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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不在大，有名人就行，街不在老，有故事就好
名人故居，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荣光。
笔者喜欢看故居，在青岛看过康有为、老舍等人的故居，在北京看过李大钊、郭沫若、茅盾、齐白石、梅兰芳、纪晓岚等名人的故居。看了故居，对他们的生平更为了解、对他们的作为更为理解。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套用这句话，笔者要说，城不在大，有名人就行，街不在老，有故事就好。因为这些名人先贤身上，往往凝聚着人类一些最宝贵的品质、精神，给后人以启发、勇气甚至光明，可以照亮前行的道路。
北京是一座千年古都，建城3000多年，建都860多年，从辽金元明清到近现代，这片热土上镌刻着太多帝王将相、革命志士、英雄豪杰、文人墨客的历史痕迹。故居，就是这些痕迹最有效的物理载体，当然还包括会馆，因为会馆中居住过许多名人，因而也成了名人故居。
“老城不能再拆！”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座城市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被列为市、区级文保单位的故居、会馆等直管公房类建筑启动腾退，并列出了时间表，使人们看到了希望。
春节假期，故居大门紧闭，没有对外开放。问门口一位环卫工人，她说2017年10月这里就对外开放了，成了中国法制名人博物馆。这也算活化利用、物尽其用了。
沈家本故居是北京市西城区下了决心腾退再利用的。而就在距其不远处的达智桥胡同和校场三条交接处，赫赫有名的杨椒山祠的腾退工作就差最后“临门一脚”。
曾经有缘走进这座感觉面积不亚于沈家本故居的院落。
这座院落是明代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号椒山）的故居松筠庵，杨继盛因写了《请诛贼臣疏》、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被诬陷下狱，受尽酷刑，入狱三年终被杀害，死时年仅40岁，被后人尊为忠臣典范。死后12年，明穆宗登基，赐杨继盛为太常寺少卿，谥号忠愍。杨继盛临刑前写下的名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一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所传诵。清乾隆年间，松筠庵被改为祠堂，起草《请诛贼臣疏》的书房后来被称为“谏草堂”，清代道光年间的1848年在祠之西南隅建一八角“谏草亭”。
走在杨椒山祠西侧的校场三条，胡同两侧的墙体都已进行了修缮，有的画上了画，或者嵌上了砖雕；院子内，绝大部分住户已经搬走，房屋破旧、电线乱搭，院子里杂草丛生，还有假山石可以辨别，谏草亭则被砖封得严严实实，似乎曾经住过人。忧中有喜的是，《增订宣南鸿雪图志》中说，“整组建筑虽已破败，但原有格局及主要建筑仍为原状”。 真的期待这座有着如此历史——象征浩然正气、又是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的杨椒山祠早日完全腾退，早日重见天日，对社会公众开放。
达智桥胡同往西不远，有一条不长的斜街——上斜街。平常没有注意，据说是京城最古老的斜街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900多年前的辽代，当时叫“檀州街”，由于历史上这条胡同里共建有3座关帝庙，所以得名三庙街胡同。在辽金时期，三庙街胡同就相当于今天的西单、王府井，是一处相当繁华的街区。如今，长椿街路口往南有条三庙街，其路北的小区就叫“三庙小区”，想来和这个不无关系。
一日路过，偶然一瞥，发现了上斜街56号门前挂着一块牌子，上书“东莞会馆”几个大字，大门两侧是保存完好的八字影壁，很是气派。传说这里曾是清雍正年间大将军年羹尧的故宅。光绪年间的1910年，这处院落由广东陈氏家族陈学陶等人购得，次年改建为东莞会馆，据说当时在后院设立了敬贤堂，主要祭祀袁崇焕等莞籍先贤。晚清进士、莞籍文人张其淦曾撰文：孤忠曾督蓟辽师，问前朝，柱石何人，赫赫大将军，足显山川聚灵秀；伟烈犹思东莞伯，愿后辈，风霜炼骨，茫茫新世界，好凭时势造英雄。
东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1700多年的郡县史，是岭南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如今的东莞，因“世界工厂”而闻名遐迩。东莞会馆大部分建筑还保有旧时格局，历史上曾经居住过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容庚，史学家、方志学家张次溪等莞籍名人。
走进东莞会馆的院子，基本都是拆改翻建的房子，只有中间一栋从屋檐、房柱等判断是老房子，据《增订宣南鸿雪图志》描述，“现仅有中方厅保留原状”“中方厅坐东朝西，为歇山过垄脊，筒瓦屋面，面阔三间”。
院子里的绝大部分房子都贴了封条，落款时间是2016年5月12日。从大门口墙上贴的“致居民的一封信”可以看出，这里的腾退工作被列为西城区宣西风貌协调区北地块项目，从2015年3月31日就开始了。
