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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上说的辛派词人是指活跃在12世纪下半叶词坛上,词风倾向豪放{1}一派的爱国词人。其代表作家有辛弃疾、陆游、张孝祥、韩元吉、陈亮、刘过等。历来人们提及辛派词,多以“豪放”一语概括之,事实上,辛派词人的词作不尽是“豪放”,还不乏幽愤悲凉及深婉纤丽之作。
辛派词人所处时代的政治局势较此前安定,但靖康之耻及山河破碎的现状仍激发无数胸怀天下的文人“要补天西北”,“不斩楼兰心不平”。这种强烈的爱国激情和雄心壮志便催生了大量慷慨豪迈、激昂飞扬的词作。如辛弃疾的《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韩元吉的《水调歌头》(和庞佑甫见寄)、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刘过的《沁园春》(御阅还上郭殿帅)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豪放词。
然而,辛派词并不是一味的豪放,其还有幽愤悲凉的重要特点。豪放与悲凉是两种不同的文学风格。辛派的豪放是建立在强烈的爱国激情和乐观态度、必胜信念的基础上的;然而现实却并不如他们所愿:北伐战争屡屡受挫,“胡妇弄,汉宫瑟”(陈亮《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加上皇帝对北伐之举发生动摇,主和派又占上风,中原恢复之日遥遥无期。他们纵有“补天裂”的决心和本领,也只能“看买犁卖剑平家铁”(陈亮),“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主和派的屈和与苟且让爱国士大夫们愤恨填膺。同时,燕然未勒,神州未复,而自己又日渐老去,“胡未灭,鬓先秋”,面对生苔的剑铗,挂壁无用的雕弓,他们空余怀故国之悲、绕神州之梦。忆昔伤今,幽怨、悲凉之情油然而生,“愁”、“恨”、“泪”、“凄凉”、“凄切”等字眼及黍离之悲、下泉之喟叹也就不断出现在辛派词人的笔下。如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及陈亮的《贺新郎》(怀辛幼安用前韵)等词作时而怒发冲冠,忠愤填膺,时而栏杆拍遍,悲从中来,别具英雄式的悲壮美。
在此类悲愤之作中,张孝祥的《六州歌头》感人至深,历来广为人称道。它荡气回肠,忧愤深广、悲凉感怆之情溢于言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其“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自古以来,时代的剧变总会带来文学创作的繁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忠臣志士之文章出”“往往在阳九百六、沦亡颠覆之时”{2}。雄图顿屈、乾坤易位给深受儒家入世思想浸染的士人们带来沉痛的感受,文学自觉地承载了参与历史和记录现实的社会功能,“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3},文学总和时世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中兴”时期距北宋灭亡已几十年,但人们对北宋的灭亡和故国山河的未复仍念念不忘,其爱国精神和忧时伤势之情不加矫饰地倾泻于文字之中,便使“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4}。
由此可见,辛派词不仅仅是“豪放”,“豪放”二字已经远远不能承载它所具有的风格特征和思想意义。词至南宋,词的题材和风格日渐向诗文靠近。南渡以来,词人们大抵都有推尊词体的思想,他们摒弃了前人“以词为小计”、以词来“娱宾遣兴”的观念,将词体视为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载体,大大地开拓了词的境界(从一己之感受到家国之悲等重大题材),加强了词的社会功能,也使词风为之一变。辛派词上绍南渡词,辛派壮烈而又悲凉的词风是直接从南渡词继承过来的,也是社会现实使然。时代的风云际会对文人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影响词学观念和审美观念,诗可以怨,词亦可以怨。辛派词所具有的豪放雄迈、幽愤悲凉的特点客观上提高了词体在文学上的地位,无疑也是豪放词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与辛派词的豪放、幽愤悲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辛派词人也不乏深婉、纤丽的作品,《全宋词》所收录的辛派词人纤丽细腻之词作便不在少数。近代以来,由于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人们往往忽略了辛派词人此类的作品,以致不少此类之词作湮没无闻。其实,前人已看到了辛派作品深婉纤丽的风格特点,如宋代黄昇编的《花庵词选》采入的陈亮词,多为纤丽之作{5};毛晋引杨慎言谓陆游词纤丽处似淮海{6};王世贞认为稼轩辈抚时之作“秾情致语,几于尽矣”。又如陈洵读及辛弃疾著名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时“为之三叹”,说它“寓幽咽怨断于浑灏流转中”{7};冯煦也认为辛弃疾《摸鱼儿》《西河》《祝英台近》诸作“摧刚为柔,缠绵悱恻,尤与粗犷一派,判若秦越”{8};邓廷桢甚至说辛弃疾此类词“平欺秦、柳,下轹张、王”{9}。辛弃疾于婉约词上的艺术成就不可低估。
