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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留守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参与组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5月的半年时间里，不畏艰险、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救济难民，并积极与日本当局进行交涉和抗争，力图遏制混乱，恢复秩序。此外，他们还积极开展基督宣传和教育事工，为难民提供心理疏导与心灵安慰。这些事工的开展与记录对于明辨历史教育世人与抗击日本右翼的言论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传教士；救赎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162-03
在南京大屠杀这幅血腥的历史画卷之中，有一群身影是应当被历史铭记的，就是当时留守南京的22位外国侨民，其中14人是美国传教士。他们组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5月的半年时间里，积极开展保护与救济事工。一方面，他们透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个人的力量保护和救济难民，把成千上万的难民从日军的屠杀和奸淫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他们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同日本当局进行交涉和抗爭，力图遏制混乱，恢复秩序。此外，他们还积极开展基督宣传和教育事工，为难民提供心理疏导与心灵安慰。
一
日军逼近南京之际，政府机关及外国驻华机构纷纷撤离。美国驻南京大使馆虽然力劝本国人士为安全起见撤出南京，但仍有14位美国传教士怀抱人道主义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决定留在南京，与未能撤离的普通民众生活在一起。他们是金陵大学的贝德士（Miner S.Bates）、林查理（Charles Riggs）和史迈士（LewisS.C.Smythe）；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Minnie Vautrin）；大学医院的威尔逊（Robert O.Wilson）、麦卡伦（James H.Macallum）、海因兹（Iva Hynds）、特里默（C.S.Trimmer）和鲍尔（Grace Bouer）；金陵神学院的宋煦伯（Hubbert L.Sone）；圣公会的福斯特（Ernest H.Forster）和马吉（Jone Magee）；北方长老会的米尔士（W.P.Mills）以及基督教青年会的费吴生（George A.Fitch）。魏特琳女士是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女性，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驻校维持委员会主任。
南京面临战事危机之时，杭立武先生利用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的身份与留在南京的外侨代表商议设立安全区，并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人拉贝出任主席。安全区界定在中山路以西、广州路以北、山西路以南，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新街口在内的五公里地区。随后安全区地图被送往上海，由在上海设立“饶家驹安全区”的饶神父代转日军司令，但一直未获日军正式承认。1938年2月，迫于日方压力，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美国人米尔士接任主席，在15位委员中美国人占有7席。随后成立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17位委员中又有10位美国人参与，足证他们是留守南京的外国侨民的主力。
安置与救济难民是留守外侨的主要工作。早在日军进城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开始整理楼房、清理宿舍，准备接收难民，并进行了实地练习。日军侵占南京后，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领导以及难民自发组织下共有25个“永久性”难民营得以成立。其中仅在金陵大学校产上就设有6个难民营，加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以及各教会所建难民营，在美国教会产业上建立的难民营占据了25所难民营的多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收容妇孺，最初估计只能接纳2750人，而后来的难民人数实际超过了一万人。1937年12月份所有难民营收容难民人数高达70750人。
日军入城后，实施了大规模有计划的屠杀，而且不断出没于安全区，抢劫、奸淫、屠杀，无恶不作。虽然安全区自始至终都未能得到日本当局的明确承认，实质上又只是涉及几国公民的个人行为，但是安全区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日军暴行。然而基于安全区的这种缺陷，美国传教士的个体作用在阻止日军暴行和保护难民中更多凸现出来。留宁的美国传教士利用外侨身份，在相对安全的寓所收容一些妇女。在妇女较多的收容所，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则实行轮流值班制度，以期保护。最为危险的是他们在日军施暴时挺身而出，予以严厉斥责和驱逐。翻看《魏特琳日记》，可以看到魏特琳女士在大屠杀期间常常在校园里四处奔波，斥责驱赶日本士兵。这样的事情在贝德士、费吴生、福斯特等传教士的书信、日记和报告中也到处可见。