从东莞会馆往东，穿过名为广安胡同的马路，没想到右手边的上斜街50号就是龚自珍故居、后来的广东番禺会馆。
只见一个高台上，一栋房子上的北侧挂着一块方形铝制牌子，上面写着“北京市西城区普查登记文物 龚自珍故居”字样。
龚自珍是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官至内阁中书、礼部主事，他自15岁起写诗，直到1841年49岁去世，总共创作诗集27卷之多，今存600余篇。“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诗句，至今人们仍然朗朗上口，久为传诵。他的诗，秉承了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等诗人的家国情怀。
一条夹道，直达院中，橫横竖竖的几排房子，早已面目全非，不由让人想起龚自珍的《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绣院深沉谁是主？一朵孤花，墙角明如许，莫怨无人来折取，花开不合阳春暮。”
绣院深沉谁是主？这座原本坐南朝北的故居，有两进院落，分为东、中、西三路，西路及会馆大门因拓展道路已被拆除，中路一进院为格局相对规整的四合院落，二进院现存四幢传统建筑。文物建筑翻改严重，多数建筑主体结构已经翻建，历史风貌保存较少。
据北京市西城区有关人士介绍，东莞会馆、龚自珍故居、太原会馆等5个市、区级文保单位目前正在腾退中。
新华社北京分社所在老墙根东南侧不远就是菜市口，路口东南侧能看到前些年在一片历史街巷基础上建起的小区中信城，西南侧是一栋电信公司大楼和一座酒店，后面仍然保留了一些胡同和四合院，也是北京南城所存不多的胡同区之一。
一天中午休息时间，笔者徒步来到菜市口西南侧，实际上就是枫桦豪景小区南侧的胡同里。没有想到，这里的胡同大都是南北走向的——四合院分布在南北走向胡同的东西两侧。
烂缦胡同原名烂面胡同，原本北起广安门内大街，南至南横西街，是早在明朝时就已形成的古老胡同。距离胡同北口不到50米远的101号就是湖南会馆，朱红大门紧闭，门旁墙上写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字样，一块红色石头上写着“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纪念地 毛泽东召集驱张大会遗址”。
建于1887年的会馆最初是来京应试的湖南籍举子、京官及候选人员的住处，民国时期成为湖南籍革命志士活动的场所。这里也曾留下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身影。从1918年3月开始担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反动军阀，上台后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纵兵抢劫、无恶不作，引发了湖南全省人民的愤怒。当年9月，毛泽东在学生联合会干部中酝酿驱逐张敬尧。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正式开始。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发起的第一次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运动。为扩大影响和取得全国各界支持，毛泽东率领赴京驱张代表团于1919年12月18日到达北京，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一直到1920年4月11日。1919年12月28日，毛泽东组织在湖南湘乡会馆召开“旅京湖南各界驱张运动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大声疾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10位国会议员当场签名，并推举熊希龄、范静生、郭同伯三位议员见呈总统、总理，表达湘民“驱张”的决心。
就是在这期间，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交往，对新书籍的阅读，使青年毛泽东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十多年后对斯诺这样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1920年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据《增订宣南鸿雪图志》记载，李大钊1917年也曾在湖南会馆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发表过演说，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出席了会议。
湖南会馆原来是一处幼儿园，现在已经腾空，据说准备作为北京阳明书院的“办公”场所。
烂缦胡同位于“辽南京安东门旧址”附近。虽是冬日，午后的阳光灿烂而温暖，古老的胡同里十分静谧，不时可见高大沧桑的树木……如果不是不少院子门前悬挂的五星红旗提醒，真不知今昔是何年，更难以想象，曾经活生生的历史，就在脚下。