不但辛弃疾的词自分两派,辛派其他词人也有相当一部分词作具有感情深婉细腻、语言纤丽的特点。而此类作品的多寡又视词人的创作个性、爱好而定,陈亮词里便有相当大比例,单是咏梅寄情的就有《丑奴儿》(咏梅)、《最高楼》(咏梅)、《品令》(咏雪梅)、《浪淘沙》(梅)、《好事近》(咏梅)、《点绛唇》(咏梅月)六首之多,另外还有不少感春伤春之作;辛弃疾、陆游、张孝祥、韩元吉也不乏此类词,而刘过就相对比较少。
这一类词在美学风格上属于感伤美,接近婉约一派,与直抒胸臆的豪放词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体现了词人内心世界敏感、善感的一面。外部细微的事物、季节的渐变,都引起词人内心的颤动。如一生以“经济之怀”自负并唱出气壮山河的民族悲歌的陈亮面对夜雨也会变得“多愁善感”,诉出“枯荷摧欲折,多少离声,锁断天涯诉幽闷”(《洞仙歌》(雨))的幽独心情。词人把笔触深入到内心世界,词多寓作者的身世之感和苦闷、孤寂、落寞的心情。
自晚唐五代起,词主要用来抒写个人情愫,其风格的总体特点是柔婉、幽深、含蓄。唐五代词多写个人感情(特别是爱情),词多侧艳、柔绮之语;迨至范仲淹、张先、王安石、柳永诸人,词的抒写内容和题材大大扩大了,“情”的内涵也扩大了,词风开始向诗风、文风靠拢;而苏词“指出向上一路”{10},进一步扩大词的表现功能,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内容不再仅仅为诗文所有,雄豪壮丽的词风在词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靖康之难后,更多的词人把爱国热血和激情注入词中,豪放词空前地繁盛起来,其数量之多和艺术质量之高也于此为最。但豪放词的繁盛并不代表婉约一派的衰落,南宋写“细美幽约”、“要眇宜修”之词大有人在,它们的质量也相当高,陈亮、辛弃疾、陆游等人的词就是很好的证明。辛派中的“婉约词”不但在写个人的身世、情感方面表现出深婉的特点,在表现国家、民族等题材上也具有这种特点。且深婉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联系的,如苏轼的《定风波》和陈亮的《浪淘沙》(梅)表面看内容和风格相近,但联系到词人的生平和写作背景,便可知此梅不同彼梅。苏轼的“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更多与个人的进退荣辱有关,而陈亮的“墙外红尘飞不到,彻骨清寒”更多与国家民族大事相联系,反映其“独奋迹于草野,诋排众议,倡言恢复”(姜书阁《陈亮龙川词笺注•序》)的背景。陈亮自己也说:“亮非假人以自高也。擎拳撑脚,独往独来于人世间,亦自伤其孤零而已。”{11}王昶云:“北宋多北风雨雪之感,南宋多黍离麦秀之悲。”{12}的确如此。又,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限,他们的不少词作具有迷离隐约、曲折幽深的特点。“故词至南宋,最多寄托,寄托亦最深婉”{13}。
这对辛派词人也不例外。所谓寄托,所谓深婉纤丽,乃是时势使然,当然也与词体自身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关于后者,限于篇幅,于此不赘。
以上可以看出,与北宋及南渡时期的词相比,辛派词向着广和深两个方向发展,也就是向着“外”和“内”两个方向发展。“外”即是词的社会生活及历史政治内容,“内”即是对内心世界的关注和描写。而两者又不是绝无联系的,因为“内”总是由“外”引起并受“外”的影响,看上去深婉细腻,甚至是纤丽柔媚的词也往往隐含着一定的社会政治意义,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以词寄托。向“外”发展,也就是词从题材、内容、思想、风格等方面向诗文靠拢,向现实社会靠拢;向“内”发展,也就是词“别是一家”、词之所以为词在艺术上的深化。
注释
{1}近年来有学者反对以“豪放”、“婉约”划分词派之说,然豪放、婉约的二分法沿习已久,本文聊复沿用。
{2}钱谦益《纯师集序》。
{3}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芦川词语。
{5}黄昇的编选虽然没能全面地反映出陈亮词的风格,但也说明了纤丽是陈亮部分词的特点。
{6}毛晋《宋六十家词•放翁词跋》说:“杨用修云:‘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予谓超爽处似稼轩耳。”
{7}陈洵《海绡说词》。
{8}冯煦《蒿庵论词》。
{9}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10}王灼《碧鸡漫志》评苏词语。
{11}见陈亮答朱熹的《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卷二十八。
