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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一生与被批评和批评他人有关。
我退休后自擇的工作是认识他的一生用力、用心所在为何。因而，从这个意义上很想知道别人对他的批评。
罗志田先生的《学问真性情：梁漱溟的批评与被批评》（《读书》二○一七年七期）一文称得上公允且甚为含蓄。给我机会知道前此不知道的对他的批评。不过都是从态度一面，于学术观点不做评价。这在我心中既不能说失望也不能说不失望。
我前面第一句话将“批评与被批评”调换了位置，同样非刻意如此，亦非无意之间所为。
罗文包括引语，只关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若干年，学界认识批评时所持的态度。胡适的《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先君的答，是所有批评中最受注意的，亦限于态度。
我今亦限于态度。单就态度而言也很有些话值得一说。我们或不甚留意那差不多是一百年前的事，彼时的士风颇不同于时下。而且，不仅士风，整个国家环境都是彼时所独有。
落笔前，翻了民国初年的史书，核实自己的印象是否正确。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于一九二一年，即民国十年。这十年里最主要的史实是：各路军人争夺民国总统、总理大位。他们无心去管文化教育，或许还自惭未曾读过几年书。我们现在离不开学术，当时只是文人自己的事。闹出乱子来军警才奉命干预。西方式学术自由，就在这空当辉煌了几年。因此之故，批評的用语今天看着很重，在当时却不算太过。
罗先生说，先君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书“暴得大名”，其实当时暴得大名者何止一人，胡适也是其一。他们当时都是三十岁上下。年轻气盛。犹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有造访者问：你和胡适的个人关系是否有些紧张？他淡然道：“其实没有什么。”
果真没有什么吗？却又不然。他要适之先生指证欧洲文化是环境逼出来的，若能，“我便斩头相谢！”口气之决绝相当吓人。
然而“斩头相谢”又不作准。驳胡讲演之前先有几百字，说的正是态度。
我是没有敌人的，我看见思想不同的几派—如陈、如胡……有哪一派是与我相冲突、相阻碍的……在这些时候，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我们都是一伙子。此刻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积极努力的，一种是苟偷卑劣只想抢便宜的……我总觉得你们所作都对，都是极好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翻过来说，我们是不同的，我们的确是根本不同……各人抱着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对于社会在最后成功上还是相成的。（《梁漱溟全集》第四卷，734页）
光阴逝去有如白驹过隙。四十年后另一件学术上的批评发生。
熊十力先生长先君七岁。一九二○年两人一见如故，是非同一般的朋友。先君的朋友和学生成了熊先生的朋友和学生。
“我与熊先生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游共讲习者四十余年，然彼此所见固不尽同……每书出，必先以赠我，我读之颇有不足于先生之处。今缕缕记之与此，将留待以就正后之学者（无意出示当世人故云）”。这是《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的导言。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日记：“有意写熊著各书书后。”
此时熊先生和先君同住北京。一个深居简出，一个每天活动身体，时常和朋友、学生谈话。自此，他们都知道将有这样一篇文章。
“进食后，八时去北海习拳。渊、仰、亚、艮、大中到。”这是他们从五十年代至“文革”止十余年间采取的聚会、讨论、健身的方式。
“翻阅熊著各书，有悟其旨。”（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仲光（熊先生义女，本姓池）交到熊先生一极长信，论其新旧各书。发熊先生一信片。”（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与诸友）“泛谈熊先生各书及愚写之文。”（一九六一年六月四日）
“大约在熊先生胸中确有其灼然见到处。……对于一些根本问题断言如何如何，出语精辟，令人惊服。”（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午后思索写稿，未得头绪。”（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日）
“对稿思索，难于下笔。”（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思索改稿，有得于心。”（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何以这篇文章写起来如此费力？如果心中无爱惜之意，如果目的只在批倒，这篇文章便不会“难于下笔”，不会多次废稿重写。所谓难，难在“披沙拣金”。不仅批评熊先生的文章出言要得当，还另外写一篇《熊著选粹》。“先生之学固自有其真价值不容抹杀，因再举其书中为我所认识其价值者选录于此，冀有助于后之治东方学者之研究。”这好比“先清出一些沙石，再看是否还有金在其间”。
做起来时，从两面做。但已不复寄望于熊先生本人。
“吾人不能不感慨叹息当年的熊先生于今已不得而见之矣。”“愚往昔曾进箴规，《十力语要》中尚存有答我之语。”当时熊先生自承：“我慢之重，亦积习太深。黄河万里拖泥带水而行。本所素喻。然今且将老矣，又病矣。病益为拖带之缘。”（《十力语要》卷四，47页）
晚年的熊先生不再检讨“习气愈张”，“浑忘理论必出乎实证乃有其价值，而特高视理论，傲然以理论自雄”。“试看其命笔属文不既已冗复累赘，杂乱无章，败征满纸。”