绍兴会馆就在烂缦胡同东侧的南半截胡同7号，坐西朝东，从胡同北口往南走几步就能看见，门前停放着一辆电动三轮车，门两侧各贴着一个红色的“喜”字。这里早就是典型的大杂院，建满了杂屋，院内“小路”仅能容一人通过，左侧路中间一株像藤的树顽强生长，令人印象深刻。
和湖南会馆相比，这座院子显得“苍老”许多，如果没有门前分别于1991年、2011年分别立的区文物保护单位、市文物保护单位标志，根本不会想到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绍兴会馆。
由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编辑的《文物古迹览胜——西城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一书这样描述绍兴会馆：“现存建筑大部分主体建构未经改动，风貌古朴。”和东莞会馆等相比，这就算幸运的了。
会馆始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是鲁迅先生在北京的寓所之一。1912年，名不见经传的周树人来到北京工作，就落脚在这里，一住就是7年。
“沒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就是在这里，周树人于1918年创作出了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还写出了《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等作品。毫无疑问，这里是鲁迅早期作品的摇篮，难怪有人说，鲁迅是到了绍兴会馆后才成为“鲁迅”的。
鲁迅在北京住了14年，从一名公务员成长为伟大作家，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绍兴会馆度过的。后来，他和弟弟周作人一起在西直门内八道湾购置了一套四合院，再后来，鲁迅从八道湾又先后搬到砖塔胡同61号、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居住，后者就是现在鲁迅博物馆院内的故居。
绍兴会馆称得上是鲁迅“故居”，也是无数绍兴籍士子学人进京落脚之地，据说秋瑾烈士的战友徐锡麟比鲁迅早几年来京筹备武装、准备皖浙两省起义时，也在这里住过，还曾为修缮会馆捐过钱。
没有想到，烂缦胡同再往东，临大街一角的北半截胡同41号，就是著名的浏阳会馆，也是谭嗣同故居。《文物古迹览胜——西城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一书注明：浏阳会馆位于“北半截胡同41号，南半截胡同6号、8号”“由前后两进院落组成，前部为主，格局清晰、主次分明、空间开敞，后部为辅，用地局促。谭嗣同住在一进院正房内，自题为‘莽莽苍斋’”。
浏阳会馆整体建筑也是坐西朝东。门前一块石碑上注明了这里属于2011年6月13日公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门口张贴着对院落内的承租户实施腾退的公告，落款是2017年12月4日。走进浏阳会馆，能看到有的房子已经贴上了封条，封条上有日期，最近的是2018年2月2日。
院内一株槐树有好几十米高，极其挺拔，应该“年岁”不小。
如今，后人终于开始腾退浏阳会馆。相信尽管腾退不易，一定会尽快见到浏阳会馆腾退一空、修葺一新的那一天。
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40年，今日之中国和20年前相比，又不可同日而语，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多年的中国，正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新时代。
从长椿街到上斜街，然后一路东行，再到达智桥胡同、菜市口几个胡同，一路寻踪故居会馆。
图片发了微信朋友圈后，没想到分管文物保护等工作的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徐利看后打来电话告诉笔者，2017年15项文物项目已全部启动。三清观、兆惠府第遗存、聚顺和栈南货老店实现全部腾退。安徽会馆中路清零，项目腾退比例89%；大栅栏西街37、39号商店腾退95%；晋江会馆（林海音故居）、梨园公会腾退94%；华康里、宜兴会馆腾退93%；云南新馆腾退92%。截至1月24日，西城区2017年新启动的文物腾退项目共腾退居民435户，腾退比例达86%。
“在紧张调度新项目的同时，我们也在有序推进粤东新馆、杨椒山祠等结转项目，先后完成了护国双关帝庙、护国观音寺（文物本体）的腾退，全年共完成历年结转项目腾退居民72户。2017年是真正意义上大规模启动文物腾退工作的第一年。”
据悉，参照“沈家本样本”，“十三五”期间，北京市西城区将有包括28处名人故居和会馆在内的50余项直管公房类文物完成腾退。
真是好消息！不由想起《比较视野中的北京文化》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名人故居的多少是一座城市历史悠久和文化厚重程度的标志之一。保护这些地方的原貌，使之不因时间流逝而毁弃，不仅是让后人感受到我们文明长河的久远，更重要的是能形成一种文明氛围，让仰慕文化的人们产生一种对文化古都的敬仰。”
（作者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总编辑）