{12}许宗彦《莲子居词话序》引。
{13}詹安泰《宋词散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
辛派词人所处时代的政治局势较此前安定,但靖康之耻及山河破碎的现状仍激发无数胸怀天下的文人“要补天西北”,“不斩楼兰心不平”。这种强烈的爱国激情和雄心壮志便催生了大量慷慨豪迈、激昂飞扬的词作。如辛弃疾的《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韩元吉的《水调歌头》(和庞佑甫见寄)、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刘过的《沁园春》(御阅还上郭殿帅)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豪放词。
然而,辛派词并不是一味的豪放,其还有幽愤悲凉的重要特点。豪放与悲凉是两种不同的文学风格。辛派的豪放是建立在强烈的爱国激情和乐观态度、必胜信念的基础上的;然而现实却并不如他们所愿:北伐战争屡屡受挫,“胡妇弄,汉宫瑟”(陈亮《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加上皇帝对北伐之举发生动摇,主和派又占上风,中原恢复之日遥遥无期。他们纵有“补天裂”的决心和本领,也只能“看买犁卖剑平家铁”(陈亮),“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主和派的屈和与苟且让爱国士大夫们愤恨填膺。同时,燕然未勒,神州未复,而自己又日渐老去,“胡未灭,鬓先秋”,面对生苔的剑铗,挂壁无用的雕弓,他们空余怀故国之悲、绕神州之梦。忆昔伤今,幽怨、悲凉之情油然而生,“愁”、“恨”、“泪”、“凄凉”、“凄切”等字眼及黍离之悲、下泉之喟叹也就不断出现在辛派词人的笔下。如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及陈亮的《贺新郎》(怀辛幼安用前韵)等词作时而怒发冲冠,忠愤填膺,时而栏杆拍遍,悲从中来,别具英雄式的悲壮美。
在此类悲愤之作中,张孝祥的《六州歌头》感人至深,历来广为人称道。它荡气回肠,忧愤深广、悲凉感怆之情溢于言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其“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自古以来,时代的剧变总会带来文学创作的繁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忠臣志士之文章出”“往往在阳九百六、沦亡颠覆之时”{2}。雄图顿屈、乾坤易位给深受儒家入世思想浸染的士人们带来沉痛的感受,文学自觉地承载了参与历史和记录现实的社会功能,“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3},文学总和时世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中兴”时期距北宋灭亡已几十年,但人们对北宋的灭亡和故国山河的未复仍念念不忘,其爱国精神和忧时伤势之情不加矫饰地倾泻于文字之中,便使“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4}。
由此可见,辛派词不仅仅是“豪放”,“豪放”二字已经远远不能承载它所具有的风格特征和思想意义。词至南宋,词的题材和风格日渐向诗文靠近。南渡以来,词人们大抵都有推尊词体的思想,他们摒弃了前人“以词为小计”、以词来“娱宾遣兴”的观念,将词体视为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载体,大大地开拓了词的境界(从一己之感受到家国之悲等重大题材),加强了词的社会功能,也使词风为之一变。辛派词上绍南渡词,辛派壮烈而又悲凉的词风是直接从南渡词继承过来的,也是社会现实使然。时代的风云际会对文人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影响词学观念和审美观念,诗可以怨,词亦可以怨。辛派词所具有的豪放雄迈、幽愤悲凉的特点客观上提高了词体在文学上的地位,无疑也是豪放词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与辛派词的豪放、幽愤悲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辛派词人也不乏深婉、纤丽的作品,《全宋词》所收录的辛派词人纤丽细腻之词作便不在少数。近代以来,由于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人们往往忽略了辛派词人此类的作品,以致不少此类之词作湮没无闻。其实,前人已看到了辛派作品深婉纤丽的风格特点,如宋代黄昇编的《花庵词选》采入的陈亮词,多为纤丽之作{5};毛晋引杨慎言谓陆游词纤丽处似淮海{6};王世贞认为稼轩辈抚时之作“秾情致语,几于尽矣”。又如陈洵读及辛弃疾著名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时“为之三叹”,说它“寓幽咽怨断于浑灏流转中”{7};冯煦也认为辛弃疾《摸鱼儿》《西河》《祝英台近》诸作“摧刚为柔,缠绵悱恻,尤与粗犷一派,判若秦越”{8};邓廷桢甚至说辛弃疾此类词“平欺秦、柳,下轹张、王”{9}。辛弃疾于婉约词上的艺术成就不可低估。