除直接保护难民外，魏特琳等人还积极援救被日本抓捕的男性难民。魏特琳组织统计了这些难民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多次送交日本大使馆的福田先生。当获知许多被抓走的难民关押在模范监狱后，她进行了实地考察予以证实。她还求助于包括伪自治委员会成员许传音博士和她所熟悉的日本军官在内的各方人士，并组织征集在释放难民请愿书上的难民签名。虽然结果只有极少数案件处理成功，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她们真诚的努力。
与此同时，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组织下，一些难民救济工作也逐步展开。《魏特琳日记》详细记载了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魏特琳等人开展难民调查、分配食物与衣物、进行现金救济和小额度贷款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等救助工作。这些救济工作都是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属于国际委员会住房、食品、财物和医疗卫生四项主要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日军入城前夕，留宁的传教士更多担心中国军队的抢劫，而对日军却多抱有一种美丽的虚幻。然而在南京大屠杀梦魇般的日子里，美国传教士逐步认清日军的丑恶嘴脸，不断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要求日本当局恢复并维护南京正常的生活秩序。魏特琳曾多次会晤日本使馆官员，报告日军暴行，要求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派出宪兵和警察站岗，以制止日军侵扰。贝德士也代表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多次向日使馆提交日军暴行报告，强烈要求日本使馆和军队提供稳定的生活与工作环境。1937年12月21日，南京22位外国侨民联名致函日本大使馆，要求保障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食品与安全。此外，以国际委员会名义签署递交的抗议书更是数不胜数。 但是这些抗议收效甚微，加上他们自身和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与破坏，美国传教士要求上海美国总领事立即派外交代表来宁，欲通过外交交涉形成一股強大的呼吁，要求东京抑制南京当地官员，并期待在媒介刊登比以前所做的更为大胆的言论。
在宁的美国传教士还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记录，并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烧杀淫掠的事实，以唤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澄清日军侵占南京后宣传不实的真相，希望借助外来压力迫使日军有所收敛。而且他们普遍认为“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
美国传教士以日记、报告、书信等形式记录了日军暴行，并想方设法突破日军的封锁将这些信息传出去。魏特琳用回顾报告、信件将南京的情况传送到关心南京的人们手中。贝德士在给朋友的信件中也披露了大量日军暴行。他还鼓励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写作《外人目睹中之南京暴行》（“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Artocities in China”），并提供了相关资料。史迈士在致朋友函中称：“我希望这些信能成为那些通过各种途径传回我们耳中的有关新闻报道的反证和补充。”马吉则在致日本牧师麦金函中，列举了大量耳闻目睹的事实，批驳了其关于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言论，以使所有的日本朋友了解真相。
此外，传教士马吉、福斯特、威尔逊等人秘密拍摄了一些照片。马吉还制作了关于日军暴行的电影胶卷，由费吴生先期带了其中的八卷到上海。目的是希望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在内，牢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并使他们明白，应该使用一切合法手段结束这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争端。
二
决意留守南京的14位美国传教士是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居南京的22位外国侨民的中坚力量。然而当他们竭力保护难民生命的同时，自身安全也不断受到威胁。直至后期，日军对基督徒和外国团体依然怀有敌意，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多次被长时间拘留，或被试图驱逐出境。
美丽善良的魏特琳女士因拒绝日军无理搜查士兵的要求而遭到一记耳光的耻辱，并被迫在寒夜中站了几个小时。贝德士致日本使馆函中载有一位美国人被殴打，而他本人和另一位传教士被喝醉酒的持枪士兵从床上拖起来的恶性事件。在阻止恶行时遭到刀枪威胁，于传教士而言更是家常便饭。