名人故居，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荣光。
笔者喜欢看故居，在青岛看过康有为、老舍等人的故居，在北京看过李大钊、郭沫若、茅盾、齐白石、梅兰芳、纪晓岚等名人的故居。看了故居，对他们的生平更为了解、对他们的作为更为理解。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套用这句话，笔者要说，城不在大，有名人就行，街不在老，有故事就好。因为这些名人先贤身上，往往凝聚着人类一些最宝贵的品质、精神，给后人以启发、勇气甚至光明，可以照亮前行的道路。
北京是一座千年古都，建城3000多年，建都860多年，从辽金元明清到近现代，这片热土上镌刻着太多帝王将相、革命志士、英雄豪杰、文人墨客的历史痕迹。故居，就是这些痕迹最有效的物理载体，当然还包括会馆，因为会馆中居住过许多名人，因而也成了名人故居。
“老城不能再拆！”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座城市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被列为市、区级文保单位的故居、会馆等直管公房类建筑启动腾退，并列出了时间表，使人们看到了希望。
春节假期，故居大门紧闭，没有对外开放。问门口一位环卫工人，她说2017年10月这里就对外开放了，成了中国法制名人博物馆。这也算活化利用、物尽其用了。
杨椒山祠：期待腾退工作的“临门一脚”
沈家本故居是北京市西城区下了决心腾退再利用的。而就在距其不远处的达智桥胡同和校场三条交接处，赫赫有名的杨椒山祠的腾退工作就差最后“临门一脚”。
曾经有缘走进这座感觉面积不亚于沈家本故居的院落。
这座院落是明代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号椒山）的故居松筠庵，杨继盛因写了《请诛贼臣疏》、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被诬陷下狱，受尽酷刑，入狱三年终被杀害，死时年仅40岁，被后人尊为忠臣典范。死后12年，明穆宗登基，赐杨继盛为太常寺少卿，谥号忠愍。杨继盛临刑前写下的名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一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所传诵。清乾隆年间，松筠庵被改为祠堂，起草《请诛贼臣疏》的书房后来被称为“谏草堂”，清代道光年间的1848年在祠之西南隅建一八角“谏草亭”。
走在杨椒山祠西侧的校场三条，胡同两侧的墙体都已进行了修缮，有的画上了画，或者嵌上了砖雕；院子内，绝大部分住户已经搬走，房屋破旧、电线乱搭，院子里杂草丛生，还有假山石可以辨别，谏草亭则被砖封得严严实实，似乎曾经住过人。忧中有喜的是，《增订宣南鸿雪图志》中说，“整组建筑虽已破败，但原有格局及主要建筑仍为原状”。 真的期待这座有着如此历史——象征浩然正气、又是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的杨椒山祠早日完全腾退，早日重见天日，对社会公众开放。
北京最古老斜街：期待会馆和故居“复兴”
达智桥胡同往西不远，有一条不长的斜街——上斜街。平常没有注意，据说是京城最古老的斜街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900多年前的辽代，当时叫“檀州街”，由于历史上这条胡同里共建有3座关帝庙，所以得名三庙街胡同。在辽金时期，三庙街胡同就相当于今天的西单、王府井，是一处相当繁华的街区。如今，长椿街路口往南有条三庙街，其路北的小区就叫“三庙小区”，想来和这个不无关系。
一日路过，偶然一瞥，发现了上斜街56号门前挂着一块牌子，上书“东莞会馆”几个大字，大门两侧是保存完好的八字影壁，很是气派。传说这里曾是清雍正年间大将军年羹尧的故宅。光绪年间的1910年，这处院落由广东陈氏家族陈学陶等人购得，次年改建为东莞会馆，据说当时在后院设立了敬贤堂，主要祭祀袁崇焕等莞籍先贤。晚清进士、莞籍文人张其淦曾撰文：孤忠曾督蓟辽师，问前朝，柱石何人，赫赫大将军，足显山川聚灵秀；伟烈犹思东莞伯，愿后辈，风霜炼骨，茫茫新世界，好凭时势造英雄。
东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1700多年的郡县史，是岭南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如今的东莞，因“世界工厂”而闻名遐迩。东莞会馆大部分建筑还保有旧时格局，历史上曾经居住过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容庚，史学家、方志学家张次溪等莞籍名人。
走进东莞会馆的院子，基本都是拆改翻建的房子，只有中间一栋从屋檐、房柱等判断是老房子，据《增订宣南鸿雪图志》描述，“现仅有中方厅保留原状”“中方厅坐东朝西，为歇山过垄脊，筒瓦屋面，面阔三间”。
院子里的绝大部分房子都贴了封条，落款时间是2016年5月12日。从大门口墙上贴的“致居民的一封信”可以看出，这里的腾退工作被列为西城区宣西风貌协调区北地块项目，从2015年3月31日就开始了。
龚自珍故居的命运：计划腾退
从东莞会馆往东，穿过名为广安胡同的马路，没想到右手边的上斜街50号就是龚自珍故居、后来的广东番禺会馆。
