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领导者更莫能外。陈水扁必须认真面对司法侦讯，因为未来“国务机要费”案和疑似“海外洗钱”案的真相都必将大白，最终无论是怎样的结果，他也都只有学习去接受。对于疑似犯罪的被告可能必须承担的这一份沉重刑责，心理学的专业立场应是直接透过舆论的迷雾，从源头处追问事情的起因。陈水扁本是出身贫寒的农家之子，小时候家里连米菜钱都要赊账，上学的注册费更要依靠亲友暂借。据他的回忆，童年在家中总是母亲在记录着一笔又一笔欠账的数额。生活艰难，朝不保夕，一个孩子的内心所承受的最严重的心理伤害莫过于强烈的不安全感。在一个远非公正的世界，一个穷孩子很容易体验到被忽略的痛苦，困窘童年所给予人的自卑情结往往终生挥之不去。陈水扁的问题在于他的内心远未成熟，不安全感与自卑情结始终困扰甚至支配着他。由于没有“成熟自我”的内在引领，陈水扁的政治领袖之路始终是一条幽暗的道路。
　　陈水扁内在的“儿童自我”是受到压抑，渴望补偿的，交往行为分析理论中将这样的“儿童自我”状态称为“顺从的儿童”，而非“自由的儿童”。母亲是家中的权威者，必须以粗粝的强硬态度去面对磨难，而儿时的陈水扁又多么盼望从匮乏的家庭记忆中挣脱出来，盼望以自己的成功得到母亲的认同，缓解母亲的焦躁。于是，在陈水扁的内心世界，“父母自我”状态也是“控制的父母”，而非“抚育的父母”。在这里，在“顺从的儿童”与“控制的父母”之间，只有潜藏的和伪装的恐惧，没有真实和自由的感情。陈水扁终生受制于“顺从的儿童”与“控制的父母”之间的内心挣扎，未满六岁的时候，他的混乱而冲突的内在自我状态就已经为未来的生活做了一个有害的决定。永无休止地讨好内心中“控制的父母”的意象，就是对这个有害决定的不折不扣的执行。于是他选择了妻子吴淑珍来延续内心讨好母亲的非理性冲动。妻子因神秘车祸而瘫痪的持续苦痛，党外运动中累积的历史悲情，构成了陈水扁说服自己多年来一味顺从她的强大理由。
　　“国务机要费”案中，吴淑珍收集发票诈领“机要费”而涉嫌贪污的情节；此番疑似“海外洗钱”案中，吴淑珍在陈水扁“不知情”的状况下擅自转出巨额“选举结余款”的情节……都暴露出陈水扁内心价值谱系的严重危机：他真的那么“不知情”吗?据说在扁家，财务的事情陈水扁多年来概不过问，但这种表面的“不知情”背后其实掩藏着陈水扁极度错位的认知与行为模式。以吴淑珍的贪婪性格可能会做出多么严重的事来，以及无论吴淑珍做了什么他都准备为这一切承担责任，这他都是明白知道的。这说明，作为领导者的陈水扁，完全不具有担当民众命运的成熟心智。迷失的领导者内心燃烧着价值倒错的疯狂，以致能允许贪腐案件的发生，可是，以苍生的苦难为代价来玩“一骑红尘”的游戏，人民会答应吗?
　　一个将内心中“顺从的儿童”认作主宰的人，不可能是一个正直的人。陈水扁没有完整、坚定、一以贯之的“成熟自我”，因而也没有宏大的关怀、清晰的原则，他回避甚至否定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情，却把这种病态的内在冲突投射到社会中。陈水扁主政时期严重的族群对立和政治斗争正是他内在对立的投射。陈水扁早年投身党外运动，相信他曾有过真诚的理想，他从小拼命地学习，永远考第一，永远需要通过外在成功来证明自己、补偿自己，来表现给内心中那“控制的父母”看，来等待一个永远时空错位、因而永远不会再出现的肯定与奖赏。这种扭曲而变异的方式会伤害所有真实的理想。也许陈水扁至今仍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些长久存在于他的潜意识层面的内在工作，但正是这种扭曲的内在工作夺走了一个领导者可能具有的正直。
　　当陈水扁前往苗栗县的“观自在兰若”，向日慧老法师请教禅法，他倾吐说，自己有种“被遗弃的感觉”。可是，这只是浅层面的对“晚景凄凉”的悲叹，还是深层面的对童年记忆的打捞?日慧老法师劝陈水扁“多读圣贤书，与圣贤为友”，固然没有错；可是，最该告诉他的也许是：在困难的生活中反省，在严峻的情境中接纳，停止种种身不由己的防卫与挣扎，让自己最原始的感受获得承认、复苏与释放。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勇敢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个当下，改写那份早在6岁前就写好的有害的决定，以成熟的“再决定”来给自己内在的、真实的自由。简言之，无论未来是否身陷囹圄，陈水扁都该去看看心理医生。对于伪装成自负的自卑，对于伪装成坚忍的无助，不去面对它就不存在了吗?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