在日军的焚烧、抢掠中，虽然美国传教士经常巡视教会财产，但是未能避免美教会财产遭到破坏。日本兵多次闯入金大房产抢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南山宿舍被洗劫10至20次之多。位于南京城南的基督教会大院的印第安那大楼被彻底洗劫，教学楼被焚毁；传教士的房屋虽然有美国和日本使馆的保护告示，依然被洗劫一空。所有申报表册送交日本当局都毫无实效，南京数百处外国产业几乎全都被日本士兵抢劫过，轿车也被偷走。这些蓄意抢劫、纵火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无秩序混乱引起美国传教士的极大不满和愤慨。
更有甚者，作为美国国家象征的国旗和使馆布告也被故意撕毁和践踏，美国国家尊严在日军的铁蹄下已荡然无存。在外交代表撤离的情况下，美国传教士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严正抗议。贝德士在1937年12月致日本使馆的函件中要求日本使馆注意邻近的大学财产的公共安全和秩序，对大学予以特别保护，并陈述了有关美国人所遭遇的恶劣对待和财产被劫掠的案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主席米尔士于12月22日代表全体留宁的美国人就发生在美国国民、使馆、国旗上的恶性事件向日使馆提出抗议，要求允许美外交代表返回南京。他们还积极寻求同日本人的多方接触会晤，以期改善当前境况，但效果甚微。1938年1月6日，美国大使馆官员开始返回南京，传教士便通过使馆与日本当局进行外交交涉，形势略有好转。
这一时期，美传教士传播福音的工作并未被血腥屠杀所阻断，虽然这已不再是他们留下来的主要任务，但是这一阶段的工作更富实效。在度过最初的极度混乱之后，他们便又重新开始了基督宣传和教育工作。
魏特琳对此早有认识。她在1937年9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刻，因为烈士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在1938年2月25日的南京基督教工作会议上，所有与会者都认为，现在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期，人们都真诚地渴望听布道和做礼拜。同时，上级教会对此间的基督教工作亦十分重视和支持，美差会早先发表声明认为应继续全力保持和推进在华传教工作。福斯特在一封致家人的函中透露，罗伯特主教让马吉和他尽可能久地待在南京，因为现在南京的这个外国小团体已成了除上海之外仍坚持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唯一途径。
在血腥、暴力充斥的动荡不安的世界里，当个体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而无力自保，现实的残酷令人无法面对，生存成为一种奢侈的时候，人们便转而寻求一种灵魂的倚靠和精神的家园。此外，危难使民众与传教士联系在一起，消除了教会与中下层民众之间曾经存在的隔阂，加深了人们对教会的直观了解和直接体验。美传教士抓住这一时机，由教会和教会学校组织一些与宗教相关的教育培训，并面向公众进行有组织大规模的布道活动。
一些教会学校和教堂开展了一系列较为系统的基督教教育培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从1938年2月27日开始了“主的生活”的教育计划，根据受教育能力的不同，组织了23个班，涉及文盲、小学、初中与高中各个层次。注册人数超过1000人，每周参加者约在700到800人之间。1938年4月底还预备为更多了解基督教的学生开设调查人员培训班和家禽饲养班。金陵大学开设了查经班，圣保罗公会教堂的福斯特牧师也为信徒开设了查经班，而且给孩子们开办了一所主日学校。
在恐怖和破坏的日子里，宗教已成为许多人的现实需要。教会学校和教堂坚持面向公众进行每周的礼拜和重大节日的聚会活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直坚持为学校工友、避难妇女、孩子以及教职工举行聚会，每逢节日还要举行一些特别的聚会祈祷。美以美会在女子圣经学校举行礼拜。这些面向公众的礼拜日益受到欢迎。1938年1月9日鼓楼教堂的礼拜只有50人参加，然而到教堂来的人越来越多。据魏特琳5月1日的日记记载，鼓楼教堂周日下午的礼拜就有近500人参加。很明显，基督教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成为生存和希望的重要支撑力量。 美传教士还热切希望更多的同仁返回南京，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他们认为，如果南京所有的教会都让他们的牧师返回教堂，将使每一个教堂成为一个安全、宽慰和教育的避难所。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团体，他们互相安慰，彼此扶助，互通信息，在危机中通过团契活动、英文礼拜和聚餐会等形式加强联系，紧密团结，增强了抵制罪恶的力量和信心。
三
从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5月的半年时间里，留居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与残暴的日军展开了英勇抗争，运用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救援了二十多万难民。他们的人道救助和大无畏精神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和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曾向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表示了感谢。1939年国民政府向魏特琳颁发了采玉勋章，并于魏特琳去世后明令褒扬，赞其舍己为人的精神。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美传教士决定留居南京时并未看透日军的面目，根本不可能预见日后出现的南京大屠杀并做好充分的准备，况且多数人还对日军抱有一定的幻想。另外上海饶神父所设立的安全区的正常运作，于他们而言是理想的范例。贝茨在远东军事法庭作证时说设立安全区的目的是在一个小的、非战斗区里提供一个避难的场所，在这里平民可以逃避战斗和实际进攻的危险；委员会估计它的责任是在南京被包围，其行政當局可能已消失，但日本军事当局尚未建立时，提供住房，如果必要的话在几天或者一两星期内提供食物。因此他们只是把设立安全区视为一种短期行为。
