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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28年后的今天，我国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而贫富差距，资源紧张，环境破坏，教育、医疗、社保体系不健全等社会矛盾也十分突出。日前开幕的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表明了最高决策层对消除不和谐因素的高度重视。
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应当做什么？怎么做？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促进社会公平：
政府的重要职责
最近几年，一种怪现象已是公开的秘密：每到中小学开学前夕，许多家长揣着“条子”“票子”四处奔走，只为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
部分学校以改制为名高额收费，使本应为大众服务的优质教育资源，成了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品。群众对教育不公平的不满如此强烈，以至于进入2006年以来，多个省份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遏制择校歪风。
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看来，社会分配公平与否，以公共产品为主的二次分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说，包括教育医疗、收入分配、就业和社保、食品卫生与公共安全、利益表达与保护机制、环境保护在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增长迟缓，分配不公，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他说，备受关注的贫富差距，不仅是公民经济收入的差距，更体现为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这些年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个人承担费用上涨过快，大大超过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研究表明，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因素占20%左右。
另一组比较有说服力的数据是，2004年，我国名义城乡收入之比为3.2:1，若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实际收入之比为5～6:1。按照这个分析，公共服务在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中的影响高达30%～40%。面对这种名义与实际的城乡差距，应当充分认识到，缩小城乡差距不是缩小城乡经济总量的差距，重要的是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过大差距，并通过公共服务来着重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近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大量财富，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发展。200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直言：“非典疫情的蔓延，集中暴露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受计划经济影响，我国政府职能长期偏重于经济管理。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增长保持在每年15%左右，但科教文卫等方面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1992年至2003年基本没有增长。专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应该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在2005年一次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近几年，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央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和财政投入及时作出了调整。非典发生当年，中央财政用于教科文卫体事业的支出就达到855亿元，比上年增长12.4%，支持社会事业发展的国债投资增长了两倍。此后，支持力度逐年加大，2005年中央财政在这方面的支出达到1168亿元，比上年增长18.3%。
一个显见的努力是全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在2003年以来的三年间，基本建成了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各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和应急机构陆续开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已扩大到671个县，惠及1.77亿农民。
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得到加强。2005年，又有592个重点贫困县170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被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活费，许多辍学儿童重新回到学校。
近年来，“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自2004年7月1日起，全国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许多地方适时提高低保标准。到2006年，城市低保对象已基本实现应保尽保，革命伤残人员等优抚对象、企业军转干部生活状况明显改善。
迟福林说：“随着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社会矛盾更加复杂，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并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大社会风险。因此，适应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扩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举措。”
转变行政方式：
新时期的大众期待
过去企业一提到“跑审批”就头疼不已。手续繁杂、时日漫长、互相推诿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今，在天津市南开区，人们却可以体验到一种全新的行政服务。
在这里，你把申请递到行政许可审批部门后，在公开承诺的时限内，如果既不批准又不批驳，又无法定事由准许延长时限，那么电脑系统会自动生成并印发一份许可决定，寄送到你手上。而后，按规定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补齐相关手续。
这种名为“超时默许”的新型审批方式，变人工督办为电脑操控，对“官衙”作风进行强制性矫正，原来15天至93天的办理时限缩短为5天。
中央党校政法部博士井敏说，我国原有的政府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以政府为本位的，很多制度安排和行为方式都是以方便政府管理的原则设计出来的。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为市场、社会发展提供规则和维护秩序的服务者。
前不久，河南省义马市对群众工作的创新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这个人口只有16万的地方，信访问题一度成为最棘手的难题。地方领导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经过调研，义马市委、市政府认识到，矛盾纠纷增多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服务职能没有发挥到位。
这个市创造性地设立了“群众工作局”，在保留原信访局职能基础上，整合民政、社保、司法、科技、公安、国土、建设各方力量，建立了一个多部门协同配合的新信访工作平台，现场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在这个不设门卫的新机构里，有法律服务室、交流谈心室、群众活动室、社情民意室、帮扶济困室和效能监察室，还配备了电视、沙发、饮水机等，把上访大厅变成了“群众之家”。
