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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孔子有很高的音乐欣赏能力。在孔门私学中，音乐是一门重要的课程，但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孔子并没有专门的关于音乐美学的理论专著，也没有对音乐欣赏做出专门而系统的说明。孔子的关于音乐美学的论述，散见于代表儒家经典思想的《论语》里，这些以人为本的音乐美学观，恰恰就是古代儒家音乐美学观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孔子 音乐美学观 《论语》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3000年前的西周之前，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就开始萌芽，进入西周这个音乐鼎盛时代，音乐美学观逐渐形成，《周礼·春官》中记载着当时的音乐美学理论：音乐是“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的一种精神活动。西周末年的史官伯亦提出了音乐具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的审美功效。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带来了活跃的学术气氛，使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空前发达，也使审美意识和对“美”的认知逐渐深化，并产生了具体的对音乐欣赏的需求和音乐欣赏的理论。孔子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就是对音乐的极高评价。随着西周时代青铜器技术的成熟，使得曾侯乙之类的大型编钟的制作得以实现，也从物质上推动了音乐活动的进一步升华。西周已设立了掌握国家演奏团体与音乐教育的中央专门音乐机关——大司乐。春秋时期三分损益法、十二律吕、七声音阶与旋宫转调等乐制的出现，代表着音乐技法和理论上的进步，也使音乐旋律更加精致、音乐表现更加精准，也对音乐风格的形成有着极大的促进，这一切都标志着孔子时代的音乐活动已空前繁荣。因此，作为古典美学范畴之一的音乐美学的产生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孔子本人精通笛、箫、古琴等乐器，也很会唱歌，有着很高的音乐欣赏能力。《论语·述而》云：“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这说明孔子对学习歌唱这件事情是非常认真的。孔子还擅长谱曲，他收集整理了上古时期的乐谱，并创作了《 操》、《欢乐操》、《龟山操》、《将归操》、《获麟操》、《畏匡操》、《厄陈操》、《闲居乐操》等曲谱，体现了孔子非凡的音乐创作才华。在孔门私学里，音乐也是一门重要的课程。但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孔子并没有专门的关于音乐美学的理论专著，也没有对音乐欣赏做出专门而系统的说明。孔子关于音乐美学的论述，时时散见于代表着儒家经典思想的《论语》里，孔子以人为本的音乐美学观，恰恰就是古代儒家音乐美学观的核心内容。本文将其归纳为如下三点，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一 音乐是一种政治语言
孔子所生活的西周末年，正值社会制度的转型期，各种新生的诸侯政治势力在争霸天下，在分封土地的同时，也敢于僭越王制礼仪，僭越天子礼乐，以至于让孔子发出了“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的恨恨之声。孔子对这一时代的评价为“礼崩乐坏”，“乐坏”就是指诸侯们对王室专用音乐的僭越。在孔子的心目中，这种音乐不仅是一种钟罄演奏出来的旋律，而是王权的组成部分，是至高无上、不能随意亵渎的；音乐的旋律里所包含的不仅是美的音符，更是王权的神圣和皇族的尊严。如上文提到的“八佾”之舞，就是古代的一种乐舞，因共有八行八列舞者，而被称为“八佾”。按照西周的礼法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使用这种制度的乐舞，所以说这种乐舞就是王室的特权之一。而作为鲁国正卿的季孙氏，按照礼制只能享有四佾之舞，而他却敢于明目张胆地用八佾舞于自家的庭院，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的行为。对此，孔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是可忍，孰不可忍”之言，已充分反映了孔子对季孙氏僭越王室专用音乐的基本态度。
《诗经》有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怨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说明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会产生不同的音乐效果，所以音乐不仅是统治阶层的一种政治语言，也是国情民声的表现。因此，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之后“三月不知肉味”，称之为“尽美矣，又尽善矣”。但同为周王朝国乐的“武乐”，孔子的评价为：“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之所以这样评价，并不是因为音乐旋律上的问题，而是因为“韶乐”是舜帝时期民众歌颂太平盛世所用的乐曲，乐曲中所表现的是一种和谐与安详，是百姓对舜帝文治的景仰，所以“韶乐”的旋律宛如春风吹拂，温馨流畅，令孔子陶醉。从思想内容上看，舜是在尧的禅让下得到王位的，是一种和平的社会转型，因此，“韶乐”表现的是一种合乎理想社会秩序的风情，也就是说，“韶乐”的根本精神是在表现国泰民安的祥和景象。而“武乐”是周朝初年歌颂周王灭商的乐曲，虽然旋律也很美，其内容表现的却是周武王讨伐纣王时激烈的战争场面，其基本精神在于表现战争和征服，所以“武乐”的旋律节奏急促，铿锵激愤。更重要的是，周武王原为人臣，却用武力夺得了商王的天下，也是不符传统社会的君臣秩序的。而这种孔武精神对一贯主张“仁爱”的孔子来说，带有浓郁的血腥味，所以孔子才会认为“武乐”“不尽善”。从孔子对这两种音乐的比较之中，也可以看出孔子的音乐美学观是“美善合一”的观点，他强调音乐里有许多政治内容，而这些政治内容是欣赏音乐的人无法忽视的。