出于道义保护难民是美传教士坚持留下的目的之一，但是这里面含有广布宗教仁爱的浓厚色彩，是附属于整个基督教事业的。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料。骤然而至的日军暴行使他们颇有些措手不及，拯救难民便被形势所迫提上日程，成为第一要务。而传教事业则至少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降至从属地位，并客观上成为难民救助的一部分，即为走投无路的难民提供心灵饥荒下的食粮。其实二者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形成的统一体，无法割裂对待。无论如何，这对于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存的人们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福音的传播和接受是基于平等和自愿的原则，尤其是在难民救济过程中确保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平等对待。
此外，美传教士在与日军斡旋时，也出现了一些失误，虽然很多时候他们也是身不由己。最为突出的是魏特琳曾答应日军在女难民中挑选妓女的要求；安全区总干事费吴生等人帮助中国士兵解除武装并许诺保证它们的安全，然而魏特琳在日记中如此反省：“以后的事实表明，他们即令是战死，也胜过被抓走去枪毙、刀砍或供刺杀练习。”
另外，南京大屠杀期间美传教士利用各种方式记录了日军烧杀淫掠的罪行。他们的目击者身份和目击实录为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军事法庭对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在内的日本战犯的审判提供了证人、证言和证据，促成了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认罪伏法，受到应有的惩罚。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日益猖獗。他们企图推卸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粉饰美化当年日军的侵略行径，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铁的事实。通过重新认识美国传教士的活动，对于有力驳斥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动言论，明辨历史真相以教育世人，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章开沅.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传教士；救赎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162-03
在南京大屠杀这幅血腥的历史画卷之中，有一群身影是应当被历史铭记的，就是当时留守南京的22位外国侨民，其中14人是美国传教士。他们组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5月的半年时间里，积极开展保护与救济事工。一方面，他们透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个人的力量保护和救济难民，把成千上万的难民从日军的屠杀和奸淫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他们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同日本当局进行交涉和抗爭，力图遏制混乱，恢复秩序。此外，他们还积极开展基督宣传和教育事工，为难民提供心理疏导与心灵安慰。
一
日军逼近南京之际，政府机关及外国驻华机构纷纷撤离。美国驻南京大使馆虽然力劝本国人士为安全起见撤出南京，但仍有14位美国传教士怀抱人道主义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决定留在南京，与未能撤离的普通民众生活在一起。他们是金陵大学的贝德士（Miner S.Bates）、林查理（Charles Riggs）和史迈士（LewisS.C.Smythe）；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Minnie Vautrin）；大学医院的威尔逊（Robert O.Wilson）、麦卡伦（James H.Macallum）、海因兹（Iva Hynds）、特里默（C.S.Trimmer）和鲍尔（Grace Bouer）；金陵神学院的宋煦伯（Hubbert L.Sone）；圣公会的福斯特（Ernest H.Forster）和马吉（Jone Magee）；北方长老会的米尔士（W.P.Mills）以及基督教青年会的费吴生（George A.Fitch）。魏特琳女士是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女性，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驻校维持委员会主任。