只见一个高台上，一栋房子上的北侧挂着一块方形铝制牌子，上面写着“北京市西城区普查登记文物 龚自珍故居”字样。
龚自珍是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官至内阁中书、礼部主事，他自15岁起写诗，直到1841年49岁去世，总共创作诗集27卷之多，今存600余篇。“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诗句，至今人们仍然朗朗上口，久为传诵。他的诗，秉承了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等诗人的家国情怀。
一条夹道，直达院中，橫横竖竖的几排房子，早已面目全非，不由让人想起龚自珍的《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绣院深沉谁是主？一朵孤花，墙角明如许，莫怨无人来折取，花开不合阳春暮。”
绣院深沉谁是主？这座原本坐南朝北的故居，有两进院落，分为东、中、西三路，西路及会馆大门因拓展道路已被拆除，中路一进院为格局相对规整的四合院落，二进院现存四幢传统建筑。文物建筑翻改严重，多数建筑主体结构已经翻建，历史风貌保存较少。
据北京市西城区有关人士介绍，东莞会馆、龚自珍故居、太原会馆等5个市、区级文保单位目前正在腾退中。
湖南会馆：毛泽东召集驱张大会遗址
新华社北京分社所在老墙根东南侧不远就是菜市口，路口东南侧能看到前些年在一片历史街巷基础上建起的小区中信城，西南侧是一栋电信公司大楼和一座酒店，后面仍然保留了一些胡同和四合院，也是北京南城所存不多的胡同区之一。
一天中午休息时间，笔者徒步来到菜市口西南侧，实际上就是枫桦豪景小区南侧的胡同里。没有想到，这里的胡同大都是南北走向的——四合院分布在南北走向胡同的东西两侧。
烂缦胡同原名烂面胡同，原本北起广安门内大街，南至南横西街，是早在明朝时就已形成的古老胡同。距离胡同北口不到50米远的101号就是湖南会馆，朱红大门紧闭，门旁墙上写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字样，一块红色石头上写着“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纪念地 毛泽东召集驱张大会遗址”。
建于1887年的会馆最初是来京应试的湖南籍举子、京官及候选人员的住处，民国时期成为湖南籍革命志士活动的场所。这里也曾留下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身影。从1918年3月开始担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反动军阀，上台后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纵兵抢劫、无恶不作，引发了湖南全省人民的愤怒。当年9月，毛泽东在学生联合会干部中酝酿驱逐张敬尧。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正式开始。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发起的第一次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运动。为扩大影响和取得全国各界支持，毛泽东率领赴京驱张代表团于1919年12月18日到达北京，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一直到1920年4月11日。1919年12月28日，毛泽东组织在湖南湘乡会馆召开“旅京湖南各界驱张运动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大声疾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10位国会议员当场签名，并推举熊希龄、范静生、郭同伯三位议员见呈总统、总理，表达湘民“驱张”的决心。
就是在这期间，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交往，对新书籍的阅读，使青年毛泽东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十多年后对斯诺这样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1920年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据《增订宣南鸿雪图志》记载，李大钊1917年也曾在湖南会馆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发表过演说，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出席了会议。
湖南会馆原来是一处幼儿园，现在已经腾空，据说准备作为北京阳明书院的“办公”场所。
烂缦胡同位于“辽南京安东门旧址”附近。虽是冬日，午后的阳光灿烂而温暖，古老的胡同里十分静谧，不时可见高大沧桑的树木……如果不是不少院子门前悬挂的五星红旗提醒，真不知今昔是何年，更难以想象，曾经活生生的历史，就在脚下。
绍兴会馆：周树人变身“鲁迅”