不但辛弃疾的词自分两派,辛派其他词人也有相当一部分词作具有感情深婉细腻、语言纤丽的特点。而此类作品的多寡又视词人的创作个性、爱好而定,陈亮词里便有相当大比例,单是咏梅寄情的就有《丑奴儿》(咏梅)、《最高楼》(咏梅)、《品令》(咏雪梅)、《浪淘沙》(梅)、《好事近》(咏梅)、《点绛唇》(咏梅月)六首之多,另外还有不少感春伤春之作;辛弃疾、陆游、张孝祥、韩元吉也不乏此类词,而刘过就相对比较少。
这一类词在美学风格上属于感伤美,接近婉约一派,与直抒胸臆的豪放词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体现了词人内心世界敏感、善感的一面。外部细微的事物、季节的渐变,都引起词人内心的颤动。如一生以“经济之怀”自负并唱出气壮山河的民族悲歌的陈亮面对夜雨也会变得“多愁善感”,诉出“枯荷摧欲折,多少离声,锁断天涯诉幽闷”(《洞仙歌》(雨))的幽独心情。词人把笔触深入到内心世界,词多寓作者的身世之感和苦闷、孤寂、落寞的心情。
自晚唐五代起,词主要用来抒写个人情愫,其风格的总体特点是柔婉、幽深、含蓄。唐五代词多写个人感情(特别是爱情),词多侧艳、柔绮之语;迨至范仲淹、张先、王安石、柳永诸人,词的抒写内容和题材大大扩大了,“情”的内涵也扩大了,词风开始向诗风、文风靠拢;而苏词“指出向上一路”{10},进一步扩大词的表现功能,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内容不再仅仅为诗文所有,雄豪壮丽的词风在词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靖康之难后,更多的词人把爱国热血和激情注入词中,豪放词空前地繁盛起来,其数量之多和艺术质量之高也于此为最。但豪放词的繁盛并不代表婉约一派的衰落,南宋写“细美幽约”、“要眇宜修”之词大有人在,它们的质量也相当高,陈亮、辛弃疾、陆游等人的词就是很好的证明。辛派中的“婉约词”不但在写个人的身世、情感方面表现出深婉的特点,在表现国家、民族等题材上也具有这种特点。且深婉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联系的,如苏轼的《定风波》和陈亮的《浪淘沙》(梅)表面看内容和风格相近,但联系到词人的生平和写作背景,便可知此梅不同彼梅。苏轼的“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更多与个人的进退荣辱有关,而陈亮的“墙外红尘飞不到,彻骨清寒”更多与国家民族大事相联系,反映其“独奋迹于草野,诋排众议,倡言恢复”(姜书阁《陈亮龙川词笺注•序》)的背景。陈亮自己也说:“亮非假人以自高也。擎拳撑脚,独往独来于人世间,亦自伤其孤零而已。”{11}王昶云:“北宋多北风雨雪之感,南宋多黍离麦秀之悲。”{12}的确如此。又,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限,他们的不少词作具有迷离隐约、曲折幽深的特点。“故词至南宋,最多寄托,寄托亦最深婉”{13}。
这对辛派词人也不例外。所谓寄托,所谓深婉纤丽,乃是时势使然,当然也与词体自身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关于后者,限于篇幅,于此不赘。
以上可以看出,与北宋及南渡时期的词相比,辛派词向着广和深两个方向发展,也就是向着“外”和“内”两个方向发展。“外”即是词的社会生活及历史政治内容,“内”即是对内心世界的关注和描写。而两者又不是绝无联系的,因为“内”总是由“外”引起并受“外”的影响,看上去深婉细腻,甚至是纤丽柔媚的词也往往隐含着一定的社会政治意义,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以词寄托。向“外”发展,也就是词从题材、内容、思想、风格等方面向诗文靠拢,向现实社会靠拢;向“内”发展,也就是词“别是一家”、词之所以为词在艺术上的深化。
注释
{1}近年来有学者反对以“豪放”、“婉约”划分词派之说,然豪放、婉约的二分法沿习已久,本文聊复沿用。
{2}钱谦益《纯师集序》。
{3}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芦川词语。
{5}黄昇的编选虽然没能全面地反映出陈亮词的风格,但也说明了纤丽是陈亮部分词的特点。
{6}毛晋《宋六十家词•放翁词跋》说:“杨用修云:‘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予谓超爽处似稼轩耳。”
{7}陈洵《海绡说词》。
{8}冯煦《蒿庵论词》。
{9}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10}王灼《碧鸡漫志》评苏词语。
{11}见陈亮答朱熹的《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卷二十八。
{12}许宗彦《莲子居词话序》引。
{13}詹安泰《宋词散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