南京面临战事危机之时，杭立武先生利用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的身份与留在南京的外侨代表商议设立安全区，并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人拉贝出任主席。安全区界定在中山路以西、广州路以北、山西路以南，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新街口在内的五公里地区。随后安全区地图被送往上海，由在上海设立“饶家驹安全区”的饶神父代转日军司令，但一直未获日军正式承认。1938年2月，迫于日方压力，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美国人米尔士接任主席，在15位委员中美国人占有7席。随后成立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17位委员中又有10位美国人参与，足证他们是留守南京的外国侨民的主力。
安置与救济难民是留守外侨的主要工作。早在日军进城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开始整理楼房、清理宿舍，准备接收难民，并进行了实地练习。日军侵占南京后，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领导以及难民自发组织下共有25个“永久性”难民营得以成立。其中仅在金陵大学校产上就设有6个难民营，加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以及各教会所建难民营，在美国教会产业上建立的难民营占据了25所难民营的多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收容妇孺，最初估计只能接纳2750人，而后来的难民人数实际超过了一万人。1937年12月份所有难民营收容难民人数高达70750人。
日军入城后，实施了大规模有计划的屠杀，而且不断出没于安全区，抢劫、奸淫、屠杀，无恶不作。虽然安全区自始至终都未能得到日本当局的明确承认，实质上又只是涉及几国公民的个人行为，但是安全区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日军暴行。然而基于安全区的这种缺陷，美国传教士的个体作用在阻止日军暴行和保护难民中更多凸现出来。留宁的美国传教士利用外侨身份，在相对安全的寓所收容一些妇女。在妇女较多的收容所，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则实行轮流值班制度，以期保护。最为危险的是他们在日军施暴时挺身而出，予以严厉斥责和驱逐。翻看《魏特琳日记》，可以看到魏特琳女士在大屠杀期间常常在校园里四处奔波，斥责驱赶日本士兵。这样的事情在贝德士、费吴生、福斯特等传教士的书信、日记和报告中也到处可见。
除直接保护难民外，魏特琳等人还积极援救被日本抓捕的男性难民。魏特琳组织统计了这些难民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多次送交日本大使馆的福田先生。当获知许多被抓走的难民关押在模范监狱后，她进行了实地考察予以证实。她还求助于包括伪自治委员会成员许传音博士和她所熟悉的日本军官在内的各方人士，并组织征集在释放难民请愿书上的难民签名。虽然结果只有极少数案件处理成功，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她们真诚的努力。
与此同时，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组织下，一些难民救济工作也逐步展开。《魏特琳日记》详细记载了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魏特琳等人开展难民调查、分配食物与衣物、进行现金救济和小额度贷款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等救助工作。这些救济工作都是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属于国际委员会住房、食品、财物和医疗卫生四项主要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日军入城前夕，留宁的传教士更多担心中国军队的抢劫，而对日军却多抱有一种美丽的虚幻。然而在南京大屠杀梦魇般的日子里，美国传教士逐步认清日军的丑恶嘴脸，不断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要求日本当局恢复并维护南京正常的生活秩序。魏特琳曾多次会晤日本使馆官员，报告日军暴行，要求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派出宪兵和警察站岗，以制止日军侵扰。贝德士也代表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多次向日使馆提交日军暴行报告，强烈要求日本使馆和军队提供稳定的生活与工作环境。1937年12月21日，南京22位外国侨民联名致函日本大使馆，要求保障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食品与安全。此外，以国际委员会名义签署递交的抗议书更是数不胜数。 但是这些抗议收效甚微，加上他们自身和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与破坏，美国传教士要求上海美国总领事立即派外交代表来宁，欲通过外交交涉形成一股強大的呼吁，要求东京抑制南京当地官员，并期待在媒介刊登比以前所做的更为大胆的言论。
在宁的美国传教士还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记录，并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烧杀淫掠的事实，以唤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澄清日军侵占南京后宣传不实的真相，希望借助外来压力迫使日军有所收敛。而且他们普遍认为“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