绍兴会馆就在烂缦胡同东侧的南半截胡同7号，坐西朝东，从胡同北口往南走几步就能看见，门前停放着一辆电动三轮车，门两侧各贴着一个红色的“喜”字。这里早就是典型的大杂院，建满了杂屋，院内“小路”仅能容一人通过，左侧路中间一株像藤的树顽强生长，令人印象深刻。
和湖南会馆相比，这座院子显得“苍老”许多，如果没有门前分别于1991年、2011年分别立的区文物保护单位、市文物保护单位标志，根本不会想到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绍兴会馆。
由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编辑的《文物古迹览胜——西城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一书这样描述绍兴会馆：“现存建筑大部分主体建构未经改动，风貌古朴。”和东莞会馆等相比，这就算幸运的了。
会馆始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是鲁迅先生在北京的寓所之一。1912年，名不见经传的周树人来到北京工作，就落脚在这里，一住就是7年。
“沒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就是在这里，周树人于1918年创作出了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还写出了《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等作品。毫无疑问，这里是鲁迅早期作品的摇篮，难怪有人说，鲁迅是到了绍兴会馆后才成为“鲁迅”的。
鲁迅在北京住了14年，从一名公务员成长为伟大作家，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绍兴会馆度过的。后来，他和弟弟周作人一起在西直门内八道湾购置了一套四合院，再后来，鲁迅从八道湾又先后搬到砖塔胡同61号、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居住，后者就是现在鲁迅博物馆院内的故居。
绍兴会馆称得上是鲁迅“故居”，也是无数绍兴籍士子学人进京落脚之地，据说秋瑾烈士的战友徐锡麟比鲁迅早几年来京筹备武装、准备皖浙两省起义时，也在这里住过，还曾为修缮会馆捐过钱。
大规模启动文物腾退工作
没有想到，烂缦胡同再往东，临大街一角的北半截胡同41号，就是著名的浏阳会馆，也是谭嗣同故居。《文物古迹览胜——西城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一书注明：浏阳会馆位于“北半截胡同41号，南半截胡同6号、8号”“由前后两进院落组成，前部为主，格局清晰、主次分明、空间开敞，后部为辅，用地局促。谭嗣同住在一进院正房内，自题为‘莽莽苍斋’”。
浏阳会馆整体建筑也是坐西朝东。门前一块石碑上注明了这里属于2011年6月13日公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门口张贴着对院落内的承租户实施腾退的公告，落款是2017年12月4日。走进浏阳会馆，能看到有的房子已经贴上了封条，封条上有日期，最近的是2018年2月2日。
院内一株槐树有好几十米高，极其挺拔，应该“年岁”不小。
如今，后人终于开始腾退浏阳会馆。相信尽管腾退不易，一定会尽快见到浏阳会馆腾退一空、修葺一新的那一天。
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40年，今日之中国和20年前相比，又不可同日而语，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多年的中国，正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新时代。
从长椿街到上斜街，然后一路东行，再到达智桥胡同、菜市口几个胡同，一路寻踪故居会馆。
图片发了微信朋友圈后，没想到分管文物保护等工作的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徐利看后打来电话告诉笔者，2017年15项文物项目已全部启动。三清观、兆惠府第遗存、聚顺和栈南货老店实现全部腾退。安徽会馆中路清零，项目腾退比例89%；大栅栏西街37、39号商店腾退95%；晋江会馆（林海音故居）、梨园公会腾退94%；华康里、宜兴会馆腾退93%；云南新馆腾退92%。截至1月24日，西城区2017年新启动的文物腾退项目共腾退居民435户，腾退比例达86%。
“在紧张调度新项目的同时，我们也在有序推进粤东新馆、杨椒山祠等结转项目，先后完成了护国双关帝庙、护国观音寺（文物本体）的腾退，全年共完成历年结转项目腾退居民72户。2017年是真正意义上大规模启动文物腾退工作的第一年。”
据悉，参照“沈家本样本”，“十三五”期间，北京市西城区将有包括28处名人故居和会馆在内的50余项直管公房类文物完成腾退。
真是好消息！不由想起《比较视野中的北京文化》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名人故居的多少是一座城市历史悠久和文化厚重程度的标志之一。保护这些地方的原貌，使之不因时间流逝而毁弃，不仅是让后人感受到我们文明长河的久远，更重要的是能形成一种文明氛围，让仰慕文化的人们产生一种对文化古都的敬仰。”
（作者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