二 音乐是一种教化形式
“德治”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管理手段，也是整个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因此，对民众社会道德的约束与道德修养的提高，一直是统治阶层最重视的，正如《礼记》所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以在西周时期，统治阶层已意识到音乐的教化力量是巨大的，是其他教化手段无法企及的。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孔子也把音乐和礼教紧密结合起来，并希望利用礼乐文化来巩固宗法制度，这种思想在《论语》里也有所表现。
作为儒家经典人物的孔子，一生信守着仁的标准，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做人的理想境界。孔子认为，“仁德”思想统领着音乐的欣赏，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论语注疏》对此句的注疏云：“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礼乐。”《论语全解》对此句的注疏云：“礼乐以仁为本也。盖礼者仁之文，乐者仁之声，有仁之实，然后能兴礼乐。”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是把音乐的欣赏仅仅看成是一种纯艺术的活动，在音乐欣赏与创作的过程中，包含着孔子的“修齐治平”的崇高目标以及用音乐教化民众的目的。所以，孔子又进一步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音乐教化之过程，他把对音乐的理解放在了最后一步，也就是修身成仁的最高境界。这表明，在孔子看来，音乐修养是教化民众的一项重要内容，更是人生修养的最高阶段。
“以乐修身”是孔子一贯的主张，孔子深知音乐有触动人类心灵的力量，更能对人的思想情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音乐因情而发，是人类内心感受的一种美的外化形式，音乐可以超越国界、民族和时间的隔膜，蕴含着无法言喻的道德力量和审美内质。孔子已认识到了音乐的内化作用，因此，他对音乐择选的标准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孔子提出的音乐美学标准，更是教化与道德的一个标准，而“思无邪”的具体内容，就是孔子一贯所提倡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的道德标准。
基于这种“思无邪”的标准，孔子对郑卫之声颇为反感，由于郑卫一带地处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民众思想开放，郑卫音乐在继承商音乐传统的基础之上，表演时男女相杂，多有繁声促节，音调奔放激越，与孔子推崇的《韶》、《武》等雅正之乐风格迥异，因此有违孔子提倡“温柔敦厚”的乐风，使孔子认为郑卫音乐过于轻靡，有着迷乱心性的作用，不具有《诗经》所包含的“思无邪”的高尚品质，而是一种“淫声”。孔子曾愤怒地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论语·阳货》）此话所表现出的正是孔子对郑卫音乐的极大反感。陈启源在《毛诗稽古编》中云：“淫，过也，非专指男女之欲也。郑声靡曼幼眇，无中正和平之致，导欲增悲，使闻者沉溺而忘返，故曰淫也。”也就是说，郑卫之声过于轻靡，失去了中和之美，容易使听者的心情失去平衡，从而破坏了音乐原来的修养身心功能。因此，孔子不遗余力地反对郑卫之声，他曾经很严厉地要求学生“放郑声，远佞人”（《论语·卫灵公》）。在这种对靡靡之音的反对之中，恰恰说明孔子所期待的音乐是优美而具有道德教化作用的，是具有正面的审美力量的，正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评价的那样：“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三 音乐是一种至美的表达和精神的力量
孔子喜欢乐器，也喜欢歌唱，他认为人生最快乐的事情是这样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在晚春季节里，穿上刚刚做成的漂亮春服，约上几位有品位的好友，再带上几位好学的童子，相约到郊外去踏青。在大自然里享受着春风春雨，就会神采飞扬，人在春风里翩然起舞，放声歌咏，这才是一件逍遥又浪漫的事情呢！孔子已充分认识到，音乐是与天地融合的一种纯美的艺术形式，当人置身于天地美景之间时，音乐就是人类表达与自然亲和的一种特殊语言，这种感受与《礼记·乐记》中的言论非常相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言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在这种诗歌舞的相互融合之中，人类找到了与天地对话的渠道，而这种天人合一的音乐表达，正是孔子尽美尽善的音乐美学观的直观呈现。