这项以“服务”为主旨的信访改革迅速得到了群众的首肯，当年全市信访总量就比上年下降了15.4%。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谢庆奎认为，在传统的政府体制下，很多公务员“官架子”很大，办事不公平、不透明、效率低下。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促进城乡、区域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一新形势要求政府转变行为方式。
自1992年明确提出要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之后，我国对政府如何适应新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仅靠政府职能范围调整已难以解决，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定位，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过渡。 2005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而今年的报告再次提出了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问题，要求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和信息公布制度，提高工作透明度和办事效率；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回归政府定位：
必须紧扣“服务”二字
自7月中旬起，国际原油价格一路下跌，进入10月份再创新低，而国内油价仍居高不下。北京出租汽车司机杨海军抱怨说：“这两年国内油价上调了8次，每次都说是‘国际油价上涨’。这回国际油价已经连续多次回跌，国内怎么不下调啊？政府价格部门到底是为百姓服务，还是为油商服务？”
像杨师傅这样质疑部门利益阻碍了改革进程的人为数不少。专家指出，如何处置政府的“自身利益”，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地方政府和部门作为一方主体参与经济建设，与其下属的企事业单位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而践行“服务行政”的理念，政府自身就不能成为利益的主体。
2005年7月18日，北京市海淀区“公共服务委员会”的挂牌仪式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如果了解到这样一件事，人们也许会有兴趣进行深入的思考：26家海淀区属的医院纳入公共服务委员会管辖，不再由区卫生局主管，此后卫生局对这些医院只负有监管责任。
舆论赞扬说，此举不仅使政府的公共服务资源得到整合，提高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统筹能力和管理水平，而且使卫生局不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可以从管理事业单位的繁重事务中脱身，专管市场准入、执法、监督等工作，确保监管的公正性。
今年初下发的“国务院2006年立法工作的意见”中说，要进一步提高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完善公众参与的机制、程序和方法，拓宽公众参与渠道，适当增加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行政法规草案的数量，尝试举办行政法规立法听证会，逐步建立听取和采纳公众意见情况说明制度。
井敏认为，服务型政府的所有行为必须紧扣“服务”二字。政府不能拥有想服务就服务、不想服务就可以不服务的自由处置权。同时，政府所提供的服务还必须是公民真正需要的服务，而不是政府想提供什么服务就提供什么服务，公民只有被动接受的份。
服务型政府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公开和透明。谢庆奎说，这要求各级政府不仅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电子政府和实现网上办公，进一步推动政务公开，还要对主要官员个人相关信息以及政府和部门的财务收支账目予以公开。
多位专家认为，服务质量是考核服务型政府绩效最主要的标准。其指标包括方便性、安全性、可信性、对个人的关注度、解决问题的途径、公正、财政责任和公民影响八个方面。由于服务本身具有无形性、不一致性、不可分割性和无存货性的特点，其质量如何判断？井敏说，通过大量的、无差别的数据收集进行服务测量，一般来说都是徒劳无用的，也很容易流于形式。最有效的测量就是请公民对政府所提供的服务进行综合评价，他们的满意度应该成为最主要的判断依据。
迟福林认为，目前地方政府考核偏重GDP指标的现象并未完全改观，而干部业绩考核中很难反映老百姓的声音。因此，应当加快改革现行干部人事制度，把公共服务指标纳入考核体系，使广大群众的评价成为影响干部升迁的重要因素。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
编辑：卢劲杉
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应当做什么？怎么做？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促进社会公平：
政府的重要职责
最近几年，一种怪现象已是公开的秘密：每到中小学开学前夕，许多家长揣着“条子”“票子”四处奔走，只为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
部分学校以改制为名高额收费，使本应为大众服务的优质教育资源，成了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品。群众对教育不公平的不满如此强烈，以至于进入2006年以来，多个省份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遏制择校歪风。
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看来，社会分配公平与否，以公共产品为主的二次分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说，包括教育医疗、收入分配、就业和社保、食品卫生与公共安全、利益表达与保护机制、环境保护在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增长迟缓，分配不公，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他说，备受关注的贫富差距，不仅是公民经济收入的差距，更体现为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这些年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个人承担费用上涨过快，大大超过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研究表明，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因素占20%左右。
另一组比较有说服力的数据是，2004年，我国名义城乡收入之比为3.2:1，若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实际收入之比为5～6:1。按照这个分析，公共服务在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中的影响高达30%～40%。面对这种名义与实际的城乡差距，应当充分认识到，缩小城乡差距不是缩小城乡经济总量的差距，重要的是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过大差距，并通过公共服务来着重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近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大量财富，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发展。200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直言：“非典疫情的蔓延，集中暴露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受计划经济影响，我国政府职能长期偏重于经济管理。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增长保持在每年15%左右，但科教文卫等方面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1992年至2003年基本没有增长。专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应该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在2005年一次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近几年，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央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和财政投入及时作出了调整。非典发生当年，中央财政用于教科文卫体事业的支出就达到855亿元，比上年增长12.4%，支持社会事业发展的国债投资增长了两倍。此后，支持力度逐年加大，2005年中央财政在这方面的支出达到1168亿元，比上年增长18.3%。