美国传教士以日记、报告、书信等形式记录了日军暴行，并想方设法突破日军的封锁将这些信息传出去。魏特琳用回顾报告、信件将南京的情况传送到关心南京的人们手中。贝德士在给朋友的信件中也披露了大量日军暴行。他还鼓励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写作《外人目睹中之南京暴行》（“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Artocities in China”），并提供了相关资料。史迈士在致朋友函中称：“我希望这些信能成为那些通过各种途径传回我们耳中的有关新闻报道的反证和补充。”马吉则在致日本牧师麦金函中，列举了大量耳闻目睹的事实，批驳了其关于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言论，以使所有的日本朋友了解真相。
此外，传教士马吉、福斯特、威尔逊等人秘密拍摄了一些照片。马吉还制作了关于日军暴行的电影胶卷，由费吴生先期带了其中的八卷到上海。目的是希望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在内，牢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并使他们明白，应该使用一切合法手段结束这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争端。
二
决意留守南京的14位美国传教士是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居南京的22位外国侨民的中坚力量。然而当他们竭力保护难民生命的同时，自身安全也不断受到威胁。直至后期，日军对基督徒和外国团体依然怀有敌意，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多次被长时间拘留，或被试图驱逐出境。
美丽善良的魏特琳女士因拒绝日军无理搜查士兵的要求而遭到一记耳光的耻辱，并被迫在寒夜中站了几个小时。贝德士致日本使馆函中载有一位美国人被殴打，而他本人和另一位传教士被喝醉酒的持枪士兵从床上拖起来的恶性事件。在阻止恶行时遭到刀枪威胁，于传教士而言更是家常便饭。
在日军的焚烧、抢掠中，虽然美国传教士经常巡视教会财产，但是未能避免美教会财产遭到破坏。日本兵多次闯入金大房产抢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南山宿舍被洗劫10至20次之多。位于南京城南的基督教会大院的印第安那大楼被彻底洗劫，教学楼被焚毁；传教士的房屋虽然有美国和日本使馆的保护告示，依然被洗劫一空。所有申报表册送交日本当局都毫无实效，南京数百处外国产业几乎全都被日本士兵抢劫过，轿车也被偷走。这些蓄意抢劫、纵火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无秩序混乱引起美国传教士的极大不满和愤慨。
更有甚者，作为美国国家象征的国旗和使馆布告也被故意撕毁和践踏，美国国家尊严在日军的铁蹄下已荡然无存。在外交代表撤离的情况下，美国传教士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严正抗议。贝德士在1937年12月致日本使馆的函件中要求日本使馆注意邻近的大学财产的公共安全和秩序，对大学予以特别保护，并陈述了有关美国人所遭遇的恶劣对待和财产被劫掠的案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主席米尔士于12月22日代表全体留宁的美国人就发生在美国国民、使馆、国旗上的恶性事件向日使馆提出抗议，要求允许美外交代表返回南京。他们还积极寻求同日本人的多方接触会晤，以期改善当前境况，但效果甚微。1938年1月6日，美国大使馆官员开始返回南京，传教士便通过使馆与日本当局进行外交交涉，形势略有好转。
这一时期，美传教士传播福音的工作并未被血腥屠杀所阻断，虽然这已不再是他们留下来的主要任务，但是这一阶段的工作更富实效。在度过最初的极度混乱之后，他们便又重新开始了基督宣传和教育工作。
魏特琳对此早有认识。她在1937年9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刻，因为烈士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在1938年2月25日的南京基督教工作会议上，所有与会者都认为，现在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期，人们都真诚地渴望听布道和做礼拜。同时，上级教会对此间的基督教工作亦十分重视和支持，美差会早先发表声明认为应继续全力保持和推进在华传教工作。福斯特在一封致家人的函中透露，罗伯特主教让马吉和他尽可能久地待在南京，因为现在南京的这个外国小团体已成了除上海之外仍坚持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唯一途径。
在血腥、暴力充斥的动荡不安的世界里，当个体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而无力自保，现实的残酷令人无法面对，生存成为一种奢侈的时候，人们便转而寻求一种灵魂的倚靠和精神的家园。此外，危难使民众与传教士联系在一起，消除了教会与中下层民众之间曾经存在的隔阂，加深了人们对教会的直观了解和直接体验。美传教士抓住这一时机，由教会和教会学校组织一些与宗教相关的教育培训，并面向公众进行有组织大规模的布道活动。
一些教会学校和教堂开展了一系列较为系统的基督教教育培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从1938年2月27日开始了“主的生活”的教育计划，根据受教育能力的不同，组织了23个班，涉及文盲、小学、初中与高中各个层次。注册人数超过1000人，每周参加者约在700到800人之间。1938年4月底还预备为更多了解基督教的学生开设调查人员培训班和家禽饲养班。金陵大学开设了查经班，圣保罗公会教堂的福斯特牧师也为信徒开设了查经班，而且给孩子们开办了一所主日学校。