对于可以合乐而歌的《诗经》，孔子不仅能够皆“皆弦歌之”，又动情地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是一种最能够体现孔子“中庸之道”的优美音乐，因此，孔子要求儿子伯鱼努力学习《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之乐。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这种优美音乐的话，就与一个面壁的傻子差不多，结果会使心灵闭塞，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受不到。因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音乐能开启人的心灵，也能表达人们内心复杂的情感。音乐如此美好，难怪孔子那么喜欢歌唱！《论语·述而》记载：“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句话从一个侧面表现出：除了伤心哭泣日子之外的许多日子，孔子都是与歌声相伴的。
音乐也给了在困厄之中的孔子以精神上的力量，孔子会在身处困境时，借助于音乐的力量安抚自己：“孔子不得行，绝粮七日，外无所通，黎羹不充，从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绝。”（《孔子家语·在厄》）当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的时候，孔子想到了用音乐去鼓励大家，而事实上，音乐也确实使他最终走出了困境。即使在孔子临终前，他还会“负手曳杖，逍遥于门，而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孔子家语·终纪解》）由此可见，孔子已经把音乐看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正是在音乐精神的引领下，孔子才可以进入音乐所呈现的“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皎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的至美境地。
综上所述，可见孔子的音乐美学观产生于西周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前提之下，孔子把音乐艺术从抽象的旋律上升为与西周的政治、文化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组成部分，上升为提升人类道德修养的一种精神力量。因此，孔子的音乐美学观既是对前人音乐美学观的吸收、继承和完善，同时也对后世的音乐美学思想存在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3]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
[4] 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 陈开先：《孔子仁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孔子研究》，2001年第2期。
[6] 陈四海：《思无邪：中国文人音乐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关键词：孔子 音乐美学观 《论语》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3000年前的西周之前，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就开始萌芽，进入西周这个音乐鼎盛时代，音乐美学观逐渐形成，《周礼·春官》中记载着当时的音乐美学理论：音乐是“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的一种精神活动。西周末年的史官伯亦提出了音乐具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的审美功效。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带来了活跃的学术气氛，使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空前发达，也使审美意识和对“美”的认知逐渐深化，并产生了具体的对音乐欣赏的需求和音乐欣赏的理论。孔子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就是对音乐的极高评价。随着西周时代青铜器技术的成熟，使得曾侯乙之类的大型编钟的制作得以实现，也从物质上推动了音乐活动的进一步升华。西周已设立了掌握国家演奏团体与音乐教育的中央专门音乐机关——大司乐。春秋时期三分损益法、十二律吕、七声音阶与旋宫转调等乐制的出现，代表着音乐技法和理论上的进步，也使音乐旋律更加精致、音乐表现更加精准，也对音乐风格的形成有着极大的促进，这一切都标志着孔子时代的音乐活动已空前繁荣。因此，作为古典美学范畴之一的音乐美学的产生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孔子本人精通笛、箫、古琴等乐器，也很会唱歌，有着很高的音乐欣赏能力。《论语·述而》云：“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这说明孔子对学习歌唱这件事情是非常认真的。孔子还擅长谱曲，他收集整理了上古时期的乐谱，并创作了《 操》、《欢乐操》、《龟山操》、《将归操》、《获麟操》、《畏匡操》、《厄陈操》、《闲居乐操》等曲谱，体现了孔子非凡的音乐创作才华。在孔门私学里，音乐也是一门重要的课程。但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孔子并没有专门的关于音乐美学的理论专著，也没有对音乐欣赏做出专门而系统的说明。孔子关于音乐美学的论述，时时散见于代表着儒家经典思想的《论语》里，孔子以人为本的音乐美学观，恰恰就是古代儒家音乐美学观的核心内容。本文将其归纳为如下三点，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一 音乐是一种政治语言