一个显见的努力是全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在2003年以来的三年间，基本建成了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各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和应急机构陆续开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已扩大到671个县，惠及1.77亿农民。
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得到加强。2005年，又有592个重点贫困县170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被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活费，许多辍学儿童重新回到学校。
近年来，“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自2004年7月1日起，全国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许多地方适时提高低保标准。到2006年，城市低保对象已基本实现应保尽保，革命伤残人员等优抚对象、企业军转干部生活状况明显改善。
迟福林说：“随着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社会矛盾更加复杂，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并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大社会风险。因此，适应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扩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举措。”
转变行政方式：
新时期的大众期待
过去企业一提到“跑审批”就头疼不已。手续繁杂、时日漫长、互相推诿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今，在天津市南开区，人们却可以体验到一种全新的行政服务。
在这里，你把申请递到行政许可审批部门后，在公开承诺的时限内，如果既不批准又不批驳，又无法定事由准许延长时限，那么电脑系统会自动生成并印发一份许可决定，寄送到你手上。而后，按规定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补齐相关手续。
这种名为“超时默许”的新型审批方式，变人工督办为电脑操控，对“官衙”作风进行强制性矫正，原来15天至93天的办理时限缩短为5天。
中央党校政法部博士井敏说，我国原有的政府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以政府为本位的，很多制度安排和行为方式都是以方便政府管理的原则设计出来的。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为市场、社会发展提供规则和维护秩序的服务者。
前不久，河南省义马市对群众工作的创新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这个人口只有16万的地方，信访问题一度成为最棘手的难题。地方领导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经过调研，义马市委、市政府认识到，矛盾纠纷增多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服务职能没有发挥到位。
这个市创造性地设立了“群众工作局”，在保留原信访局职能基础上，整合民政、社保、司法、科技、公安、国土、建设各方力量，建立了一个多部门协同配合的新信访工作平台，现场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在这个不设门卫的新机构里，有法律服务室、交流谈心室、群众活动室、社情民意室、帮扶济困室和效能监察室，还配备了电视、沙发、饮水机等，把上访大厅变成了“群众之家”。
这项以“服务”为主旨的信访改革迅速得到了群众的首肯，当年全市信访总量就比上年下降了15.4%。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谢庆奎认为，在传统的政府体制下，很多公务员“官架子”很大，办事不公平、不透明、效率低下。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促进城乡、区域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一新形势要求政府转变行为方式。
自1992年明确提出要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之后，我国对政府如何适应新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仅靠政府职能范围调整已难以解决，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定位，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过渡。 2005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而今年的报告再次提出了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问题，要求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和信息公布制度，提高工作透明度和办事效率；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回归政府定位：
必须紧扣“服务”二字
自7月中旬起，国际原油价格一路下跌，进入10月份再创新低，而国内油价仍居高不下。北京出租汽车司机杨海军抱怨说：“这两年国内油价上调了8次，每次都说是‘国际油价上涨’。这回国际油价已经连续多次回跌，国内怎么不下调啊？政府价格部门到底是为百姓服务，还是为油商服务？”
像杨师傅这样质疑部门利益阻碍了改革进程的人为数不少。专家指出，如何处置政府的“自身利益”，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地方政府和部门作为一方主体参与经济建设，与其下属的企事业单位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而践行“服务行政”的理念，政府自身就不能成为利益的主体。
2005年7月18日，北京市海淀区“公共服务委员会”的挂牌仪式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如果了解到这样一件事，人们也许会有兴趣进行深入的思考：26家海淀区属的医院纳入公共服务委员会管辖，不再由区卫生局主管，此后卫生局对这些医院只负有监管责任。
舆论赞扬说，此举不仅使政府的公共服务资源得到整合，提高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统筹能力和管理水平，而且使卫生局不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可以从管理事业单位的繁重事务中脱身，专管市场准入、执法、监督等工作，确保监管的公正性。
今年初下发的“国务院2006年立法工作的意见”中说，要进一步提高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完善公众参与的机制、程序和方法，拓宽公众参与渠道，适当增加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行政法规草案的数量，尝试举办行政法规立法听证会，逐步建立听取和采纳公众意见情况说明制度。
井敏认为，服务型政府的所有行为必须紧扣“服务”二字。政府不能拥有想服务就服务、不想服务就可以不服务的自由处置权。同时，政府所提供的服务还必须是公民真正需要的服务，而不是政府想提供什么服务就提供什么服务，公民只有被动接受的份。
服务型政府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公开和透明。谢庆奎说，这要求各级政府不仅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电子政府和实现网上办公，进一步推动政务公开，还要对主要官员个人相关信息以及政府和部门的财务收支账目予以公开。
多位专家认为，服务质量是考核服务型政府绩效最主要的标准。其指标包括方便性、安全性、可信性、对个人的关注度、解决问题的途径、公正、财政责任和公民影响八个方面。由于服务本身具有无形性、不一致性、不可分割性和无存货性的特点，其质量如何判断？井敏说，通过大量的、无差别的数据收集进行服务测量，一般来说都是徒劳无用的，也很容易流于形式。最有效的测量就是请公民对政府所提供的服务进行综合评价，他们的满意度应该成为最主要的判断依据。
迟福林认为，目前地方政府考核偏重GDP指标的现象并未完全改观，而干部业绩考核中很难反映老百姓的声音。因此，应当加快改革现行干部人事制度，把公共服务指标纳入考核体系，使广大群众的评价成为影响干部升迁的重要因素。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