在恐怖和破坏的日子里，宗教已成为许多人的现实需要。教会学校和教堂坚持面向公众进行每周的礼拜和重大节日的聚会活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直坚持为学校工友、避难妇女、孩子以及教职工举行聚会，每逢节日还要举行一些特别的聚会祈祷。美以美会在女子圣经学校举行礼拜。这些面向公众的礼拜日益受到欢迎。1938年1月9日鼓楼教堂的礼拜只有50人参加，然而到教堂来的人越来越多。据魏特琳5月1日的日记记载，鼓楼教堂周日下午的礼拜就有近500人参加。很明显，基督教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成为生存和希望的重要支撑力量。 美传教士还热切希望更多的同仁返回南京，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他们认为，如果南京所有的教会都让他们的牧师返回教堂，将使每一个教堂成为一个安全、宽慰和教育的避难所。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团体，他们互相安慰，彼此扶助，互通信息，在危机中通过团契活动、英文礼拜和聚餐会等形式加强联系，紧密团结，增强了抵制罪恶的力量和信心。
三
从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5月的半年时间里，留居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与残暴的日军展开了英勇抗争，运用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救援了二十多万难民。他们的人道救助和大无畏精神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和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曾向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表示了感谢。1939年国民政府向魏特琳颁发了采玉勋章，并于魏特琳去世后明令褒扬，赞其舍己为人的精神。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美传教士决定留居南京时并未看透日军的面目，根本不可能预见日后出现的南京大屠杀并做好充分的准备，况且多数人还对日军抱有一定的幻想。另外上海饶神父所设立的安全区的正常运作，于他们而言是理想的范例。贝茨在远东军事法庭作证时说设立安全区的目的是在一个小的、非战斗区里提供一个避难的场所，在这里平民可以逃避战斗和实际进攻的危险；委员会估计它的责任是在南京被包围，其行政當局可能已消失，但日本军事当局尚未建立时，提供住房，如果必要的话在几天或者一两星期内提供食物。因此他们只是把设立安全区视为一种短期行为。
出于道义保护难民是美传教士坚持留下的目的之一，但是这里面含有广布宗教仁爱的浓厚色彩，是附属于整个基督教事业的。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料。骤然而至的日军暴行使他们颇有些措手不及，拯救难民便被形势所迫提上日程，成为第一要务。而传教事业则至少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降至从属地位，并客观上成为难民救助的一部分，即为走投无路的难民提供心灵饥荒下的食粮。其实二者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形成的统一体，无法割裂对待。无论如何，这对于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存的人们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福音的传播和接受是基于平等和自愿的原则，尤其是在难民救济过程中确保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平等对待。
此外，美传教士在与日军斡旋时，也出现了一些失误，虽然很多时候他们也是身不由己。最为突出的是魏特琳曾答应日军在女难民中挑选妓女的要求；安全区总干事费吴生等人帮助中国士兵解除武装并许诺保证它们的安全，然而魏特琳在日记中如此反省：“以后的事实表明，他们即令是战死，也胜过被抓走去枪毙、刀砍或供刺杀练习。”
另外，南京大屠杀期间美传教士利用各种方式记录了日军烧杀淫掠的罪行。他们的目击者身份和目击实录为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军事法庭对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在内的日本战犯的审判提供了证人、证言和证据，促成了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认罪伏法，受到应有的惩罚。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日益猖獗。他们企图推卸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粉饰美化当年日军的侵略行径，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铁的事实。通过重新认识美国传教士的活动，对于有力驳斥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动言论，明辨历史真相以教育世人，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章开沅.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