孔子所生活的西周末年，正值社会制度的转型期，各种新生的诸侯政治势力在争霸天下，在分封土地的同时，也敢于僭越王制礼仪，僭越天子礼乐，以至于让孔子发出了“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的恨恨之声。孔子对这一时代的评价为“礼崩乐坏”，“乐坏”就是指诸侯们对王室专用音乐的僭越。在孔子的心目中，这种音乐不仅是一种钟罄演奏出来的旋律，而是王权的组成部分，是至高无上、不能随意亵渎的；音乐的旋律里所包含的不仅是美的音符，更是王权的神圣和皇族的尊严。如上文提到的“八佾”之舞，就是古代的一种乐舞，因共有八行八列舞者，而被称为“八佾”。按照西周的礼法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使用这种制度的乐舞，所以说这种乐舞就是王室的特权之一。而作为鲁国正卿的季孙氏，按照礼制只能享有四佾之舞，而他却敢于明目张胆地用八佾舞于自家的庭院，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的行为。对此，孔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是可忍，孰不可忍”之言，已充分反映了孔子对季孙氏僭越王室专用音乐的基本态度。
《诗经》有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怨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说明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会产生不同的音乐效果，所以音乐不仅是统治阶层的一种政治语言，也是国情民声的表现。因此，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之后“三月不知肉味”，称之为“尽美矣，又尽善矣”。但同为周王朝国乐的“武乐”，孔子的评价为：“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之所以这样评价，并不是因为音乐旋律上的问题，而是因为“韶乐”是舜帝时期民众歌颂太平盛世所用的乐曲，乐曲中所表现的是一种和谐与安详，是百姓对舜帝文治的景仰，所以“韶乐”的旋律宛如春风吹拂，温馨流畅，令孔子陶醉。从思想内容上看，舜是在尧的禅让下得到王位的，是一种和平的社会转型，因此，“韶乐”表现的是一种合乎理想社会秩序的风情，也就是说，“韶乐”的根本精神是在表现国泰民安的祥和景象。而“武乐”是周朝初年歌颂周王灭商的乐曲，虽然旋律也很美，其内容表现的却是周武王讨伐纣王时激烈的战争场面，其基本精神在于表现战争和征服，所以“武乐”的旋律节奏急促，铿锵激愤。更重要的是，周武王原为人臣，却用武力夺得了商王的天下，也是不符传统社会的君臣秩序的。而这种孔武精神对一贯主张“仁爱”的孔子来说，带有浓郁的血腥味，所以孔子才会认为“武乐”“不尽善”。从孔子对这两种音乐的比较之中，也可以看出孔子的音乐美学观是“美善合一”的观点，他强调音乐里有许多政治内容，而这些政治内容是欣赏音乐的人无法忽视的。
二 音乐是一种教化形式
“德治”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管理手段，也是整个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因此，对民众社会道德的约束与道德修养的提高，一直是统治阶层最重视的，正如《礼记》所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以在西周时期，统治阶层已意识到音乐的教化力量是巨大的，是其他教化手段无法企及的。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孔子也把音乐和礼教紧密结合起来，并希望利用礼乐文化来巩固宗法制度，这种思想在《论语》里也有所表现。
作为儒家经典人物的孔子，一生信守着仁的标准，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做人的理想境界。孔子认为，“仁德”思想统领着音乐的欣赏，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论语注疏》对此句的注疏云：“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礼乐。”《论语全解》对此句的注疏云：“礼乐以仁为本也。盖礼者仁之文，乐者仁之声，有仁之实，然后能兴礼乐。”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是把音乐的欣赏仅仅看成是一种纯艺术的活动，在音乐欣赏与创作的过程中，包含着孔子的“修齐治平”的崇高目标以及用音乐教化民众的目的。所以，孔子又进一步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音乐教化之过程，他把对音乐的理解放在了最后一步，也就是修身成仁的最高境界。这表明，在孔子看来，音乐修养是教化民众的一项重要内容，更是人生修养的最高阶段。
“以乐修身”是孔子一贯的主张，孔子深知音乐有触动人类心灵的力量，更能对人的思想情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音乐因情而发，是人类内心感受的一种美的外化形式，音乐可以超越国界、民族和时间的隔膜，蕴含着无法言喻的道德力量和审美内质。孔子已认识到了音乐的内化作用，因此，他对音乐择选的标准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孔子提出的音乐美学标准，更是教化与道德的一个标准，而“思无邪”的具体内容，就是孔子一贯所提倡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的道德标准。
