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治税变革
　　1974年，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南加州大学的阿瑟·拉弗教授，和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切尼谈起一个话题：较高的税率是如何导致较少的政府收入的。
　　这个画在一张餐巾纸上的倒C型曲线，曾成就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辉煌，在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又一度被各国政府视为财税改革的圭臬。
　　拉弗曲线，实际上把经济学中一个古老问题——激励，重新摆上政府治理的桌面。如何通过税收杠杆作用，重振企业信心、重启市场活力，实现政府、企业、个人多赢局面？40年后，从欧美到中国，拉弗的拥趸者无远弗届。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财税政策一直深陷“三元悖论式”的僵局，减税、增支和控制负债三者之间不可能同时满足。此时，唯有用科学的方法撬动税收杠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才能找到一条纲举目张的破局之策。
　　我们不妨微缩一下视角，看看中国中部省份——安徽，这5年的治税理念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2007年10月15日，“十七大”召开，“科学发展”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词”，从那时起，安徽治税理念也正悄然发生变化。为13000地税人熟悉的“一个确保、两个提高”适时提出：即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确保税费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不断提高税收管理水平，不断提高队伍建设水平。
　　税收职能是什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一职能？“一个确保、两个提高”的提出，有其深刻背景与必然逻辑。
　　从经济环境来看，2008年，中国实体经济已经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刺骨寒意，彼时，安徽多家骨干企业遭遇冰火两重天。经济低迷，主体税源和重点税源受冲击，为刺激经济增长，政府投资支出大规模增加，如何统筹做好组织收入和服务发展“两篇文章”，考验安徽地税人的智慧。
　　从社会环境来看，经济不景气往往推动政府将有限财力更多投向民生保障，导致财政刚性支出增加。2008年，也正是包括安徽在内的多家省级政府实施“民生工程”的关键之年。
　　一边是减收，一边是增支，税收的职能作用成为政府治理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在200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结构性减税”概念虽已提出，但直至近年才真正引起社会热议。
　　“淹没”政府减税努力的，是公众越发强烈的“税感”。伴随着纳税人维权意识觉醒，无处不在的“税生活”和“税话题”，使得征纳关系屡屡成为舆情公报的热点。后危机时代与税感时代同时来临，赋予征纳双方博弈全新的社会学意义，也倒逼税务机关的管理变革和队伍建设。
　　安徽地税，正面临着怎样的管理挑战？
　　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纳税人数量不断增多，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呈现多样化，企业集团大幅增加、税收集中度趋高，经济主体跨区域、跨行业相互渗透，企业核算的电子化、团队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税收征管的复杂性、艰巨性、风险性不断加大，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等矛盾日益突出。
　　13000人的队伍，服务100多万户纳税人，必须借重技术发展和制度创新，实现精细化、专业化管理。
　　从内部环境来看，一个有着“大象之形”的垂直管理系统，必须正视两个现实，一是队伍老化带来的系统活力问题，二是税务干部个体作为社会人，需满足其多元化诉求以及职业成就感和系统归属感。
　　于是，“不断提高税收管理水平，不断提高队伍建设水平”，成为这5年安徽地税最为朴素、也最为执着的追求。
　　依法科学组织收入、有力有效服务发展“两篇文章”的统筹考量，依法征税、廉洁从税“两条生命线”的严格把守，征纳和谐、系统和顺、家庭和美“三和”地税的致力打造，以“四个现代”为内涵的现代化分局建设的持续推进……这些无不是安徽地税人践行“一个确保、两个提高”的探索之举和生动注脚。
　　税收的理想状态是什么？“税收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税收法律制度得到普遍尊奉，征纳关系真正融洽和谐，每一笔税款都用到最该用的地方，每位税务干部都拥有职业成就感和系统归属感”，一位在安徽地税系统工作了近20年的老税干这样描述。
　　给梦想一点时间，安徽地税人踏上追梦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