“吾文即此结束，掷笔兴叹，不胜惨恻于心。”（以上引文见《梁漱溟全集》卷七，日记见全集卷八）
时间不会空过而不在我们心灵和形体上留下痕迹。
我退休后自擇的工作是认识他的一生用力、用心所在为何。因而，从这个意义上很想知道别人对他的批评。
罗志田先生的《学问真性情：梁漱溟的批评与被批评》（《读书》二○一七年七期）一文称得上公允且甚为含蓄。给我机会知道前此不知道的对他的批评。不过都是从态度一面，于学术观点不做评价。这在我心中既不能说失望也不能说不失望。
我前面第一句话将“批评与被批评”调换了位置，同样非刻意如此，亦非无意之间所为。
罗文包括引语，只关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若干年，学界认识批评时所持的态度。胡适的《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先君的答，是所有批评中最受注意的，亦限于态度。
我今亦限于态度。单就态度而言也很有些话值得一说。我们或不甚留意那差不多是一百年前的事，彼时的士风颇不同于时下。而且，不仅士风，整个国家环境都是彼时所独有。
落笔前，翻了民国初年的史书，核实自己的印象是否正确。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于一九二一年，即民国十年。这十年里最主要的史实是：各路军人争夺民国总统、总理大位。他们无心去管文化教育，或许还自惭未曾读过几年书。我们现在离不开学术，当时只是文人自己的事。闹出乱子来军警才奉命干预。西方式学术自由，就在这空当辉煌了几年。因此之故，批評的用语今天看着很重，在当时却不算太过。
罗先生说，先君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书“暴得大名”，其实当时暴得大名者何止一人，胡适也是其一。他们当时都是三十岁上下。年轻气盛。犹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有造访者问：你和胡适的个人关系是否有些紧张？他淡然道：“其实没有什么。”
果真没有什么吗？却又不然。他要适之先生指证欧洲文化是环境逼出来的，若能，“我便斩头相谢！”口气之决绝相当吓人。
然而“斩头相谢”又不作准。驳胡讲演之前先有几百字，说的正是态度。
我是没有敌人的，我看见思想不同的几派—如陈、如胡……有哪一派是与我相冲突、相阻碍的……在这些时候，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我们都是一伙子。此刻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积极努力的，一种是苟偷卑劣只想抢便宜的……我总觉得你们所作都对，都是极好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翻过来说，我们是不同的，我们的确是根本不同……各人抱着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对于社会在最后成功上还是相成的。（《梁漱溟全集》第四卷，734页）
光阴逝去有如白驹过隙。四十年后另一件学术上的批评发生。
熊十力先生长先君七岁。一九二○年两人一见如故，是非同一般的朋友。先君的朋友和学生成了熊先生的朋友和学生。
“我与熊先生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游共讲习者四十余年，然彼此所见固不尽同……每书出，必先以赠我，我读之颇有不足于先生之处。今缕缕记之与此，将留待以就正后之学者（无意出示当世人故云）”。这是《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的导言。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日记：“有意写熊著各书书后。”
此时熊先生和先君同住北京。一个深居简出，一个每天活动身体，时常和朋友、学生谈话。自此，他们都知道将有这样一篇文章。
“进食后，八时去北海习拳。渊、仰、亚、艮、大中到。”这是他们从五十年代至“文革”止十余年间采取的聚会、讨论、健身的方式。
“翻阅熊著各书，有悟其旨。”（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仲光（熊先生义女，本姓池）交到熊先生一极长信，论其新旧各书。发熊先生一信片。”（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与诸友）“泛谈熊先生各书及愚写之文。”（一九六一年六月四日）
“大约在熊先生胸中确有其灼然见到处。……对于一些根本问题断言如何如何，出语精辟，令人惊服。”（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午后思索写稿，未得头绪。”（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日）
“对稿思索，难于下笔。”（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思索改稿，有得于心。”（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何以这篇文章写起来如此费力？如果心中无爱惜之意，如果目的只在批倒，这篇文章便不会“难于下笔”，不会多次废稿重写。所谓难，难在“披沙拣金”。不仅批评熊先生的文章出言要得当，还另外写一篇《熊著选粹》。“先生之学固自有其真价值不容抹杀，因再举其书中为我所认识其价值者选录于此，冀有助于后之治东方学者之研究。”这好比“先清出一些沙石，再看是否还有金在其间”。
做起来时，从两面做。但已不复寄望于熊先生本人。
“吾人不能不感慨叹息当年的熊先生于今已不得而见之矣。”“愚往昔曾进箴规，《十力语要》中尚存有答我之语。”当时熊先生自承：“我慢之重，亦积习太深。黄河万里拖泥带水而行。本所素喻。然今且将老矣，又病矣。病益为拖带之缘。”（《十力语要》卷四，47页）
晚年的熊先生不再检讨“习气愈张”，“浑忘理论必出乎实证乃有其价值，而特高视理论，傲然以理论自雄”。“试看其命笔属文不既已冗复累赘，杂乱无章，败征满纸。”
“吾文即此结束，掷笔兴叹，不胜惨恻于心。”（以上引文见《梁漱溟全集》卷七，日记见全集卷八）
时间不会空过而不在我们心灵和形体上留下痕迹。