基于这种“思无邪”的标准，孔子对郑卫之声颇为反感，由于郑卫一带地处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民众思想开放，郑卫音乐在继承商音乐传统的基础之上，表演时男女相杂，多有繁声促节，音调奔放激越，与孔子推崇的《韶》、《武》等雅正之乐风格迥异，因此有违孔子提倡“温柔敦厚”的乐风，使孔子认为郑卫音乐过于轻靡，有着迷乱心性的作用，不具有《诗经》所包含的“思无邪”的高尚品质，而是一种“淫声”。孔子曾愤怒地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论语·阳货》）此话所表现出的正是孔子对郑卫音乐的极大反感。陈启源在《毛诗稽古编》中云：“淫，过也，非专指男女之欲也。郑声靡曼幼眇，无中正和平之致，导欲增悲，使闻者沉溺而忘返，故曰淫也。”也就是说，郑卫之声过于轻靡，失去了中和之美，容易使听者的心情失去平衡，从而破坏了音乐原来的修养身心功能。因此，孔子不遗余力地反对郑卫之声，他曾经很严厉地要求学生“放郑声，远佞人”（《论语·卫灵公》）。在这种对靡靡之音的反对之中，恰恰说明孔子所期待的音乐是优美而具有道德教化作用的，是具有正面的审美力量的，正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评价的那样：“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三 音乐是一种至美的表达和精神的力量
孔子喜欢乐器，也喜欢歌唱，他认为人生最快乐的事情是这样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在晚春季节里，穿上刚刚做成的漂亮春服，约上几位有品位的好友，再带上几位好学的童子，相约到郊外去踏青。在大自然里享受着春风春雨，就会神采飞扬，人在春风里翩然起舞，放声歌咏，这才是一件逍遥又浪漫的事情呢！孔子已充分认识到，音乐是与天地融合的一种纯美的艺术形式，当人置身于天地美景之间时，音乐就是人类表达与自然亲和的一种特殊语言，这种感受与《礼记·乐记》中的言论非常相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言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在这种诗歌舞的相互融合之中，人类找到了与天地对话的渠道，而这种天人合一的音乐表达，正是孔子尽美尽善的音乐美学观的直观呈现。
对于可以合乐而歌的《诗经》，孔子不仅能够皆“皆弦歌之”，又动情地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是一种最能够体现孔子“中庸之道”的优美音乐，因此，孔子要求儿子伯鱼努力学习《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之乐。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这种优美音乐的话，就与一个面壁的傻子差不多，结果会使心灵闭塞，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受不到。因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音乐能开启人的心灵，也能表达人们内心复杂的情感。音乐如此美好，难怪孔子那么喜欢歌唱！《论语·述而》记载：“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句话从一个侧面表现出：除了伤心哭泣日子之外的许多日子，孔子都是与歌声相伴的。
音乐也给了在困厄之中的孔子以精神上的力量，孔子会在身处困境时，借助于音乐的力量安抚自己：“孔子不得行，绝粮七日，外无所通，黎羹不充，从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绝。”（《孔子家语·在厄》）当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的时候，孔子想到了用音乐去鼓励大家，而事实上，音乐也确实使他最终走出了困境。即使在孔子临终前，他还会“负手曳杖，逍遥于门，而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孔子家语·终纪解》）由此可见，孔子已经把音乐看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正是在音乐精神的引领下，孔子才可以进入音乐所呈现的“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皎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的至美境地。
综上所述，可见孔子的音乐美学观产生于西周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前提之下，孔子把音乐艺术从抽象的旋律上升为与西周的政治、文化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组成部分，上升为提升人类道德修养的一种精神力量。因此，孔子的音乐美学观既是对前人音乐美学观的吸收、继承和完善，同时也对后世的音乐美学思想存在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3]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
[4] 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 陈开先：《孔子仁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孔子研究》，2001年第2期。
[6] 陈四海：《思无邪：中国文人音乐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