家庭的资产配置越合理，但家庭对外部的信任度反而越低。这意味着，家庭资产配置的合理与否主要取决于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而家庭成员对外部对象的信任水平并不是关键因素。
（三）进一步验证
上文初步分析了家庭信任度、 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与三系统耦合的关系， 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对三系统耦合度的影响要大于信任度对三系统耦合度的影响。综合上述分析可知， 在保持宏观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加快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优化配置家庭金融资产，将有助于提升家庭层面信任度、人力资本与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而外部信任度的提高并非一定有利于三系统之间的有效耦合。下面对上述结论做出验证。具体目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辨析信任度和人力资本对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的影响差异；二是确定信任度、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对三系统耦合度的影响。为此构建如下两类实证模型：
其中，X表示信任度，Y表示人力资本，Z表示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D表示三系统耦合度。
对模型两边变量取对数后，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展开估计，结果见表3和表4。由表3可知， 模型1的回归结果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信任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就提高0.40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金融资产合理性就提高0.54个百分点。信任度和人力资本都会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合理性产生影响， 但人力资本的影响要明显强于信任度。由表4可知， 模型2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信任度、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对耦合度的影响依次下降。人力资本提高一个百分点， 耦合度提高0.39个百分点； 信任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耦合度提高0.36个百分点； 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耦合度提高0.29个百分点。这表明，人力资本对三系统的耦合具有主要作用。
两类回归的结果与前述耦合分析的结果是类似的， 即无论是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合理性影响，还是对三系统耦合的作用，家庭人力资本都起着关键性作用。这意味着，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将有助于提高更为专业化的金融资产配置能力以及金融资产配置的合理性， 并有助于形成更为谨慎的投资态度，对外部对象做出细致的信任选择，而这样做，将有助于其减少因“盲目信任”或“过度信任”而产生的资产配置风险。
六、结论
本文构建了三系统耦合模型，基于CHIP的微观数据讨论了我国2013年14个省份城镇家庭的信任度、人力资本、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主要结论为：
第一，三大区域信任度、人力资本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者关系失调， 绝对耦合水平较低，实现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任重而道远，离优质协调发展阶段还有很大差距。 省份之间三系统耦合度存在一定的差别， 整体上呈现由东到西递减态势。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需结合本区域实际发展状况和比较优势，促进信任度、人力资本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经济的良好发展。
第二， 各省份三系统的关系表明家庭的脑力素质水平越高，信任度水平越低，这个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越合理。
第三，总体看，人力资本与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对三系统耦合度的影响大于信任度对三系统耦合度的影响， 人力资本对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故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来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合理性，进而提高三系统之间协调发展度，促进三系统之间的内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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